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的凸顯或形式的誕生

——《兄弟》及余華小說中的敘事詩學問題

主人公和他活動的奇特世界似乎是用一塊整料雕出的，兩者之間沒有裂痕。……他和這個世界一樣奇特：他的出身奇特，誕生的環境、童年少年奇特，生理素質奇特，如此等等。他同這個奇特的世界血肉相連，也是這個世界的最好的代表。

——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

《兄弟》出版以后，因為其表層的“道德狀況”而招致了許多的指摘與詬病。這使得余華自90年代以來在國內讀者中積攢下的“美名”，以及作為先鋒作家的某種“神秘感”被“祛魅”了，失望之聲嘩然一片。的確，這部小說在某些細節上的疏漏或“不真實”可以商榷，然而這一例子猶如1993年賈平凹的《廢都》所面臨的指斥，人們對它外表的“污穢”和“粗陋”情趣的批評，并沒有深入到小說的寓意以及美學上的考慮，做出有針對性的討論，致使一個很好的批評例證被淺嘗輒止地擱淺了。人們并沒有根據時代的敏感變化，對它更大的符號意義做出有效的解釋。其結果是，在十幾年過去之后，人們發現《廢都》所寓言的一切——當代文化的潰敗，知識分子精神的集體性墮落——早已有過之而無不及地變成了現實。過上多少年以后，后世的人們再來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與思想的話，很可能會把《廢都》當成一個全息的活例，猶如我們從《金瓶梅》一類小說來觀察晚明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一樣。那時《廢都》將重新復活，成為一部在思想上具有豐富載力，在美學上也熠熠閃光的作品。

假如是那樣的話，這便是當代批評家的恥辱了——當然，多年以后《廢都》也仍有可能是一部了無趣味的小說，那就最終證明了作家的粗鄙和批評家的高明。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判斷一部作品水準的高下，并非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命題，因為一部作品的道德境界不是取決于它表層的格調，而是取決于它的故事與人物命運中所呈現出來的道德力量。換言之，作家是否以道德家的面孔出現給讀者說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后所呈現出來的批判精神與道德拷問。托爾斯泰小說中的道德力量的獲得，不只是因為其小說敘事中的道德潔癖和作家突出前臺的夸夸其談，更是因為它對人性與靈魂的深入挖掘與自我審判；同時，拉伯雷的小說也不會因為大量使用了戲謔的和“下半身”的語言，而喪失了其諷喻力量與道德價值；即使是《金瓶梅》，也不會因為“露骨的性描寫”以及夸誕的“欲望敘事”而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只注重表面美善的欣賞趣味，對現代藝術而言并不總是合適和有效的，因為成熟的藝術總是盡可能多地傳達出人類社會的困境，以及人性經驗的全部復雜性——包括書寫出它令人驚駭和恐懼的黑暗部分。這一切就像波德萊爾、卡夫卡、薩特和加繆們所揭示的一75樣。從這個意義上，《兄弟》或許會和《廢都》一樣，在人們的指責和批評聲中漸漸“成長”，成為對當代歷史有所擔承和批判的作品，成為從另一面介入精神命題，并且生發出道德力量的作品。

還有一點，長久以來批評家們過多地談到了余華小說中的某些主題性的元素，比如苦難、救贖、死亡、暴力、狂歡等等，但我認為這些東西對于余華來說也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們在其他作家那里也同樣存在。因此，要想使談論有效，必須以“余華之所以成為余華”的獨有的特質和屬性為話題——而這些東西確實存在，只是我們未加仔細甄別。同時，這也正是“余華不僅僅是余華”，而成為了“一個小說詩學的樣本或范本”的原因。只有談及了這些東西，我們的談論才能與余華作為一個作家的意義和價值相匹配。將近十年前，筆者曾試圖尋找這種特殊性，并以“文學的減法”〔注：參見張清華：《文學的減法——論余華》，《南方文壇》2002年第4期。〕為題，就其形式感與形而上學意義的生成、其敘述的辯證法，即“極簡敘事”中的意義增殖等問題進行過探討，此文有幸獲得過一些同行的回應與認可。這里，筆者試圖循著同樣的思路再談談另外的幾個問題。以就教于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