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恨水小說《鳳求凰》手稿 謝家順供圖

《新民報》“三張”（1945年攝于重慶，左為張慧劍，中為張恨水，右為張友鸞）謝家順供圖

張恨水，原名張心遠，安徽潛山人，出生于江西景德鎮，現代著名報人、愛國作家。

張恨水從事新聞工作30年，堅持人民立場、心系社會進步，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自1918年春入職安徽蕪湖《皖江日報》到1948年秋辭去北平《新民報》所有職務，張恨水躋身報界30年，歷任北京《益世報》助理編輯，天津《益世報》、蕪湖《工商日報》駐京記者，“世界通訊社”、北平《朝報》總編輯，先后主編《世界晚報》副刊《夜光》、《世界日報》副刊《明珠》、上海《立報》副刊《花果山》、重慶《新民報》副刊《最后關頭》《上下古今談》，擔任北平《新民報》經理兼副刊《北海》主編，并自費創辦《南京人報》并主編副刊《南華經》，堪稱“全能報人”。其孜孜不倦的敬業精神備受業界尊崇，有新聞界的“徽駱駝”之稱，其報紙副刊長篇連載小說的開創之舉，在報界幾度形成洛陽紙貴的興盛局面。

張恨水筆耕半個世紀，堅持為人民寫作，創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巴山夜雨》等中長篇小說120余部和大量散文、詩詞、言論等，共計3000余萬字。作品雅俗共賞，對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進行了百科全書式的藝術表現。他堅守民族文化本位，融匯古今，吸納中西，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被譽為“章回小說大家”“通俗文學大師”和“抗戰小說第一人”。

19 世紀末、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是一個風云激蕩的年代——在國門洞開和急劇動蕩的社會環境中，從經濟、政治到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開始了一系列深刻的變革，形成了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艱難邁進的歷史畫卷，同時深刻影響著當時社會的每個人。

張恨水就是一位深受影響的作家。1894年7月開始、1895年4月結束，歷時近一年的甲午中日戰爭，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對當時的中國歷史影響巨大。戰爭結束一個月后的 5月18日，張恨水在江西出生。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42年后，也就是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與創作。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是，1905年9月清廷發布上諭，自1906年開始廢除自隋代起實行千余年的科舉取士制度。這就無形之中改變了張恨水的人生走向——所受教育與人生價值觀的形成，并最終舍“小我”而成就“大我”，從“小時代”投身“大時代”。

雙重性格：從“傳統”到“現代”

張恨水生長在新舊交替、中西碰撞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中，一方面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承接西方文明的啟迪，從而造就了其獨特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氣質。張恨水曾感嘆自己的生不逢時。因為社會的動蕩、民族的屈辱、人民的磨難、家庭的不幸，使他感到痛苦、憂郁、不安，從而形成了帶有濃厚悲觀色彩的個性。在這樣的中外文化劇烈碰撞的動蕩時代，在這樣特殊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他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也受到了西方進步文化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特殊的“雙重性格”。

關于“雙重性格”，張恨水自己是這樣表述的：“由于學校和新書給予我的啟發，我是個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辮子。由于我所讀的小說和詞典，引我成了才子的崇拜者。”“才子的崇拜者”“革命青年”應該就是“傳統”與“現代”思想的雛形了。

萌芽：從少年才子到“維新少年”。張恨水的啟蒙教育是在舊式經館里完成的，在這里他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思想教育，這是他后來人格價值觀的思想基礎。

張恨水在《寫作生涯回憶》里曾這樣寫道：

我七歲整才入蒙學，那時是前清光緒年間，當然念的是“三、百、千”。我很好，念半年，就念了十三本書。你問這十三本書都是什么？我告訴你，全是《三字經》。因為就是這樣糊里糊涂地念私塾。念過“上下論”，念過《孟子》。

十一歲半……因為我已讀過《千家詩》，對我的讀書幫助不少……這時，我自己有一部更好的《四書白話解》，而且有精細的圖。我在圖上，看懂了乘是八馬拖的戰車，我又了解了井田是怎么個地形。抄他一句成語：“文思大進。”因此，半年之內，除了《禮記》，我把五經念完了。

傳統儒家思想的人格設計，實際上就是道德人格設計。儒家強調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把“修身”作為根本，通過自身學習和教育來追求個體人格的完善。

“四書五經”是儒家教育為人處世之道的書籍，張恨水在他的啟蒙教育中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并以儒家的思想塑造自己的人格。由于張恨水天資聰穎，被鄉人譽為“少年才子”。

