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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文藝創作是當下文化市場的熱門。對抗戰文藝的研究，新世紀以來也結出累累碩果。在此之前，不同歷史時期的抗戰文藝研究一度存在不同性質或不同程度的缺失或偏頗：要么將“抗戰文藝研究”簡化為“解放區文藝研究”，國統區、淪陷區創作被忽視；要么以啟蒙現代性或“純文學”標準檢視1949年前的解放區主流抗戰文藝及1949至1978年間中國大陸的抗戰文藝，將其視為缺乏文學人性深度和審美價值的政治宣傳品。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新史料的發掘與現當代文學學科體系的逐步成熟，抗戰文藝研究呈現從原先的以解放區文藝為主體的建構或啟蒙現代性及“純文學”觀念主導下的價值解構，到研究對象拓展、研究方法更新和研究范式多元重構的新態勢。這一態勢在新世紀出版的抗戰文藝研究著作中有明顯體現。本文擬從史料突破、方法創新、理論重構三個維度，觀察這一研究領域的當代進展，以期有助于判斷抗戰文藝研究的未來趨向。

一、全域覆蓋與多維整合：抗戰文藝史料體系的空間建構

史料作為“反映和記錄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材料”，[1]在人類歷史認識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日益重視史料的價值，學者們專門就當代文學批評的“史料學轉向”[2]進行了討論。有關抗戰文藝的文獻史料，最初散見于當事人的傳記、年譜、日記、回憶錄和一些報刊文獻，而后尤其是新時期以后，學界對其進行了系統性的搶救與整理。但是，在1989年之前，這種搜集整理主要是對解放區文藝的搜集整理。198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四十周年之際，“延安文藝叢書”編委會著手編選延安文藝的代表作品。叢書完成后，丁玲作總序，認為延安文藝“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文藝工作者與廣大人民密切聯系，從蘇區文藝、紅軍文藝，以及‘五四’以后新文藝與左聯提倡的大眾文藝等優良傳統發展起來的。這一輝煌成就，當年從延安出發，曾經影響全解放區、大后方蔣管區，為革命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偉大貢獻，而且奠定了新中國建立以后文藝發展的基石”[3]。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解放區以外的抗戰文藝也開始受到重視。1989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它與該社1992年出版的“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初步奠定了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文學和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文學的資料體系，將抗戰文藝研究向前推進一步。但是，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20世紀90年代的抗戰文藝研究在學術視角的選取、話語體系的構建、研究內容的界定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受當時意識形態的規約與影響。雖然大后方—國統區抗戰文藝已納入研究視野，但淪陷區文學尚被忽略，許多人將其視為“妥協文學”或“附逆文學”。這種影響既體現在宏觀的學術范式層面，也滲透到微觀的文本闡釋之中，在史料的整理和篩選上留下諸多遺憾。例如，雖然“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之“總序”作者夏衍強調本套書的編選“不以黨派劃線，不因人廢言，不存偏見,不受舊觀念的束縛”，“力求做到公正和全面”，“以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為貫穿全書的選編標準”，[4]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編輯委員會明確表示：由于“海峽兩岸文藝界還存在歷史造成的認識差異，又限于資料不足，未能完全達到兼收并蓄理想”。[5]而對淪陷區文學的研究，又由于作者文化身份曖昧以及資料不足等，基本限于淪陷前的上海、武漢及桂林。

