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進行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戰爭。這是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歷史時代。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中國人民克服重重困難，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以血肉之軀筑起了捍衛祖國的鋼鐵長城。與此同時，抗戰行動激勵作家們直面現實的苦難，正視生活的每一角落和各色人生。文學進一步貼近大地和民眾，書寫生活的殘酷和生命的堅韌，由此，抗戰文學承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豐富的社會容量。這既引領了血與火中的抗戰文學不斷再生，又建構了寶貴的文學經驗，至今仍有深遠的歷史啟迪。

民族意志的高揚推動文學觀念的調整

面對空前的民族災難，全國各族人民奮起反抗，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戰貢獻力量。作家們的筆墨既記錄生活的苦難，也書寫人民的覺醒。東北淪陷后，蕭軍在小說《八月的鄉村》中展現了東北人民不甘當亡國奴、誓死保衛家鄉、爭取民族解放的決心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當年魯迅首肯這“是很好的一部”作品，并推薦“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此后，涌現了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熱潮。盧溝橋事變后抗戰全面爆發，中國作家在民族救亡的旗幟下，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藝術派別，從分散走向統一。在炮聲中，各種戲團劇社超越門戶之見，超越地域、流派的區別，紛紛團結起來。接著，作為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該會“發起旨趣”寫道，“中國文藝界無疑地盡了廣大的責任”，“民族的命運，也將是文藝的命運，使我們的文藝戰士能發揮最大的力量，把中華民族文藝偉大的光芒，照徹于全世界，照徹于全人類”。在這一時刻，民族意識的高揚，使作家對于侵略者的仇恨與對于國家命運、人類命運的關注融為一體。

抗戰改變了作家的觀念，也給文學帶來了新的秩序、新的面貌。作家從不同維度參與抗戰，自覺地“突進現實生活的密林”。郭沫若說，“我們要犧牲一己之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犧牲一己之生命求民族之生命”。茅盾說，“現在多數的文化工作者都抱有‘投筆從軍’的壯志”。這正是呼應了“文協”成立大會上向全國文藝工作者發出的號召“文章下鄉，文章入伍”，要求作家用筆來發動民眾參與到捍衛祖國的抗爭之中。胡風發表《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一文，生動地概括了當時的文藝情勢，“民族革命戰爭的炮聲把文藝放到了自由而廣闊的天地里面”。作家“跑向戰火紛飛的戰場”，“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鄉村”。抗戰文學鮮明地表現出作家突破戰前多局限于某城某地的創作格局，開拓了文學表現的空間，促進文學更貼近讀者和民眾生活。比如，1937年8月，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延安成立，丁玲任團長。隨后，西戰團組織作家藝術家奔赴前線，以話劇、歌曲、秧歌舞等形式開展宣傳。1939年，作家戰地訪問團從重慶出發，王禮錫、宋之的任正副團長。作家的生活發生巨大變化，他們普遍置身于抗日救亡的工作之中。

文學的定義和功能也發生了變化。過往純個人的文學觀念，讓步于整體宣傳和服務抗戰的任務、目標。夏衍在《抗戰以來文藝的展望》一文中明確指出，“文藝不再是少數人和文化人自賞的東西”。老舍說，“文藝，在這個時候，必為抗戰與勝利的呼聲”，“當社會需要知識與激勵，而文藝力避功利，是怠職，抗戰文藝的注重宣傳與教育，是為盡職”。在抗戰文藝浪潮中，發生諸多有關文學觀念的討論和論爭，比如關于“與抗戰無關論”的論爭，關于“歌頌與暴露”“普及與提高”的討論，以及關于衡量文藝作品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討論，等等。這說明，作家們既突出文學在特殊時期的“盡職”，又不斷思考如何尊重文學的審美屬性。比如光未然、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與田漢、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前者以古老黃河的怒吼象征著民眾驚天動地的吶喊，后者以長城象征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敵防線。這兩部作品，立足中華大地，創造出獨有意象和旋律，譜寫出全國人民的共同心曲。文學適應抗戰現實的需要，代表了民族意識和民眾愿望。在抗戰文學中，作家們塑造出新的兒女英雄，使文學濃墨重彩地凸顯了深沉而悲壯的民族再生之精魂。顯然，抗戰文學高揚的英雄、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夢想的重要精神資源。

深入戰地，創作形態多樣的作品

抗戰文學從觀念到形態都體現了文學在戰時的應對和急轉，使文學進入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的密林。歷時14年之久，覆蓋中華大地每一個角落，蒙受苦難的民眾頑強地奮起抗擊日寇。血與火的戰斗場景，饑寒交迫的苦難生活，令人觸目驚心。作家走進部隊和農村，接近戰斗中浴血奮戰的士兵、忍辱負重中抗爭的平民。作家觀察的視野更遠、更廣、更深，充滿了戰爭年代的偉大使命感。他們描寫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展現了在新環境中生長起來的新性格，塑造了代表光明前途和希望的新形象。抗戰文學獲得了堅實而豐富的生活資源。胡風是這樣概括抗戰文學總體思潮的發展演變的：“創作生活和實踐生活的有機的統一，作家和民眾的廣泛的結合，這正是新文藝運動一向所追求而未能順利得到的、現實主義底生命所必要，而且能夠在各種‘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基地’底叢林里面得到發展、得到勝利的條件。”抗戰文學以多視角多形態展示了中國抗戰波瀾壯闊的現實和最完整的歷史風貌。

