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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 圖片由作者提供

廈門大學校內的陳嘉庚像。圖片由作者提供

陳嘉庚1940年回國慰勞考察行程  圖片由作者提供

陳嘉庚（1874—1961）是著名愛國華僑領袖，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嘉庚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他16歲離鄉赴南洋謀生，1894年回家鄉集美創辦惕齋學塾；1913年，創辦“鄉立集美初等小學校”；此后，相繼創辦了幼稚園、中學、女子師范、幼稚師范、水產、航海、商科、農林部、國學部等，形成了完整的教育體系，其目的是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實現“教育救國”。1919年，他從新加坡回國籌建廈門大學；1921年，廈門大學建成，成為我國第一所由華僑捐資興建的私立大學。此后十余年，陳嘉庚一直在海外經商，為廈大和集美等學校的發展籌措資金。全面抗戰伊始，為了支援浴血奮戰的國人，嘉庚先生帶頭捐款。1940年，陳嘉庚率領南僑總會組織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回國慰勞前線將士與后方軍民，并考察了十余所大學。

嘉庚先生說：“這次回國考察最大的動機，是想了解國內真況，俾回南洋時，赴各地鼓勵僑胞，更努力為國捐款，堅持抗戰到底。”（沈仲仁《華僑領袖陳嘉庚救國言論集》）這個考察團由陳嘉庚在1940年初發起成立，團員共52名，其中30余人于2月底到新加坡集合，進行準備工作。“諸代表雖由各埠舉派，然到國內非僅代表一州或一屬，乃系代表全南洋千萬華僑，故通稱曰南洋華僑慰勞代表。”（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陳嘉庚1940年回國考察這段經歷，尤其是對延安的訪問，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在此期間，陳嘉庚訪問了很多高校，并做了多場演講。抗戰全面爆發后，一些原本位于華北、東南的高校遷徙到了西南、西北，也有少部分學校在省內遷徙。全面抗戰之前，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登記的高校有108所，受戰事影響而遷移的有77所。據不完全統計，陳嘉庚參訪了10余所遷徙后方的學校，超過遷徙高校的10%，可見他對抗戰時期中國大學的關注。

一

1940年3月26日，陳嘉庚從仰光轉機到達重慶，開始慰勞考察。4月28日，他參觀了重慶大學，并就華僑投資問題發表了演講。針對華僑資本家不能投資祖國使人悲觀失望的困境，陳嘉庚提出了新的思路。5月初，受四川教育廳長的邀請，他參觀了四川大學，“校舍多新建，有未竣者，規模頗大”。他本來計劃參觀華西壩五大學，如金陵、東吳、金女大等，但“適因有他約時間已到，匆匆辭出。本擬后天再往，而越日諸校來函招宴，故婉辭之”。

5月底，陳嘉庚到達延安。在這里，他親眼看到邊區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認為這是“克敵制勝之本”。其間，他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延安女子大學，感受到了共產黨辦的大學里，師生們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他在《南僑回憶錄》里談到了這次經歷：“延安女子大學，內有南洋華僑女學生多人，暹羅、馬來亞、荷印都有。余詢校中各情，據答學膳宿等費均免，每月復給一元作零用，衣服一年寒暑各給兩套，均由政府供給。菜資每生每日六分，如伙夫善辦理者，每星期有豬肉一次可食，否則無之。早餐食粥，午晚餐食小米飯（系黍而非米），菜并湯合煮一大碗，六人共一席。伊等兼養豬及開墾荒地種植物，所賣錢概歸學校，此為學校私有，與政府無干，學校則將賣得之錢添買豬肉，每星期可加食肉一二次。又詢彼等在校內除上言及讀書外，有何其他工作。答大日子及星期日，須分隊到各鄉村演說，勸告農民等愛國，同仇敵愾及衛生清潔、和睦親善等事。又問效果如何，答甚見功效。前外間譏刺陜北人，一生洗三次，生時一次，結婚一次，死一次，今者大不相同，雖衣服亦常洗，可于行路之人及農民驗之便知。”

關于在抗日軍政大學的見聞，官兵與普通學生間精誠團結，親愛熱烈，毫無地位差別，更是讓陳嘉庚印象深刻。“同朱君（朱德）乘車到第四軍校，適學生在校前賽籃球，學生及觀眾均無行禮。有一學生向朱君大聲呼曰，總司令來比賽一場，朱君即脫去外衣，與諸生共賽兩場，其無階級復如是。”（《南僑回憶錄》）兩個多月前，陳嘉庚到重慶時，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感到無限憂慮。參訪延安的所見所聞使他精神煥發，陳嘉庚曾滿懷信心地對同行的慰勞團員說：“中國有了救星，勝利有了保證，大家要更加努力，肯定會勝利的。”