世紀交替之際，隨著更多檔案資料、歷史細節以及親歷者的口述被發現與解密，人們對抗戰歷史的認識不斷拓寬并深化。在主流意識形態倡導以及學術研究發展、社會文化需求多元化的推動下，抗戰文學史料的挖掘與整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并取得顯著進展，為系統性研究和還原抗戰歷史文化奠定了堅實基礎。1998年，錢理群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出版。[6]該套書在解放區、國統區之外，將以往被有意無意忽略的淪陷區文學視為獨立的文學體系，將東北淪陷區文學、華北淪陷區文學、上海淪陷區文學，以及南京、香港、武漢等淪陷區的文學活動悉數納入視野。錢理群認為，淪陷區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歷史過程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它有自己的，其他歷史時期、地區的文學都不能替代的獨特風貌與獨特貢獻，忽略了這一段文學，我們所描繪的現代文學史圖景，總是殘缺的”[7]。“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采用“抗戰文藝”宏觀視角，將淪陷區文學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背景中展開研究，注重原始報刊、檔案等史料挖掘，建立包含作家手稿、期刊目錄、政策文獻的完整史料體系。通過對不同區域材料的整理，立體地呈現了東北、華北以及上海淪陷區各具特色的文學景觀，使得淪陷區文學擺脫了宏大敘事的遮蔽，其承載的復雜的歷史記憶、個體生存經驗，以及作家們在特殊環境中隱蔽的“文化抵抗”策略得以浮出地表，并獲得主體性地位；也使讀者得以重新審視淪陷區文學在文學史、社會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中的獨特價值。

廣陵書社2020年出版的《抗戰時期稀見文學文獻輯存》（一百三十六冊）[8]，如其書名所示，重在收錄“稀見”文獻。1989年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只收錄中短篇作品，長篇小說一律存目；而該套書將抗戰時期出版的長篇小說、報告文學均收錄其中。它收錄一系列的單本書籍，而非作品選篇，這樣更能體現作品原貌，接近時代全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編者特別關注那些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被時代洪流所遮蔽而未能進入到文學史中的作家、作品，既收錄那些不太出名、不易見到的作家，也包含那些因為時代局限、意識形態影響下之前未能入史的作家。同時，編者的文獻版本意識使得收錄采用原版影印，盡量選擇初版本或者較早版本。針對再版時有重要修改的個別重要文本，則初版、再版皆收。讀者通過版本對比，可了解時代背景影響下作家創作的發展軌跡，以及作品思想藝術的復雜性。

202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9]這套5個系列57卷的資料書聚焦華北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文藝，系統梳理匯編《晉察冀日報》《晉察冀畫報》《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中的革命文藝史料，內容涵蓋戲劇、音樂、文學、美術、舞蹈、曲藝活動等各種文藝形式，還包括抗戰時期重要文藝政策文件和領導講話，全面完整展現了華北文藝的特殊歷史地位與風格特征。解放區文藝的大眾化與生活化，與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寫作、淪陷區的都市文學形成鮮明對比。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是在戰火中吹響的號角，在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抗擊侵略者的戰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特別注重地方民間曲藝改造及戰時藝術形式的收集整理，搜集了快板、槍桿詩、墻頭詩、活報劇、街頭劇等多種文藝作品形式。這些作品以其獨特的大眾性、戰斗性和生活氣息，成為發動群眾、凝聚民心、堅持抗戰的文化武器。該套書編者試圖構建解放區的“文藝史料學”，這不僅是為進一步探索華北革命文藝的發展路徑、發展方向、創造機制和創新經驗提供珍貴的歷史文獻，更是對“人民文藝”基因譜系的系統性追溯。

從1999年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到2025年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抗戰文藝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已逐步形成層次分明、多元互補的體系化格局，既構建了以政治地域劃分的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三大主體框架，又在此基礎上不斷豐富完善，實現了空間維度上的全方位覆蓋。同時，史料類型上，既有報刊文獻、檔案文件，又有回憶錄、口述史料等；既有文學、戲劇，又涵蓋音樂、舞蹈、曲藝等，實現了從精英書寫到大眾文化的多元化美學風格的記憶存檔。

