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徐光耀家書（局部）。徐光耀供圖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我準備把我珍藏了80多年的給父親的一封信，捐獻給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這封信，紙已發黃，字跡稚拙，內容簡略，可能還有錯別字，但它既飽含了我作為人子的孝道親情，更有我作為一位戰士保家衛國的決心：

父親：

您的來信和我姐姐的信一塊接到了，使我很興奮，簡直是高興的（得）不得了。

聽說您現在想開了，吃喝都增加了不少，這是非常好的，這樣減去了您的煩愁和憂愁，使身體健康，也使我免去了惦記。

我的姐姐參加區里工作，更是讓我興奮的事，這就好像我倆站在一條線上打日本一樣，您有這樣兩個兒女，應該是很甘心了，您是多么光榮啊！

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教育去做，一定好好的（地）學習與工作，一定和每個同志都和氣親愛，絕不辜負您老人家的期望。

爹！您耐心的（地）等著吧！勝利的日子就快來了，今年就可以打敗德國，明年就要反攻日本，那時候才是咱們團圓的時候！您不信，我姐姐會告訴您現在形勢是多么有利。

我現在一切都好，也很快樂，請放心。

祝身體永遠健康，并請

福安。

兒 光耀

10.26

每看到這封信，我總會被拉回那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

我是1938年夏天參加的八路軍，那年我13歲。參加八路軍幾天后，我們部隊從大清河北轉移到了大清河南，后來部隊離家越來越遠。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盡管戰事緊張，但郵政局還在，因此剛參軍時還寫信給家里報平安。日本侵略者占領我的家鄉河北雄縣后，我們黨的基層抗日政權遭到嚴重破壞，抗日形勢十分嚴峻，抗日斗爭暫時轉入地下隱蔽狀態，我和家里的通信也自然中斷了。

這音信一斷就是四五年，家里不知我的死活，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況。直到1944年10月24日，我突然接到了姐姐的一封信。

姐姐的信寫于8月29日，在路上走了將近兩個月。這已很難得了。這個時候，經過八路軍艱苦卓絕的斗爭，抗日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敵人的大部分據點已經被我們打掉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連成了一片。當時，八路軍內部有專門的通信機構，各分區之間有交通員送公文、報紙，也給戰士送家書。姐姐的信就是從十分區輾轉送到六分區，然后又送到我手上的。看著姐姐的信，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興奮得發狂，流著眼淚一連看了三遍。10月26日，我就趕緊給姐姐寫了回信，同時給父親也寫了一封信。寫回信的時候，我又因為興奮過度，一夜未眠。

從姐姐的信中我知道，當時父親在思想和行動上都已發生巨大轉變，不但支持八路軍，還積極做抗日工作。當初我參加八路軍時，父親堅決不答應，我哭鬧了七天七夜，后來在姐姐的勸說下，父親才同意了。我參加八路軍后，父親開始同情八路軍，后來又支持八路軍，我們家成了八路軍的堡壘戶。八路軍經常在我們家落腳、隱蔽、開會，這時父親和妹妹就給八路軍做飯、縫補衣服、站崗放哨。父親最愛聽戰士們坐在炕頭上講八路軍在哪里又打了勝仗，什么時候又在白洋淀里開了慶功會，有時也打聽兒子的行蹤。

支持抗日，父親是堅決、徹底的。有一次，縣委的同志被敵人堵在了村里，在下地道隱蔽之前，父親把一顆拉出弦來的手榴彈掛在門楣上，鬼子只要拉門，手榴彈就會爆炸。如果鬼子被炸死了，這個家也得房倒屋塌。為了掩護八路軍，父親賭上了身家性命，包括一生節儉蓋起來的房子。萬幸的是，鬼子沒有搜上門來。

抗戰勝利后不久，1945年11月，父親步行幾百里，到辛集我們部隊的駐地來看我。這是我們父子倆時隔7年第一次見面。我參軍時個頭剛超過八仙桌，再見時，我已高過父親半頭了，這讓我很感慨。更讓我感慨的是，年近六十的父親思想進步多了，臨走時帶回家的居然是《前線歌選》。

我給姐姐的信比給父親的信長得多，有上千字。實話說，我跟姐姐比跟父親親近得多。我5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是只比我大8歲的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上學、參軍都是因為姐姐的支持才實現。開始父親是不讓我上學的，姐姐說我們一家人這省點那省點，總能省出弟弟上學的錢，這樣我才有機會在村里上了4年洋學堂。我哭鬧著要當八路軍時，父親找姐姐拿主意，姐姐說：“這兵荒馬亂的，國家都要亡了，一個男孩子在家里就窩囊死了。當了八路軍，不但長出息，就是死了，也是為國家而死，還落個好名聲。”聽了姐姐的話，父親才同意我參加八路軍。

姐姐生于封建時代，是個“小腳女人”，可她不封建，她聰明能干，有理想、有追求、有能力，因此我一直都很佩服姐姐。

讓我吃驚的是，幾年不見，一個曾經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居然能夠提筆寫信了。姐姐的文化全靠自學，平時要打仗，還要生產，姐姐得下怎樣的功夫，付出多么艱辛的努力呀。后來聽姐姐說，那時她練字經常練到三更半夜，有時甚至都到天亮了，還不覺得呢。

姐姐不甘心做亡國奴，我參加八路軍后不久，她就參加了村里的婦救會，后來又當自衛隊的隊長，帶著隊員破壞鬼子的公路、電線、通信等。姐姐在村里的抗日工作搞得紅紅火火，多次受到表揚。給我寫信時，她已調到十分區二聯縣六聯區參加工作半年了。

姐姐在信中對我“竟有抗戰到底之決心，一心為了保國盡忠”的想法是贊賞和自豪的。現在想來，在國難當頭、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無論是我，還是姐姐、父親，早已在自覺不自覺中把自己、家庭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了，這是一種非常樸素的家國情懷。再加上1944年，盟軍在歐洲戰場的節節勝利，我抗日軍民也已開始對日偽展開戰略反攻，受此鼓舞，在給父親的信中，我自然就流露出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抗戰必勝信念和樸素的家國情懷。

其實，即使在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我和戰友們也一直滿懷這種精神、信念和情懷。日本侵略者發動“五一大掃蕩”，晉察冀抗戰形勢異常嚴峻，我和戰友們在隱蔽時聊天，大家不止一次說道：“如果誰活到勝利那天，把咱們現在的戰斗和生活寫下來，不定多有意思呢。”

后來，我走上了文學道路，寫抗戰題材，我是把它當作一種使命和責任的。在《平原烈火》《小兵張嘎》《冷暖災星》等作品中，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抗戰必勝信念和家國情懷是貫穿始終的精神要旨。

我也希望這封家書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抗戰必勝信念和家國情懷，在新時代能夠感染與鼓舞更多人為了國家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