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要不是特務們逃離現場時做賊心虛，把車里的燈全關了，路上的巡捕就不會起疑，就不會攔車檢查，就不會互相槍戰，就不會打壞輪胎，也就難以被人如此細節清楚、確鑿無疑地目擊：那夜“將近七時三十分”，“一輪已告泄氣”的“黑色汽車一輛”，駛入“極司菲爾路”。那正是汪偽特工總部76號所在。

現場倒在血泊中的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百年回眸紀念中，兩度被兩位上海專家鄭重強調。

一位是上海黨史專家徐建剛，一位是復旦大學教授余子道，場合不同、話意一致，與記者當時查閱百年版面的一次突出感受也一致：新中國成立前的上海，自從1936年為魯迅先生出殯大游行之后，1939年《申報》公祭消息再次醒目，“各界人士絡續前往吊唁者達二千余人，其情緒之哀傷，為魯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

1941年，剛剛誕生、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紀念日刊登專文指出：“魯迅以后，上海第一次的群眾葬。”

1949年，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第一年，上海為10年前殉難的她，舉行隆重追悼會——“過去反動派時代，不敢公開紀念，現在我們要盛大地紀念這位偉大英勇的烈士”。

陳毅在題詞中寫道：“人民永遠紀念她！”劉曉在題詞中寫道：“今天的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就是你的勝利！”

抗戰勝利80周年了，亦如是。

一

今天南京東路步行街上，向東快到四川中路、離外灘不遠處，北邊墻有一塊銘牌：茅麗瑛烈士遇害處。

1939年12月12日，從徐家匯天文臺預報看：下午應陰云密布，街上有微風，氣溫不到10攝氏度。茅麗瑛晚上出門穿著大衣。特務告知開槍者：“穿大衣、戴白花的就是。”戴白花，因為她母親剛剛去世。

這天一早，不遠處的黃浦江，一名34歲男子因“經濟艱難，無法維持生計”跳下，被救起送入附近醫院。13小時后，茅麗瑛被緊急送進同一家醫院。又2小時后，一名30歲女子在南京路被一輛“飛馳而來”的汽車撞倒，也被送到這里，很快就去世了。

這天的槍聲，也不止茅麗瑛一處。凌晨2時許，法國捕探在徐家匯路虹橋路追擊一名竊賊，槍聲在街頭夜空連續響起。下午，19歲崇明人范紀常路過極司菲爾路，左腿忽然“中流彈”，受傷倒地。傍晚6時左右，茅麗瑛中彈數十分鐘前，離她不遠處的今延安東路、北海路，2名劫匪闖入一家“食客熙攘”的飯店，又與巡捕街頭激戰，“槍聲密集”。一位訪友路過的路人，被擊中橫尸街頭。

這是上海當時如常的一天，也是茅麗瑛一生最后倒計時。一早，法院開庭的兩個案子如出一轍：“平日品行尚佳”的一位經紀人，“狂賭致輸負累累”，侵占貨款；國際飯店一位22歲會計，“每晚必往滬西好萊塢及亞洲俱樂部等賭臺”一擲千金，“致輸負頗巨”，侵占賬款。

下午，大世界路口，兩名“韓”人拒絕“法”捕房巡邏，被“俄”捕帶走。

這天，關閉2年之久的新開河鐵門，進入試通行第2天。這是1937年淞滬會戰后，租界與華界之間的“生死一線天”，大批難民被擋在此類鐵門外，身處日軍炮火下。這兩日通行現場，法、俄、越捕監視，日兵、警察把守，人們扶老攜幼，檢驗住民證必須向日本憲兵除帽。

這天，北區罷工風潮“熾烈”，又有4家工廠加入。

這天，繼續傳聞“米荒”，繼續人心惶惶。

這天，就在茅麗瑛倒地之夜，同一片夜幕下的城市里，一場熱火朝天的籃球賽打出了“43:0”罕見大比分，一場嘉賓云集的募捐會舉行了燭光典禮“明光滿室”。

她倒地之前，與兩位伙伴一起，從開會地點——今南京東路銘牌處的慈安里大樓下來，步出弄堂口，正要向西行。此時，在她南邊對面人行道上，有一名打手魏寶寶（魏高發）。在她東面，南京東路、四川中路路口，有一名打手王彪（王云發），還有一名頭目黃鷗（陸秀英）在監視巡捕動向。在她北面，不遠處的寧波路、四川中路路口，停著流氓地痞趙定章、沈阿三準備接應的那輛黑色轎車。在她下樓處，弄堂口，有打手陳勇（陳劍飛）和打手勞鵬（勞永生）。