二、抗戰文藝研究的新視角：話語轉型、敘事革新與抗戰文學的在地化研究

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提到“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10]海登·懷特則認為“如何組合一個歷史境況取決于歷史學家如何把具體的情節結構和他所希望賦予某種意義的歷史事件相結合”。[11]歷史間距的產生，使研究者在發掘整理新的抗戰文學史料的同時，也獲得了新的方法論突破和視角更新。在抗戰文化生產機制、價值判斷、作品認識等多個維度，實現了歷史意義的創造性轉化和批判性闡釋——從將抗戰文化簡單視為政黨的宣傳動員工具，到適應戰時國家、民族需要的特定藝術形式；從將街頭詩、活報劇等視為藝術質量的倒退，到重估抗戰文化“大眾化”與“現代性”；從聚焦作品主題是否符合抗戰需要，到對淪陷區作品的重新認識；從延安—重慶的抗戰文學二元敘事，到抗戰文學多樣性的重新發現——上述研究視角的轉換，突破了以往抗戰文學研究中政治敘事的單一框架，促進了跨學科和跨地域對話。這不僅改變了對抗戰文學的解讀方式，更重新定義了文學與歷史、戰爭與書寫的關系。

房福賢《中國抗戰文學新論》對“抗戰文學”的意義進行了考辨，他認為抗戰文學不僅是戰時的抗戰文學，還包含新時期抗戰文學，進而側重對其流動過程的審視。該書將抗戰文學視為一個具有延續性和開放性的文學題材范疇，為抗戰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同時，在對評價抗戰文學的評價問題上，論者提出“對產生于不同時態中的不同抗日文學，應當采取不同的評價標準：戰時的文學應以文學之外的政治標準為基本的評價準則，戰后的文學則以文學本身的審美標準為基本的評價準則”[12]。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戰時的抗戰文學不單單是作家個人的感情和意識活動，更主要的是一種在集體、在社會中醞釀出來的斗爭形式；在戰爭作為生存現實的前提下，文學的社會效能被視為創作的首要目的，對此不難理解。到了和平年代，抗戰的文學書寫更加側重對于人性的反思和對于歷史的重構，也自然而然。然而，房著提出的“雙標”也存在偏頗：事實上，戰時的優秀之作不乏審美價值，有些還達到文學經典水準，例如冼星海、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孫犁的《荷花淀》等。因此，已有學者對“雙標”說提出不同見解。

抗戰文學是在特定歷史條件、文化邏輯和物質基礎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復雜文化現象。張武軍《從階級話語到民族話語——抗戰與左翼文學話語轉型》[13]將問題聚焦于抗戰文學的產生和形成過程，而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左翼文學界如何從階級話語向民族話語轉型。在具體的考察過程中，論者從本土因素與外來理論互動以及左翼作家在民族危機與政黨政治的夾縫中尋求表達空間作為貫穿話語轉化問題的兩條線索：一方面關注到蘇聯文學對于中國左翼文學話語轉化的影響，并以蘇聯小說《對馬》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作為樣本，思考左翼理論家的接受策略（有意淡化其中的大國沙文主義色彩，轉而強調其“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步民族觀”）；另一方面又強調在民國語境下考察這一轉型的復雜過程，尤其關注戰時文學場域的核心張力：不僅有左右對抗（如右翼文人的“民族主義文學”與左翼文人“階級話語”之間的文化博弈），還有左翼文學界內部“兩個口號”之爭呈現出的轉換路徑選擇的分歧。文化場域的分化以及抗戰文學實踐形態的多樣性立體化，呈現了話語轉換的艱巨性與復雜性。

段從學《“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14]鑒于以往對于“文協”研究意識形態化和碎片化的現狀，聚焦文協機構本身，通過系統地考察文協各個時期不同的組織形式、理論活動和文藝政策等方面，把握其自身的發展軌跡。該書是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這一抗戰時期全國最重要的全國性文學組織的專著。它以史料搜集梳理和史實考辨為基礎，探討該機構對抗戰時期全國作家及文藝界的組織與影響，并對“文協”前后期性質和功能的變化作出了自己的判斷。雖然這種判斷未必都能得到學界公認，但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學理化分析，對其他研究者畢竟有重要的參考與啟發價值。

