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30至40年代，當中國遭遇日本侵略戰爭時，素有“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傳統的中國文學，為民族的巨大苦難與無畏抗爭而發聲，抗戰文學參與了艱苦卓絕的抗戰歷程，為近代以來中國反侵略戰爭首獲全勝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抗戰文學是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號角，也是反映民族解放時代的一面鏡子，留下了真實、深刻、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也留下了一批彌足珍貴的文學經典。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回顧抗戰文學史，探討其無可估量的社會價值及其歷史意義，不僅對于充分認識抗戰文學、中國抗戰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東方大陸主戰場的重要地位十分必要，而且對于回應所謂“文學無用”的輿論、堅定信念推動新時代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健康發展，亦有現實意義。

一、中華民族的心聲

文學如敏感的琴弦，民族憂患的深沉嘆息必能激起文學的震顫，更遑論撕心裂肺的痛哭、激憤復仇的吶喊、激勵沖鋒的軍號與慶祝勝利的爆竹。“九一八事變”之前，留日歸國詩人穆木天，就敏感地意識到日本的經濟掠奪與勢力擴張，以帶有濃郁寫實色彩的《奉天驛中》等詩篇反映日本勢力的咄咄逼人與東北的經濟蕭條、人民的郁悶痛苦，表現出抗日救亡的意緒，在文壇率先吹響了抗日的警笛。盡管中國已經感受到日本不斷膨脹之野心的威脅，但1931年“九一八事變”突發，僅四個月零十八天東北就全境淪陷，還是讓中國人非常震驚。緊接著，“一·二八”淞滬事變爆發，偽滿洲國出籠；淞滬抗戰以《上海停戰協定》而告終，長城抗戰以《塘沽協定》終結戰事。強敵得寸進尺，而當局一再退讓，無論是敏感的作家，還是民間寫作者，都為侵略者的無恥貪婪而震驚、憤慨，為當局對外軟弱退讓而激憤，為民族苦難而悲傷，為國家的命運而憂心，悲憤成為“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之間抗戰文學的主旋律。譬如上海《民國日報》，從1931年9月23日起，直到1932年1月26日因1月9日報道日本天皇遇刺時“觸犯天皇”而被迫停刊，發表了大量表現與聲援東北抗日的作品。1931年9月23日刊出蘇鳳的寓言《鎮靜》，譏刺當局要求國民“鎮靜”。9月24日發表潘壽恒新詩《赴敵去》，詩中控訴日軍的侵略暴行，呼吁國人反抗：“誰個青年沒有血性，/誰個青年沒有沸般的熱情！/我們要奮臂奔赴疆場，/縱然死也須死得光明！”“四面洪洪地撞著警鐘，/快舉起武器向敵人進攻，/我們誓死不做亡國的奴隸，/甘為國家犧牲做赴敵的先鋒”！稍后，《民國日報》刊出了題為《戰歌》的多篇同題新詩。［1］《申報·青年園地》等報也刊出關于“九一八事變”的詩歌。新詩最早寫出了國人面臨“九一八事變”的驚愕、恐懼、屈辱、痛苦、憤慨、信念，同樣的意旨與感情亦見之于海量的民間寫作。數千年的詩歌傳統代代傳承，“五四”文學革命雖然把新詩推上了文學殿堂，但并未中斷民間吟詩賦詞的文化傳統，深厚的文化積淀在國難當頭之際顯示出無窮的底蘊，民間究竟有多少人寫了多少首舊體詩詞表達對東北淪陷的憂憤與抗日旨趣，數量之巨難以統計。

后來，“九一八”作為文學的重要母題反復出現，而且文體豐富，遍及小說、話劇、曲藝、雜文、散文等，尤以詩歌為最。據《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2］詩歌卷所收，僅“紀念九一八”新詩就有40余首，歌詞也有多首，其中最著名者為《松花江上》。“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戲劇系畢業的張寒暉用古老民歌調與傳統曲譜填寫了《告我青年》等作品。后來，他到西安省立二中任教，并被任命為民教館總務部部長。西安街頭東北軍和人民背井離鄉的哀怨神情，激起了他創作的靈感。張寒暉以北方女人哭墳哀調為素材，作詞、譜曲，寫成《松花江上》。《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傳到東北軍，再到北平學生界，于是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松花江上》表達出“九一八”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創痛：“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3］《松花江上》以深沉的旋律和鮮明的意象唱出了背井離鄉的東北人痛徹肺腑的鄉愁悲情，喚起了千千萬萬同胞的共鳴，因而成為經久不衰的經典作品。

自“九一八事變”爆發起，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風起云涌，在正規軍主力撤出之后、東北抗日聯軍組建之前，義勇軍成為東北武裝抗日的主角，因而成為民族不屈的象征。一時間，義勇軍成了戲劇、小說、詩歌、歌曲、曲藝、散文的熱門題材，尤其是義勇軍詩詞與歌曲如雨后春筍。如1931年9月27日成立的錦州黑山縣高鵬振鎮北軍有《義勇軍誓詞歌》，用古曲滿江紅曲調；1931年10月19日，遼東成立的血盟救國軍，有孫銘武等人創作的《血盟救國軍歌》；東北大學中文系學生苗可秀等組織的東北學生軍，有劉永濟作《滿江紅·東北學生軍軍歌》；還有李廣政所作《獻給義勇軍》，配有五線譜的胡敬熙作《義勇軍歌》，黎錦暉作詞曲（配有簡譜）的《義勇軍進行曲》，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風云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隨著1935年5月24日電影《風云兒女》在上海首映，這首《義勇軍進行曲》迅疾傳遍大江南北，也傳到白山黑水頑強戰斗的東北抗日武裝，盧溝橋事變之后傳遍正面戰場、敵后戰場與西南、西北大后方，并被中國遠征軍唱響在緬甸戰場，成為鼓舞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強勁動力；還遠播南洋，堪稱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嘹亮號角。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需要國歌時，人們不約而同地想到這首伴隨著中華民族走過了血火交迸歲月的戰歌，即使到了和平年代，其慷慨悲壯的旋律、不屈不撓的精神，已經融入民族的記憶與傳統，永遠是前進的動力。1949年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1982年12月1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決議，確定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

