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彭雪楓受到一張墻報啟發，隨即于今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創刊《拂曉報》。作為淮北抗日根據地的報刊代表，《拂曉報》創刊后第二天跟隨部隊前往豫東開展游擊，就此流轉各地宣傳抗戰。不同于和平時期固定場所的辦報場景，《拂曉報》為了應對敵偽頑隨時可能發動的攻擊，為了保證抗戰宣傳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必須充分利用淮北抗日根據地的山地丘陵、河湖港汊等自然條件，將行軍宿地、駐軍村莊乃至湖上船只作為辦報場所，“游擊辦報”成為必然選擇。

游擊行軍中的辦報場景

在游擊與行軍過程中出版是《拂曉報》常見的工作方式，即便是在執行作戰任務當中，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報社成員也會堅持出報。例如，1941年皖南事變后的反頑斗爭中，部隊作戰時，報社成員在隱蔽之處鋪開攤子編報，部隊轉移時，報社成員緊跟其后撤離。在此期間，曾有一期報紙歷經六度轉移方才得以出版，從報面上竟然難以發現當時的匆忙痕跡。游擊與行軍間隙的宿營時段也是抓緊出報的碎片時間。同樣在皖南事變后，部隊轉移途中若能在某地停留半天或一夜，報社成員便會借來桌子或支起門板，在屋內灶前或場院草垛之間進行刻寫印刷。在短暫宿營過程中，報社成員需要即時提防各種威脅。曾有一次敵軍突然逼近宿營村莊，當時報紙最后一版仍未印完就要馬上隱蔽；指揮機關為此立即決定派出一個加強連負責報社警戒，直至報紙全部印完方才安全撤離。

在跟隨部隊行軍轉移的過程中，報社成員需要隨身攜帶器械、資料、稿件等出報工具。例如，《拂曉報》在1943年五一復刊前還沒有辦鉛印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油印設備相較鉛印設備具有輕便靈活的優勢，方便隨時工作并轉移，恰好契合游擊行軍的客觀要求。為了配合部隊行軍，拂曉報社還進一步調整出報設備和人員配置。例如，在《拂曉報》創辦初期，報社成員舍棄了鋼板的木架子、油印機的方盒子，將調墨用的石板改為白鐵片，以此減輕設備重量。后來報社專門增設一位負責設備轉移的運輸員，力求減輕報社其他工作人員的行軍負擔。

駐軍過程中的辦報場景

除了游擊行軍，部隊還會在多地進行較長時間的駐軍休整，這些難得的駐軍經歷為《拂曉報》的發展營造了相對安定的工作環境。以書案店和新興集時期為例，1939年1月，彭雪楓率領游擊支隊部分單位離開白馬驛，向永城書案店挺進。經過連續戰斗至1月底，游擊支隊在書案店地區創設豫皖蘇根據地的立足點，并于2月起在書案店停留近3個月。報社適時以當地一家歇業店鋪為工作地點，利用店鋪環境集中設置簡易宿舍、辦公室和印刷廠。在部隊自1939年底進駐新興集時，報社則安置在新興集臨街一家停業的糧食行里，報社成員以幾張方桌、兩塊磚墊的門板為寫字臺，印刷工作則在房后西邊的草棚式小屋內進行。根據莊方對1941年《拂曉報》印刷情況的回憶，當時一張可容納三千六七百字的蠟紙，即便連續不停刻寫也要七八個小時，抗戰時期辦報場景的艱苦條件可見一斑。相較于游擊行軍，中短期駐軍時的工作環境雖然依舊簡陋，卻能夠保證編寫、刻印的相對穩定，最大程度地縮短了出報時間。

駐軍經歷不僅給予報社相對固定的工作場所，而且帶來寶貴的發展時機，《拂曉報》印刷技術的許多改革正是在進駐書案店與新興集期間完成的。在刻寫方面，報社成員通過在蠟紙上印格子統一每欄字數，畫出了標準版式，行間留出格縫，規定了字體要求，使得每版字數增加將近一倍。在物料方面，固定蠟紙的問題、油墨質地粗糙的問題、印機墊板不平的問題都得到了有效解決。此外，當時報社自主研制的套印技術也讓《拂曉報》變得色彩豐富、形式多樣。駐軍時期的技術改革使得報面信息量變大、出版質量提升，報紙受眾有機會并更愿意獲得較多抗戰資訊，《拂曉報》的抗戰宣傳范圍因此得以擴大。

