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東戰(zhàn)場的烈焰 高劍父繪（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如同撕裂長空的霹靂，震動整個中國。戰(zhàn)火迅速蔓延，山河破碎，生靈涂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的消息傳來，濠江之水仿佛也沉重了幾分。原本寧靜的澳門半島，瞬間成為流亡者的“避難所”。扶老攜幼、衣衫襤褸的難民，如同被颶風驅散的落葉，倉皇穿過拱北的界碑，涌向這暫時未被戰(zhàn)火吞噬的“孤島”。狹窄的街道陡然擁擠，悲愴的眼神與沉重的行囊，無聲訴說著家國之痛。濠江默默接納著這一切，它蜿蜒流淌，成為這段苦難歷史的靜默見證者。

當時在葡萄牙管制下的澳門，因其特殊的中立地位，在日寇鐵蹄橫掃東亞之際，成為東亞唯一未被直接占領的“孤島”。然而，這“孤島”絕非世外桃源。葡萄牙的“中立”在侵略者的虎視眈眈下顯得脆弱而微妙。烽煙雖未直接燃及澳門，但戰(zhàn)爭的陰影、同胞的苦難、救亡的吶喊，卻如海潮般不可阻擋地涌入這片狹小的土地。每一波難民的涌入，都加深了澳門的負擔，也無聲地注入了不屈的民族血脈與救亡圖存的強烈意志。

一

面對國難，澳門同胞迅速行動。1937年，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成立，成為澳門救亡社團中規(guī)模最大、影響至深的團體。他們組織募捐、義演、義賣，將涓滴之力匯成支援前線的洪流。與此同時，文化界的抗爭率先在紙墨間迸發(fā)。一批心懷家國的文人志士，以筆為戈，創(chuàng)辦或利用報刊，在“中立”的夾縫中開辟出抗戰(zhàn)宣傳的陣地。

《朝陽日報》與《大眾報》是抗戰(zhàn)初期澳門重要的喉舌。《朝陽日報》以其鮮明的立場，大量報道戰(zhàn)況，揭露日寇暴行，鼓舞同胞斗志。《大眾報》更是成為澳門宣傳抗戰(zhàn)、團結民眾的堅強堡壘。其社論、時評如匕首投槍，直刺敵偽心臟；副刊上的詩歌、散文、小說，則如號角戰(zhàn)鼓，激蕩著讀者的民族情感。一篇篇文章標題如刀，筆鋒似火，在看似平靜的孤島上，點燃了熊熊的心火。一紙新聞，承載著的是民族不滅的魂魄。

《新聲日報》《華僑報》等報刊亦積極參與抗日宣傳，或在新聞報道中傳遞前線將士浴血奮戰(zhàn)的英勇事跡，或在副刊版面刊登充滿愛國激情的文藝作品，共同構建起澳門抗戰(zhàn)輿論的堅強陣地。

當文字的力量在紙上迸發(fā)，另一種更直接、更具感染力的藝術形式，也在澳門的陋巷棚戶間蓬勃興起——話劇，以其直觀的沖擊力，成為動員民眾、宣傳抗戰(zhàn)的利器。

綠光劇社、前鋒劇社、曉鐘劇社、起來劇社、藝聯(lián)劇團（原名中國藝聯(lián)劇團，因日本勢力干涉，而將“中國”二字刪去）……一個個戲劇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他們排演的多是有強烈民族意識和宣傳抗日的話劇，如《烙痕》《放下你的鞭子》《重逢》等。

演員們在浸透汗水的戲服下，眼神如炬。他們的臺詞不僅是臺詞，更是發(fā)自肺腑的吶喊；他們的表演不僅是表演，更是民族不屈精神的化身。舞臺上的每一次演出，都是投向黑暗的精神炸彈。

當戲劇在舞臺上吶喊，書畫界則以靜默而深沉的力量，表達著同樣的抗爭意志。

抗戰(zhàn)期間，高劍父、關山月、司徒奇、何磊等一批知名畫家避難于澳門，進行了以抗戰(zhàn)為主題的創(chuàng)作和慈善活動，并將義賣所得款項捐給抗戰(zhàn)事業(yè)。1939年6月，高劍父等在澳門商會2樓舉行“春睡畫院留澳同仁畫展”，共展出200多幅畫進行義賣，救濟災民。1940年1月，關山月在濠江中學舉行抗日畫展，轟動港澳地區(qū)。1944年3月，澳門各界舉辦“慈善義展”，賑濟難童，當?shù)貢嫿缣峁┝?00多幅畫作……

他們的《東戰(zhàn)場的烈焰》《撲火飛蛾》《三灶島外所見》《中山難民》等作品，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的風花雪月、山水蟲魚，而是飽蘸血淚，描繪破碎的山河、流離的難民、英勇殺敵的戰(zhàn)士。一幅幅浸透著家國之思的書畫，無聲勝有聲，讓觀者駐足沉思，潸然淚下。

