直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

新世紀抗戰文藝研究著作出版縱覽

　　抗戰文藝創作是當下文化市場的熱門。對抗戰文藝的研究，新世紀以來也結出累累碩果。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新史料的發掘與現當代文學學科體系的逐步成熟，抗戰文藝研究呈現從原先的以解放區文藝為主體的建構或啟蒙現代性及“純文學”觀念主導下的價值解構，到研究對象拓展、研究方法更新和研究范式多元重構的新態勢。這一態勢在新世紀出版的抗戰文藝研究著作中有明顯體現。本文擬從史料突破、方法創新、理論重構三個維度，觀察這一研究領域的當代進展，以期有助于判斷抗戰文藝研究的未來趨向。[詳細]

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的融合進程

　　1938年夏天，由四川返回武漢的徐盈，滿懷激情地回顧了他自全面抗戰爆發后一年間輾轉西北、東南和西南之間獲得的觀感：“一切榮譽歸于抗戰。籍這次抗戰來洗刷我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沒有這次抗戰，我們便不能這樣精湛的認識中國，也不會這么果敢的來做改革。”對抗戰與建國之關聯的認識使素以自由報人自居的徐盈，逐步認同了中國共產黨率先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回到武漢不久，徐盈便經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凱豐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原本打算與同為《大公報》記者的妻子彭子岡一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隊伍，但最終聽從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勸告，決定留在《大公報》繼續從事新聞宣傳工作。[詳細]

抗戰文學的社會價值及其歷史意義

　　20世紀30至40年代，當中國遭遇日本侵略戰爭時，素有“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傳統的中國文學，為民族的巨大苦難與無畏抗爭而發聲，抗戰文學參與了艱苦卓絕的抗戰歷程，為近代以來中國反侵略戰爭首獲全勝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抗戰文學是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號角，也是反映民族解放時代的一面鏡子，留下了真實、深刻、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也留下了一批彌足珍貴的文學經典。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回顧抗戰文學史，探討其無可估量的社會價值及其歷史意義，不僅對于充分認識抗戰文學、中國抗戰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東方大陸主戰場的重要地位十分必要，而且對于回應所謂“文學無用”的輿論、堅定信念推動新時代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健康發展，亦有現實意義。 [詳細]

抗戰文學的特征及其當代啟示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進行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戰爭。這是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歷史時代。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中國人民克服重重困難，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以血肉之軀筑起了捍衛祖國的鋼鐵長城。與此同時，抗戰行動激勵作家們直面現實的苦難，正視生活的每一角落和各色人生。文學進一步貼近大地和民眾，書寫生活的殘酷和生命的堅韌，由此，抗戰文學承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豐富的社會容量。這既引領了血與火中的抗戰文學不斷再生，又建構了寶貴的文學經驗，至今仍有深遠的歷史啟迪。 面對空前的民族災難，全國各族人民奮起反抗，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戰貢獻力量。作家們的筆墨既記錄生活的苦難，也書寫人民的覺醒。[詳細]

從“抗戰文學”到“延安文藝”

　　吸引了眾多文化人的“邊城”延安在抗戰初期并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文藝刊物。這一方面是因為現實經濟條件有限，另一方面則有在大城市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意思。在統一戰線政策下，共產黨得以在國民黨的允許下公開活動，中共領袖的講話可以公開發行，《新華日報》作為“黨報”在武漢、重慶傳遞來自共產黨一方的聲音，延安派出的各類戰地工作團也在西安、武漢、重慶、香港等中心城市出版叢書、發表作品。最為生動的案例是1939年初由周揚主持創辦的《文藝戰線》，它的編輯工作在延安完成，刊行則由桂林生活書店承擔。在發刊詞中，周揚就特別強調抗戰將文藝實踐“打成一片”，要突破“地域、交通、戰爭”的缺陷，拆去“名望和地位”以及“編輯和書店老板所砌高起來的那橫亙在他們之間的墻”，這最為集中地傳達了一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文藝活動的訴求，呈現出統一戰線視野下“抗戰文學”的理想形態。[詳細]

延安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

　　認為延安文學是一種具有獨特中國現代意味的文學，其一是因為文學現代特征并非只是西方文學固有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包含了不少屬于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因素，在文學現代化路途上呈現了現代文學的民族化和中國化趨勢。如此，新文學不單單具有現代的屬性，而且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呈現為一種民族性和現代內涵雙重意味的復合形態。這在延安文學“民族形式”論者那里，就有著非常明確的認知。周揚認為，西方的現代文學和思想觀念在新文學發展中已經“成為中國民族自己的血和肉之一個有機構成部分了”，因此，“歐化與民族化并不是兩個絕不相容的概念”。在他看來，由西方思想而來的“人的自覺”觀念，是與五四時期中國社會所普遍要求的人民的自覺和民族的自覺相符合的。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新文學建構的基礎既是現代的，也是民族的，是建構一個獨立自強、民主科學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文學上的正當訴求和表達。[詳細]