全面抗戰打響之后，民氣一時大振，而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濟南、廣州、武漢等重要城市與大片國土的淪陷，日軍對我大后方城市的無差別轟炸、對平民的殘酷殺戮，人民背井離鄉的流亡，加之國民政府從高層部署到地方治理暴露出的種種弊端，讓國人的心緒在恐懼、憤怒、焦灼、憂心與對勝利的期盼中起伏跌宕。然而，正面戰場的抵抗與敵后戰場的開辟，一次次捷報的傳來，又給人以溫煦的安慰，尤其是最后日本的無條件投降，更是讓中國人揚眉吐氣、欣喜若狂，不知有多少作品寫出了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似的意緒。抗戰文學不僅表現出民族心聲的驚濤拍岸、浩瀚海洋，而且呈現出個體心理的輕柔漣漪、小橋流水。如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看到軍部戰地服務團張茜在話劇演出中的出色表現時不禁怦然心動，聞知張茜乳名春蘭，情不自禁地寫下《贊春蘭》：“小箭含胎初生崗，似是欲綻蕊吐黃。嬌艷高雅世難覓，萬紫千紅妒幽香。”不久，又作《無題》：“春光照眼意如癡，愧我江南統銳師。豪情廿載今何在？輸于紅芳不自知。”1940年1月28日，二人在溧陽縣水西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喜結連理，2月初，陳毅作《佳期》：“燭影搖紅喜可知，催妝為賦小喬詩。同心能償渾疑夢，注目相看不語時。一笑艱難成往事，共盟奮勉記佳期。百年一吻叮嚀后，明月來窺夜正遲。”華中敵后戰場形勢緊張，二人時因反“掃蕩”而分頭行動，1941年1月，陳毅賦詩《內人東來未至，夜有作》：“足音常在耳間鳴，一路風波夢不成。漏盡四更天未曉，月明知我此時情。”［4］從初見傾心到愛極自慚，再到終于遂愿反而疑似夢境，戰時短別懸心牽掛難以入睡，將軍的鐵骨柔腸，詩歌表現得如山澗清溪，蜿蜒跌宕，淙淙動聽。這樣的戰地柔情，在同處華中敵后戰場的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寫給異地工作的妻子林穎的家書、太行山上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寫給遠在延安的妻子劉志蘭的家書，以及許許多多帶有個人色彩的詩歌、書信、日記等文本里，比比皆是，舉不勝舉。

民族性格在戰火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與錘煉，民族精神如鳳凰涅槃一樣浴火重生，抗戰文學是民族心聲的自然流露，千種情愫、萬種風韻盡在其中，若要了解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的喜怒哀樂、心海潮汐，若要認識民族精神浴火重生的艱難歷程、奇光異彩，必須返回抗戰文學及其歷史現場，靜靜諦聽、細細品味。當年，前輩以鮮血與生命書寫的抗戰文學，如今仍能喚起當代人的強烈共鳴；在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血脈中，永遠流淌著抗戰文學所傳達的民族心聲。

