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關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筆者曾在2019年發表過《抗戰初期的香港文學新論》一文。“新論”之新，在于從“南來”與“本土”的角度，擴大了抗戰時期香港文學的范圍。文章認為，抗戰初期的香港文學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由茅盾、許地山、蕭紅等內地南來作家所構成的左翼文壇，二是未被注意的黃天石、平可、張吻冰、龍秀實等本港作家的寫作，三是為左翼文壇培養起來的香港青年文壇，其中包括彭耀芬、劉火子、黃谷柳以及大量的本地年輕人的寫作。茅盾等南來作家的活動，構成了全國抗戰文學的中心。他們雖然對于原有的香港新文學文壇比較隔膜，自身的作品不太能夠進入香港市民讀者，然而他們通過《文藝青年》等刊物，帶動培養了香港本地文藝青年，并生產出一批反映抗戰及香港本地生活的文學作品。至于香港原來新文學作家，雖然未能加入左翼主流，卻也通過自己的通俗寫作，在香港社會發揮了重要影響，彌補了左翼作家的不足。我們的香港文學史一向只談到第一類內地南下作家，未注意到第二類本港作家和第三類香港左翼青年的寫作，顯然是不夠的。

本文再從另一個角度對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進行補充，即在香港的南來作家，也并非只有左翼作家。香港不同于內地城市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殖民式統治下的空間，因此不同的政治文化力量能夠集中于同一個空間之中。就抗戰文藝而論，南來文人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以“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以下簡稱“香港文協”）為代表的左翼作家，二是以“中國文化協進會”為代表的國民黨方面文人，三是以“和平文藝”相號召的漢奸文人。這里主要討論被文學史忽略的“中國文化協進會”的部分，“和平文藝”只在相關論述中提到。

一

上文提到“主要由左翼作家構成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這個說法其實不太準確，需要加以補充說明。

“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是香港在1940年1月26日才正式通過的，此前名稱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留港委員會通訊處”，它成立于1939年3月。所以嚴格來說，在1940年1月26日以前稱呼“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是不合適的。

另外，“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中沒有“抗敵”二字，并非“遺漏”，而是有特殊情況。當時香港與日本尚非敵對關系，禁用“抗敵”二字，所以刪除。在全國各地的“文協”分會中，香港分會是唯一在名稱上沒有“抗敵”的。

“主要由左翼作家構成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本可稱“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文人”，與后文的“主要由國民黨方面文人構成的中國文化協進會”相對。但事實上，“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并非由共產黨單獨領導，它是一個由各黨派組成的統一戰線組織，國民黨方面在其中占據重要作用。不過在香港，“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留港委員會通訊處”卻變成了以左翼為主的組織，由此又產生了一個國民黨方面的“中國文化協進會”。這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通行的說法，是香港文協理事選舉時排斥了國民黨方面的人，由此導致分裂。香港學者盧瑋鑾說：“由于在第一次理事選舉中，‘喬冠華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講后，人心一面倒’，投票結果，簡又文只得了個候補理事名位，會里右派代表完全占不到地位。因此，不到半年，他就受吳鐵城之命，另組‘中國文化協進會’了。”

據盧瑋鑾解釋，有關喬冠華演講的說法，來自她對徐遲的采訪。查閱徐遲的回憶錄《江南小鎮》，其中有更加詳細的交代：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開會，要選舉干事。沒有用民主的作風了，而以突然襲擊的預謀方式，由喬木在會上發表一篇痛快淋漓的講演，真是一篇激動人心的講話。……這事不太應該，本來是大可不必的。人家雖然也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陰謀，國民黨想通過他來奪取香港文藝界的領導之權的。但他也還是抱著一點熱心，愿意合作，大敵當前，本來是可以協商共事的。雖不是怎么好的伙伴，不是說團結抗戰嘛。他其實也干不了什么事，硬排斥了他。徒然給自己添了麻煩，導致后來簡又文奉國民黨命令，另立了一個中國文化協進會，唱了雙包案。我們還不得不投入一部分人去參加它，幫了他的場子，它也承擔了不少工作。本來是可以在一起做好的事，一定要拆開作兩攤。個中情況，我也不明白，每回想起，多少有點不以為然。