駐軍辦報密切了新四軍與當地群眾的聯系。在報社成員駐軍工作生活的過程中，他們不僅通過新聞報道進行抗戰動員，還能憑借面對面接觸的言傳身教引導當地群眾。與之相應，接納新四軍的當地群眾也為《拂曉報》的印刷出版提供了重要幫助。例如，報社隨軍進駐蒙城某村期間，一位當地的鞭炮工人曾為報社成員親自演示切紙技巧，并希望將自己的切紙刀和夾板贈送給報社。在報社屢次婉拒后，這位鞭炮工人又找來一位木工與一位鐵工，由報社出工本費，專門給報社制作了新的切紙刀和夾板。

洪澤湖船上的辦報場景

相比陸上行軍與駐軍辦報的機動性，《拂曉報》船上辦報的靈活性最為典型。皖南事變不久后，經過改編的新四軍第四師在豫皖蘇邊區與敵偽頑勢力堅持斗爭。1941年5月，部隊轉移至津浦路東，拂曉報社亦隨師部駐在洪澤湖畔半城一帶。同年8月，鑒于當時的油印條件無法滿足印刷需求，師部召開會議決定籌建印刷廠。1942年春節，印刷廠正式開工，為了應對敵軍的多次掃蕩不斷打亂印刷廠穩定生產的既定計劃，報社成員不得不依托洪澤湖進行靈活辦報。

33天反“掃蕩”時期是《拂曉報》船上辦報的首次嘗試。1942年11月，日偽軍對淮北抗日根據地進行連續33天的大掃蕩。為了化整為零地縮小目標，報社成員大多被分散至群眾中“打埋伏”，《拂曉報》暫時停刊，只留莊方、張景華和劉秉衡三人跟隨師部編印《反掃蕩快報》作為替代。位于洪澤湖畔的印刷廠提前在湖邊備有3只大船和2只小船，反“掃蕩”開始之后，彭雪楓命令報社工作人員攜帶字架、鑄字機、裝訂機等印刷出版設備迅速轉移至船上。部隊在岸上作戰時，印刷廠根據戰場形勢乘船先后到達草灣、臨淮頭等位置待命，隨之遵照師部指令在水上漂流。每到一個指定位置，報社工作人員便會放倒桅桿，再把船撐到蘆葦最深密的河道中隱蔽。根據李波人詩中描述的“材料奇缺字不全，個個木刻有困難”，可見船上辦報的設備短缺與條件簡陋。即便如此，報社工作人員仍然能夠做到“深夜挑燈印捷報”，堅持在洪澤湖的船上印刷出版報紙。

為應對敵人的不定期掃蕩，印刷廠工人開展別具特色的“水陸兩棲辦報”。1943年秋后，印刷廠才在劉龍崗穩定下來。相較于33天反“掃蕩”時期危急倉促的出版活動，此次“水陸兩棲辦報”稍顯從容，印刷廠工人還對各種設備進行改裝。例如，史納帶領排字工人改裝了24盤常用字，精簡了部位字，縮減了字盤、鉛字、字架的占地空間，如遇敵情，工人便可快速將鉛字裝箱帶走。這些經驗后來被運用于1946年的“兩棲戰斗”時期。

流動宣傳的戰斗堡壘

從新四軍游擊支隊到新四軍第四師，再到新四軍淮北軍區，《拂曉報》在抗戰時期一直處于流動宣傳的隨軍辦報狀態，忠實記錄了新四軍第四師及其根據地的抗戰情況，充分發揮了隨軍流動宣傳的輿論動員力量。在艱苦卓絕的抗戰環境下，《拂曉報》憑借靈活機動的辦報場景，堪稱“流動宣傳的戰斗堡壘”，能夠實現從部隊到邊區再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發揮影響力。這為當下黨報黨刊在紛繁復雜的媒介環境中如何保持輿論宣傳的主動性與權威性，提供了鮮活生動的實踐經驗以及難能可貴的歷史參照。

《拂曉報》的歷史經驗表明，黨報黨刊必須縱向承接黨中央的宣傳路線，橫向適應報刊所處的輿論環境。《拂曉報》在抗戰時期堅持“游擊辦報”的斗爭精神以及施行“因地制宜”式流動宣傳，至少有以下兩點經驗值得當下借鑒：一是黨報黨刊在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時，需要準確把握自身定位和受眾對象，依據傳受雙方的傳播特征靈活選擇適當的傳播渠道；二是黨報黨刊的全媒體報道與融媒體報道需要采用機動策略，對于社會輿論普遍關注的熱點、難點、痛點，隨時主動出擊，即時對沖質疑，以此鞏固和擴大主流輿論的影響力。

（作者系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