與段著將文協作為抗戰文藝研究的切入點不同，李揚《從第三廳、文工會看國統區抗戰文藝（1937—1945）》[15]以國共合作時期政府文化機構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的視角考察抗戰文藝。李著通過考察第三廳、文工會的舉措以及對國統區抗戰文藝的影響，來重新觀照戰爭和政治糾纏之中抗戰文學的發生、發展。兩部著作都是基于文學生態中的細微環節入手，通過對中共黨史、政治史、文化史和文學史的跨學科整合，突破傳統單一學科的研究視野，構建了一種多聲部的歷史對話，揭示歷史進程中意識形態、權力結構文化實踐與文學表征之間的復雜共生關系。而在史料的搜集、考據和使用上，以超越政治黨派的立場，通過左翼文人、國民黨文人、自由主義文人的歷史記憶比對，將回憶錄等主觀材料與檔案、文獻等客觀材料辨析互證，試圖還原真實的歷史圖景，重新審視左翼文人、國民黨文人與抗戰文學的關系，對于全面、公允地評價國民政府抗戰文藝的政策和實踐有積極的意義。

張中良《抗戰文學與正面戰場》[16]聚焦于抗戰文學與正面戰場，探索作家與正面戰場的關系，既肯定了作家們在抗日救亡背景下普遍涌現出的強烈愛國主義激情和自覺國家意識，又不忽視隨著抗戰的深入作家走向正面戰場后產生的矛盾心理。該書一方面通過丘東平、臧克家的典型案例，進一步探討作家對于正面戰場的認同與疏離，具有鮮明的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價值；另一方面，該書全面審視抗戰文學對正面戰場正反兩面截然不同的藝術表現，通過對《新華日報》《大公報》《七月》《抗戰文藝》等報刊中抗戰文藝的文本爬梳與互文解讀，解讀武漢會戰、昆侖關戰役、衡陽保衛戰等文學書寫的建構方式，探討文本、記憶與意識形態建構的互動交織。

此外，近年還涌現出“中國·四川抗戰文化研究叢書”[17]、《山西抗戰戲劇研究》[18]、《棗莊抗戰文藝研究》[19]、《晉察冀戲劇研究》[20]等一大批抗戰文化與文藝的在地化研究成果，通過聚焦特定地域的抗戰文學生產、傳播與接受機制，揭示抗戰文學多樣化的地方實踐。“文學的本真歷史并不是由文學研究者所遴選的少數經典構成，鮮活的文學史其實也就是廣闊的文化史、社會史。”[21]“文化研究”的方法突破了過去以時間線性敘事為主導的文學史框架，轉向對文學空間性的深度挖掘，為抗戰文學提供了新的闡釋路徑。

三、范式轉型：抗戰文學研究對“現代性”的追問與反思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話語，開啟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改革開放重啟了這一進程，不僅在經濟建設尋求跨越式發展，更在思想層面重新激活了國民對現代性的強烈訴求。20世紀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潮流，其核心在于將現代性理論作為重構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脈絡的基本范式，建立起包含審美現代性、啟蒙現代性為主的評價體系，以此來突破傳統以政治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文學史敘述框架。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全球格局的深刻變革，現代性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之間逐漸顯現出明顯的理論裂隙，“反思現代性”呼聲不斷。如今，研究者以后視視角審視“重寫文學史”及其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等概念，不免產生這樣的疑問——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版圖中頗具影響力的板塊，革命文學與抗戰文學是否具有現代性？李怡、張中良主編的“民國文學史論”叢書和趙學勇主編的“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對這一問題給予了不同的闡釋，其各自獨特的理論視角與研究路徑共同構建了關于20世紀中國抗戰文學研究問題的對話空間，并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以往“現代性”文學研究范式的調整與突破。