辛亥革命前夕，新的思想已開始傳入內地，許多新學堂也隨之紛紛興辦起來。1910年，張恨水被送進江西新式學校私立南昌大同小學學習，接受新式教育。校長周六平是個維新人物，在課堂上，他經常慷慨激昂地痛斥清政府的腐敗、賣國，向學生灌輸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識，同時對那些落伍守舊分子進行批評諷刺，甚至對自己學生中的守舊分子也進行諷刺。張恨水此前一直接受著傳統的儒家教育，因此，他也是老師諷刺對象中的一個。這對于自尊心和好勝心強的張恨水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時代變了，現在已經不是“四書五經”的時代。于是他尋找上海的報刊，如饑似渴地閱讀介紹各種新思想的文章。張恨水深感世道已變，“風流才子”已不適應目前的世界，他的思想產生了飛躍。

在《二十八年了》一文中，張恨水如此敘述：

在武昌革命軍起義的日子，我剛踏進中學的門。為了那時學生的國文水準高，我已看過許多革命先進的言論，剪掉了辮子。南昌起義的第二日早上，槍聲未歇，我就跑到巡撫衙門口去看熱鬧。一位袖章白帶子（革命軍標志）的憲兵看到我沒有辮子，喊了我一聲小同志。我高興得要跳上轅門去，覺得中國人由我算起，得著自由了。自然，我不小視我年輕，而自負是民眾里的前進分子。

除此之外，張恨水還堅決反對母親給大妹裹小腳，果斷地將妹妹裹腳布撕去，支持女孩子上學堂。張恨水回憶自己這段經歷時說：“我一躍而變成維新少年了。”

張恨水的這種“維新”思想，使得他在以后的文學創作中，能對新的生活和知識進行積極的吸納，并立足于社會歷史與現實，使作品具有開闊的視野和新的氣象——“追求入時，可以說是張恨水的一貫作風，不僅小說內容、思想隨時而變，在文學風格上也不斷應時變化”。

踐行：“以筆彎弓”喚醒國人。儒家所推崇的是經世致用的人生哲學，“修身”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治國平天下”，即為國家多作貢獻。他們倡導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使命感，認為人應具有像范仲淹所提倡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忠誠的愛國主義者。特別是在異族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們大多是富有骨氣的忠誠節烈之士。生長在中華民族這塊熱土上，張恨水的血管中奔流著愛國主義的熱血，愛國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則，因為他深深地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特別是在涉及民族尊嚴和國家存亡的時刻，張恨水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并為此而不惜一切去戰斗。1919 年五四運動時期，張恨水被北京大學生的愛國熱情所感動，在蕪湖率領 《皖江日報》 職工向在當地橫行的日本軍進行示威游行，這一愛國壯舉博得了蕪湖人民的稱贊。1928年震驚全國的“濟南慘案”發生后，張恨水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行義憤填膺，他在自己主編的 《世界日報》 副刊上撰寫了 《恥與日人共事》 《亡國的經驗》 《學越王呢？學大王呢？》 《中國不會亡忠——忠于祖國，熱愛民族國》 等一系列雜文，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進行了憤怒的譴責與聲討，并斷言：“世界上的強國無論是誰，他都不能并吞中國，中國決不會亡。”這表現了張恨水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張恨水及胞弟張仆野、張牧野一直從事教育、新聞事業。1937年秋，張恨水與張牧野創辦私立北華美術專門學校，由于張氏兄弟拒絕淪陷區敵偽政權拉攏，執意從事愛國活動，因之被列入敵偽黑名單。1937年底，張恨水攜眷返回家鄉安徽潛山，向潛山縣城民眾作《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演講，揭露日寇蹂躪祖國大好河山的滔天罪行，并對漢奸們賣國求榮的嘴臉進行無情抨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三省淪于日寇之手。1932年，日寇又挑起一·二八事變，面對日寇的侵略罪行，張恨水“于心焚如火”， 出于對民族前途的憂慮，張恨水大聲疾呼，“國如用我何妨死”。作為一介書生，他以自己手中的筆在短短兩個月內創作了大量鼓舞抗日的小說、電影劇本、筆記（通訊）、 詩詞等，并將這些作品匯編成集，用“彎弓射日”之意，取名 《彎弓集》，自費出版。在自序中他宣稱，“今國難臨頭，必以語言文字，喚醒國人”，自己作為一個小說家，以小說“略盡吾一點鼓勵民氣之意”。 在 《彎弓集》 中，張恨水高聲疾呼：“背上刀鋒有血痕，更來裹創出營門，書生頓首高聲喚，此是中華大國魂。”他希望中國的男兒“含笑辭家上馬呼，者番不負好頭顱，一腔熱血沙場灑，要洗關東萬里圖”，希望女子也能像花木蘭那樣“笑向菱花試戰袍，女兒志比泰山高；卻嫌脂粉污顏色，不佩鳴鑾佩寶刀”。 此后，他還發表了大量“國難小說”，如《滿城風雨》《天明寨》《風雪之夜》 等。這些作品盡管不十分成熟，但作者忠心為國，痛惜國土淪喪，幫助民眾認識亡國的危機，激勵民眾的抗日熱忱，難能可貴。

