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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無形無色，卻往往是最有棱角的利器。它可以是鮮花叢中的一尊大炮，用它的共鳴敲響戰鼓；它可以是精雕細琢的十年磨一劍，用它的鋒芒劈開絕境。抗戰中，音樂同樣記錄下民族苦難，用號角凝聚著人民力量。

上一期“烽火存證”中，聶耳的小提琴與《義勇軍進行曲》的鏗鏘旋律仿佛還在耳邊回響，本期將繼續聚焦那些抗戰中與音樂作品相關的文物與故事。

賀綠汀《游擊隊歌》歌曲原譜手稿 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藏

進行曲再譜傳奇

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內，聶耳曾使用過的小提琴旁，還收藏有一張陳舊泛黃的紙片，布滿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鋼筆字，很容易被人忽略。走近一看，當發現它就是賀綠汀創作的《游擊隊歌》原曲稿時，幾乎每個人都會立刻感到肅然起敬。“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這首《游擊隊歌》，可謂家喻戶曉。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作曲家賀綠汀參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隊第一隊，赴南京、武漢等地演出，最后到達山西臨汾八路軍辦事處。在這里，賀綠汀學習了當時八路軍關于游擊戰爭的文件資料，被八路軍巧妙運用游擊戰沉重打擊日軍的事跡深深地打動了，創作靈感噴薄而出，先寫節奏旋律后有歌詞，很快就寫成了《游擊隊歌》。

賀綠汀把《游擊隊歌》視為自己最有價值的作品之一，在他1961年發表的回憶文章《游擊隊歌創作經過》中，他提到自己也從各種角度考慮了很久：“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是一回事情，如何把這些戰略戰術的方針體現在具體的群眾歌曲中，那又是另一回事情。它必須通過生活形象，賦予一定感情趣味，才能使唱和聽的人有興趣。”

《游擊隊歌》的歌詞通俗易懂，講述八路軍的游擊戰法，提到游擊隊員的特點是每個都是“神槍手”，能夠做到“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歌詞“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也正好反映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對華北地區抗日戰爭的方針。和《義勇軍進行曲》一樣，《游擊隊歌》同樣是進行曲風格，輕快流暢、生動活潑，在歌詞方面則強調了游擊隊員樂觀、英勇、頑強、機智的一面。

1938年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隊第一次演繹了這首歌曲，當時沒有鋼琴，也沒有樂隊，只有歐陽山尊吹著的口哨權作伴奏，演出結束之后，現場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朱德緊握住賀綠汀的手，贊揚他這首歌“寫得好”！從平型關戰場打了勝仗來此休整的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急邀賀綠汀和演劇隊一個營一個連地教唱《游擊隊歌》。“我們生長于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無論誰要強占去，我們就和他拼到底！”昂揚著樂觀與必勝信念的《游擊隊歌》迅速傳遍全國，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像陽光一樣驅散了人們心中恐懼的陰影，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奪取勝利的斗志。

抗戰洪流中，若論不朽的戰歌，《大刀進行曲》必然也是其一，它由作曲家麥新于1937年創作于上海。這首歌曲最初的創作藍本就是國民革命軍第29軍大刀隊。開篇第一句“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足足十一個字的一個樂句，卻被作曲家以神來之筆一氣呵成，自信而瀟灑。而在歌曲的最后，那一句威震天際的“殺！”，堪稱“肉身敘事”的風格與進行曲的曲風完美結合。成千上萬青壯年唱著這支歌參軍入伍，走向抗日前線。2023年始，東北烈士紀念館首次展出了《大刀進行曲》手稿原件，并同步展出麥新日記，里面還收錄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

流亡之嘆與故土之愛

在河北省博物院，收藏有一份珍貴的一級館藏文物，它就是由音樂家張寒暉親自手抄的《張寒暉歌曲集》。里面謄錄有一首幾乎在抗日戰爭時期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歌曲，它就是1936年秋張寒暉在西安創作出的《松花江上》。

張寒暉是河北人，192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是中共早期地下黨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上世紀30年代初，張寒暉正在西安擔任中學教師，由于工作的關系，張寒暉與駐扎在西安的東北軍曾有過較為密切的交流，他親眼目睹了失守“東三省”、妻離子散還要背負責備的東北軍的哭訴，在這種共鳴之下，他幾乎是一氣呵成寫下了這首堪稱抗戰期間感染力最強的歌曲。

