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舒宗僑在陪都重慶主編《聯合畫報》 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

“你看，當年掛霓虹燈的釘子還在呢。”時年86歲的舒宗僑，指著上海大廈的外墻，對女兒舒似槿說。

舒似槿陪著父親，漫步于外灘和外白渡橋。這里矗立著上海大廈，原名百老匯大廈，底樓西南角，曾是《聯合畫報》社址。底樓外墻上的霓虹燈，曾經閃爍“聯合畫報”四個大字。

而舒宗僑，曾經是《聯合畫報》的主編。

這是1999年國慶。

一本畫報

舒宗僑（1913—2007），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以新聞攝影教育家聞名于世。他也曾是一家極有影響力的畫報社的負責人。這，就是《聯合畫報》。

舒宗僑的職業生涯在抗日烽火中起步。大四時，他就進了《立報》工作，是中國第一代戰地記者。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英三國聯合成立幻燈電影供應社，并決定辦一本畫報。1942年9月25日，《聯合畫報》創刊，美國人溫福立任社長，舒宗僑任主編，半月刊，每期四開一張。

1943年初，《聯合畫報》脫離幻燈電影社，轉由“美國戰時情報局”（后改名美國新聞處）主管。就在這一年，畫報改出周刊。除新聞圖片外，又增設小品文、木刻、漫畫、地圖等，并邀請茅盾、老舍、葉淺予、丁聰、張樂平等撰文作畫，發行量從幾千份增至兩萬份，成為大后方銷量最高的期刊，還被空運到印緬戰場和越南等地區，成為中國軍人的精神食糧。1944年起，由美國空軍向日占區投擲《聯合畫報》，每期投下幾千至上萬份“紙彈”，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共投擲了207000多份，大大鼓舞了淪陷區人民的抗戰信心和斗志。

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個月，美國新聞處處長康樂斯在上海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新聞處辦公室，以一美元的象征性價格將《聯合畫報》的版權和商譽轉讓給舒宗僑。自此，《聯合畫報》由舒宗僑個人主編發行經營，社址即設在百老匯大廈底樓。

在一本聯合畫報社1947年出版的書上，我看到了《聯合畫報》的廣告。最上方寫著：“今日之畫報即明日之畫史。”后面一句宣言令人動容：“不受利用，不懼威脅。”

畫報在報道上堅持客觀、公正。對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學生運動，較場口事件，李公樸、聞一多被害事件，南京下關事件等，都及時報道，發行量迅速上升，最高達50000份，是畫報中最高的。

至1949年4月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總227期），《聯合畫報》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兩部畫史

“今日之畫報即明日之畫史。”

這句話，舒宗僑不僅僅印在廣告上，而是實實在在去實踐，為歷史留下了兩部不朽的畫史。

舒宗僑從重慶帶回上海整整一旅行袋的照片和底片。他在上海還四處搜尋相關資料，從接管的偽《中華日報》等有關機構找到許多敵偽時期的新聞圖片，又利用工作關系，從美、英等國的新聞處、通訊社搜集到了許多照片和底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在出版過程中曾遭遇重大險情。舒宗僑在序里寫道：“這些材料曾數次‘蒙難’，而最危險的一次，莫過于最近擔任排印本書之印刷所受祝融之禍；這次總算很僥幸，該所大部受災，而本書的稿版紙張仍得保存；但是因此卻延遲了出版的時間。”

終于，克服了重重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于1946年9月出版，文字約35萬字，收錄圖片近千幅，地圖82幅，文獻64種。全書共12章，其中有3章反映中國抗戰，即“從九一八到西安事變”“中國全面抗戰（上）”“中國全面抗戰（下）”，其他章節亦有涉及中國的內容。舒宗僑在序里這樣定位中國抗戰：“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之重要與貢獻，是不可否定的事實”“在戰爭以后，我們在國際上應該有一個相當受尊敬的地位，是毫無疑義的”。

如果說這些話充分體現了舒宗僑的國際眼光和歷史眼光的話，那么，在書里充分地表現共產黨的抗日功績，則體現了舒宗僑的政治勇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里，不僅有毛澤東、周恩來的照片，朱德的畫像，而且用整整一頁刊登了彭德懷、葉劍英、賀龍、劉伯承等八路軍重要將領的相片。不僅用專節敘述了“大戰平型關”和“晉冀百團大戰”，正面描寫了八路軍的輝煌勝利，還專門寫了“山西的游擊戰”一節。

舒宗僑又邀請著名記者、作家曹聚仁一起編寫《中國抗戰畫史》，舒負責圖片，曹撰寫文字。舒宗僑多次去中國共產黨駐滬機構和左翼進步社團搜集資料圖片。

《中國抗戰畫史》于1947年5月出版，全書約45萬字，收錄地圖60幅，圖片1167幅，其中80%從未對外發表過。關于中共軍政領導人、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戰的圖片達150多幅，共產黨領導的重大抗日活動都有反映。要知道，在當時敢于公開刊載這些圖片和文字，需要多么大的勇氣。