這一段話，說明盧瑋鑾對于徐遲的轉述是準確的，也表明徐遲對于當時左翼文人的做法并不以為然。考諸史實，在1939年3月26日香港文協第一次理事會選舉時，選舉出干事九人，分別是樓適夷、許地山、歐陽予倩、戴望舒、葉靈鳳、劉思慕、蔡楚生、陳哲衡、陸丹林。身為國民黨立法院立法委員的簡又文選票倒數第二，只與陳贊元并列候補委員。

不過，簡又文是否為此惱怒，以至于鬧分裂，這個說法并不能得到現有文獻的支持。

就在香港文協成立大會召開之時，1939年3月27日，簡又文撰寫了《香港的文藝界》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簡又文的態度相當客觀，并無怨言。他在文章中說：

適于此時文協總會這邊委托幾位同仁在香港招集各文友籌備文協分會事，準備聯合外來旅港的和本地正派的作家，共八十余人——正式組織起來。籌備經過極為順利，總會當另有報告，茲不贅述。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香港分會遂于三月二十七日——即重慶總會成立一周年之日——正式成立了。在那里，以當地人士的資格、聲望和職位論，其足以領袖群倫堪言“大龍頭”的，當然要推落華生許地山教授為首。

至如當地文化界名流如畢？綽、馬鑑、許世英、歐陽予倩等同心同志一致加入可以號召起來。而樓適夷、陸丹林、葉靈鳳、戴望舒、蕭乾、穆時英、張春風……等諸子皆當地文壇健將足以擔任進行工作。我臨走之前，他們決定暫假“大風社”作為分會籌備、會集、通訊、活動、和發表的大本營，將來經濟充裕時，可另找會所，以備大家齊心努力進行得法，必可成非常之功。香港文協分會之成功，即是全民抗戰力量加增之成功也。如果我個人將來要到香港工作的話，自然加入陣線當一名“馬前卒”。

所以我們對于此次的組織，應對香港分會抱持大的希望和加以厚力的援助，而尤盼中央各方面和總會這邊予以明確的指導和實際的補助，使將可奏奇功。

從內容上看，簡又文對于香港文協是大力贊成的，并且積極推薦左翼文人樓適夷、陸丹林、葉靈鳳、戴望舒等擔任工作，并且主動提出以“大風社”作為場所，還呼吁中央和總會予以支持。“大風社”的主將陸丹林和他本人都當選，他似乎并無意見，還表示要當一名“馬前卒”。從文章看，香港文協理事選舉時，簡又文并不在現場，他在重慶立法院還有工作，所以才說“如果我個人將來要到香港工作的話”。

與此同時，簡又文所在的“大風社”也表態。在最新一期《大風》（1939年4月5日第33期）上，主編陸丹林發表《文藝的統一戰線》一文，明確表示對香港文協的支持。他首先贊揚了全國“文協”的成立，接著說：“我們一部分留在香港的會員，和其他一切文藝界同人，雖然遠離祖國的烽煙，寄居這個沒有炮火和血腥的特殊環境中，卻未曾有一時一刻，自外于戰斗的營陣，而不思以本位的工作，勉自盡力于民族生存自由的戰爭。”他們完全同意歸于全國“文協”的旗幟之下，成立“留港會員通訊處”。

20天以后，簡又文又寫下《文人相重論》，更見他的高風亮節。簡又文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對于中國文人在抗戰大旗下團結感到興奮：“自抗戰軍興，文藝界先集中于漢口，后遷重慶新都者百余人。他們組織成立一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黨派意見一概化除，門戶界限一概泯沒。”簡又文本人參加了1939年4月9日在重慶舉行的“文協”一周年紀念會，他引用葉楚傖的演講詞，“文人如此團結，實中國二千年來得未曾見之盛況”。他又提到，同時其他各地也都成立分會，香港也不例外：

