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抗戰(zhàn)勝利八十周年的今天，重溫鄭振鐸和他的朋友們在上海的文化抗戰(zhàn)，是對我們民族信念的堅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告訴記者。近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推出了她的專著《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她在接受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說，書中大量運用了日記、年譜、書信、書畫題跋、回憶錄、檔案文獻等第一手資料來呈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文學家鄭振鐸有勇有謀、堅韌不拔的文化抗戰(zhàn)，努力勾連起“文獻保存同志會”（簡稱“文保會”）、開明書店文人圈、個體書商等組成的“抗戰(zhàn)群像”。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保存的文獻資料，吳真在《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一書中，力圖重現(xiàn)一介書生鄭振鐸從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人生經歷。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如何與“文獻保存同志會”諸同仁相互支持、共同應對危險處境和復雜局面，如何機智勇毅地周旋于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zhàn)的第一線——他們?yōu)閲屹s續(xù)文化血脈，于亂世彰顯民族大義。

“為什么留居在上海？我不能逃避責任”

“日軍侵華期間，對中國文物文獻的掠奪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日軍在每一個師團均配備‘兵要地志資料班’，在未占領以前已經打探清楚，擬出‘接收’（沒收）清單，一伺占領，立即展開掠奪。”吳真告訴記者，當她看到日本文獻檔案對“接收”的清晰記錄時，內心震驚而沉重。2009年，吳真赴日本東京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她在圖書館查閱資料時，偶然發(fā)現(xiàn)日軍隨軍記者寫的《廣東戰(zhàn)后報告》，涉及廣州各大學的圖書被日軍損毀的情況，從此她開始關注抗戰(zhàn)時期中國各大公立圖書館被劫圖書情況。

2012年春，吳真博士后出站時，電腦里已存超過10G的“中國被劫圖書”文檔。從2013到2019年，她每年寒暑假到日本訪學，從事古代戲曲文獻的專業(yè)研究，同時追查中國被劫圖書資料。這兩條不同的研究路徑漸漸地聚焦于一位文化大家鄭振鐸。從2015年開始，她決定從“書籍史”與“抗戰(zhàn)史”的角度深入追蹤鄭振鐸的文化抗戰(zhàn)。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鄭振鐸任教的暨南大學堅持在上海辦學，時任文學院院長的他決定，不躲藏、不撤退，留居上海，文化抗戰(zhàn)，等待天亮。“足足八年間，我為什么留居在上海？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羅致、訪求文獻，后四年，我盡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經得到的文獻。”吳真告訴記者，當她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等查閱了大量有關資料，她更加深切地理解鄭振鐸在《求書日錄》中寫下的肺腑之言，感受到當年他在“危難、艱苦、恐怖、紛擾的環(huán)境中”保護中國古籍文獻的艱苦卓絕與重要價值。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于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于秦火魯壁之際”。

“保全民族文獻，一息尚存，決不放下”

“暗斗”既是一個人的抗戰(zhàn)史，也是書生報國的人物群像。面對日本侵華戰(zhàn)火蔓延，多方勢力角逐上海的復雜歷史狀況，如何梳理出鄭振鐸文化抗戰(zhàn)的線索？在紛繁的資料中描述鄭振鐸搶救文獻典籍的主線？吳真告訴記者：“在聽取責編的建議后，我放棄了已經寫好的4萬多字‘論文體’，重新明晰了時間線，將鄭振鐸抗戰(zhàn)八年的生命史作為本書重點。”

當時上海各大圖書館成為日寇炮火襲擊的目標，著名大學及文化機構均遭破壞，公家劫余殘書，舊族私家藏書也散落于市面。眼看著大量珍貴古籍在戰(zhàn)火中遭受空前洗劫，鄭振鐸憂心如焚。他在《求書日錄》中寫道：“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

1938年，鄭振鐸聽說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xiàn)于市，他立即行動與友人共同努力，集資購得珍品，后收歸國有。吳真在專著的“古書局中局”中披露了“孤本”從發(fā)現(xiàn)到收購的過程。1940年1月，鄭振鐸聯(lián)合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等，秘密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散佚的古籍文獻。

當年上海的文化中心有兩個主要關系網(wǎng)絡：一個是學者、作家與出版界，另一個是收藏家與古舊書業(yè)、圖書館界，鄭振鐸是這兩個關系網(wǎng)絡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在愚園路的家，成為正直的開明書店人以及留守知識分子的聚集地，他與“文保會”等友人同敵人展開沒有刀槍的暗戰(zhàn)。1940年9月1日，鄭振鐸致“文保會”成員張壽鏞的信中說：“為國家保存文化，如在戰(zhàn)場上作戰(zhàn)，只有向前，決無逃避。”他經常冒著危險，以個人名義進行秘密交易，收購文獻古籍，開展文化搶救工作。他和“文保會”在上海搶救洽購的古籍，既有如皇冠明珠的宋元珍本，更有構筑國家文獻基本庫藏的史料文本。

為防止被敵人發(fā)現(xiàn)，1940年開始，他們將陸續(xù)訪購的幾萬冊古籍分藏在四個不同地方。1941年6月，鄭振鐸利用上海中國書店的外埠郵購書籍業(yè)務，將搶救下來的3200多部善本古籍，分裝成近3000個郵包，全部運往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保存。后來香港也淪陷，這批古籍不幸落入日軍手中，被作為戰(zhàn)利品運回日本。難能可貴的是鄭振鐸發(fā)送郵包前，細心編制了所有書籍的目錄，記錄著版本、題跋等具體信息。他的細致工作最終成為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政府向日本追索古籍的關鍵鐵證。1947年5月，這批古籍終于回到上海，重歸祖國的懷抱。

鄭振鐸在《蟄居散記》中，表達了他對中國書店等書業(yè)同仁的感謝:“在這悠久的八年里，他們沒有泄露過一句話。”他們掩護了鄭振鐸，利用民間商運躲避了敵寇追查，打通了一條隱秘的“孤島書路”。

讓吳真感到特別幸運的是，從未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于2023年底現(xiàn)身上海，鄭振鐸的后人鄭煒昊為她提供了日記的清晰圖片，呈現(xiàn)鄭振鐸文化抗戰(zhàn)更完整的鮮活材料。這些資料不僅揭露了日寇對中國書籍的文化暴行，也是書籍史和抗日戰(zhàn)爭史上的珍貴史料。

鄭振鐸寫于1949年的文章中有過總結：“抗戰(zhàn)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余種。”“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根據(jù)檔案資料做了統(tǒng)計，鄭振鐸和他的友人們在上海保護了六萬多冊善本古籍。完成這本著作，也是我對自己從青年到中年的十五年研究與訪書經歷的真實記錄。”吳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