二、無可估量的偉力

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鐵蹄咄咄逼人，尤其是盧溝橋事變之后，日本以龐大的軍隊配以先進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艦等重型武器加之以慘無人道的生化武器，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面對強悍兇蠻的侵略者，目睹同胞身體被炸得支離破碎、家園毀滅流離失所等種種慘象，作家們曾深切感受到文學的無力，有的作家激憤地表示，既然筆桿難敵槍桿，干脆投筆從戎，上戰場以命相搏。但是，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軍事搏殺，而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精神的全面較量。全面抗戰需要動員，士氣需要鼓舞，感情需要表達，身心創傷需要安慰，抗戰歷史需要記述，瓦解敵營也需要宣傳戰。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家越來越意識到，要打敗侵略者，固然需要軍隊武器彈藥與后勤支持，但作為精神食糧的文學同樣不可或缺，于是，作家以責任感取代了無力感，積極投身于抗戰建國的時代大潮之中。無論是在后方工作，還是入伍從戎，到部隊從事文化宣傳工作與赴戰場沖鋒陷陣，作家都沒有放下創作的筆，在工作、戰斗的間隙或養傷期間書寫抗戰作品。以作家為創作主體，民間自發創作的抗戰文學，以絢麗多姿的戰時審美風格表現抗戰生活與抗戰精神，在奪取抗戰勝利的進程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此前對文化工作關注度不足的國民黨當局，經“九一八事變”的刺激，終于意識到文化宣傳的意義，輿論管控有所放松，當局報紙亦為抗日救亡作品開放綠燈，又通過各地黨部及文化機構組織編創、演出一批宣傳抗日救亡的劇本。只是全面抗戰之前顧慮重重，抗日救亡宣傳常常是首鼠兩端、猶豫不決。盧溝橋事變之后，國民黨當局雖然由于黨派立場與國家立場的矛盾仍有文藝政策的左右搖擺，但總體上把文藝政策調整到抗戰建國的基本國策上來。1938年2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同年4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正式成立，主管文化宣傳工作。郭沫若出任廳長，陽翰笙為主任秘書。下設三個處，第五處掌管動員工作，胡愈之任處長，第六處掌管藝術宣傳，田漢任處長，第七處掌管對敵宣傳，范壽康任處長。洪深、鄭用之、徐悲鴻分別擔任六處下面分管戲劇音樂、電影、繪畫木刻的科長。杜國庠、馮乃超、史東山、光未然、應云衛、馬彥祥、冼星海、張曙等作家、藝術家均參與其事。第三廳把此前成立的救亡演劇隊、宣傳隊整編為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1個孩子劇團、1個漫畫宣傳隊、1個電影制片廠、5個電影放映隊。［5］抗敵演劇隊分赴各戰區之前，陳誠部長親自授旗，并在講話中表示：“這十個隊要當十個師用。”［6］演劇隊受到各個戰區的歡迎。先后擔任集團軍總司令、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的張發奎，希望文化團體多到前線工作，并且多多報告部隊缺點以便改進，第九十三軍的幾位師長也希望演劇隊能用藝術工作幫助部隊。后來，各演劇隊歸戰區政治部指揮，更加密切了與正面戰場的關系。一隊改稱第四戰區抗敵藝術宣傳隊后，1940年元旦后某日晨，訪問獨立第九旅華振中部，一直慰勞到戰壕。“距敵人約三百米，可以望見對面換防的情形”，官兵“見這些青年文化工作者竟冒這樣的風霜險阻來看他們，都非常地感動”。源自戰區生活的作品對戰區工作發揮了積極效應，話劇《桂南前線無戰事》在曲江演出時，張發奎和余漢謀兩位戰區司令長官都在，余長官見劇中有張長官慰問民眾的情節，對張長官說：“此劇告訴了我許多方法。”第七戰區政治部李熹寰主任向張發奎司令長官提出，你們有兩隊，請支援給七戰區一個隊。張發奎回答說：“這是我們的隊，恕不奉讓。”《蛻變》在長官部演出后，張發奎深有所感，親自到各方視察，對懈職怠工者嚴加處罰。民眾甚至聯合慰勞演出隊，由此可見演劇之實際社會效果。洪深所領導的救亡演劇隊第二隊張季純在給上海友人的信中透露，他們到洛陽部隊演出后，許多官兵看了戲，大受鼓舞，要求官長把他們調赴前線去。［7］盧溝橋事變三個月之后成立的拓荒劇團，1938年元旦改為話劇移動第七隊，在光未然帶領下，于鄂、豫等地巡回演出半年，反響強烈，“醉生夢死的市民發誓自新，壯丁被激發而上前線者不一而足。有豫南土匪四百人觀該隊演劇后，自動請纓殺敵”。［8］1938年6月劇團改編為政治部直屬抗敵演劇隊第三隊之后不久，被派赴第二戰區華北國防前線。足跡遍歷第九十八軍、第二十七軍、第九十三軍、獨立第三旅、第一九七旅等部。有一次，演劇隊在村子里進行勞軍大公演，十五里外響著大炮，十里內派出了警戒哨。演到一半時，一排軍人出去了，跟著，部隊的團長和幾個人也出去了，演劇隊隊長也追了出去。隊長傳來消息，“敵情有變動，通知每個人準備好，武器放在一定的地方，背包一個挨一個地排列起來，服裝、道具、化妝品都趕快整理好，騾子備上了鞍。……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出發”。“敵人的機關槍遠遠地在對面山頭響起來了，我們的機槍連也出動了，英勇地爬上山頭”。隊員要求參加戰斗，“然而團長笑一笑，擺擺手回答：‘現在還用不著你們，你們有更重要的任務’”。［9］《蛻變》在陪都重慶幾輪公演，均反響熱烈，中國萬歲劇團因演出此劇而獲得戲劇指導委員會的嘉獎。《蛻變》在上海“孤島”每天日夜兩場，連演35天，天天滿座，令日本軍方甚感恐慌，對公共租界工部局施加壓力，演出熱潮才被終止。

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文化宣傳工作，“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丁玲主編的《北斗》在雜志界率先推出抗日作品，田漢、樓適夷、白薇、李輝英、穆木天等左翼作家堪稱抗日救亡的弄潮兒，舒群、羅烽、白朗、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東北作家迅速崛起，1935年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八一宣言》發表后，以上海為中心掀起“國防文學”熱潮。全面抗戰時期，延安的巨大感召力吸引了大批文藝工作者與青年學生，魯迅藝術學院、陜北公學等學校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文藝人才。他們像種子一樣撒播到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從火熱的抗戰生活中汲取養分、獲得素材、鍛造藝術品，如此產生的文藝作品內含歷史與時代之靈韻、下接現實與民間之地氣，為抗戰所急需，為軍民所喜愛，在抗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38年，田間、史輪、邵子南等在延安發起街頭詩運動，創作短小精悍、風格質樸、節奏似鼓點般鏗鏘有力的新詩，給人以強烈的印象。而后，延安的街頭詩傳播到根據地，深受歡迎。僅在1941年7月之前，晉察冀根據地就印行了多種街頭詩集，諸如《戰士萬歲》《在太行山上》《文化的民眾》《街頭》《在晉察冀》《選舉》《持久戰歌》。［10］一冊街頭詩集《糧食》在晉察冀邊區銷售就達七千份，足見街頭詩的戰時威力及前途。［11］1939年，田間在一個村莊的門樓上，看到自己在延安所寫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用很大的字寫在那里，還配著一幅畫，［12］街頭詩的魅力與感召力可見一斑。

全面抗戰時期，舊體詩詞煥發出新的生機。一是因為源遠流長的傳統詩詞在現代仍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民間能寫舊體詩詞者多如夜空的星斗，他們戰時備受生離死別艱難困苦的折磨，感情波瀾起伏，舊體詩詞信手拈來；二是舊體詩詞多為精短的絕句律詩小令，易于傳播；三是可以借此架起統一戰線的橋梁，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高自立、陳毅、阿英、李一氓、彭康、聶榮臻、呂正操、鄧拓等共產黨人聯合地方耆老，分別于1941年9月、1942年11月、1943年1月，在延安、華中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發起成立懷安詩社、湖海藝文社、燕趙詩社等以舊體詩詞創作為主的社團，密切了與地方耆老士紳的感情，凝心聚力聯合抗日，其社會效應十分顯著。