同時成都、貴陽、長沙各地文友也有同樣的結合。南歸后，又見留港文藝界九十余人也組織起來，盛況與佳像，不遜于他方，更使我興奮有加了。

簡又文在文中還專門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風氣，提出要“文人相重”。他從三個方面論述了“文人相重”的意義，一是“人格相重”，二是“長才相重”，三是“主張相重”。可以說，簡又文對香港文協態度是相當積極的，看不出來他要鬧分裂的意思。

1939年8月5日第44期《大風》上，簡又文發表了《向香港文化界的建議》一文，他首先對于香港文化界的如火如荼感到高興，隨即提出“雖然從事各方面活動的人，已各有組織，如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音樂界等，但是聯合共進的團體仍付闕如。我們認為這一團體之組織至為重要，亦至為時勢的需要，所以敬謹向文化界同人鄭重建議”。意思香港已有各行業組織，但需成立一個總會。他又提出，這個總會需要有一個場所，供應咖啡等，使之成為“文化界‘沙龍’”。簡又文的建議得到了響應，“中國文化協進會”于1939年9月17日“九一八”紀念日之前成立，會上推選理事27人，與香港文協重復的，有許地山、楊剛和戴望舒。

對于“中國文化協進會”的成立，文學史多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實際上是與香港文協爭權奪利，并引用《立報》上的“人上沙場我沙龍”詩句進行諷刺。盧瑋鑾認為簡又文成立“中國文化協進會”的理由不成立：“其實‘文協香港分會’的成員已包括他所提的各界人士，例如歐陽予倩、蔡楚生、司徒慧敏是電影界、戲劇界，方與儼是教育界，陳煙橋是教育界，許地山、葉恭綽是學術界，李馳是音樂界，郭步陶是新聞界。至于會場方面，雖然‘中國文化協進會’擁有自己的會址，但大部分較大規模的活動，也難在會所舉行。”至于簡又文為什么要成立“中國文化協進會”，盧瑋鑾認為來自國民黨政府方面的指令。作為最早研究香港南來作家的學者，盧瑋鑾的說法影響很大，內地香港文學史的說法基本上來自她。如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認為：“事實上，文協香港分會的會員已包括了文化界各個部門的成員，成立‘中國文化協進會’不過是針對文協香港分會，想削弱其力量和影響。”

在筆者看來，盧瑋鑾有關“中國文化協進會”的說法，多多少少有點勉強。的確，香港文協中有很多專才，不過這和總會下屬專門的委員會顯然不是一回事。“文協”的會員標準是：“一、文藝作者，二、文藝理論及文藝批評者，三、文藝翻譯者。”⑩顯然是作家為主，并不包括學術、文物等其他文化領域。陸丹林專門解釋過這個問題，在《大風》1939年9月25日第49期《香港文化界大聯合》一文中，他首先肯定了香港文協的工作，“不過這一個組合，顧名思義，他的成份只限于文藝工作者。為著適應時代和環境的需要，聯合文化界各部門工作人們共同大規模的組織，發揚光大祖國固有的文化，而和現代文化相溝通，不是有深切的意義，切合時勢所需要的嗎？”

如果說，陸丹林的說法有傾向性，那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部本身對此就專門有說法，據段從學研究：“‘文協’是一個‘純粹的文藝寫作者的團體’，向來不接納‘對文藝僅有愛好的熱情，并不主張把自己的精力寄托在文藝部門努力工作的會員。’曾有個別分會由于種種客觀原因或不了解‘文協’章程而吸收了非文藝工作者，總會指示的處理措施是：‘會務必須由本會會員指導，其未取得會員資格的宜趕快填其入會證交付審查。至于所容納的非文藝工作者，不妨暫在會中工作，一俟藝術界各部門的協會成立，即可轉入’，毫無通融余地。”