張恨水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是一位有骨氣的作家，在威脅和利誘面前，他保持著自己的氣節，與他們作斗爭。對于張恨水的反日情緒和抗日作品，日本侵略者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將他列入日本特務機關捉拿新聞界、教育界反日人物黑名單上。七七事變爆發后，南京失陷、武漢失守，這使中國人民認識到，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只有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奮起抗日救亡，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一個小說家，張恨水雖未棄文從戎，持刀槍征戰于沙場，但他卻用手中的筆參加了這場民族救亡的戰斗——從事長達近20年之久的抗戰文學創作。

抗戰文學：書生頓首喚國魂

關于張恨水抗戰文學的創作，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湯哲聲有過如下的評價：“論張恨水在文學史上的貢獻，我認為最突出的是兩個方面，一是他是中國現代社會言情小說的開創者，并創作了為數眾多的至今不朽的社會言情小說；二是他是中國‘抗戰小說’創作量最多的作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國家意識’最為鮮明的作家之一。第一個貢獻在30年代初期基本完成，第二個貢獻則集中表現在30年代之后的創作中。”他肯定了張恨水的抗戰文學創作特別是抗戰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

張恨水的抗戰文學創作，是其內在的愛國情懷所致。九一八事變之后，面對中華民族的內憂外患和“寇氛日深，民無死所”的社會現狀，秉承“達則兼濟天下”的中國傳統人文知識分子國家情懷的張恨水，感到自己“百無一用”，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民族意識，使他在文風和創作上均產生大轉變，將抗戰題材納入自己的文學創作視野。

總體來說，張恨水的抗戰文學創作體裁多樣、內容豐富。據不完全統計，他的作品總字數達800萬字。其文學創作不僅涵蓋了自九一八事變至抗戰勝利的14年，還延伸到之后的若干年，前后將近20年。而在重慶的8年，是其創作抗戰作品最集中階段，這些作品有長篇小說30部、中篇小說5部、短篇小說10篇，另有大量的抗戰散文（雜文）、詩詞、時評等，創造了國人抗戰文學創作紀錄。

從體裁來說，涉及小說、散文、詩詞、小品、言論等；按題材、內容劃分，主要成就是小說，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直接描寫抗戰，如《太平花》《彎弓集》《滿城風雨》《桃花港》《潛山血》《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游擊隊》《大江東去》《巷戰之夜》《敵國的瘋兵》《楊柳青青》《啼笑因緣續集》《虎賁萬歲》等；第二類是諷刺與暴露性作品，如《八十一夢》《魍魎世界》《五子登科》《瘋狂》《偶像》《傲霜花》《蜀道難》等；第三類是歷史題材作品，其中以《水滸新傳》為代表。而散文、詩詞等其他體裁的創作則集中于張恨水主編的《最后關頭》《南華經》《上下古今談》《北海》等報紙副刊，或散見于其他報刊，直接表現其對日本入侵、國難當頭以及抗擊日寇的民族意識。

張恨水的抗戰小說創作，突出體現了幾個亮點：第一，增寫《太平花》——一部帶有抗日色彩的作品，成為抗戰小說較早的創作者。1931年9月1日，繼小說《啼笑因緣》在上海《新聞報》連載成功后，張恨水又一部小說《太平花》開始在《快活林》連載。小說以當年內戰為背景，描寫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充滿非戰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由于東北軍奉行不抵抗政策，東三省很快淪陷。為表達內心激憤，張恨水立即給正在連載的長篇小說《太平花》，增加了抗日內容。正如張恨水自己多表述的：“九一八的國難來了，……各人站在各自的崗位上，盡其所能……自《太平花》起，我開始寫抗戰小說。”這是張恨水第一部帶有抗日色彩的作品，張恨水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抗戰小說較早的創作者。

第二，自費出版《彎弓集》。1932年3月，張恨水注冊了“遠恒書社”，自費出版了抗戰文學作品集《彎弓集》，包括小說《九月十八》《一月廿八日》《仇敵夫妻》，劇本《熱血之花》，筆記《無名英雄傳》，另外還有兩組詩詞，即健兒詞七首和詠史詩四首。其中，小說和劇本可以說是“言情”與“抗戰”并重。《彎弓集》隱喻“彎弓射日”，是中國人民英勇抗日的贊歌，表現了中華兒女的英雄氣概，抒發了張恨水“一腔熱血沙場灑，要洗關東萬里圖”的報國壯志。該書的出版引起了日方注意，曾向“在北平的張學良提出抗議”。《彎弓集》表現了張恨水身為一位文人的正義感及敏銳的時代意識。