流動與重造：抗戰文藝與作家的經驗重構

　　“抗戰的烽火迫使作家在這一新的形勢底下接近了現實：突進了嶄新的戰斗生活，望見了比過去一切更為廣闊的、真切的遠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狹小的天地里，不再從窗子里窺望藍天和白云，而是從他們的書房、亭子間、沙龍、咖啡店中解放出來，走向了戰斗的原野，走向了人們所在的場所；而是從他們生活習慣了的都市，走向了農村城鎮；而是從租界，走向了內地……這是一個不小的改變，也是一個不小的開拓，使文學活動真正地放到了戰斗的生活原野中去。”1939年12月底，左翼作家羅蓀在《抗戰文藝運動鳥瞰》一文中以“一個不小的改變”和“一個不小的開拓”概括抗日戰爭對于作家生活的影響。饒有意味的是，在很多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家看來，抗戰中大規模的社會流動固然帶來了流亡的艱辛或苦難，但也把寫作者們帶向一片更有活力、更富于戰斗性也更具歷史方向感的廣闊天地。 [詳細]

“關于現在的歷史”——少數民族作家筆下的抗戰敘事

　　改革開放以來，抗戰題材仍是少數民族作家重要的書寫來源。該題材在接續抗戰敘事傳統的前提下，也以歷史為鏡，在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中融入新意。相較抗戰時期突出昂揚斗志和必勝決心，新一輪的抗戰題材書寫在傳遞戰爭傷痛的同時，也呈現出更為細膩的情感表達或更為敏銳的辯證性思考。如今站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節點反照相關文學創作，少數民族文學的抗戰敘事一方面豐盈了中華民族抗戰書寫肌理，與此同時也以多民族之特質，講述“關于現在的歷史”，生生不息地演繹著多元一體的“中國故事”。 [詳細]

延安戲劇中的抗戰書寫（1935-1949）

　　延安戲劇作為中國革命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空間地域下誕生并發展起來的文藝樣式。在時間維度上，延安戲劇從1935年10月至1949年9月，經歷了“開創”“發展”“新文藝方向確立”與“迎接全國勝利”四個時期；在空間維度上，延安戲劇依地而生，囊括延安地理空間內部及周邊地區逐漸生成和發展的革命戲劇，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而集文學、音樂、美術、舞蹈于一身的戲劇兼具文字性與視聽性藝術形態，經歷過更為劇烈的社會變革，取得更為顯著、久遠的社會效果，因而其從延安時期的小說、詩歌、散文、繪畫、木刻、音樂等眾多文藝樣式中脫穎而出，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文藝樣式，并對其他文藝樣式產生了方向性的影響，這在延安以外的同時期戲劇活動所不及，也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其他時期所罕見。[詳細]

東北抗戰文學經典重讀與抗聯精神傳承

　　東北抗戰文學注重國族身份的認同，強調民族意識的覺醒。抗戰之前，東北鄉民們的身份認同如孩童般模糊，日本入侵東北后，殖民暴力如同打破鏡像的“他者”，迫使國民意識到“亡國奴”身份的屈辱，在民族意識覺醒后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李輝英的《萬寶山》是最早反映東北抗戰的長篇小說，通過“萬寶山事件”揭露了日本挑撥中朝關系，陰謀侵略東北的野心，喚起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作者通過文學鏡像彌補地理身份的缺失，在想象中重建了“白山黑水”的完整圖景。《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是“國防文學的提出之作品現實的基礎和根據”（周揚：《現階段的文學》），在東北抗戰文學中具有重要地位。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被魯迅稱為“顯示了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是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唐老疙瘩在身份認同、革命紀律、個人情感的撕扯選擇中，最終在戰場上死亡，通過集體信仰實現主體整合，完成了身份的救贖。[詳細]

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再論

　　抗戰初期的香港文學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由茅盾、許地山、蕭紅等內地南來作家所構成的左翼文壇，二是未被注意的黃天石、平可、張吻冰、龍秀實等本港作家的寫作，三是為左翼文壇培養起來的香港青年文壇，其中包括彭耀芬、劉火子、黃谷柳以及大量的本地年輕人的寫作。茅盾等南來作家的活動，構成了全國抗戰文學的中心。茅盾等南來作家的活動，構成了全國抗戰文學的中心。他們雖然對于原有的香港新文學文壇比較隔膜，自身的作品不太能夠進入香港市民讀者，然而他們通過《文藝青年》等刊物，帶動培養了香港本地文藝青年，并生產出一批反映抗戰及香港本地生活的文學作品。至于香港原來新文學作家，雖然未能加入左翼主流，卻也通過自己的通俗寫作，在香港社會發揮了重要影響，彌補了左翼作家的不足。我們的香港文學史一向只談到第一類內地南下作家，未注意到第二類本港作家和第三類香港左翼青年的寫作，顯然是不夠的。 [詳細]