“香港文化協進會”會員資格就不同了，“致力于文化各部門工作”，分為“文藝、學術、教育、繪畫、新聞、戲劇、音樂、電影、社會服務等”。這不是說說而已，在第一屆“中國文化協進會工作委員會”中，就包括各種工作委員會，每個專委會專人負責。這里不妨把第一屆各工作委員會名單列舉如下：①臨時組織國慶紀念籌備委員會——胡春冰；②圖書館設置委員會及所布置委員會——葉秀英；③學術研究委員會——許地山；④文化座談會委員會——陳炳權；⑤讀書運動推行委員會——何蔭棠；⑥美術研究委員會——簡又文；⑦文物研究委員會——葉恭綽；⑧戲劇電影委員會——胡春冰；⑨新音樂運動促進委員會——伍伯就；⑩廣東文物展覽籌備委員會——葉恭綽；《真光》周刊籌備委員會——羅明佑。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需要看怎么說，而是要看怎么做。“中國文化協進會”除“沙龍咖啡”之外，在抗戰中到底做了什么？“中國文化協進會”的陣地，我們通常只知道《大風》，其實它還有《文化界》與《文化通訊》。《文化界》附在《國民日報》上的，以學術論文為主。《文化通訊》才是“中國文化協進會”工作會刊，刊登其工作進程。我們從《文化通訊》中，能看到“中國文化協進會”到底做了什么。

《文化通訊》從1939年11月1日開始出版，第一號是“創刊弁言”和“中國文化協進會”簡章；第二號就開始了活動，是“藝術觀賞會”；第三號發表《廣東文物展覽會緣起》；第四號發布“華僑圖書館不日成立”；第五號和第六號是“藝術觀賞會”和“廣東文物展”的進展；第七號是“巡回演講籌備概要”；第八號是“搞建歌詠比賽章程”；第九號是“歌詠比賽初賽”；第十號是“粵文物展征集學生論文評閱揭曉”；第十二號是“現代畫展”；第十三號是“編印廣東叢書”；第十四號是“擬舉辦文化講座”，等等。由此看，“中國文化協進會”在抗戰期間做的事情包括藝術觀賞、廣東文物展、建立圖書館、歌詠比賽、學生征文、現代畫展、編印廣東叢書、舉辦文化講座等，羅列起來真不少。其中，“廣東文物展”是“中國文化協進會”重點籌辦的一件事情，他們認為：國家強盛，不僅在于軍力財力，更在于文化是否強盛，“一國之盛衰強弱，不徒以兵力財力為斷，往往取決于文化程度之高上深淺廣狹，此已成近今一致之定論”。因為身在香港，他們著重強調的是嶺南文化：“五嶺之南，文章冠冕，當有不下于黃河長江兩流域者，山輝川媚，照耀離明，企予望之。”文化救國、學術救國，此之謂也，它對于嶺南文化的保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為文化之一部分的文藝，“中國文化協進會”也自有其貢獻，這主要體現在《大風》雜志上。《大風》并非文藝刊物，而是文化刊物，簡又文在創刊詞上曾將其內容歸為13類，包括文史通訊各種內容，不過它也專有“文藝”一門，發表作品。《大風》后來也發表過不少名家名作，如許地山的中篇小說《玉官》《鐵魚底鰓》、郁達夫的《毀家詩記》、施蟄存的《薄鳧林雜記》《我的家屋》、戴望舒翻譯馬爾洛（Andre Malraux）的《死刑判決》、杜衡《白沙溪上》等。

我們再來看一下香港文協的主要活動，概括起來：一是創辦報刊，推廣抗戰文藝創作；二是文藝理論論爭，如“文藝大眾化”“民族形式”“抗戰詩”等；三是推廣文藝通訊運動，動員青年；四是開展紀念魯迅先生活動，也包括郭沫若先生的祝壽活動等。對比起來看，香港文協與“中國文化協進會”的活動可以說重點不同，彼此不能取代。否定或者不提“中國文化協進會”對于抗戰的貢獻，是不可取的。

況且，這兩個協會的活動，事實上有很多都是聯合舉行的。1939年9月17日“中國文化協進會”成立伊始，就與香港文協聯合舉辦活動，如9月30日，“中國文化協進會”與香港文協、“香港戲劇協進會”、“青記學會”等聯合舉辦歡送“粵劇救亡服務團”大會；10月19日，“中國文化協進會”與香港文協等單位聯合舉辦魯迅先生逝世紀念大會等。

