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翻檢我國族歷史，常有文明被野蠻摧敗處。然中華文化一脈延承，華夏文明生生不息，又足以顯現出中華文化獨有的強韌與生命力。

長沙會戰四戰三捷，歷史將光榮賦予了這座英雄之城。回望往昔，無論是通過影視、文學作品，還是通過史料文獻和遺跡，看到的是殘酷烽火和鐵血，是民族苦難和犧牲，是赤子忠誠和人間正道，讓我們悲傷、緬懷和奮進。我們的民族向來有橫槊賦詩的傳統，在長沙會戰的烽火間隙，也有吟詠酬唱的風雅細節，在漶漫褪色的故紙墨跡里依稀可辨，不應該被忽略和淡忘。那里面傳遞的，正是浸入我民族骨髓的勇毅與從容、豪邁與悲憫，以及那永恒的風雅。

其時，一位縱橫戰場、運籌帷幄的儒將吳逸志值得特別關注。吳逸志（1896—1961），字學行，廣東豐順縣人，先后在黃埔陸軍小學、保定軍官學校就讀，畢業后在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任連長，參加過東征、北伐，之后留學德國國防大學、柏林大學，時任第九戰區參謀長，協助薛岳將軍指揮長沙會戰。吳逸志將軍赤膽忠誠、謀略過人、詩文俱佳，戎馬倥傯之余，在長沙引領了系列影響廣泛的戰地文化盛事。

舉世滔滔思古道

第三次長沙會戰的硝煙未散，又經歷了三個多月的贛東會戰，第九戰區官兵才能稍作休整。1943年1月4日，吳逸志中將一行六人沿湘江南下，往長沙城外南三十五里的坪塘獅子山，拜謁曾國藩墓。中央社發出了通訊：

某戰區參謀長吳逸志中將儒教雍容，對于曾左彭胡諸先哲，服膺極篤，昨特于軍務倥傯之余，偕同設計委員趙壽人、九職校長陳云章、忠愛社經理劉順慈，勵志社主任羅正倫，設計委會秘書吳敬模等，前往坪塘，展謁曾文正墓。晨九時出發，直至下午四時許始盡興而返。吳中將肅立墓前，憑吊良久，思古情深，一碑一文，莫不詳加審視。墓側龍興寺，有古羅漢松二株，蒼老虬勁，吳氏甚為欣賞，曾應該寺方丈請，題“雄奇甲天下”五字，歸途中頻諭當地駐軍，對于曾公墓，須盡心保護，樹木尤不得損伐。景仰先賢之忱，某耆舊聞之，感佩不置，認為極屬有益名教云。

由上文可知，這并不是吳逸志將軍第一次拜謁曾國藩墓，不過在第三次長沙會戰、贛東會戰等勝利之后，心情更加輕松豪邁，吊古撫今，詩興飛揚。三日之后，吳逸志通過中央社發表《謁曾文正公墓感賦》七律一首：

有清宰輔孰賢豪，立德立言公獨勞。一代勛名事猶小，千秋師表實功高！狂瀾欲倒憑挾挽，浩氣長存仗冶陶。獅子山前瞻謁處，依依不盡聽松濤。

一并發表的還有吳逸志所作注釋：“清道光以后，文武皆杳，自公以公忠誠樸倡率其將佐僚屬，風氣為之一變，治軍居官皆粹然有儒者氣象。其所為古文，卓絕一代，為世所宗；所遺治兵語錄，亦為現代軍人所重視。”此詩一經發表，即好評不斷，尤其扣動傳統知識者的心弦，產生了廣泛共鳴。不過，吳逸志詩興猶未盡，隔兩日再發表了同題的第二首：

靈開衡岳縱英明，己溺己饑宇量宏。舉世滔滔思古道，精忠耿耿為蒼生。波翻東海鯨猶在，板蕩中原寇未平！公不生遲八十載，與公攻打石頭城。

如前次一樣，吳逸志又特意作了注釋：“公曾云，為天下計，則必己饑己溺，一夫不獲，引為余辜。公曾示：今日百廢莫舉，千瘡并潰，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與斯民相對于骨獄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有萬一補。不然，但就時局而論，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報紙編輯以詩中“舉世滔滔思古道，精忠耿耿為蒼生”制成大字號新聞標題，在醒目位置推出;并且高度評價：曾公之精忠與吳氏之抱負，寫來躍然紙上。