戰爭記憶中的兒童書寫

　　中國兒童文學始終同社會現實休戚與共，始終以敏銳觸角感知時代。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下，抗戰兒童文學的出現，拓寬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思想容量與表現疆域。它不僅是中國兒童文學的重要一脈，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兒童文學版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抗戰兒童文學始終傳遞著“反思戰爭，珍視和平”的永恒主題，使后世兒童知曉民族曾經歷的苦難與抗爭，為新一代提供了寶貴的成長養分。近百年間，抗戰兒童文學的發展軌跡清晰可辨。它在炮火紛飛中發軔，新中國成立后，又承載著革命傳統教育的使命，成為一代人的精神啟蒙。改革開放時期，隨著社會思潮的多元化，兒童文學創作在反思中醞釀突破。進入新世紀，抗戰題材兒童文學又以多維視角實現新變，在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中重煥生機。這條軌跡的背后，既是文學自身的探索，更是時代精神的折射，抗戰題材兒童文學始終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以現實主義為根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革命傳統的賡續與兒童精神成長的需求相融合，成為跨越時代的精神紐帶。[詳細]

抗戰題材美術作品中的人性之光

　　抗戰題材美術作品中，一個深沉而有力的主題是戰火中普通民眾的深重災難。藝術家們以近乎殘酷的冷靜，表現被戰爭機器無情碾過的生命瞬間。如蔣兆和的《流民圖》，便堪稱這一類型的典范之作。藝術家的畫筆如同刀刃，在12米的宣紙長卷上刻下一道民族的血痕。畫面中，一張張面孔如破碎的河山奔涌而來——拄杖老者嶙峋的肋骨在枯墨中凸起，懷抱死嬰的母親瞳孔里結著冰，少年空蕩的褲管裹著北風的嗚咽。那些佝僂的背脊、蜷縮的身軀、驚恐的目光、茫然的眼神、顫抖的雙手、踉蹌的步履……令人窒息。張安治的三聯畫《避難群》，是一件表現日軍空襲預警中桂林百姓緊急避難場景的作品。藝術家畫了近40名簇擁在一起的驚惶人流的男女老幼難民，他們像被塞進一個無形囚籠，傘骨與胳膊交錯，包袱與嬰兒相抵，沒有天地，沒有遠方，大家緊緊地擠壓在一起，每個人的呼吸都成為他人的枷鎖。[詳細]

抗戰音樂：為民族留下永恒的文化記憶

　　1934年，上海電通影片公司邀請戲劇家田漢創作一部電影劇本。同年，田漢便寫出了一部反映青年知識分子覺醒并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的電影劇本《鳳凰的再生》的梗概。當時，東北的抗日義勇軍正與日本關東軍進行著殊死搏斗，揭開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序幕，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要求積極抗日的民眾。1935年初，電通影片公司決定拍攝此片。但因田漢被捕入獄， 孫師毅在征得田漢同意后，將《鳳凰的再生》梗概寫成了完整的電影文學劇本，并由左翼電影小組負責人夏衍等參與該劇本的修改完善，最終將片名改為《風云兒女》。這部電影的主題歌曲即《義勇軍進行曲》。其歌詞仍由田漢創作。原來，田漢被捕入獄后，心里還一直牽掛著這部電影。片中，主人公辛白華的長詩《萬里長城》的最后一節——由田漢創作的一首自由體的新詩，就是后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詳細]

抗戰勝利日：新聞史視角下的記憶建構

　　1945年8月10日，重慶。一個路過黃家埡口菜市場的女學生在日記里記下一則東北人“道德綁架式”的勸酒場面。然而，無論是勸酒的東北人、被灌酒的路人，還是她自己，都沒有認為這一行為有什么不妥，反倒是為之淚流滿面。 那一天的重慶充滿“白日放歌須縱酒”的氛圍，杜甫的這句詩也出現在各大報紙關于“日本投降”的號外和社論中。商店里的鞭炮賣光了，街上彌漫著經久不散的硫黃味，餐館連續幾天免費開放。報社門口等待新一期號外的民眾，把大門都捶出了裂縫……山城市民自發走上街頭徹夜狂歡，迎接抗戰來之不易的勝利，“今日不飲，更待何時”。 [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