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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疾病觀療，以及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

格非早期的作品中即有關于精神分裂癥“發病機理與治療原理”的精妙例子，《傻瓜的詩篇》就是這樣的小說。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它仍是近乎完美和幾乎難以窮盡深意的一個范本。我甚至相信，假如當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中有十篇可以傳世的話，其中一定會有《傻瓜的詩篇》。它對45于“精神病理學意義上的個體無意識”的勘察，以及“作為精神現象學的詩歌寫作”的命題的探討，可以說達到了前無古人的深度。其中精神病醫生杜預和女精神病人莉莉的一個戲劇性的“角色互換”，不但傳神地解釋了弗洛伊德關于“精神病的發病機理與治療原理”的理論，而且深刻地寓意了詩歌話語與精神病話語之間曖昧又重合的關系。

不過，早期格非的興趣大約還不在于文化探求方面，而主要是致力于一種“純粹無意識活動”的挖掘，以及哲學意義上的“純粹精神現象學”的探詢。小說中突出了兩個疾病個體的經驗與境遇，但并未就這些境遇的背后究竟隱藏了什么而深思熟慮。當然，或許在這里進行過多的深度設置反而是無趣的，只有進行純粹精神病學意義的描寫，才符合那一時期先鋒小說的旨趣。因此，我們姑且單純以“形式主義”的眼光來解析它的結構要素，分析人物的無意識活動與病癥表現。兩個人物的經歷大致如下：

杜預：遺傳影響（母親為精神病患者，父親曾是一個“詩人”）——后天精神刺激（母親之死的記憶）——弒父的罪感（對父親的“出賣”致使父親后來慘死）——自我暗示（進行關于精神病“傳染”問題的研究）——環境影響（置身并工作于精（占有莉莉，初嘗禁果）——加倍焦慮（莉莉開始好轉，不再接受他的誘惑）——強刺激（雨夜驚魂，猶如《紅樓夢》中“王熙風毒設相思局”一幕）——發瘋——被施以電療。

莉莉：童年創傷（母親早亡，父親變態，造成其“亂倫恐懼癥”）——弒父記憶（無法證實，但一直是最大的精神創痛，這種記憶與其良知發生強烈沖突）——記憶關閉（自首被警察學中文系之后愛上寫詩，詩人的佯狂導致了真瘋）——失戀刺激（直接原因，情況不詳）——發瘋（“酒神狀態”，或可以視為46“詩神附體”的“假性瘋癲”）——記憶喚醒（與杜預發生親密接觸，交談中回憶起過去“被遺忘”的情景）——完成傾訴（將記憶深處的隱秘對杜預講出）——釋放完畢（對同杜預親密接觸的遺忘）——痊愈。

多年前筆者曾對于這篇小說做過細讀分析，所以這里不擬再作鋪敘。〔注：參見張清華：《精神分析：三個試驗細讀的案例》，《天堂的哀歌》，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需要交代的是，我們完全可以引述弗洛伊德早年治療精神病與各種強迫癥的例子，來證明這篇小說在精神病理學的意義上是多么“專業”。只消引述弗洛伊德的一段話，就足以對證說明這個“致病”和“治療”的過程的精當和靠譜。弗洛伊德說：

……壓制的基礎只能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也就是說，受到壓抑的單獨觀念，和構成自我的占支配地位的大量觀念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性。然而，被壓抑的觀念卻采取了自己的報復措施，它引發疾病。而這個單獨的念頭一旦被無意識釋放，被帶到意識的強光里，觀念性的東西便會像損害肌體、血液的病毒和感染一樣，立刻被有效地消除。〔注：轉引自歐文·斯通：《弗洛伊德傳》，劉白嵐譯，第478—480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女大學生莉莉正是由于他和醫生杜預之間的“親密接觸”，被喚醒了記憶中一直壓抑的往事與自我——她“弒父記憶”的罪感、“亂倫恐懼癥”以及人格破損的創傷（中年警察對她作案的開脫和趁機對她身體的占有），所有這些被長期封存和壓抑的記憶，在詩歌的“佯瘋式話語”的誘發下導致了發病，卻又在對杜預并無預設的講述中得以“釋放”，“被帶到了意識的強光里”，從而得以痊愈；而反觀杜預，卻是由于早年在意識中積存了太多壓抑的記憶，其“間接弒父”的罪感，來自父母共同的“遺傳性”敏感與焦慮，以及后來他作為一名精神病醫生對于病人的性侵犯，這些都使其自我人格陷入了激烈的矛盾。在持續的性苦悶與被洞察的焦慮中，在同樣浸淫于“詩歌思維與佯狂話語”的誘發下，他潛意識中的“病47毒”迅速地將其“感染”，最終使之墜入深淵。