吳逸志對湖湘諸先賢非常崇敬，熟讀曾國藩的重要著作，多次在湘講演都援引曾氏觀點，不過他認為，曾國藩的事業功名猶在其次，而道德文章實為近三百年所僅見。遙想當年曾國藩以保全民生、捍衛文化傳統、力挽狂瀾自任，從坪塘練兵開始，歷經千萬苦辛、轉徙多地，聯系起有點類似的場景和角色，自然讓吳逸志覺得身臨其境、感慨萬千。“公不生遲八十載，與公攻打石頭城”，當指薛岳將軍，吳逸志心儀曾國藩，自我期許頗高，但始終低調、從不自大，擺正參謀輔助位置。以上兩首詩通過中央社配以新聞發布，省垣《湖南國民日報》和湖南《大公報》同時刊載，一時好評如潮、唱和者眾多。參與唱和者來自不同地域、職業和階層，粗略可以分為四類。

最多的是第九戰區將士，如霍揆彰、傅仲芳、彭位仁、歐震、張德能、魯道源、趙曾儔、吳敬模、饒少偉、謝聲溢、張慕槎、董煜、曾粵漢、何澤翰、徐亞雄等。這都是經歷戰火考驗、出生入死的軍人，不少人功勛累累、聲名赫赫。有的是此前三次長沙會戰、贛東會戰的親歷者，有的還要參加后來的常德會戰、衡陽保衛戰，饒少偉就是堅守衡陽的四位師長之一。霍揆彰時任第20集團軍副司令、洞庭湖警備區司令；傅仲芳時任第99軍軍長；彭位仁時任第73軍軍長；歐震時任第4軍軍長；張德能時任第59師師長；魯道源時任第58軍新編第10師師長；饒少偉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部軍務處處長；何澤翰時任薛岳秘書。當日隨同吳逸志拜謁曾國藩墓的第九戰區設計委員趙壽人、設計委會秘書吳敬模，近水樓臺又文思敏捷，最先發表和詩，忠愛社經理劉順慈、勵志社主任羅正倫稍后也有和詩。趙壽人在一周后即發表《次韻吳參謀長謁曾文正公墓二律》，其中有兩句尤其精彩，被《湖南國民日報》作為新聞標題：“知公帷幄經綸在，便自長沙下石城”，寫的既是真實，也是戰略前瞻和樂觀預言。趙壽人，又名趙曾儔，安徽太湖縣人，早年專攻數學，留學日本、英國，交好熊慶來和羅素，先后任中央大學、東北大學教授，后從第九戰區司令部轉任湖南大學教授。他是名副其實的大知識分子、社會上層，偏偏要拋棄優裕平靜的生活，親臨艱苦卓絕的戰場一線，無懼鮮血和生命危險，只有精忠報國的精神能夠解釋了。抗戰勝利以后，趙曾儔以親歷者的身份，出版五十萬字的皇皇巨著《抗戰紀實》，保存了不可多得的抗戰史料。歐震是儒將，熟讀曾國藩著作，經常在行軍作戰的閑暇賦詩，和作中有佳句：“書生如此亦英豪，百戰何辭汗馬勞；未必立功邀主重，故縱行誼比人高”，評價準確而角度獨特。