上文《文化通訊》沒提“十一號”的內容，原因是涉及兩個協會合作，留在這里專門說一下。這一期談到“中國文化協進會”與香港文協在1940年4月27日下午舉行聯誼活動，商定兩會聯絡合作事宜，計有：①“兩會簡稱，一為文藝協會，一是文化協會”；②“文化協會之《文化通訊》，盡量發表文藝方面的消息”；③“定期歡迎林語堂，舉許地山、施蟄存、葉秀英、陳畸籌備”；④“舉李馳、伍伯就、徐遲、郁風，籌備音樂欣賞會，由文化協會墊款五十元”；⑤“文化清潔運動，舉黃繩、馮亦代、林煥平、陳炳元、葉恭綽、簡又文辦理”；⑥“文化肅奸運動，由兩會會員所述意見，匯集發表，舉袁錦濤、陸丹林、陳良猷、徐遲、戴望舒、葉靈鳳辦理”；⑦“定期兩會舉行會員聯誼會，由兩會負責人協商辦理”。由此我們看到，香港文協與“中國文化協進會”定期進行聯誼，共同舉辦活動，特別是他們所進行的“文化清潔運動”和“文化肅奸運動”，都是政治性很強的活動，由雙方核心人員聯手舉行，這充分說明兩個協會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是彼此聯合的。

事實上，在兩個協會還沒有成立的時候，他們就攜手共同批判“主和”的漢奸言論。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出“艷電”，正式落水，香港《南華日報》當天刊登了“艷電”，從此成為汪派言論陣地，1939年起更成為“和平文藝”大本營。香港各界，包括《大風》同人與左翼文人，共同發起論戰和批判，《南華日報》獲得日本人辦的《香港日報》的支持。簡又文在《香港的文藝界》一文對兩場“惡戰”有過描述：

前些日子，有主和分子提出外交路線問題，立論不利國家，大背民意，竟惹起一場大筆戰。最近又有主和問題再發生一場筆戰。香港大報小報晨報晚報，和各期刊均一致向主和的獨家日報集矢攻擊和駁斥，社會全體人心亦非常憤恨唾罵他們。好兩場惡戰，淋漓痛快，直打到他們體無完膚，詞窮理竭。只有一個日本的在香港辦的《香港日報》同意和響應他們。

簡又文認為，這兩場“惡戰”反映了“香港同胞愛國抗戰擁護中央的情緒，更可見香港文藝界以筆桿肅清后方指導輿論的努力”。

二

比較能夠清晰反映香港文協、“中國文化協進會”及“和平文藝”之間關系的，莫過于“反新式風花雪月”的大討論，這場討論規模很廣，涉及香港文壇各個方面，使得各個方面的立場差異都顯露無遺。

事情起因是來自當時“文通”的負責人、《大公報·文藝》編輯楊剛，她在1940年10月1日《文藝青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引起各方反響。楊剛在文章中指出，她在編副刊時，“我所讀到的大都是抒情的散文。寫文章的人情緒，大都在一個‘我’字的統率之下，發出種種的音調”。如其中一個普遍的傾向是懷鄉，即懷念在戰爭中失掉了的家鄉和親人。楊剛在文章中讀不到更大的東西，讀不到“民族煎熬，社會苦難”。她把這些題材狹窄的個人化的作品，稱為“新式風花雪月”。在文末，楊剛自稱“我的手套已經拋出去了，敢請香港文藝青年接受一場挑戰”。

這篇文章發表后，在左翼文學圈獲得很多支持，《文藝青年》在第4期連續發表了陳杰的《關于……反新式風花雪月》、漢華的《“反新式風花雪月”的我見》、甘震的《談“新式風花雪月”》等文，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支持楊剛的觀點，并對此進行了進一步闡發和強化。這些文章認為：我們要去“感召”和“影響”香港文藝青年，使其接觸實際的斗爭，了解當前的政治問題；而香港的文藝青年，也應該虛心聽取意見，改造自己。《文藝青年》之外，左翼文壇的其他報刊也陸續刊出了不少支持楊剛的文章，如黃繩的《論“新式風花雪月”》（《大公報》1940年11月13日）、林煥平《作為一般傾向的新式風花雪月》（《大公報·文藝》第969期，1940年11月）、喬木《題材·方法·傾向·態度——關于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大公報·文藝》第972期，1940年11月10日）等，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正面闡述楊剛觀點的，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