她身邊的陳、身后的王、對面的魏、北邊的趙，每人都有一把手槍，都是這天下午出任務前，按青幫幫規在香案供過的。

勞鵬先上前，把她與兩位伙伴隔開。茅麗瑛發覺情況有異，連喊“強盜”，轉身后退。暗伏一旁的陳勇對準她連續開槍，一槍擊中腹部，一槍擊中腿部（一說足部還中一槍）。擊中腹部的子彈沒有穿出，茅麗瑛“流血甚多，勢極危殆”。

此時的她做了一個舉動：把自己的包緊緊抱在懷中，一直抱著，那里面有“職婦”會員冊名單。

陳勇跳上停站的10路公共汽車逃逸。黃鷗等聽到槍響即奔向黑色轎車，一路向西“疾馳”，10多分鐘開到愛文義路、赫德路（今北京西路、常德路）。“車上各燈俱熄，巡捕視為可疑，要攔車檢查。”他們加速沖過，從車上“連發五槍”，巡捕開槍追擊。于是一個輪胎被擊中，而一名路過的60歲魚販也被擊傷——這是這天第3位禍從天降被流彈擊中的路人。

黃鷗，滬西女流氓，能雙手使槍，在黑社會號稱“雙槍皇后”，時為汪偽特工總部第三處偵行組組長，陳、魏、王、勞為組員。她憑借汪偽“國民黨”中央社會部（也設在“76號”院內）婦女組組長金光楣提供的一張照片，多次盯梢茅麗瑛，掌握了行動規律。

茅麗瑛已挫敗過一次陰謀。

二

這是真實的諜戰。一個多月前的一個晚上，也是在南京路上——今國際飯店旁體育大廈處，茅麗瑛開完會一個人走在深夜十時半街頭。走了一段后，發覺有人跟蹤，她直接轉身和對方會面。一看，是一位外表斯文的女子，衣襟上有“職婦”證章。“職婦”，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茅麗瑛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

她并不放松警惕，主動上前打招呼，對方只好一路同行。茅麗瑛一路問她姓名、工作單位、家庭住址……做賊心虛的這位“新手”一一如實回答，把金光楣為她編好的一套假話，忘得一干二凈。

第二天，金光楣一聽，就叫她罷手。

這名女子叫鄔秀娟，平時身份是小學教師，善于交際，看過一些“左”派出版物，一位同窗好友已加入“職婦”。就此被金光楣看中，她也已混進“職婦”，搜集了一些情報。那張茅麗瑛的照片，就是她與同伙去那位同窗好友家玩，吃過午飯后，提出看看對方相冊，在對方一一介紹后，由同伙趁機偷偷取走的。

沒有諜戰劇中的大場面，但就這么一個小小舉動，最終關聯了茅麗瑛的命。

還有一名“深喉”，早在鄔秀娟之前，在上一年5月“職婦”成立前的籌建期，就已經打入“職婦”，成為十名理事之一，與茅麗瑛等結為“十姐妹”。

這個人叫姚愛珠，平時身份是立信會計事務所計稽科的助理員，是工部局警務處（俗稱巡捕房）政治部一科探長薛志良直接控制的情報員。早在中華職業高級商科學校讀書時，她就由叔父（薛手下探員）介紹給自己的上司，每月領取20元津貼。她還曾打入抗日救國聯合會，并進入李公樸任校長的量才補習學校，是一名“老手”，頗被薛賞識。她利用自己的會計業務特長，在“職婦”分管服務股，對不少情況了如指掌。

其實大半年前，她與調去老閘捕房的薛志良，已經斷了關系。不過她叔父很快又與“76號”接上了頭，對方正急于物色人員，她每月津貼升為100元。

薛志良還布置過第3個人——以《新聞報》外勤記者為掩護的徐豐漣，借采訪“職婦”進行調查。

這便是當時真實的斗爭一線。工部局警務處政治部一科、汪偽特工總部第三處偵行組、汪偽“國民黨”中央社會部婦女組3條渠道，3名敵特，交織密布在茅麗瑛周圍。

恐嚇，也半年便3次。

三

第1次是這年6月7日下午，一枚子彈與一封匿名恐嚇信——“立即停止，否則將與你們不利”，被送到廣播電臺。

茅麗瑛非常堅決：“繼續播音。”