其次是湘省社會賢達，如彭允彝、鄭家溉、黃俊、胡汝霖、張平子、劉虛、毛健吾、余籍傳、王力航、曾昭權、曹典球、李澄宇、譚常愷、任壬、曹孟其、顏息庵、劉鵬年、劉天隱、雷恪、雷愷、徐楨立、左宗澍等。以上來自湘省各界，代表性十分廣泛。彭允彝是辛亥革命元勛，曾任教育總長，時任省貧兒院院長；鄭家溉、黃俊、胡汝霖是前清翰林；張平子時任湖南《大公報》主筆，劉虛時任《湖南國民日報》副社長，毛健吾時任衡陽《大剛報》主筆；余籍傳時任省建設廳廳長，王力航時任長沙市市長；顏息庵時任武漢大學教授，李澄宇、譚常愷時任湖南大學教授，曹典球時任私立文藝中學校長，任壬時任私立崇德中學校長，曹孟其時任私立廣雅中學校長；劉鵬年、劉天隱是著名詩人;雷恪、雷愷兄弟是著名書畫金石家；馬續常是著名律師;徐楨立作為教員隨私立育群中學流亡寧遠縣。時任湖南大學電機系主任的曾昭權，為曾國藩的曾孫，懷念先祖之詩懇切而低調，十年后因不愿批判曾國藩自殺。作為辛亥革命元勛，彭允彝在和作后注釋：“曾公咸同偉業，所遺湘淮兩軍實力，則吾黨建國所因。”這些社會精英、詩詞名家，佳作紛呈、各有特色。例如，岳陽縣籍詩人李洞庭的和作：（一）獅山片石紀人豪，戡亂安民一代勞。況復德言皆不朽，未妨日月與爭高。憂讒跡近周公旦，勇退心同處士陶。左相齊名能定遠，卻恰戈壁也生濤。（二）眾心攘外盡思明，攘果安民業始宏。獨賴文章窺圣道，寧矝將相屬書生。兒曾使遠新疆定，弟亦能軍大難平。環海滔滔今過昔，得公再起比長城。兩首詩視野開放、關注形勢、由古及今、立論公允，由曾國藩論及左宗棠、曾國荃、曾紀澤，都有恰當評價，民族危亡之際呼吁杰出人物，是比較優秀的和作。

再次是來湘要人，如張默君、居正、劉文島、林虎、仇鰲、周震鱗、賀耀祖等。1943年上半年，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張默君，國民政府委員、司法院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慰勞總會會長居正，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劉文島，國民參政會經濟委員會主任林虎、副主任仇鰲，國民立法院委員周震鱗，重慶市市長賀耀祖，先后來長沙且都有和作。張默君、仇鰲、周震鱗、賀耀祖作為湘籍人士，感受更加深刻。張默君是國民黨內元老、女權運動領袖，在和詩之外，贊譽薛岳和吳逸志的戰功和治理：“連年指揮若定，三捷湘北，威震人寰，邇益施德政導民以正，其將繼曾湘鄉，而振一代之衰歟。”“何慚清議愧神明？”居正否定了長期以來對天津教案的非議，極力推崇曾國藩書生戎馬作干城的功業。仇鰲在年初返湘，與林虎一起檢查湘省抗戰經濟動員和限制物價工作情況，與吳逸志交往多次，除了和詩外，還作詩贈別：“著書關大計，綬帶亦文儒；籌筆干星斗，韜鈐振海隅；閑揮元亮酒，笑飲曼生壺；湘上添清絕，高吟共一呼”，對吳逸志力主開辟日本本土戰場、文武雙修、酒茶優雅之韜略風度，深表贊賞。

還有吳氏門生故舊，如陳紹寬、李維源、李介丞、吳蕊秋、周鴻恩、董煜等。陳紹寬時任海軍部長，是吳逸志敬重的軍界前輩；李維源時任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中將顧問，是廣東嘉應縣人；李介丞曾任開平縣縣長，是廣東豐順縣人；吳蕊秋時任豐順縣一中校長，是吳逸志的堂叔、老師。還有吳逸志在黃埔軍校任教和兼任第九戰區干訓團教務長時學員，如董煜，時任軍委會高級參謀，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周鴻恩少將，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陳紹寬有句：“湘軍更喜英風振，島寇期同駭浪平”，也是貼切而工整。

其中有父女、兄弟一同參與的，傳為吟壇佳話。劉善澤，字腴深，號天隱，著名湘籍詩人，與吳逸志多有交往，和詩敏捷且有名句：“誰與山川留藻繪，幽情珍重謝宣城”；其女劉壽彤亦有和作，編輯稱譽曰：“堪稱典切，可見其詩力之工矣”。長沙雷愷、雷恪、雷怡三兄弟，詩、書、畫俱精，被稱為“雷氏一門三絕”，其時雷怡已亡，雷愷和雷恪兩次聯袂和作、同時發表，風格近似，立意不凡，特別引人注目。