在一本1947年8月出版的第四版《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上，有一則《中國抗戰畫史》的廣告。“編著經過”一節說：“本書由曹聚仁、舒宗僑編著，兩氏為國內新聞學教授，名記者，抗戰開始，即從事戰地記者工作，八年中奔馳南北各戰場及大后方，搜集戰地資料，作成新聞紀事，國內報紙競相刊載。故本書資料之搜集，早于十年前即已開始。本書之記敘體裁，亦系以新聞紀事筆調出之，加以圖片，故毫不致感覺枯燥。此外《聯合畫報》為抗戰中歷史最久之畫報，新聞圖片之總匯，本書由聯合畫報出版，一切當能超過一般的出版水準。”

這兩部畫史還發揮了特殊的作用。舒宗僑回憶說：“1948年8月14日，國民黨國防部上海軍事法庭在虹口上海市參議會開庭審判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時，想不到在審判長石美瑜的審判臺上竟然放著我編的兩本《畫史》，那是準備用以印證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各地暴行的。”

三冊日記

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意外得知，舒宗僑抗戰日記尚存于世。

據舒宗僑之子舒達明介紹，父親的抗戰日記目前存有三冊，分別寫于1938年、1939年和1940年。其中，以1938年的日記最完整，內容也最精彩。

舒宗僑1938年的這冊日記，是寫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生活日記》上的。日記第一頁，頁眉印著“今年的生活計劃”。在這一頁上，舒宗僑寫下了他的新年志向——

“今年是抗戰吃緊的一年，是與日本作生死搏斗的一年，整個國家是以敵人為對象，每個人也應以敵人為對象。”

“回憶以前，我對于抗戰，供（貢）獻太少了。今年，我要加緊對于抗戰工作的努力，我有這樣一個計劃，即是于原有工作之外，盡可能地為抗戰出點力，為國家民族爭正氣！”

在新年第一天，舒宗僑寫道：“我沒有別的感覺，只有在慘痛中，自己格外抖擻精神，向前邁進！為我被欺凌的國，為我被沖散的家復仇！”這天，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在武漢青年會開會。舒宗僑在日記里寫道：“這個組織的目標是‘抗戰之中，團結全國前進的記者’。”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他被選為候補干事。

1月12日，舒宗僑聽了史沫特萊的演說，她主要講了八路軍的作戰情形。日記里的這段記載，幾乎原封不動地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山西的游擊戰”一節里。

2月10日，在塔斯社兼職的舒宗僑在徐州陪同社長羅果夫和記者谷賽斯基采訪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李宗仁介紹了戰況后分析說：“現在在一般人，或從表面上看是異常危急，但在軍人與抗戰情緒很高人看來，我們是為生存，為自由而戰，死中求生，我們一定可以以我們的決心和堅強精神，打破敵人的野心！”

第二天，他們采訪了張自忠將軍。張自忠對羅果夫說：“現在的軍人，很簡單地講句話，就是怎樣找個機會去死！因為我認為中國現在鬧到這個地步，乃是軍人的罪惡。”張自忠此時已下定了以死報國、以死明志的悲壯決心。

舒宗僑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一次驚心動魄的歷險。這是1938年10月22日，武漢已到危急關頭，舒宗僑登上新華日報社租用的一條小輪船，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干部、難民150多人，離開武漢，駛向重慶。船行一夜，于次日早晨抵嘉魚縣燕子窩村。

22日這天的日記，寫到一半改用紅墨水，估計是藍墨水用完了。23日的日記，舒宗僑用紅墨水寫了滿滿十頁，達三四千字之多。日記的最上方，舒宗僑寫下五個粗大的字作為標題——“偉大的遭遇”。

這天早上七點，船停在燕子窩村江邊，準備下午三點半再出發。舒宗僑帶了旅費、相機和日記本登岸，同行的有安世祥、宋海泉。三人在江邊找了個小茶館“很自在地喝著茶，休息著”。到了午飯時間，安世祥主張要有辣椒炒肉丁，但沒有鹽，他就去找。舒宋二人“一等不來，二等不來，等了一兩個鐘頭，鹽還不買來”，二人隨便吃了點東西，一點半了，離開茶館，準備登船。正巧在這時，見到了老安，他仍未買到鹽，但他要吃面，于是他們又“跟著他買了點豬肉、粉絲，回到原來的茶館內弄面吃”。“炒好肉，面還沒下鍋，已經三點鐘”，舒宗僑有點著急了。“正吃得差不多，船上叫子嗚嗚地響起來，是催人上船啊！對了，三點半還差十分，得走了。”“跑到船邊，天空中傳來嗡嗡地（的）飛機聲”，“三架（飛機）迎面而來”。這時，“一大部分（人）都已上了船，在船下的只有一小部分”，舒宗僑此時“離船約十丈遠”，正準備跑，飛機已到頭上了。飛機飛得很低，機翼上的紅膏藥標識和駕駛艙里的人頭都看得清清楚楚，三架飛機對著船瘋狂轟炸和掃射……已上船的150多人，犧牲大半。舒宗僑不由后怕：只差一兩分鐘，就上船了。

舒宗僑這三冊抗戰日記，歷經戰火和動亂，穿越了80多年時光，仍然完好存世。這是中國抗戰史和中國新聞史上極為珍貴的一手史料，極具出版、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