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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館初期的中山大學圖書館

杜定友（1898——1967年），祖籍廣東南海西樵山，生于上海，是中國近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先驅與奠基者。1918年從上海南洋公學中學畢業后，他負笈菲律賓大學，獲文學、教育學、圖書館學三個學士學位；1921年學成歸國后，深耕教育與圖書館領域，歷任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圖書館館長及廣東中山圖書館館長，為中國圖書館學理論構建、圖書館教育體系完善、圖書館事業發展，以及民眾教育普及作出卓越貢獻。

危城之內守校園：立下“我與圖書共存亡”錚錚誓言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杜定友雖無法執干戈赴前線，卻以文人的擔當立下使命：“自東南淪陷，半壁圖書蕩然無存，益覺在此呵護文獻之責重”“惟在后方求本位之努力耳”，將承載中華文明與文脈的典籍圖書保護視為“文化抗戰”的重要戰場。1937年8月31日，中山大學校園首遭日軍轟炸。杜定友當即率館員將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藏各院地下室；又因空襲日益頻繁，9月16日又將藏書遷運至學校新建工程館地下室，以避戰火。隨著戰局進一步緊張，杜定友在圖書館發表演說，明確為戰時圖書館劃定三大目標：“一為保存本國文獻，二為宣揚本國文化，三為增加民族抗戰常識”，以信念凝聚全館力量，發動職員拆解書架、桌子、黑板，改造成臨時木箱，最終將5萬多冊藏書裝入299個木箱，靜待遷校指令。之后，杜定友積極開展圖書疏散工作，設法將全部善本書、志書2萬余冊，碑帖3萬余張，移存香港九龍貨倉，并力勸學校將剩余的30萬冊圖書全部轉移，卻未能如愿。

為便于師生、市民了解抗戰形勢，杜定友組織圖書館編制各種戰時目錄，將自編《國難雜作》與《戰時圖書千種目錄（1937——1938）》合訂鉛印發行；舉辦戰時圖書展覽會，展出涵蓋中日問題、國際局勢、軍事常識、戰時經濟、防空防毒等領域的書籍，輔以系統剪貼的華北、華中、華南戰訊剪報，標注敵我陣線的戰場形勢圖，以及廣州市警報記載表、戰地地名索引、防空設備圖、抗戰畫片掛圖等資料，讓圖書館成為傳遞抗戰信息、普及抗戰知識的窗口。

萬里烽火赴澄江：115天11970余里與圖書生死相隨

1938年11月中旬，中山大學原定遷往廣西龍州，杜定友被任命為押運組主任，統籌物資與人員運輸；月底搬遷啟動后，教務長蕭冠英先抵龍州，發現當地環境與物資補給難以支撐辦學，遂決定改遷云南澄江。杜定友隨即先赴越南同登設立運輸站，負責接待過境人員、租賃車輛、協調運輸。1939年2月22日，杜定友與館員抵達澄江——這場西遷歷時115天，行程11970余里，同行的42人中，14人中途離隊、1人重傷、1人病故，最終僅27人抵達目的地，每一步都浸透著艱辛。

澄江時期，即便身處困境，杜定友仍推動圖書館在流亡中延續服務。在館舍建設上，將澄江文廟改建為館舍，利用舊書箱制作桌椅，修筑道路，栽種花草，改善閱讀環境；在管理優化上，將總館分設古籍、新書、期刊、外文、總務五室，申請重新聘定圖書委員會委員，實施《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職員集中訓練辦法》，開設圖書館學講習會，為30余名館員授課并安排實習；在藏書建設上，積極接收社會捐贈，奔走爭取外匯額度用于訂購西文圖書，保障師生國際學術資源獲取；在服務創新上，擴充文學院圖書分館面積、恢復夜間開放，開創性設計“手提式巡回書箱”——一面分三格放書，一面放置雜志與臺面板，深入鄉村開展巡回服務，被參觀者稱為“圖書館木箱化”，讓《論持久戰》等書籍走進民眾。

粵北坪石筑堡壘：融教學服務與民智喚醒于烽火

1940年8月，抗戰局勢再度惡化，學校奉命從云南澄江遷返粵北樂昌縣坪石鎮。遷駐后，杜定友將圖書館藏書按學科分存各學院，每個學院設立一個分館，由總館統一管理，既便于師生就近借閱，又分散了集中藏書的戰火風險。1941年，杜定友推動圖書委員會決議每月劃撥6000元圖書費，拓展資源渠道將1326冊國外征集圖書運回坪石，還提議撥款1500元清理香港九龍貨倉倉租，計劃取回寄存的中文古籍善本與地方志，守護珍貴文獻。1942年，杜定友針對圖書安全保障，推動增設參考室，遷移珍貴圖書，避免火災風險；針對典藏制度完善，制定《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暫行工作標準》規范流程；針對資源補充統籌，制定《征求中山文庫圖書簡章》，面向社會與校內征集特色文獻。1943年，為應對資源短缺，積極向教育部申請分配國際贈書、推動縮微影片借閱，協調經費填補購書超支；為完善逾期罰款、遺失賠償等借書規則，推行《圖書館借還章程》修訂，強化離校人員圖書清結手續，避免文獻流失；組織閱覽室工作競賽與年度清查，確保戰時圖書館服務高效有序運行。

為喚醒民智、振奮抗戰精神，杜定友還創新設立巡回書庫，改造舊戲臺為“民眾閱覽室”，推出“抗戰三年”“全民總動員”“抗戰必勝”等專題書展，陳列2000余冊抗戰讀物，接待讀者日均超500人，讓圖書館成為戰時傳播知識、凝聚民心的重要陣地。

戰后復員續文脈：遍訪拾遺，重鑄羊城雙館書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廣州復員后，杜定友在文明路中山大學舊校址自掛“中大、省、市圖書館聯合辦事處”招牌，并以此名義接受各處圖書。更為關鍵的是，杜定友從未放棄廣州淪陷前寄存香港的珍貴文獻。中山大學香港九龍倉的珍貴圖書在香港淪陷后下落不明。

抗戰勝利后，杜定友立即委托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北平圖書館辦事處何多源四處查訪。1946年1月初，他從香港政府公告得知：九龍倉有中國古書等約320箱，定于1月18日由港敵產管理處招商開投，他即刻委托陳君葆、何多源接洽暫緩開投，經查實，這批圖書多有廣東省立圖書館印章；1月21日，兩人又在香港西環永源倉發現173箱圖書，有中山大學圖書館印章——正是1945年7月日軍在九龍倉發現、由興發運營團移存此處的寄存圖書。經廣東省教育廳督學饒士磬赴港交涉，杜定友于1946年3月10日親赴香港辦理接運：兩批圖書共35686冊、古物721件，其中27466冊（320箱）歸省立圖書館，173箱（含善本書、志書、碑帖等）歸中山大學圖書館。3月16日，中山大學173箱圖書經輪船廉價代運抵穗，省立圖書館320箱圖書后由廣九路運回。

在杜定友的不懈努力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至1946年4月18日藏書達約12萬冊，恢復到坪石時期的數量，1948年下半年增至18萬余冊，加上其他小冊子和未整理的書籍，共計25萬余冊，基本達抗戰前藏書規模，讓中山大學的文脈在廢墟上重新挺立。

（作者系中山大學圖書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