7月底，陳嘉庚返回重慶，暢談對西北之行的看法，宣傳共產黨的作用。但當時的重慶報紙，對陳嘉庚的演講只登題目，具體內容只字不提。8月9日，陳嘉庚到西南聯合大學演講《西北考察之觀感及南洋僑胞之近況》，講他在延安的感受，昆明報紙同樣只字不提。幾天后，《神州日報》披露，陳嘉庚的演講“辭意懇摯”，“聽眾二千余人，莫不感動”。

8月16日、9月9日，陳嘉庚又到貴州貴陽、江西泰和訪問兩所高校。

二

當年10月25日，陳嘉庚抵達福建安溪。戰時集美各校遷徙到安溪上課，陳嘉庚自1921年出國，距這時已19年，重與集美師生相見，可謂感慨萬千。正是在10月27日的集美學校歡迎會上，陳嘉庚說了一段后來被廣為傳頌的講話：“我培養你們，我并不想要你們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們是國家害蟲、寄生蟲；我希望于你們的只是要你們依照著‘誠毅’校訓，努力地讀書；好好做人，好好地替國家民族做事。”（葉友德《校主印象記》）

11月5日，陳嘉庚到達漳州，在漳州的崇正中學對集美、廈大校友演講，回顧了集美學校與廈門大學創辦及艱苦維持的過程。他說：“夫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歐美人民之捐資興學者比比皆是，其數之巨極為可觀，換言之，西洋捐資興學已蔚成風氣，是以余雖辦有集美、廈大兩校，不足資宣揚，實聊盡國民之天職而已。”他還勉勵同學“務須各本所學，以貢獻于國家社會”。（見王增炳等編《陳嘉庚教育文集》）11月9日，陳嘉庚到達長汀，看望內遷長汀的廈大師生。14日，他乘汽車前往大田，視察戰時遷移到這里的集美農林、水產、商業三校，發表演講《有枝才有花 有國才有家》，提出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一斷言。在演講中，陳嘉庚深情敘說道：

我們在新加坡啟程之前，國民政府的使館官員已多番游說，數落他黨的諸多不是。說實在的，我是帶著對共產黨的成見率團回國的。到了重慶之后，雖受到了國府高規格的接待，卻也耳聞目睹了陪都的黑暗和腐敗：抗戰氣氛淡薄，貪官污吏橫行，官商勾結，囤積居奇，結黨營私，大發國難財。燈紅酒綠中，政府官員醉生夢死，揮霍民脂民膏，我們深感痛心和失望，國家前途深可憂慮……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黨政要員多方指責共產黨共產共妻、破壞抗戰、擾亂后方……是不是這樣呢？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到了西安之后，為了了解真相，也為了忠實履行南洋800萬僑胞讓我們“慰問每一個戰區的抗日將士”之重托，我不顧國民政府“你是大資本家，共產黨不會歡迎你，去延安生命無保障”的再三告誡，沖破當局的重重阻撓，堅持北上延安——國家處在危難關頭，我身負數百萬僑胞勞軍之重任，豈敢以個人安危而避之？

我們這次回國慰問之行，感受最深的當數延安。5月31日傍晚5點半，當我們南僑慰問團的車隊抵達延安之時，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工人、農民、學生、士兵和邊區干部5000多人的夾道歡迎。次日晚上，邊區政府在中央禮堂為我們舉行了隆重而簡樸的歡迎晚會。在延安期間，慰問團自由地參觀訪問了機關、部隊、工廠、學校、商店和附近的鄉村，廣泛地接觸了各界人士，和他們進行了深入的交談，發現這里并沒有所謂的“共產共妻”，私人商店得到保護，買賣公平自由，甚至百姓出入機關都不受限制，婦女不用纏腳，沒有乞丐和無業游民，沒有縛“田雞”抓壯丁，也沒有抽鴉片、狎娼妓等傷風敗俗之事，百姓安居樂業，社會風氣良好……這和南洋的訛傳大相徑庭，和我在重慶、西安的所見所聞天差地別；在抗日軍政大學、女子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陜北公學等學校，我遇上了許多從南洋歸國抗戰的僑生，我不善于國語，就用閩南方言和年輕人進行了自由交談，和他們促膝談心，僑生們滿腔熱忱地為我介紹了邊區政府、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介紹了“持久戰”、“全民抗戰”、開辟敵后根據地、“三三制”和正在進行的“百團大戰”等等。我接觸了陜甘寧邊區的黨政軍干部和士兵，也幾次和毛澤東主席長談——毛主席住的是普通的窯洞，穿的是打補丁的衣褲，吃的是窩窩頭、小米粥……我們這次訪問延安最大的收獲是：看到中共對堅持團結、抗戰到底的方針，他們立場堅定，態度誠懇；我感佩延安艱苦奮斗的精神……有了他們，中國有救星，抗戰勝利有保證……抗日的希望在延安，中國的希望也就在延安！我在各戰區慰問結束之后，特意回到福建，路上見聞，感慨良多。在福州的報紙上，我看到了戰亂和暴政給民眾帶來的痛苦：達官、富豪趁火打劫、搜刮民財，官肥民瘦，百姓走投無路、無以聊生，全家投江者屢見不鮮；從福州南下，沿途又見虐待壯丁的情形，把壯丁們五花大綁串在一起押送，邊走邊打，如此壯丁上了戰場如何打仗、怎樣抗日？此與延安父送子、妻送郎，戴紅花、騎大馬、敲鑼打鼓光榮參軍參戰的動人場景有著天淵之別。