對于平均文化程度不高的根據地民眾來說，戲劇是最易于取得宣傳效果的藝術形式，因而陜甘寧邊區與各根據地都十分重視劇團建設。如晉察冀邊區規模較大的劇團，有西戰團、抗敵劇社、聯大文工團、抗大文工團、聯大兒童劇團、戰線劇社、七月劇社、沖鋒劇社、火線劇社、挺進劇社、尖兵劇社、前鋒劇社-火焰劇社-前線劇社、前進劇社、前衛劇社、前哨劇社、先鋒劇社-烽火劇社、突擊劇社、大眾劇社、鐵血劇社-群眾劇社等。1939年，第一二○師師長賀龍率部到晉察冀邊區時，還帶來了頗有實力的戰斗劇社。在專業劇團帶動與通過培養基層文藝骨干等方式大力扶持下，民間的悠久傳統與巨大潛力得到發掘，業余劇團遍布邊區縣、鎮、村、學校、部隊。1940年，邊區普遍興辦村劇團，1941年到1942年，開展“創造模范村劇團”活動，北岳區、冀中區各有1500個村劇團。“各劇社組織了許多軍民誓約晚會，在恢復一九四一年大‘掃蕩’后軍民情緒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分區1942年8月15日至9月底，“在游擊區溝線外共演出二十二次，有八十三個村莊的觀眾，共八九千人”。［13］戲劇演出不僅宣傳抗戰、鼓舞士氣，而且活躍了根據地文化生活，滿足了軍民的文化需求，純潔了社會風氣。所演劇種有話劇，也有小歌劇（包括活報劇性質的“歌活劇”，運用民間小調的“小調劇”）與多幕歌劇，還有秦腔、河北梆子等地方戲曲，在人物性格、語言乃至布景、服裝、化妝等方面盡力貼近當地生活，適應軍民的審美趣味。所演劇目主要取材于邊區根據地建設與敵后抗戰的現實生活，密切配合工作，涉及動員參軍、反“掃蕩”戰斗、多民族團結抗戰、根據地建設、農村婦女解放、軍民關系、防范漢奸、改造落后分子等。1939年4月下旬，一二○師主力與冀中軍區部隊在掌握了準確情報的前提下，對包圍齊會村的日軍內外夾擊、外線打援，一舉殲敵700余人，“齊會戰斗”打響前夜，戰斗劇社搭臺演戲。戲演完天已發亮，胸有成竹的賀龍將軍登臺做戰斗動員。這邊，戰斗劇社繼續收拾幕布、布景，那邊，八路軍精神抖擻地投入了戰斗。

戲劇題材源于現實，藝術形式汲取傳統養分，表演風格貼近生活，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宣傳效果。據新華社晉察冀1943年6月28日報道，在晉察冀邊區的政治攻勢中，藝術工作者深入敵占區，據不完全統計，在1942年的三次政治攻勢中，“抗敵劇社、西戰團、聯大文工團、火線劇社、鐵血劇社、七月劇社等七個劇團，曾先后在游擊區及敵占區演出三百十五次，展覽一百零八十次，寫大標語二百三十四件，街頭宣傳二百十五次，吸引觀眾十二萬五千余人，編大小劇本一百八十八篇，歌曲九十一個，通訊、報告、宣傳詩等一百五十四篇”。［14］“村劇團搞得紅火熱鬧，凡是根據地內的村莊，幾乎村村都有。有的村劇團還置備了汽燈、幕布。有的劇團由武裝保護著到敵人據點附近去演出。……據說，有的偽軍，換了便服，叫咱們的‘內線關系’領著出來看”。［15］根據形勢的需要，沖鋒劇社分成兩支文藝小分隊，配屬兩個武工隊到敵占區開展活動，“走到哪里就把戰斗的歌聲和戲劇帶到哪里”。劇社在進行抗戰宣傳的同時，也從軍民抗敵斗爭中汲取新鮮的養分，豐富文藝創作，增強了宣傳效果。“一位善良的農村大嫂，當我們一位抗日干部遭敵人追捕的危急關頭，挺身而出，把干部認作自己丈夫，巧妙地與敵人周旋，設法瞞過了敵人，保護抗日干部安全脫險”。沖鋒劇社的幾名隊員也有過被敵人圍困在村子里、在房東大嫂巧妙掩護下轉入地道安全脫險的切身體驗。在此基礎上，李樹楷寫出獨幕劇《張大嫂巧計救干部》，劇中“敵人追捕我抗日干部到張大嫂家時，張大嫂急中生智，拿起烙餅讓干部把手槍包起來，蹲在地上大吃，張大嫂假裝生氣地對干部大加申斥等等。在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的兩年中，這個戲單是沖鋒劇社，就在敵占區先后演出過一百二十余場，每場效果都很好。戲開始干部遭追捕時，觀眾情緒緊張，都為干部的安危捏著一把汗，當演到張大嫂沉著機智地同敵人周旋，終于瞞過了敵人使干部脫險時，觀眾中爆發出發自內心的笑聲。他們笑抗日人民的聰明智慧，笑敵人的野蠻愚蠢。因為舞臺上再現的是自己身邊經常發生的事，觀眾感到格外親切”。 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之后，兵力、物力、財力缺口越來越大，面對中國堅忍不拔的抗戰，敵營尤其是偽軍士氣逐漸走下坡路，一些偽軍家屬勸偽軍投誠，至少是消極事敵、留下后路。沖鋒劇社張克夫與音樂工作者晨耕、孫福田（田工）據此合作了歌劇《劉二姐勸夫》。“這個戲寫的是一個遭受日本鬼子侮辱的偽軍家屬（劉二姐），耐心勸說自己當偽軍的丈夫改邪歸正、棄暗投明的故事。歌劇的唱詞非常通俗，口語化，作曲上吸取了河北省的大鼓、落子和一些民間小調的成分，委婉動聽，如泣如訴，但又流暢易學。這個戲在敵占區演出過上百場，效果也很好。每次演出后，觀眾很快就學會哼唱戲里的唱段了。劉二姐語重心長的規勸，傳遍了敵占區的千家萬戶，傳到敵人的據點內和炮樓上，打動了多少治安軍和警備隊人員的心。”［16］1943年，曲陽縣一個炮樓上的一班偽軍，燒掉炮樓，帶上一挺機槍和七支步槍，跑到山里向八路軍投誠，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曾經換便衣偷偷來看過八路軍的演出。