不過，國民黨方面的《國民日報》卻提出不同的看法，曾潔孺在1940年11月9日《國民日報》發表反駁文章，題為《錯誤的“挑戰”——對新風花雪月問題的辨正》。曾潔孺提出，楊剛文章發表后，很多文章“都只忙著為她補充，為她注釋，而忘記了對所謂‘新式風花雪月’問題的本身作更深一層和更基本的理解”。他認為，左翼文壇都在一窩蜂支持楊剛，沒有自己的見解。曾潔孺認為，楊剛“不能徹底把握現實主義的觀點，看錯了問題的本質，把所謂‘新式風花雪月’的問題，誤解為創作傾向的問題，所以妄提‘反’的口號”。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創作方法的問題，而并不是創作傾向的問題，不對這個問題作更深的研究，就貿然提出‘反’它，那是沒有用處的”。曾潔孺認為，楊剛所批評的香港文藝青年寫來寫去都脫離不了個人懷鄉等題材，這本身不但沒有問題，并且有積極意義。他針鋒相對地指出：

所謂“新風花雪月”的內容，據楊女士所指出的，是一些對于故鄉的戀慕，對于祖國的追懷，是思鄉病，思親感及其附屬的憂郁和蒼老，這些東西之產生在今日，其實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但具有著濃厚的時代意義，而且還染有濃重的戰斗氣息，……因為它反映了億萬萬流離的中國人民的哀傷，反映全國人民對于收復失地與“打回老家”的愿望，多少也是我們這個戰斗時代中的情操和記錄。……試問在“中原百萬尚無家”的時候，遍地都是流亡，住居香港的流亡青年，把這種懷鄉的情緒反映到文章上來，為什么一定是壞事呢？

不過，他進一步指出，只有“千篇都是故鄉的柳絲，故鄉的蟬兒，千篇都是山、水、落日的余暉和中大的明月，感傷和眼淚，化而為公式，怨恨和咒罵都變成了常套”的時候，這才成了問題，失去了文學的力量。那么出現這一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呢？他認為出在：

文學青年們對于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把握未能徹底，他們未能深潛在現實生活變動的中心，未能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質，他們不曾學習把握自身的生活實感，不曾深切了解中國群眾的心情，同時又不會駕馭技巧，不善于選擇題材，結果就不可避免犯上了像楊剛女士所舉出的種種缺陷，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了“抗戰八股”就反對人家在文章中談抗戰，所以也就不能因為有這些缺陷便反對人家從這個創作傾向上寫作。問題是在創作方法的低弱而并不在于創作傾向的本身。

曾潔孺的觀點是，香港文藝青年抒寫個人在抗戰時代家破人亡的感情，并無過錯，過錯在于他們沒有寫好，變得公式化，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沒有掌握好“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未能深入認識生活，并駕馭題材和方法。

胡春冰在1940年11月8日《國民日報》上發表的《關于新式風花雪月》一文，表達相對委婉，不過仍然提出不同看法。他在文中首先表示楊剛的文章引起這么大反響，說明“新式風花雪月”的確成了問題，“提出這病態而且針對這病態來加強自己的建設與戰斗的工作是對的”。不過，將“新式風花雪月”與“抗戰八股”相提并論，仍是從寫作方法角度，而不是從立場傾向上談論這個問題，所以他是支持曾潔孺的觀點的。他指出：“‘抗戰八股’和‘新式風花雪月’是抗戰文藝的兩種病態，軟硬雖然不同，而其為空虛與膚淺則初無二致。”“正視抗戰文藝，勇于面對現實與真理，擁護而揚棄‘抗戰八股’和‘新式風花雪月’，使‘抗戰文藝進到更高的階段’：應該是這一次‘反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的結論。”