青山落日照殘櫻

在圍繞拜謁曾國藩墓唱和吟詠的同時，另一場關聯的文學活動也在醞釀。1943年1月5日，吳逸志下令重修倭寇萬人塚：“第三次長沙會戰，聚殲倭寇數萬人，于本市黃土嶺牛婆塘，筑就倭寇萬人塚一座，示我大國風度也。一年以還，風雨剝蝕，本戰區參謀長吳逸志中將特飭重修，預先并親撰一聯以紀其事，文曰：巧逗干戈，喪師上國，可恨亦可憐，聊修京觀慰春夢；欣歌秋社，瘞旅新壞，既安且既固，莫作冤魂厲此墟。”兩個月以后，修葺完工，薛岳題寫“倭寇萬人塚”大字匾額，另樹立倭寇萬人塚碑，由吳逸志親撰碑文并書寫。此一事件受到各界關注，長沙、衡陽等地報紙都刊載了消息，吳逸志通過中央社發布詩作兩首，并附錄碑文。

倭寇萬人塚筑成二律

土塚在長沙城南黃土嶺，廣廿余畝，高數十丈，遠望若孤峰，三十一年一月，第三次長沙會戰近郊被殲之敵，聚瘞于此。

捷報頻傳秋復冬，橫磨卅萬斬妖兇。天爐布陣法常妙，閃電效顰術至庸。血染撈刀河似錦，尸填黃土嶺成峰。年開勝利歡宇寰，俞戚有知掬笑容。強權公理自分明，師出無名信折兵。故引貪狼趨陷阱，聊修京觀覆殘櫻。骨灰已作千層塔，閨夢猶酣萬里征。他日招魂懷楚些，萬家吞淚泣東瀛。

吳逸志撰寫的碑文和兩首七言律詩，將第三次長沙會戰上溯到俞大猷、戚繼光抗倭，追憶戰爭的關鍵環節，斷言日寇不義之師必敗，壯懷激烈、浩氣如虹；從日寇兇頑可恨的背后看出可憐可惜，彰顯人道主義情懷。

如前次一樣，吳逸志的詩作由中央社、報紙發表以后，他自己又石印數十份，面贈或寄送師友，征求和作。從3月中旬開始，以《倭寇萬人塚筑成二律》發起了另一場詩歌創作運動，與前一次時間重疊、內容相關，參與者也高度重合。倭寇萬人塚主題更直接，感受更切身，因而新增了部分作者，甚至有不少無名之輩，如龔曼甫、劉逖、羅球、伏藝輝、王楚材等。長沙的兩家重要報紙《湖南國民日報》和湖南《大公報》，以極大熱情全程參與，提供發表平臺，精心編輯、評論、注釋和推介，甚至有記者親自創作；其他報刊如《精忠導報》和《陣中月刊》，也偶爾參與。對于重要作品，編輯將其中精彩詩句摘出，以大號字體排成標題，重點推出。例如：傅仲芳的“黃土魂歸悲宿草，青山落日照殘櫻”；彭位仁的“驚看宿草迷荒塚，欲取扶桑作附庸”；劉文島的“天爐氣壯吞頑虜，黃土風高覆落櫻”；李洞庭的“誰是漁翁誰鷸蚌，楚天揮涕話環瀛”；梁龍的“灞上春風回細柳，塚中枯骨夢殘櫻”；王家騏的“長沙已奉三番捷，東海仍期一度征”；任壬的“戰場自古堪憑吊，俞戚功勛震海瀛”；吳蕊秋的“血染撈刀欣奏凱，魂歸黃土掩殘櫻”；劉虛的“愁對洞庭橫故壘，欣看富士聳孤峰”。殘櫻、落櫻、宿草、枯骨、黃土、孤塚、黃昏、落日、富士山、東瀛等意象反復出現，飽含對侵略者的嘲弄、痛斥和悲憫。“東海仍期一度征”，亦即吳逸志主張盟軍要開辟日本本土戰場，以加快戰爭進程、徹底打垮侵略者。這些以戰場勝利為基礎的抒情，充滿豪情、樂觀和悲憫，也只在長沙會戰之后才能完全實現。

詩篇不斷由外省向長沙匯聚，還從沅陵、溆浦、江華、藍田等鄉村寄來；作者來自軍界、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商界，張默君、劉壽彤還是不多見的女詩人；最大的超過80歲，最小的才13歲。十三齡童子彭湘生，雖然年幼，但詩作并不稚嫩：（一）露布電馳又值冬，星搖電閃掃群兇。凱歌三奏運籌妙，敗訊頻傳詭計庸。鶴唳風聲寒敵膽，尸橫骨寒積云峰。燕然勒石今猶烈，虜魂有知應改容。（二）薛公號令極嚴明，陣布天爐勝寇兵。戰血腥流膏野土，冤魂郁結泣萬櫻。春深敵卒思歸計，日暮倭孽怨遠征。休道種同如手足，干戈何必起東瀛。