著名愛國人士李公樸，組織抗戰建國教學團，1939年10月突破敵人重兵封鎖的同蒲線，進入晉察冀邊區，六個多月經十五個縣五百多個村莊，遍訪軍政民各界，在切身體驗與深入考察的基礎上，于1940年7月寫出《華北敵后——晉察冀》，留下了對模范敵后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的真實記錄與深刻感悟。他高度評價道：“戲劇在晉察冀發揮了充分的效能。憑借著這一支有力的宣傳武器，教育了晉察冀一千二百萬民眾，提高了民眾的文化政治水平，發揚了民族精神，揭破了敵偽陰謀。在每一項工作上，戲劇不僅起了宣傳作用，而且起了啟蒙作用。在一切工作的困難前面，戲劇發揮了解釋、說服和鼓動的力量。多少壯丁，由于看了一出戲，而自覺的、堅決的參加了抗日部隊。不少的頑固分子受到戲劇的感動而悔過自新。邊區的戲劇不僅起了偉大的政治作用，在它自身亦已逐漸凝結為民族戲劇的雛形。”晉察冀戲劇不僅反映了抗戰現實，而且“還能看出未來的光明遠景，和侵略者、反動力量的滅亡。每一出戲中都充滿了晉察冀的鄉土氣息和人民英勇斗爭的情緒，晉察冀的進步和團結，也充分的在舞臺上表現著”。［17］藝術表現的現實性與前瞻性何止限于晉察冀，延安與其他根據地無不如此。民族新歌劇的經典《白毛女》以抗戰背景下喜兒重見天日的命運反轉，表現出共產黨八路軍給人民帶來了希望，預示民族解放勝利后窮人翻身解放的光明前景。所以，《白毛女》才能從抗戰勝利前夕到新中國成立一直常演不衰。

易于接受與傳播、普及性強的藝術形式，戲劇之外，還有歌曲。活躍在延安與晉察冀、華中等根據地的音樂工作者努力從地方戲曲、曲藝、民歌等民間音樂汲取養分，融匯現代音樂元素，與詩人共同創造出時代色彩鮮明的一支支抗戰歌曲，如《延安頌》《游擊隊之歌》《八路軍進行曲》《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二小放牛郎》《團結就是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新”字為后來所加），其中影響最大的經典當數《黃河大合唱》。1938年8、9月間，詩人光未然以第三廳西北戰地宣傳工作視察員名義，帶領抗敵演劇隊第三隊到第二戰區晉西呂梁游擊區，從事抗日宣傳，并見縫插針進行創作。途中，乘民船橫渡黃河，領略黃河的風貌，壺口瀑布波濤呼嘯、震撼峽谷的氣勢尤其令他印象深刻。1939年1月，光未然行軍中墜馬，左臂骨折，中旬抵延安治療。［18］在醫院治療期間，整理抗戰宣傳尤其兩次橫渡黃河的所見所感，擬作長詩《黃河吟》。適在魯藝任教的音樂家冼星海來醫院看望，交流中希望再度合作成聲樂作品。光未然已經醞釀有日，此時創作激情如同奔突已久的地下巖漿砰然爆發，僅五天便寫出了《黃河吟》組詩。1939年1月26日，除夕夜聯歡晚會上，光未然動情地朗誦剛剛完成的組詩《黃河吟》，冼星海聽罷激動異常，當即表示有把握寫好曲譜。為了“吃透”歌詞的精神，他采訪光未然的隊友，深入了解黃河的樣態、橫渡黃河的體驗與兩岸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在醞釀成熟的基礎上，3月26日正式動筆，以六天的神速于3月31日譜出全曲，又用一周時間完成伴奏樂譜。經過試唱、修改、完善，一部劃時代，也跨世紀、跨地域、跨民族的偉大作品橫空出世。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陜北公學大禮堂首次公演，演劇三隊三十余人參加演出，“魯藝”音樂系學員組成樂隊伴奏，鄔析零指揮，光未然朗誦《黃河之水天上來》，千人觀看，掌聲雷動。5月11日，在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的晚會上，《黃河大合唱》在延安北門外中央組織部大禮堂再次公演，以“魯藝”音樂系學員為主，參加演出者有上百人之多，冼星海親自執棒，觀看演出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等領導人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7月，為歡迎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回到延安，《黃河大合唱》又一次公演，演出結束后，周恩來興奮地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19］1939年8月，重慶生活書店迅即推出《黃河大合唱》單行本。《黃河大合唱》猶如鯤鵬展翅，扶搖直上，將最能代表中華民族時代精神與審美高度的歌聲傳遍大江南北，進而飛越浩瀚的海空，成為享譽世界的中國經典。