這是一次“在上海尚屬創舉”的義賣。聰明的她，邀請了虞洽卿等15位滬上知名人士出任“贊助人”，又動員了一批名伶連辦3場活動。播音第1天收到子彈恐嚇信，她毫不畏懼，毫不退縮。一位少女送來自己存了12年的儲錢罐，表示“為了反對恐嚇，我打破撲滿，為饑寒的人們添些溫暖”。

恐嚇于是轉向會場主，義賣會前一周，本已租定的會場變卦了，于是不得已延后舉辦。

這樣的事，“竟連續地發生了三次”。

最后，是拿出了“職婦”狹小的會所，通宵布置。掛在正中的標語，是她寫下的“一切為義賣”。也就在這段時間，她說了那句著名的話：“我們無論如何一定要舉行這個義賣會……我已下定決心，愿為義賣而生，為義賣而死。”

有一個觀點是，此時的她，就已做好一切準備。

7月14日義賣如期開幕舉行，取得巨大成功。當天《申報》推出大篇幅《義賣特刊》，有《發刊詞》，有15位贊助人簽名，有題詞，有籌備經過，有鳴謝，還有一首《義賣歌》的歌詞和曲譜。正中一篇長文《職婦慈善義賣會感言》，作者落款是“黃定慧”。

即黃慕蘭。

當時的茅麗瑛，知不知道這其實是并肩戰斗的同志？

第1次恐嚇還沒結束，義賣開幕當天下午，兩個暴徒推倒架子、掀翻長桌，物品撒落一地。而當被抓受審，他們在法庭上，據說竟然供認不諱自己是“76號”派來的。

義賣如期舉辦2天，所得錢款一部分用于救濟租界內難民，一部分秘密支援蘇北地區新四軍，為前線戰士買棉衣。

這是黨交給茅麗瑛的秘密任務。

四

第2次恐嚇，在“新手”鄔秀娟被嚇退之后，日本侵略者主辦的《新申報》11月17日公開點名：“上海中國共產黨之地下活動日漸活潑，開始顯露獨特之動向……實際以第二史良之中國共產黨激烈分子茅麗瑛為中心，為新編第四軍文化班擔任重大任務，此事既經判明，深遭重視。”

用研究專家的話說：殺機顯露。

幾天后，金光楣到特工總部第三處副處長在華村15號的住處，報告茅麗瑛情況。第二天，金光楣和黃鷗在此處密議“行動計劃”。不久，茅麗瑛遇害。

第3次恐嚇，在她離世前后那幾天。一位朋友讀報看到消息，立即乘公交趕到醫院，然而被擋在門外，不得進去。下午再去，依然。第二天，依然。第三天，想盡了辦法，終于在醫院找到一位好心的看護小姐，兩夜照料又傳遞消息，“卻因此遭了醫院當局的忌，把她停了職”。

她離世后，“76號”下令，金光楣召集手下史佩珍（即偷走茅麗瑛照片的人）等抄寫恐嚇信，不準萬國殯儀館停放茅麗瑛的靈柩……喪禮當天，金光楣還指使史佩珍等混入現場人群，想伺機搗亂，后來悄悄溜掉了。

現場，遺像架下，擺著一件黑色旗袍，彈孔“大者如豆、小者如珠”。血衣周圍，全是花圈。最后告別時，人們唱起了歌，“起初音調高而清脆，后由悲哀而轉低弱，終于成了一片哭聲，凄慘極了”。

現場，有這樣兩副挽聯：

——“為義賣而生，惠及災黎，職婦之光。為義賣而死，怨結歹徒，舉國同仇。”

——“茅麗瑛，有后繼者為國努力，死當無憾。劊子手，你殺傷了熱血同胞，生亦何榮。”

在抗戰第9個年頭，在南京大屠殺之后，在漫漫長夜難挨的黑暗時刻，為茅麗瑛哀悼，顯露人民的心。事實上，從1931年到1945年，長達14年的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中，茅麗瑛非常突出。