第三，創作正面表現抗戰的小說。在張恨水30余部抗戰小說中，正面表現抗戰的有《大江東去》《巷戰之夜》《虎賁萬歲》《水滸新傳》等。《大江東去》1940年在《國民日報》連載，后結集出版時，作者特意增加了南京日寇大屠殺、中華門保衛戰和日軍屠城慘狀等內容，成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作品。

《巷戰之夜》1938年4月27日至8月22日初刊于重慶《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篇名為《沖鋒》。1939年5月1日，《沖鋒》更名為《天津衛》，被上饒《前線日報》副刊《戰地》轉載，至當年8月15日結束。出版單行本時名為《巷戰之夜》。這部小說以張恨水四弟張牧野1937年7月18日與愛國官兵一起參與天津保衛戰為素材創作而成。作品較為真實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時的狂轟濫炸和血腥殺戮，用滿腔熱情的筆觸，刻畫了下級官兵與天津市民同心協力浴血奮戰，抗擊侵略者的動人故事。

《虎賁萬歲》開筆于重慶，收筆于北平，于1946年5月開始連載于北平《新民報》，以紀實筆法全過程再現了74軍57師8000多人據守孤城常德12晝夜，城破后巷戰4晝夜，最后僅有83人突圍的悲壯戰役，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國正面戰場會戰的抗戰小說。

《水滸新傳》于1940年2月起在上海《新聞報》連載，寫梁山好漢招安后歸于張叔夜麾下，當金兵大舉入侵時，梁山英雄奮起抗擊。中華兒女抵抗異族的壯烈故事，無疑暗合了鼓舞抗戰士氣的需要。

第四，借暴露諷喻側面表現抗戰。張恨水認為，暴露黑暗、揭示內禍及國難，抨擊妨礙抗戰的不利因素，也是作家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因此，他創作了大量諷刺暴露的作品，主要有《八十一夢》《魍魎世界》《巴山夜雨》《紙醉金迷》《五子登科》等。

特別是《八十一夢》，被譽為張恨水“一切杰作中的杰作”。應該說它標志著張恨水創作個性的某種回歸和走向新的轉折。張恨水從表現“直接抗戰”向描寫“間接”有助于抗戰和“直接”有害于抗戰方面的轉移，體現了張恨水創作方向的成功調整和轉移。正如時任重慶新華日報社社長的潘梓年為祝賀張恨水創作30周年而做的精辟總結：“恨水先生所以能夠堅持不懈，精進不已，自然是由于他有他的識力，他有他的修養，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由于他有一個明確的立場——堅主抗戰，堅主團結，堅主民主。”重慶《新華日報》短評說：“他的小說與舊型章回小說顯然有一個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現實主義道路。”并指出他的創作傾向是“無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強暴為主要的‘母題’”。

而張恨水其他體裁的抗戰文學創作，主要見于他主持的《最后關頭》《上下古今談》等副刊，體現了張恨水的愛國情懷及文化省思。

張恨水在他主編的重慶《新民報》副刊《最后關頭》上，提出了明確的欄目要求：一、抗戰故事（包括短篇小說）；二、游擊區情況一斑；三、勞苦民眾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談的人事批評；五、抗戰韻文。并且明確宣稱，“最后關頭”“殊不能納閑適之作”，“一切詩詞小品，必須與抗戰及喚起民眾有關。此外，雖有杰作，礙于體格只得割愛”。這體現了張恨水為抗戰鼓與呼，深切感到自己既然不能持槍殺敵，就應當盡個人的本分，做好抗戰思想宣傳。張恨水后來獲授國民政府“抗戰勝利”勛章，實至名歸。

張恨水與眾多愛國文人一道，正義之心不死，懷著必勝的信念，一直在文化戰場上對日寇侵略行徑口誅筆伐，激勵熱血的華夏子孫義無反顧地奔赴抗日戰場。他尤其對潛山老家所在的大別山區抗戰高度關注。早在1938年6月，張恨水就在其主編的重慶《新民報》副刊《最后關頭》中，發表《潛山出頭了》評論：“但無潛山，武漢無東向的大門，潛山是自有他的價值的。別辜負了這偉大的古南岳吧！我希望衛國的健兒，作一番地靈人杰的事！”后來他為此專門創作《潛山血》《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等作品，重點謳歌家鄉這些“衛國的健兒”。

張恨水不僅是中國言情小說大家，也是中國抗戰小說大家。他早期的社會言情小說、后期的抗戰小說，都展現了不同年代的社會風貌，具有長久的文學魅力。張恨水的愛國思想及其創作的抗戰文學是現代文學演進中的永恒財富。

（作者系安徽新華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教授、安徽省張恨水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