除此之外，胡春冰的文章質疑了楊剛的“香港文藝青年”這個概念。文中認為，楊剛所謂的“香港文藝青年”是一個很“曖昧”的概念。“香港文藝青年”若指本地港人而言，則難以成立，因為本地港人從事新文藝者只是“極少數”，“若以真正香港的社會文化以及前一個時期的教育而論則‘老式風花雪月’的影響極深，恐怕還談不到‘新式風花雪月’”。就此而言，楊剛所說的現象，并非指香港本地青年，而主要是指外地流亡到香港的青年，香港外地青年來自全國各地，不能專指某地，所以“新式風花雪月”現象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許地山的觀點并不站在哪一派，他是香港文協的領導人，然而在“香港文藝青年”的問題上，他卻支持胡春冰的看法。許地山在《論“反新式風花雪月”》（《大公報·文藝》1940年11月14日）一文中，并沒有把“新式風花雪月”歸結于香港人，而是將“香港文藝青年”直接轉換成了“中國青年”。在“新式風花雪月”的根源上，他也沒有像楊剛一樣歸結于香港的歷史，而是歸結為中國古代的“型式文章”和“八股”。

最終，這些觀點不一的作者舉行座談會，當面交流，尋找共識。1940年11月24日，《文藝青年》召開了一個有關“新式風花雪月”的座談會，讓作者之間充分交流。在這場座談會上，當事人楊剛首先發言，對“新式風花雪月”的概念做進一步說明。接著是胡春冰發言，他首先提出“新式風花雪月”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與抗戰初的“打殺主義”有關，楊剛的批評是一個很好的提示，這個發言顯然較他的文章更加婉轉。接著，是曾潔孺發言，他仍主張“新式風花雪月”不是“創作傾向”，而是“創作方法”的問題。再下面是喬冠華發言，他回應了曾潔孺，認為主要還是“創作傾向”問題。曾潔孺馬上進行了回應，解釋何為他說的“創作方法”。

接下來的問題，于是變成了如何定義“創作方法”和“創作傾向”。曾潔孺認為，“創作方法包括了作家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胡春冰這次表示了支持，認為“創作方法是包含了作家的世界觀”。黎覺奔也認為“進步的現實主義應該把創作方法和世界觀都包括起來”。這一解釋，等于模糊了“創作方法”和“創作傾向”的差別。后來黃繩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提出：“曾先生在他的兩篇文章里，認為把新式風花雪月說是傾向的錯誤，是不對的、庸俗的，認為說是方法的錯誤，才是非庸俗的、對的。但今晚曾先生好像已將意見修改了，認為是問題的兩面。”原來意見不同是因為對“創作方法”和“創作傾向”概念的不同理解，現在當面闡明了自己的觀點，發現雙方其實并沒有多大差異。

座談最后楊剛總結說：“（一）新式風花雪月是存在的；（二）是一種傾向，在心理上是一種傾向，在寫作方面也是一種傾向。要克服它，必須加強生活實踐，改善寫作方法。”這個總結，堅持了“創作傾向”，不過又兼容了“創作方法”，算是一個圓滿的解決，座談會的目的也達到了。

我們看到，在“新式風花雪月”之爭中，左翼文人在《文藝青年》等刊上發表的文章與《國民日報》的文章的確有觀點的不同，如“錯誤的‘挑戰’”之類的題目本身或者含有火氣，不過整體來說，陣線沒那么對立，是同一陣線的學術交流，最后還能走到一起，當面交流，解決問題。雙方都強調以“現實主義”為旨歸，對于“新式風花雪月”的批評是一致的，只是對產生的原因產生差異，原因是對某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過于強調兩者之間的對立，把它視為“左右翼兩派文藝觀的差異”，未免過于夸張。《文藝青年》的編輯后記《獻》中，只是說“在報紙上發表正反意見的作者都熱烈地參加討論”，完全沒提到什么左派右派，只是抗戰陣營的一場內部爭議罷了，后人以“左右”區分兩派可能夸大了他們的對立。