關于這篇演講稿，曾在大田一中任教的范立洋說：“當年校主演講時，沒有演講稿，基本上是即席講話，也沒有錄音和完整記錄。先生演講都是用閩南方言，再由翻譯譯成普通話。該文是幾十年后由一位校友根據當年的筆記整理而成的，最后定稿時，又找了七位當年的學生審閱，形成此文。”

11月16日，陳嘉庚重返長汀，當晚，為廈大師生演講南洋種植橡膠的歷史，用種植橡膠必須預防雜草與白蟻的案例，來比喻抗戰與建國。

12月9日，陳嘉庚結束了這次考察任務，離開祖國。

三

此次嘉庚先生回國之行，歷時八個月有余，行程五萬里，足跡遍及四川、甘肅、青海、陜西、河南、云南、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浙江、福建13個省份。實現了他事前“凡交通未受阻的要區，都要親自前往，以便返回南洋后能向華僑報告真實情況”（陳碧笙、陳毅明《陳嘉庚年譜》）的愿望。

在漫天烽火中旅行，絕非易事。多年的兵戈擾攘，使得中國的交通線路多有阻斷，且陳嘉庚所到之處以高原、山地和丘陵等地形為主，山高坡陡，地形復雜，更加重了出行的困難程度。面對這些復雜情況，陳嘉庚也曾心懷忐忑，并對自己能順利完成跨越數省的旅途頗感欣慰。“他開始說當他離渝由成都啟程時，頗擔心自己不慣作長途旅行，可是這次居然能依期完成旅程，毫不感覺疲憊，這是非常愉快興奮的事。”（《華僑領袖陳嘉庚救國言論集》）然而，說是順利，乃依結果而論，若論過程，其實頗為曲折。一方面是交通不便，陳嘉庚以各色交通工具接力的方式才得以踏遍祖國這些河山。據統計，除步行外，陳嘉庚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十余種，火車、飛機、水上飛機、軍用飛機、汽車、貨車、軍用卡車、木炭客車、大火船、汽輪、小汽船、小電船、人力車、轎子等，可謂無所不包。另一方面是需要應對旅途中時常發生的意外情況。例如，“坐轎，山路崎嶇，有時步行”；有時車壞，需臨時停留，“乘汽車離貴陽，中途車壞，晚住河池”；有時趕時間，常于凌晨、午夜出發或到達目的地，“午夜乘火車離開西安”“凌晨五點抵桂林”“午夜到上饒”“從貴陽，乘西南運輸公司貨車，于29日半夜到昆明”。此外，惡劣的天氣也形成了嚴苛的挑戰。6月18日，自西安乘火車抵華陰途中，“當時正值盛夏，車廂內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陳嘉庚年譜》）

彼時，陳嘉庚已66周歲，年過花甲，幾近古稀。3月26日自仰光到達重慶，“從機場到開會的地方要走三百多級石階，嘉庚拒絕乘坐事先準備的轎子，走到二百多級時，跟在后面的大員們已上氣不接下氣，他也有點吃力，便停步觀看長江風景和馬路兩邊擠滿的自動來歡迎的群眾”（《陳嘉庚年譜》）。或許正是這種迎難而上、堅持不懈的精神支撐著他完成如此漫長又艱險的旅途。

陳嘉庚此次回國考察慰問之行，尤其是西北的延安之行，給他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巨大轉變。他曾說：“外面曾傳說，延安仍在厲行土地革命，沒收財產，壓迫大地主，欺負大商人，此外并傳說男女社交很隨便等等，這一切，在事實上都沒有，完全是一種造謠而已。”“使我最感興奮的，倒是在延安看見了他們上下一致的苦干精神。有一天，毛澤東先生在他所住的窯洞中請我吃飯，我發現他的窯洞中除了幾只高低不平的桌椅外，并無其他的設備，他們這種艱苦生活的作風，確是值得我們敬佩。”（《華僑領袖陳嘉庚救國言論集》）他后來經常向人講起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陳嘉庚憑借自己的人格和特殊身份，客觀、公正地闡述對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看法，并在考察大學的過程中，向青年學子積極傳播“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一論斷，這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一些后方學子對中國共產黨的偏見。

回顧陳嘉庚1940年率南洋華僑考察團回國慰勞的全部行程，我們對嘉庚先生一生通過教育救國“實現中華崇光”的理想有了新的認識，不禁想起他在集美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惕齋學塾”門口的那副對聯：“惕厲其躬謙沖其度，齋莊有敬寬裕有容。”

（作者：鄔大光，系廈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