抗戰歌曲乃至整個抗戰文學的偉力之大，難以形容。《義勇軍進行曲》不僅響徹大江南北，前線后方，而且鼓舞著中國遠征軍第二次赴緬作戰威震海外、得勝歸來；當年不知有多少青年唱著《延安頌》跋山涉水奔赴延安，至今這首歌仍然令人向往寶塔山的金光；《黃河大合唱》寫出了炎黃子孫對悠久歷史與壯麗山河的自豪，傾訴了遭受侵略的巨大苦難，表達出中華民族寧死不屈的抗爭意志與收復家園的必勝信念，謳歌了抗日英雄、游擊健兒乃至覺醒了的民族，這部民族壯歌唱得多少人心潮澎湃，激勵中華民族從勝利走向勝利，從歷史走向未來。

三、抗戰歷史的見證

上古時期（先秦至東漢末）的戰爭文學，韻文以抒情為主，散文類則多見之于《左傳》《史記》等歷史典籍，而史書的性質注定限制了其即時性。中古時期（魏晉至明中葉），文學開始獨立發展，各種文體的戰爭文學漸次增多，但除了民間筆記與紀實詩之外，即時性仍然被抒情性、傳奇性或后敘的延時性所沖淡。清末民初以來，新聞出版業日新月異，黃遠生所代表的文言紀實性通訊——報告文學的雛形——登上歷史舞臺，瞿秋白的《餓鄉紀程》開現代白話系列通訊之先河，“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國人對民族危機的強烈關注促使報告文學進入快車道。描述東北抗戰的有立川的《血戰歸來——關外義勇軍抗日紀實》、韻綺的《三日從軍記》、醒槐的《一個無名義軍的自述》等；記述“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當年三四月間面世的就有南強編輯部（實則為錢杏邨）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一·二八事變”中指揮所部率先反擊日軍的第十九路軍第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旅長翁照垣將軍口述、羅吟圃筆記的《淞滬血戰回憶錄》等，這些作品真實地反映出淞滬抗戰的激烈戰況、愛國官兵的犧牲精神與軍民團結的動人場景及部隊奉命撤退的郁悶激憤，作品有宏觀把握，也有戰場細節描寫。

全面抗戰爆發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反映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戰況、戰爭態勢與英雄人物的通訊、散文與報告文學。在戰略防御階段（1937.7—1938.10），報紙雜志投入大量篇幅自不必說，通訊、散文與報告文學結集出版之多在現代文學史上也可謂盛況空前。因為國人急于了解戰局的態勢，渴望知曉抗戰將士浴血搏殺的事跡。從報告文學文體萌生之時起，記者便是重要的創作力量。隨著全面抗戰的漸次展開，大批記者趕赴戰地采訪。尤其是淞滬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遠征軍兩次赴緬甸作戰等重要戰役，臺兒莊大捷、昆侖關大捷、長沙大捷等重要勝利，直到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的受降儀式，都有各路記者采訪報道。范長江、陸詒、孟秋江、小方、邱溪映、楊紀、劉尊棋、胡定芬、周海萍、子岡、徐盈、呂德潤、朱啟平等所寫的戰地通訊、人物專訪，每每具有文學性質，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正面戰場的戰斗情勢，刻畫出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記者在完成新聞使命的同時也被時代賦予了作家身份。如范長江赴盧溝橋前線采寫的通訊，提供了變幻詭譎的戰爭風云的大量細節，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狡詐貪婪，贊頌我軍將士的愛國情懷與犧牲精神，同時也指出了我方備戰不力供給不足等問題與困難。隨后，其跟進抗戰前期戰局的通訊，也多有視野開闊、分析透徹、細節鮮明的筆觸。猶如大江大河既有波濤洶涌也有水流舒緩的多樣姿態，范長江戰地通訊具有多副筆墨，戰地短訊快捷準確，時事評論縱橫捭闔，而長篇通訊則氣若長虹。臺兒莊之戰取得完勝后四小時，他與池峰城師長同入臺兒莊，戰地踏查，邊走邊訪，很快寫出4000余字的通訊《慰問臺兒莊》。通訊氣勢磅礴，敘事節奏匆促，夾雜其間的文言色彩，平添抑揚頓挫之感。再如陸詒，采訪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左權、彭雪楓、蕭克、羅瑞卿、呂正操、程子華、于右任、邵力子、馮玉祥、李宗仁、陳誠、衛立煌等國共兩黨及其軍隊的重要人物，也借助參加全國慰勞總會慰問團赴鄂西勞軍的機會，受命探訪皖南事變后被國民黨軟禁在恩施的新四軍葉挺軍長，寫下了一系列現場感十足、時代感鮮明的通訊。陸詒關于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副師長聶榮臻率部在五臺山區建立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報道，產生了轟動效應。子岡性格開朗、意志堅韌、有膽有識、文風犀利、鋒芒畢露，其通訊視野開闊，軍事、經濟、文化、教育方方面面多有涉獵，孫夫人、蔣夫人、張自忠將軍、我軍傷病員、城市清道夫、婦女、兒童以及日本俘虜等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有些人物刻畫、場景描寫不輸小說。呂德潤作為特派戰地記者，參加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赴緬作戰，其通訊反映出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場作戰的艱辛與神勇、中國遠征軍同反法西斯戰爭盟友美軍的合作抗日。朱啟平記述密蘇里艦上受降儀式的通訊《落日——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以飽含歷史感與民族自豪感的筆觸刻畫出勝利者的自豪與失敗者的狼狽，留下了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性畫面。