其社會影響，既大又深遠。

五

黃慕蘭在《感言》對“職婦”的評價是：上海有名的婦女團體，集飽受高深教育、服務社會、各種職業部門的業余姊妹于一堂，工作成績蒸蒸日上。

1938年5月“職婦”成立時（在今文化廣場），會員近百人。不到1年，這個數字就達400多人，后達到500多人。

金光楣1939年10月明確告知手下：婦女組就是要奪取上海婦女界領導權，要搞垮上海婦女界中最活躍的組織——“職婦”。

確實活躍。為無業婦女辦培訓班，財務、打字、英文、編織……教授一技之長謀生。邀請許廣平、斯諾夫人韋爾斯等座談，成立職業劇團多次公演，活動部門多達唱歌、話劇、漫畫、速記、會計、讀書討論等10多個。一篇《訪問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寫道：“一踏進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的‘螺螄殼’，就可以看見一幅觸目驚心的標語，‘新的女性應參加社會的生產，不應該做寄生蟲’，和一群天真的，活潑的，壯健的新中國的姑娘，她們在‘螺螄殼’里說著，笑著，玩著，學習著，她們是自由的女性，獨立的女性，生產的女性。‘螺螄殼’是她們集體游玩，也是集體學習的世界……是一個最好的學校。”

俱樂部主席茅麗瑛，“性格暢達豪爽，又勇于負責，對一切社會工作，莫不熱心苦干，待人和藹，對己嚴謹自律，故社會人士莫不受其感動，而佩服其人格”。

她愛說“OK”，于是大家叫她“OK主席”，她便笑著回答：“OK，我是主席，也是大眾的牛。”

她的英文是極好的。8歲入學上海啟秀女校，她就習得一口流利英語。21歲，在數千考生中，她以英語口語和速記最高分，考進上海江海關任秘書科英文打字員。這個崗位是“金飯碗”，收入高出一般政府機關、公司兩三倍。1938年她到“職婦”工作，也拒絕了上海海關的復職邀請與幾家大公司的高薪聘請，在啟秀女中教學半天，一心把更多精力投入社會服務。

她是鐵了心的。那句著名的“為義賣而生，為義賣而死”之外，她還說過“除了工作，生命中沒有什么可留戀的東西”，又留下臨終遺言：“我一定要死了，我為工作而犧牲，你們當繼續努力。”

她雖是浙江杭州一戶“小官吏家庭”的女兒，但依然艱辛：5歲時父親欠債投湖自盡，不久哥哥又因無錢治病夭折。母親在親戚幫助下，到上海啟秀女中當校工，她也幫著做些勤雜工作。盡管這樣，收入還是養不活全家，妹妹只好送給了別人。

20歲她考上了蘇州東吳大學法律系，因為付不起學費，也有說母親舍不得，一學期便輟學，去考“金飯碗”了。

半年后“九一八”事變，她每個月都拿出一部分工資，轉捐給東北抗日義勇軍。

1936年參加中共江海關支部書記胡實聲領導的讀書會，她逐步認識到：“一切不合理的問題，除了掃除封建思想和反抗帝國主義壓迫以外，是不可能徹底解決的。”

1937年“八一三”事變，她3次帶隊去前線送慰問品，31次去醫院為傷兵唱歌演講。為給傷兵縫制衣服，她“從三樓跑到二樓，跑到一樓，幾乎跑遍了江海關的每一個角落，去跟每一個同人捐錢”。錢有了，又去買布。敵機掃射上海街頭，店家關門、里弄關門，行人匆匆回家，“而我們的茅麗瑛女士呢，卻在懇求伙計快快將布賣給她”。

好不容易買到了布，很難雇車，走著回家，“槍聲緊張的時候，她就在墻腳下鐵門外，暫時躲著”。

但這些對她來說，應該都不算什么。她的外表是“褐色的皮膚，高聳的鼻梁，寬闊的口，薄薄的嘴唇”，“不十分健康的體格，由于工作的關系，頸背有點駝曲，四季的衣服，極其平常”。她的性情是“并不‘特立獨行’，‘標 新立異’”，而是“‘行’人所‘言’，‘言’人所‘行’”。和千千萬萬同時代的人與同志一樣，她的堅定，是現實的耳聞目睹逼人向前。

也有過一個夜晚，她應該極其煎熬。

六

前一天晚上，她還是送別大家的送行者。第二天一早，她卻是一起出發的同行者。

“這決定來得太突兀了”，現場一位目擊者“詫愕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只注意到“她紅紅的眼睛，顯得是哭泣過來”。