第一，在創作主體上，作家多重身份的同構，使得抗戰文學真正融入人民大眾生活的實地。抗戰初期，作家以筆為槍、以書為劍，深入戰區前線，發出救亡圖存的吶喊。作家同時也是戰斗員、政治工作者、技術員、民眾的組織者、教育者、宣傳員。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解決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明確地提出文學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本質上正是強調作家與廣大群眾的一體化或真正融入其中，才可能寫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這就從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文藝的大眾化、作家要深入到群眾中去等方面，指明了作家應該努力的創作方向。

第二，文藝活動多樣化，而且保持著動態調適的活力。抗戰文學始終循著抗戰實踐不斷發展的情勢，表現出多空間的覆蓋和鮮明的地域特色。抗戰開始后，很多作家積極參與抗戰，或進入前沿主戰場的各個戰區，或活躍于敵后抗日根據地，創作樣式多種多樣。例如，王禮錫的《筆征日記》、白朗的《我們十四個》、姚雪垠的《戰地書簡》等實錄體文學，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第七連》等小說，洪深的話劇《飛將軍》，田間的《抗戰詩抄》、柯仲平的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等。抗戰時期文學觀念之變，鮮明地體現在：文學和藝術的各種文體界限在消失，什么好用就拿來用，并不斷在現實實踐中進行融合、貫通。從地域的視角來看，淪陷區、國統區、解放區的不同政治環境，以及各地的不同抗戰形勢，造就了抗戰文學鮮明的地域特色。比如，東北最先出現的流亡文學，上海“孤島”雅俗兼有的文學生態，延安文學的大眾化實踐，等等。由此，抗戰文學體現了特定時期文學在藝術形態上的百花齊放。今天我們強調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文藝，正是抗戰精神的傳承和抗戰文學實踐的歷史賡續。

積極探索文學的民族形式

戰爭改變了一切，戰爭也使得常態的生活、有序的社會文化被打亂了。與此同時，抗戰實踐使人民大眾廣泛覺醒。民族意志在抗戰旗幟下得以高揚，人民大眾進一步認識到現實的困境和團結奮進的必要。抗戰文學實踐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發展的進程，進一步使文藝民族化大眾化的任務、目標落到實處，并且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尤為今天的文學創作提供寶貴的歷史經驗。

第一，抗戰時期關于“民族形式”的論爭影響廣泛，進一步從思想上確立了文藝與廣大人民群眾緊密聯系的創作宗旨。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說，“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隨后，文藝界展開了有關民族形式的大討論。在1939至1940的兩年中，參與論爭的思想觀點多有不同交鋒。抗戰文藝史家藍海說：“民族形式的論爭是抗戰文藝中的一件大事，其目的和文化的民族形式一樣，是要將人類的進步的文藝按照我們民族的特點運用。要注重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正是通過關于民族形式的激烈討論，抗戰時期的作家藝術家們“把民族的民間的舊藝術形式中的優良充分吸收到新文藝中來，給新文藝以清新剛健營養，使新文藝更加民族化、大眾化，更為堅實與豐富”。它直接影響了延安文藝的發展，更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文學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第二，抗戰文學中極具活力的新型文藝不斷涌現，從創作實踐上摸索出一條彰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美學路向。在抗戰實踐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抗戰文學，本質上正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集中文藝呈現。這不只是對抗戰斗爭的單一記敘和表現，而是將文學與人民的生活、精神結合起來，并彰顯了鮮明的時代氣息。對通俗文學的形式運用、對民間舊形式的改造和利用，成為一時的熱潮。基于現實的需要，他們采用了一系列便捷的文藝形式，出現了“街頭劇”“街頭詩”“朗誦詩”“小說朗誦”和“演講文學”等文藝形式。對于民眾關注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作家采用簡潔、生動的筆法創作“速寫”和“特寫”等新型作品。通過報告文學作品，作家追隨現實的激變，快速地反映到自己的作品里。抗戰中流行的通俗刊物《抗到底》《大家看》《大眾報》等，大都刊登著群眾喜聞樂見的小調、快板、大鼓等作品。抗戰的深入與文學的掘進，也突出地反映出人民文藝審美形式的大膽突破及其精神向度的深化。

總而言之，抗戰文學是作家們在抗日戰爭的特殊形勢下開展的文學創造，它既是對生活的記錄，也是生活本身，文學與生活真正是“合二為一”。作家筆下的每一個文字，都帶著特殊的時代體溫，彰顯著那一個時代的人們的心聲。在文體和形式上，作家們更強調它的生活性、實用性，并在現實實踐中不斷進行融合創新，積極探索文藝的民族形式和中國風格。在新時代，文學創作面臨著新的形勢、新的經驗。新時代的作家應該像抗戰時期的作家那樣，深入現實生活的密林，發掘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書寫那些默默奮斗的人們，以更加多樣的文學形式展現新時代的新氣象，創造出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文藝精品。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