曹聚仁、夏衍、廖沫沙、王西彥、黃藥眠、林林、蕭乾、謝冰瑩、臧克家等作家也以戰地記者等身份赴正面戰場采寫戰地通訊，都有出色的成績。臧克家描述臺兒莊大捷的長篇報告文學《津浦北線血戰記》，影響甚大，以至政府當局擔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功高震主”，對李宗仁題材作品加以限制。蕭乾既有采訪空軍烈士劉粹剛之妻許希麟女士之后寫出的《劉粹剛之死》，也有記述八路軍奇襲日軍的《一個破壞大隊長的自白》，還有滇緬路題材的《血肉筑成的滇緬路》與歐洲反法西斯戰場及納粹戰犯審判的特寫。記者的敏銳眼光與小說家的形象描摹能力交相輝映，細節充盈、形象鮮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蕭乾與朱啟平擔任盟軍隨軍記者，報道歐洲與太平洋戰場，其意義不僅在于證明了中國記者作家的人類情懷與出色能力，以通訊作品拓展了中國人的視野，更在于其足以證明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成員，中國不僅是東方大陸戰場的主力軍，而且也以多種形式在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批知名作家與文學青年奔赴延安與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參加戰斗與根據地建設，獲取了豐富的素材與真切的體驗，創作結出碩果。如沙汀的長篇報告文學《隨軍散記》（即《記賀龍》），栩栩如生地刻畫出賀龍將軍粗獷豪放而不失細膩、錚錚鐵骨而有溫情、堅韌執著而胸襟大度的性格，也反映出八路軍開辟敵后戰場的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靈活機動的戰術能力和魚水相親的軍民關系。又如陳荒煤的《劉伯承將軍會見記》《陳賡將軍印象記》、黃鋼的《我看見了八路軍》、周立波的報告文學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周而復的《黃土嶺的夕暮》《諾爾曼·白求恩斷片》、魏巍的《雁宿崖戰斗小景》《黃土嶺戰地日記》《狼牙山的兒女》、吳伯簫的《馬上底思想》、方紀的《紡車的力量》、思基的《我的師傅》、穆青的《雁翎隊》、劉白羽的《延安生活》、倉夷的《日本士兵覺悟了》、周游的《冀中宋莊之戰》、沈重的《棋盤陀上的五個“神兵”》、張天虛的戰俘題材紀實作品《兩個俘虜》等。諸多作品以《清明上河圖》似的眼光與筆觸描繪出人民戰爭的宏偉畫卷。

在反映歷史真實方面，虛構文體自有非虛構文體力所不及之處。草明短篇小說《受辱者》、丁玲短篇小說《淚眼模糊中之信念》（后改題為《新的信念》）與《我在霞村的時候》等，在控訴日軍性暴力罪惡的同時，也寫出了同胞出自傳統貞操觀對受辱者的精神上的二度傷害，丁玲尤其表現出受辱女性以復仇洗刷恥辱的強烈反轉。［20］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首次以長篇小說的篇幅描寫了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聯前身）英勇抗日、并在戰斗中成長的歷程，蕭紅的《生死場》、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萬國安的《三根紅線》、吳祖光的四幕話劇《鳳凰城》等表現出義勇軍揭竿而起的燎原之勢與前仆后繼的英勇無畏。陳銓的四幕話劇《野玫瑰》，盡管臧否不一，但表現抗日特工的明敏睿智與犧牲精神，既有現實基礎，又具藝術表現力，在抗戰文學中確屬難得之作。張恨水的長篇小說《虎賁萬歲》，雖然由于作者對戰地題材缺少切實體驗與熟練把握，藝術表現遠不如其社會言情小說那樣運斤成風，瑕疵不止一二，但基本上反映了1943年11月至12月第七十四軍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將軍率部8000余人死守常德、戰至僅存200人的慘烈戰況。阿垅1939年完成的長篇小說《南京》，真實地反映了我軍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浴血奮戰，同時對軍事當局的戰役部署亦有批評，因其寫實逼真、批評犀利、激情飽滿、文字成熟而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長篇小說征文活動中獲得好評。丘東平的短篇小說《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以淞滬會戰為背景，既表現出官兵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果斷出擊斬獲可觀戰果，又抨擊了國民黨部隊的軍閥作風——林連長歸隊途中遇見兄弟部隊團長，請求補給一點維系生命力的糧食，而團長非但無情拒絕，反而下令向林連長隊伍強行繳械，不從則開槍射殺。林連長大難不死，終于回到所屬部隊，可是營長卻對他執行了上級下達的因其擅自行動而必須槍斃的軍令。正面戰場文學如實表現出將士浴血抗敵的陽光一面與積習難改的軍閥作風、軍紀頹圮、戰略瑕疵與政略弊端等重重陰霾。

晉察冀詩人直面戰爭災難，如邵子南的《五十九個》抨擊侵略者野蠻至極的“三光”（燒光、殺光、搶光，日軍作戰命令稱“燼滅作戰”）政策，錢丹輝的《敵人與黑夜》揭露日軍以“清查戶口”為名放肆地闖進民房、致姑娘含辱慘死的罪惡，商展思的《她變成了瘋傻》痛訴年輕的母親被侵略者奪去娃娃生命之后的瘋傻，方冰的《過平陽鎮》以簡潔的筆觸敘寫了日寇將平陽千余人尸體填滿水井地窖的慘劇之后，又表現出人民頑強不屈的堅韌意志。侵略者制造的悲劇非但沒有嚇倒根據地民眾，反倒激起根據地軍民強烈的復仇意志與團結一心、血戰到底的必勝信心，曼晴《打燈籠的老人》以質樸而生動的細節描寫表現魚水一家親的軍民關系，《區長》更是以民眾冒死保護區長的行動寫出了根據地干部群眾之間的骨肉深情。這些詩篇繪出了“動人的人民戰爭的風俗畫”，如同詩人魏巍后來編選《晉察冀詩抄》時在《序》中所說：“讀著它，仿佛又回到我們戰斗的故鄉，又回到我們的田園。仿佛又看到了狼牙山、神仙山、媽媽河、胭脂河……仿佛又看到鐵矛上飄拂的紅纓；又看到懷抱著地雷在大道上行進的民兵；仿佛又看見老大娘拿著針線活，坐在村邊的柳蔭里放哨；小孩子拿著扎槍，仰著臉，睜著機警的眼睛，向你盤查路條；它還使你聽見高粱葉嘩嘩的響聲，大豆棵里秋蟲的鳴聲，在那里埋伏著我們的勇士。”“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戰斗風采”［21］穿越時光，給戰士以永不褪色的回憶，給后人以鮮活生動的歷史。