這位目擊者寫下回憶：

——她提著匆促整理起來的簡單的行裝，說道：“奇怪嗎？我突然決定走！我昨天歡送他們回去，想了一夜，也難過了一夜。”“‘祖國需要著我們，我們要奮身投進戰斗……’整整一晚，我想著這句話。我覺得他們這話是對的，我也應該去，我也應該投身進去，于是我就決定了下來。”

——“但是你母親……”我囁嚅著。

——“是的，我愛我母親，但我也愛我祖國，危難中的祖國。”“我母親年紀也老了，她跟前又只有我一個女兒，她愛我，我愛她，我們平時是相依為命的。”“我流著眼淚跟她解釋……我母親的哭聲，幾乎動搖了我的決定，但我想到侵略者加于我們祖國我們人民的損害與屠殺，我又堅定了下來。”

——說著，淚水不自覺地又從她紅紅的眼角流了下來。

茅麗瑛放棄的，還有一筆再過兩個月就能拿到的豐厚酬金，相當于一年工資總額。

這是1937年11月11日中國軍隊撤離上海后，27日黃浦江碼頭現場一幕。她隨一部分積極分子組成的“海關同人救亡長征團”南下廣州，后來其中一部分去了延安，她也贊同，“我深深感到只有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但我剛才接到電報說：‘母親病重’，催我回上海，不能同你們一起去了”。

和離開時一樣，回滬她也想得很清楚：“母親的愛是偉大的，然而也是自私的，她不能將愛我之心，移愛于全國無父無母的孤兒，這我并不怪她，因為她是另一代的人了。今后他們要到更遠的地方去，我決計回滬，否則將無從彌補這個缺憾。”

她回到上海，見到朋友第一句話就是：“假如我有兄妹的話，我決計不回來了。”

隨后她便著手籌建“職婦”，決心將“孤島”這個敵人的后方變為抗日的前線。1938年5月中旬，黨批準了茅麗瑛的入黨申請，年底“職婦”黨員增至10多人。

考察時，胡實聲多次與茅麗瑛談話，一次問她：“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應該由誰來領導？”她應聲作答：“中國共產黨。”

垂危時，她一連三次托看護她的護士（“職婦”會員）帶口信說：“告訴媽媽（指黨組織），我死了不要為我悲傷，我是時刻準備犧牲的，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加倍努力，好好應付環境。”

七

1951年，黃鷗（陸秀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管會判處死刑，同年9月14日執行。

1958年，曾刺探茅麗瑛行蹤、參與謀害茅麗瑛的特務們，被逮捕法辦，受到嚴懲。

1962年，與她共同戰斗過的劇作家于伶，以茅麗瑛事跡為原型，創作了舞臺劇《七月流火》，1981年又拍成了電影。

1989年，茅麗瑛遇害50周年紀念日當天，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黃浦區委在和平飯店舉行大型座談會，近300人參加，又在南京東路烈士遇害處勒石紀念。

1990年，原啟秀女中、當時的上海第十二中學（現并入上海市向明初級中學），作為母校為烈士塑像。

2014年，茅麗瑛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2020年，一位記者在慈安里大樓尋訪烈士遇害具體地點，現場偶遇一位劉姓老先生，將他帶去并指著一塊區域說：“就是這里，當年我爸爸告訴我，就在一樓樓梯口的轉角處。”老先生說，自己也像父輩一樣，把茅麗瑛的故事講給了子孫。

當年入黨后，28歲的茅麗瑛思想產生“質的飛躍”：把一直追求的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起來，“婦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

她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們要有熱的血，冷的頭腦，積極的精神，戰斗的意志。我們要隨時隨地反省，不斷地努力克服弱點，那么在未來的新中國里，才配得上稱作新的女性！”

這讓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副研究館員鄧一帆動情。記者采訪了她，本文大部分內容都來自她對茅麗瑛的系統性研究和提供的史料。她真摯地表示：今天讀茅麗瑛這段話，依然覺得自己比照“新中國的新女性”還有距離。她特別談道：茅麗瑛是14年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中（1931年—1945年間），在上海犧牲的社會影響極大的女共產黨員，尤其是影響和帶動了許多人。

記者逐漸認識“茅麗瑛”之后一大感受是：她的理念，她的影響，與年久無關，與“女”字無關，其中蘊藏的是人的解放、黨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