2014年，李怡、張中良主編的“民國文學史論叢書”陸續出版，截止目前共出版兩輯17種。叢書中，李怡等《民國政治經濟形態與文學》[22]、張中良《民族國家概念與民國文學》[23]、周維東《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戰略與延安時期的文學生產》[24]、姜飛《國民黨文學思想研究》[25]、張武軍《〈中央日報〉副刊與民國文學的歷史進程》[26]、黃菊《“下江人”和抗戰時期重慶文學》[27]等，都涉及抗戰文學的理論建構和作品解讀，將抗戰文學置于民國視野的研究路徑，使對抗戰文化的解讀有了新的可能。與傳統延安文學研究經常使用的“文藝政策”“政治文化”“地緣政治”等視角相比，《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戰略與延安時期的文學生產》一書提出了“文化戰略”這一概念，將延安時期的文學置于民國文學的宏大背景中，考察戰時革命政權的文化建構。延安文學是生存極端條件下的文化戰略，與意識形態緊密結合。首先，延安文學在民國語境中并不是閉門造車，“統一戰線”作為根本戰略，對延安文學生產立場、組織形式與作家構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改變了以往蘇區對知識分子作家的“關門主義”，為了爭取更多讀者，與國統區文學產生了許多微妙互動。此外，在“突擊運動”影響下的“突擊文化”也成為延安文化戰略之一種，在著者看來，“折射出抗日革命根據地社會日常生活的軍事化色彩；反映出抗日革命根據地政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焦慮’心態；映射出抗日革命根據地社會潛在的‘突圍’心理”[24]7。而“突擊文化”對此后延安文學生產中的“集體創作”以及文本特征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以這樣的思路去重新審視整風運動，則是出于為了統一作家思想，推動“文化戰線”的最終落實而進行的一種文化戰略。從“文化戰略”的角度研究延安時期的文學，強調了延安時期文學背后的場域關系，將文學與空間的博弈聯系起來，而力圖展示其內部自身的規律，揭示了歷史的豐富性，對以往的延安文學認知形成挑戰和突破。

與“民國文學史論叢書”采取的斷代史研究思維不同，“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試圖整體把握延安文學歷史脈絡。其中，趙學勇《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價值體系重建》[28]、梁向陽《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民間文化》[29]、李西建《延安文藝與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30]、田剛《魯迅與延安文藝思潮》[31]，注重將延安文藝置于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體系中，對延安文學進行歷史性的演變考察。王鑫《世界視域中的延安文藝》[32]、于敏《延安文藝的中外傳播及影響》[33]，則將延安文藝研究置于世界文學演進過程中，與世界范圍內廣泛興起的左翼思潮緊密聯系。李繼凱等《書寫勞動人民：延安時期重要作家作品研究》、[34]王榮等《延安文藝報刊匯輯述略（1936—1949）》、[35]吳國彬《延安文藝學術史研究（1978—2016）》[36]，則從不同角度對延安文學本體再研究，完成了對延安文學的價值重估。

王瑤先生曾質疑“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理論構想遮蔽了“現代性”的內在矛盾與沖突：“你們講二十世紀為什么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或只從消極方面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的影響？”[37]“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正是聚焦于王瑤先生提到的“不講或少講”的內容，將其作為重要的理論資源，在重返歷史現場的前提下，對延安文藝做多樣性的、系統化、縱深化的動態研究。如果說“民國文學史論叢書”側重于對抗戰文學的反思，那么“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則側重于進一步追問：作為鄉土文藝的延安文學，為何占據全國性文藝運動的主導權？延安文學如何實現舊形式的革命性改造和民族形式的現代性轉化？事實上，現代性并非單一面相，啟蒙現代性、革命現代性乃至世俗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始終相互對話、沖突、融合。三者相互掣肘地制約著歷史的進程，也影響著對抗戰文學的闡釋與理解。

客觀來說，任何一種學術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專長和局限。張中良在《還原民國文學史》中就提到“以新民主主義觀點、現代性或20世紀眼光來梳理與闡釋文學史，自然各有所長”。[38]無論是“民國文學史論”還是“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都意在以新史料、新視角和新方法和學理化思維重新把握包括抗戰文藝在內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現象，突破此前因史料及觀念的局限造成的研究閾限，探索并最終實現抗戰文學研究范式的轉型，為促進抗戰文藝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構建本土化、自主性的學術話語體系，提供有益的借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生態視域下的中國紅色文學百年史”（1921—202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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