再引入第三方，即參加論爭的“和平文藝”派，我們馬上就能看出來，香港文協與“中國文化協進會”是同一陣線的。“和平文藝”論者娜馬在1940年11月18日《南華日報》發表題為《關于新風花雪月》的文章，一開頭就辨明這場論戰與上一次有關“和平文藝”的論戰性質的不同：

香港文壇，自從鬧得如火如荼的和平文藝論爭結束了之后，跟著便沉寂了這么久了；直到最近，所謂“新風花雪月”的論爭，又鬧得滿城風雨了！當然，這兩次爭論，卻有截然不同的本質；前者是革命的和平文藝與反動的抗戰文藝的殊死戰，后者是“抗戰文藝”的內訌。

娜馬明確地說，這是“抗戰文藝的內訌”，這反面說明了爭論者是具有同一性的，是從“抗戰文藝”的前提出發的，它的真正的對手是“和平文藝”。娜馬“從和平文藝”的角度回答這一論爭，在他看來，在香港青年們為戰爭所困，抒寫懷念淪陷中的祖國，這是正常的，根本的解決是放棄抗戰，“試問，一方面在懷戀著危難中的祖國，一方面卻擁護著專替祖國制造危難的盲目抗戰，這不是一出無可再滑稽的戲劇嗎？”結論是“為救國救民的和平文藝運動而工作”。

另外一位“和平文藝”論者李漢人也在《南華日報》發表文章，題為《關于“新風花雪月”論點》。這篇文章的一開頭就指出：“‘抗戰文藝’與和平文藝是對立的，一般人以為‘抗戰文藝’的事，我們用不著管。無論站在什么用意來打這想頭，也是錯的。我們總不會忘記，革命者是決勝不能放棄對反革命者每一分鐘的批判和打擊。”“和平文藝”者是革命者自居，認為“抗戰文藝”是反革命的。

在面對“和平文藝”的時候，抗戰文藝的作家立即泯滅了彼此差異，一致對外。他們在論爭中其實一直擔心“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會成為“和平文藝”論者攻擊“抗戰文藝”的借口。發表于《立報》的張乙帆的文章《關于論爭》，就從香港文協的角度，擔心《民國日報》上的文章會誤傷戰友，“不久以前，‘和平文藝’和‘作家’們，曾不斷用卑鄙手段，對香港‘文協’的會員作猛烈的人身攻擊。現在事過而境未遷，則那些‘作家’們看了潔孺潔夫二先生的文章，不知要如何的快意了。這種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作風，在同是抗戰營壘之中的戰友，是不應存在的，假如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愿自外于這營壘的話。”張乙帆首先肯定香港文協與曾潔孺等人是同屬抗戰陣線，擔心曾潔孺的批評會造成“親者痛仇者快”的效果。

其實曾潔孺等人也有這個擔心，曾潔孺曾在文中說：“我們不能因為有了‘抗戰八股’就反對人家在文章中談抗戰，所以也就不能因為有了這些缺陷便反對人家從這個創作傾向上寫作。”胡春冰在文中說得更加明確：

提出這病態而且針對這病態來加強自己的建設與戰斗的工作是對的，因為這懷疑或攻擊抗戰文藝這主張與口號是不對的。我們要求抗戰文藝的深入與現實化，但對于奸徒借口攻擊“八股”“風花雪月”而企圖動搖、破壞抗戰文藝這一偉大運動的陰謀，我們是要加以粉碎的。

曾潔孺與胡春冰的觀點是，批判“八股”“風花雪月”等問題，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抗戰文藝，而不是否定抗戰文藝本身，也不能給攻擊抗戰文藝的人提供了借口。由此可見，在提倡抗戰文藝、反對“和平文藝”上，香港文協與“中國文化協進會”雙方是高度一致的。

毫無疑問，在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壇上，香港文協起到了主要作用，本文想補充的是，以“中國文化協進會”為代表的國民黨文人也做了大量文化工作，不可忽略。香港文協與“中國文化促進會”兩者側重不同，互為補充，互為支持，同為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