前清翰林鄭家溉，詩文書法俱佳，出身長沙縣金井鄉鄭氏世家，全面抗戰爆發后回湘，任省政府顧問，老當益壯、積極抗日。一年以后長沙陷落，年屆七十二的鄭家溉帶領全家避居湘鄉縣鄉下。日本軍方和漢奸慕名搜尋到鄭家溉，請他擔任地方維持會會長，遭到嚴詞拒絕。鄭家溉被十幾名日軍和漢奸押著去湘鄉縣城，途中投水自殺未成，被日軍殘忍槍殺。鄭家溉氣節高尚、大義凜然、人如其詩，以行動和生命實現了精忠報國。前清翰林黃山先和作了一首500余言的長歌，尚覺詩興未盡，又和作七律兩首。“三年愧我禺山宰，長憶珂鄉衣錦城”，前清翰林胡汝霖年老避居長沙縣東鄉，大有觸動而發出反思自責的聲音。

倭寇萬人塚一年前才筑成，“風雨剝蝕”只是一個說法而已，吳逸志下令修葺，其實意在“永留名城戰績”，意在宣傳展示。一方面，修葺塚墓、新增對聯、豎起倭寇萬人碑，以文字、物證固定侵略者罪狀，建設愛國教化場所。另一方面，通過詩作征和吟詠，展示軍民抗戰功勛，激發全社會抗日斗志。倭寇萬人塚新修整后，立即成為市民參觀點，也接待了不少來湘客人。1943年3月17日，廣東文化考察團抵達長沙，成員有廣東省立藝專校長趙如琳、建國日報社長李培育、省立革命博物館館長胡根天、廣東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嚴明、省立藝專音樂系主任黃友棣，一行參觀了倭寇萬人塚等處，臨別時表示：“長沙為典型之戰時都會，具有三捷之民族光榮，對長沙文化之深具戰斗性至為欽佩。”4月初，又迎來了桂林新聞界考察團，成員有中央社桂林分社主任陳純粹、桂林掃蕩報發行人易幼漣、桂林大公報發行人王文彬。考察團早聞倭寇萬人塚之名，主動要求參觀，《湖南國民日報》記者陪同并報道。“黃土隆腫，高與山齊”，“周約六十余步，全塚為圓錐體，高約三丈”；塚前有薛岳手書“倭寇萬人塚”碑額，遒勁飛舞，大有岳武穆筆意；墓道前有吳逸志撰寫的對聯，語氣恰當，彰顯大國風度。考察團精神振奮、贊賞不已，有人還戲言：我國不僅優待俘虜，而且澤及殘骸。

又向古樂求大雅

在拜謁曾國藩墓的同日，吳逸志還啟動了一項文化計劃——光大瀏陽古樂，這也是與曾國藩關聯的事業。瀏陽縣圣廟古樂與曲阜孔廟古樂齊名，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是我國傳統音樂的瑰寶，曾國藩也十分重視，在日記和書信中多有記載。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應曾國藩之邀請，瀏陽縣精通古樂的邱慶籲帶領徒弟六人到安慶兩江總督府拜謁，并演奏古樂。曾國藩聽后感覺“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欣然題贈匾額兩塊：“雅淡和平”“精深正樂”。曾國藩認為，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決定讓曾紀澤來營研習音律。次年正月十五日，邱慶籲一行又去兩江總督府演奏賀節，曾國藩邀請莫子偲、李申夫、李眉生、穆海航等幕僚一起欣賞。瀏陽到安慶，去時水路順流要二十幾天，返回逆流要近兩個月，實屬不易。當時攻克安慶不到半年，水路交通剛剛恢復，曾國藩即向瀏陽古樂隊發出邀請，可見是如何看重和急切。