二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這對咫尺之遙的澳門而言，如同冰水澆頭。日軍在珠江口及澳門附近水域的軍備陡然增強，炮艦游弋，威脅近在眼前。澳葡當局在日方的強大壓力下被迫收緊政策，加強文化審查與控制。澳門進入了最黑暗、最壓抑的時期。

在日偽勢力的逼迫和澳葡當局的妥協(xié)下，不少抗日報刊被迫停刊或受到嚴格限制，公開的抗日言論空間被急劇壓縮。然而，文化界的抗爭并未停止，而是轉化為更隱蔽、更堅韌的形態(tài)。

1940年起，政治局勢逐漸惡化，《平民報》《民生報》《朝陽日報》等相繼停版，澳門的中文進步報紙?zhí)幘称D難。香港淪陷后，澳門成為“孤島”。日軍駐澳特務機關明目張膽在澳活動，日偽勢力侵入文化領域，企圖控制新聞宣傳領域。他們一邊用金錢收買，一邊指使暴徒搗毀印刷廠、揚言縱火破壞出版，還迫使澳葡當局停止供應印刷用紙。1942年，《大眾報》亦被迫停刊。

澳葡政府實行了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他們刪去報紙中有嫌疑犯日的內容與文字，禁止報紙上出現(xiàn)“日寇”“救國”等字眼，使愛國報紙經常“開天窗”。但“這是有良知的澳門知識分子的一種抗議，這些空格就是一只只憤怒的眼睛”。

在高壓下，澳門新聞界通過刊載歷史小說來針砭時弊；通過撰寫雜文來譏罵和抨擊敵人；并大量報道歐洲、非洲戰(zhàn)場的消息，讓民眾了解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正在節(jié)節(jié)勝利的形勢。這些被油墨浸透的紙張，是文化界人士在危亡時刻保存民族精神的方舟。

在高壓的寒夜里，文化界人士深知，保存文化血脈，亦是抗戰(zhàn)，亦是奠基未來。他們或埋首古籍整理，尋找民族精神的根柢；或悉心教授國學，向年輕一代傳遞中華文化的薪火；或組織青年讀書會，在書聲瑯瑯中凝聚力量，啟迪心智。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便是對野蠻最沉靜也最堅定的抵抗宣言。這種對文化命脈的堅守，賦予這場無聲抗爭以歷史的縱深。

整個抗戰(zhàn)后期，澳門文化界便在這種高壓與堅韌的張力中度過。公開的吶喊雖被壓制，但精神的堡壘從未陷落。戲劇演出可能轉入更小規(guī)模、更私密的場所，書畫交流可能以更低調的方式進行，詩文創(chuàng)作可能更加含蓄深沉，但那份對國家民族深沉的愛與必勝的信念，始終在傳遞，在凝聚。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石破天驚的消息，越過千山萬水，傳到澳門。壓抑許久的巨大情感洪流，瞬間沖垮了所有的堤壩。整個澳門沸騰了！鞭炮聲前所未有地密集、持久，仿佛要將積郁多年的屈辱、悲憤、期盼和此刻無限的喜悅盡情宣泄。大街小巷，人流如潮，素不相識的人們相擁而泣，歡呼雀躍。文化界人士更是激動萬分，他們涌上街頭，參與這場屬于全體中華兒女的狂歡。有人即席賦詩，慷慨激昂；有人引吭高歌，聲震云霄；有人高舉著珍藏多年的抗戰(zhàn)書刊、劇照、畫作……那些在黑暗中堅持不滅的精神之火，此刻終于匯入勝利的萬丈光芒之中，將濠江映照得一片輝煌。

硝煙散盡，歲月悠悠。澳門在戰(zhàn)火中得以幸存的建筑，如大三巴牌坊，依然靜默矗立，見證著滄桑。那些泛黃的報紙、油印的詩集、褪色的劇照、無聲的畫卷，早已被珍藏在檔案館的庫房深處，成為凝固的歷史切片。

然而，當我們的目光穿透歷史的塵埃，凝視那些泛黃的紙頁和模糊的影像時，我們觸摸到的，絕不僅僅是冰冷的史料。那是滾燙的心跳，是無聲的吶喊，是民族危亡之際，一群身處“孤島”的文化人，以筆為槍、以舞臺為陣、以墨彩為旗，在沉默中構筑起的精神長城。

鉤沉史海，拂去塵埃，打撈起澳門這段獨特而光輝的抗戰(zhàn)文化史。

在炮火不及的“孤島”，文化的抗爭雖無硝煙彌漫的壯烈，卻以其深沉、堅韌和廣泛，同樣支撐起民族的脊梁。那些在油燈下刻寫鋼板的詩人，在簡陋舞臺上揮灑熱淚的演員，在畫案前以淚和墨的畫家，在書桌前守護文脈的學者……他們用行動詮釋了文化之根與民族之魂。縱使孤懸海外，縱使身處無聲之境，只要心火不滅，便能以獨特的方式發(fā)出震耳欲聾的驚雷，在歷史深處留下永不磨滅的光輝印記。

這座由澳門文化界在烽火歲月中點燃的精神燈塔，其光芒亦將穿越時空，永遠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提醒我們銘記那場全民族偉大抗爭中，每一個不屈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