張寒暉雖然從未親臨過東北，但他運用自己老家——河北定縣農村婦女的哭墳調作為素材，在歌中喊出了那句感人至深的“爹娘啊”。這不僅是淪落在外的流亡者對雙親痛徹肺腑的呼喚，更是萬千中國人民對失守國土的深深眷戀。

張寒暉四十四年的短暫人生中，一直都致力于抗日救亡歌曲的創作。他可能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創作的這首《松花江上》更在歷史的轉折時刻發生過巨大的影響——曾經張學良就是聽到了請愿學生在他面前高唱《松花江上》而淚流滿面，于是向學生們許下抗日的決心。周恩來總理也對這首歌曲青睞有加，抗日戰爭時期他不僅曾親自指揮同志們唱起《松花江上》，更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創排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時親自指示要將這首歌編入其中。

與《松花江上》類似，賀綠汀也寫有一首經典的流亡之嘆《嘉陵江上》。“從松花江到嘉陵江，這路程應該說是遙遠的。”1939年，一路從東北流亡到重慶的作家端木蕻良如是說。當流亡到嘉陵江畔時，面對嘉陵江嗚咽的江水，作者突然意識到，他故鄉的松花江已經淪陷六年了。就在這月色之下，端木蕻良寫下了散文詩《嘉陵江上》，寫著寫著，他的內心涌動出一種蓬勃的情感：“我必須回去，不論付出怎樣的代價，我要回到我生長的地方。”賀綠汀讀了這首散文詩后，站在江邊反復朗誦，終于為其創作了兩個版本的音樂作品，其中一個是進行曲風格，另一個就是一首獨唱歌曲《嘉陵江上》。

在內容上，《嘉陵江上》同樣充滿民眾對敵寇的強烈悲憤，而在藝術表現力上，歌曲巧妙運用西洋歌劇中宣敘調的莊嚴敘事與詠嘆調的蕩氣回腸，營造出一種悲劇性的莊嚴感，那被反復詠嘆的是主人公“我要回去”的執念。比起《松花江上》的悲痛欲絕、感人至深，《嘉陵江上》似乎更有一種能對話國際的質感，直到今天，它仍然作為我國男高音的必唱曲目經常出現在舞臺上。

除了人們耳熟能詳的戰歌與詠嘆，在抗日戰爭期間，還有兩首歌曲《長城謠》與《黃水謠》，秉承了中國民歌的柔韌與動聽，用最生動的音樂語言，記錄下了那段充滿血淚的歷史。

說起《長城謠》的誕生，還有段頗為曲折的故事。這首歌曲于1937年由潘孑農作詞，劉雪庵作曲。在這一年，潘孑農寫出了電影劇本《關山萬里》并策劃拍攝，這是一部描寫抗日戰爭時期的老百姓悲歡離合的進步電影，而這部電影的靈魂就是劉雪庵所創作的歌曲《長城謠》。雖然由于后來全面抗戰爆發，電影最終沒能拍成，這首歌曲卻成為了經典，在群眾中廣泛流傳。

《長城謠》的音域不寬，即使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也可以唱得動聽，它的歌詞又是那樣質樸自然，從“萬里長城萬里長”的悠揚贊美，到“骨肉離散父母喪”的切膚之痛，再到“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堅決的斗爭信念。尤其是歌曲最后的“新的長城”，寓意全國人民齊心抗日的必勝信念，可說與《義勇軍進行曲》“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有異曲同工之妙。

《黃水謠》出自著名的《黃河大合唱》，以另外一種更加流動的情感將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作為意象進行了深度刻畫。關于這首作品，作曲者冼星海曾說：“《黃水謠》是齊唱民謠式的歌曲，音調比較簡單，帶著呻吟的表情，但與一般的頹廢情緒不同，它充滿著希望和奮斗。”希望與苦痛交織在一起，民間歌謠的風格讓歌曲充滿了哀而不傷的深沉美感，更加意味深長。

無形的音樂，它們本身就是能夠封存歷史的文物，而這蕩氣回腸、誓不屈服的抗戰史詩——將永遠在樂符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