吳逸志由拜謁曾國藩墓想起瀏陽古樂，感嘆禮樂崩壞、大雅久不作，意圖有所振興。經與瀏陽縣紳劉腴深協商同意，計劃將瀏陽古樂設備運至長沙公開演奏，進行倡導推廣，以利于培育社會風氣。劉腴深也是詩詞唱和的重要參與者。吳逸志當即叮囑勵志社主任羅正倫、忠愛社經理劉順慈，會同第九戰區司令部處長梁勃夫一起籌辦，預計當年春天可以實現。報紙評論：“吳氏此舉，用意至為深遠”。其實，弘揚瀏陽古樂并不是吳逸志的創新之舉。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對瀏陽古樂甚為關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四川音樂家周靈殊等專程來湘調查研究，前后數月之久，連續發表多篇論文；曾主湘政的何鍵也甚為看重瀏陽古樂。但是，作為一位肩負重任的高級將領，在大敵當前、軍務繁忙之際，從文化角度、從長遠來思考民族發展的道路，確實甚為難得。

瀏陽古樂設備復雜，演奏者眾多，又因戰事等影響，吳逸志的計劃被大幅度推遲,但得到了薛岳的高度贊同。直到當年10月，遵照薛岳的命令，瀏陽縣禮樂局約100人趕赴湘省府臨時駐地耒陽縣，為慶祝雙十節和全省運動會演奏。是時，會場聽眾如堵、水泄不通，記者感嘆：“由此古樂之演奏，可回憶到我國古時先民對于音樂之愛好，并不落于歐美之后。”10月13日，古樂隊由耒陽抵達長沙，在第九戰區司令部演奏以后，又在省教育會中山堂連續三日面向社會演奏。長沙市政府制作了不同顏色的參觀券，約定使用場次，在各鄉鎮公所免費發放。薛岳、吳逸志、趙壽人又一次親臨中山堂欣賞，還有外籍人士參加，單場觀眾超過二千人。每場演奏前，由瀏陽禮樂局負責人講話，介紹古樂常識。《湖南國民日報》和湖南《大公報》等連續報道演出情況，詳細介紹瀏陽古樂的起源發展、內涵特征及審美價值。湖南《大公報》發表題為《古樂》的社論，連續兩天以大號字在醒目位置刊登，稱道瀏陽古樂“全古風于一線，而流傳至今，誠屬幸事；魯殿靈光，為世所重，理亦宜也”。現場盛況空前，“當俗琴聒耳之余，頓聞韶音，無怪參觀之眾以萬計”，雖然不少是看熱鬧的，但足見人們對于傳統文化重視。“樂以揚民族正氣”，記者提醒教化者“應留心探討而闡揚之”。演奏完畢數日之后，記者劉一行發表了《聽古樂歸來》，以新文化倡導者的身份，反思傳統文化與時代的矛盾，指出全面復興古樂的不可能，依然肯定瀏陽古樂具有相當價值，宜由政府加意維護。當時曲阜淪陷在日寇手中，孔廟古樂大多被毀壞，薛岳和吳逸志于是飭令瀏陽禮樂局，復制一套古樂設備，送往陪都重慶。

回頭來看，謁墓、修塚、古樂三項活動以及詩歌唱和，都是吳逸志深思謀劃的，意在集中宣傳名城戰績，弘揚民族文化精神，激勵全社會抗敵斗志。此前吳逸志多次拜謁曾國藩墓，數次長沙會戰前后也有詩作發表，“千里長圍戰洞庭”“一樣丹心照汗青”等名句被廣泛稱道，但從未如此主動而集中。這是一次思想、藝術和影響兼備的文學和藝術活動，但長期被文學界、史學界忽略。集中唱和吟詠從當年1月初開始，5月中旬結束，估計受戰爭形勢影響只持續了半年，但一二年后還有零星的和詩發表。來自不同階層、職業和地域的作者50余人，發表和作200余首，如果不是戰時關山阻隔，參與范圍會更廣、作品會更多。那些殘留在舊報刊里詩作，墨跡漶漫甚至難以辨認，但依然散發著濃烈的硝煙味、血腥氣、愛國情、文化韻，在今天和平的天空下應該得到重視、整理和閱讀。受到原作在題材、格律等方面限制，唱和之作也許有不少平庸的，各位作者以后選擇的道路也不盡相同，但反侵略的報國之心、忠勇之義仍值得載入史冊。吳逸志作為杰出的軍事家、宣傳家、詩人，為抗日戰爭做出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非常值得國人尊崇懷念。

半世紀前曾國藩墓被毀，后部分恢復，然不復舊觀；因城市建設和被忽視，倭寇萬人塚難尋舊跡；瀏陽古樂盛名尚在，而長沙人也難得一聞；時逢抗戰勝利80周年，振奮之余不無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