1942年，冀中根據地遭遇日軍“五一大掃蕩”，王林在這最危險的時刻開始創作長篇小說《腹地》，以切近的觀察與切身的體驗，加之作者要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和戰斗員，來表現這段驚心動魄的民族革命戰爭史”［22］的現實主義抱負，使作品帶有濃郁的寫實色彩。正如王林的戰友孫犁所說，《腹地》描繪出冀中的苦難圖與苦戰圖，其中“最精彩的地方還是真正寫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與戰斗的情緒”。“作者寫的不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苦難，也不是單純以傳奇動人的英雄故事。這是一幅嚴峻的甚至殘酷的現實圖畫，這是雷雨交加，飛沙走石，大風暴里的不屈不撓的奮開的花香；這是生死關頭，在炮火里堅定地跌倒爬起充滿勝利信心的笑語；這是在空前的災難里戰斗、培養，用民族的寶貴的血淚澆灌起來的民族新生的靈魂！”［23］20世紀80年代，當年的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在為王林著作寫《代序》時，稱贊《腹地》：“反映冀中區軍民，于敵寇‘五一大掃蕩’之時，艱苦卓絕戰斗情景，真實生動，可歌可泣，富于史料價值。”［24］歷經八十余年的風風雨雨，《腹地》所表現的根據地建設之艱苦卓絕，敵后戰場之苦熬苦戰，抗日軍民之可敬可愛，至今仍然能夠給我們以強烈震撼。

抗戰文學，產生于血火交迸的民族解放時代，有多少文藝工作者為之付出了無限的心血甚至生命的代價，更遑論有多少留下未必精致但亦屬天鵝絕唱般的作品而在戰場上流盡最后一滴鮮血的將士與平民英雄！抗戰文學，傳達出中華民族的心聲，反映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大陸主戰場的歷史真實。抗戰文學，戰時是進軍的號角、是飄揚的戰旗、是凱旋的鑼鼓，戰后是歷史的豐碑、是藝術的源泉、是前進的動力。歷史不該忘卻，傳統不會斷裂，抗戰文學永遠值得回味。

注釋：

［1］蘇鳳：《鎮靜》，《民國日報》1931年9月23日，第3張第2版；潘壽恒：《赴敵去》，《民國日報》1931年9月24日，第3張第2版。

［2］李怡、李俊杰主編：《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第六卷：詩歌》，張中良總主編：《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3］張賢明編著：《百年新詩代表作1917—1949》，北京：現代出版社，2017年，第126頁。

［4］朱少華主編：《非常情感：中外名人情感素描》，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第114-116頁。

［5］參見肖效欽、鐘興錦主編：《抗日戰爭文化史（1937—194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81-82頁。

［6］此語和本段所述史實，均參見田漢：《關于抗戰戲劇改進的報告》，《田漢全集》第15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394-435頁。

［7］田漢：《抗戰與戲劇》，《田漢全集》第15卷，第315頁。

［8］田漢：《關于抗戰戲劇改進的報告》，《田漢全集》第15卷，第420頁。

［9］據田漢《關于抗戰戲劇改進的報告》所引演劇三隊女隊員蔣旨暇的記錄，參見《田漢全集》第15卷，第422-423頁。

［10］參見何洛：《四年來華北抗日根據地底文藝運動概觀》，《文化縱隊》1941年第2卷第1期。

［11］參見田間：《現在的街頭詩運動》，張學新、劉宗武編：《晉察冀文學史料》，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356頁。

［12］參見田間：《寫在〈給戰斗者〉的末頁》，《田間詩選》，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232頁。

［13］胡錫奎：《加強文藝工作整風運動為克服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而斗爭——胡錫奎同志在北岳區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的結論》，張學新、劉宗武編：《晉察冀文學史料》，第265頁。

［14］《晉察冀政治攻勢中藝術工作者深入敵占區》，張學新、劉宗武編：《晉察冀文學史料》，第218頁。

［15］遠千里：《關于〈冀中一日〉》，《冀中一日》，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0頁。

［16］和谷巖：《戰地黃花敵后開——記三分區沖鋒劇社的政治攻勢》，張學新、劉宗武編：《晉察冀文學史料》，第237-246頁。

［17］李公樸：《華北敵后——晉察冀》，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151-157頁。

［18］參見劉可興：《光未然傳略》，《張光年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267-275頁。

［19］李樹謙編著：《春風化雨：周恩來領導文藝工作的實踐》，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238頁。

［20］參見王學振：《抗戰文學中的慰安婦題材》，《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張中良：《抗戰文學中受辱女性的悲苦命運和浴火重生》，《文藝爭鳴》2025年第4期。

［21］魏巍：《晉察冀詩抄·序》，《晉察冀詩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9頁。

［22］轉引自王端陽：《王林和他的〈腹地〉》，《王林文集》第2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第333頁。

［23］孫犁：《〈腹地〉短評》，《王林文集》第2卷，“短評”第2頁。

［24］呂正操：《代序》，《王林文集》第2卷，“代序”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