小說中大量的分析性敘事，幾乎使這篇作品成為了一篇“形象的學術論文”，使之成為一篇“在小說中討論精神病學”的另一意義上的“元小說”。但奇怪的是，它并不顯得枯燥乏味，相反在強烈的陌生感中還充滿玄機與暗示性，因此使人百讀不厭。

關于其中的哲學性命題——“作為精神現象學的詩歌”，具體地說是詩性話語與精神病話語之間的關系問題，詩歌思維與精神病人之間的關系問題，還有詩歌閱讀作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的問題等等，都是頗富深意的。在格非看來，詩歌的思維與語言方式同精神分裂癥、與精神病話語之間，可能是彼此交叉包含、互為表里或者隱喻關系的。不只杜預父親的悲劇與詩歌有關，莉莉之所以發病也與詩歌的誘導因素有關，而杜預本人也是詩歌的實際上的愛好者，甚至莉莉在精神分裂之后所寫的“詩歌作品”，也為另一位女性精神病醫生董主任“愛不釋手”，并時常讀得“老淚滾滾而出”——這無疑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了。弗洛伊德曾經專門討論過“被一種消極幻覺支配著”的“誤讀”現象，他列舉了一位有病態的“讀報癖”的人，指出，“他對讀報的病態的渴望，實際上可以解釋為他對在報上看到自己，讀到自己的命運的病態渴望的反應”〔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彭麗新譯，第110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更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接下來還舉出了一個患有“戰爭創傷性神經癥”的空軍上尉的例子，他在朗讀一位名叫沃爾特·海曼（Walter Heymann）的詩人的作品之后，居然身體“劇烈地顫抖”，“眼淚汪汪”，“讓人感覺觸目驚心”。〔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彭麗新譯，第117—118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這兩個例子都表明，重要的也許不是文本對象的內容，而是閱讀者從中所發現的“自我鏡像”。董主任從莉莉那些雜亂而并無確切意義的“愛情詩”中所發現的，是她自己的“三次離婚”的創傷，她在日常生活中積存下的壓抑與痛苦。因此，她居然成為了這些由“精神分裂性話語”堆砌而成的“假性詩歌”的忠實讀者，“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系，再次出現了戲劇性的顛倒。

48所有這些都隱喻著詩歌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象征與暗示作用。這也不難理解，尼采曾經張揚的酒神精神同詩性精神之間，實際就是一種東西。無論是從哲學、從詩歌的崇高內涵與美學精神的角度，還是從對詩歌的誤解與揶揄的角度，詩歌都與精神分裂結下了不解之緣。詩歌史與藝術史上的許多偉大的人物，都同時是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斯甚至為他們辯護說，“尋常人只看見世界的表象，而只有偉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見世界的本源”，“優秀的藝術家認真地按獨自的意志做出的表現，就是類似分裂癥的作品”〔注：雅斯貝斯：《斯特林堡和凡高》，今道友信等《存在主義美學》，第155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莉莉也確乎在成為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同時，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詩人”。上述命題也使小說某種意義上由心理層面上升到了哲學境地。在另一部長篇小說《敵人》中，格非似乎更多顯示了對于“文化結構意義上的無意識”的探尋自覺，摧毀趙家的最終力量不是來源于外部，而是來自傳統社會結構本身，是它的封閉與父權專制的力量，最終使之從內部腐朽和喪失了抗御能力，完成了“無須外部力量而可以自行毀滅”的使命。

在《春盡江南》中，“詩人”身份的譚端午，可以說擴展和延續了《傻瓜的詩篇》中的主題。在經歷了一場政治的暴風雨之后，他寄居鄉下躲避風頭，這和當初革命者張季元來到陸秀米家幾乎作同樣的理解。這時尋求情感刺激甚至不負責任的性行為，便成為了“精神療傷”的最佳方式。他幾乎是以流氓式的不由分說，與未諳世事的女大學生秀榮發生了性關系，并在事后將發燒酣睡的她遺棄于郊外的招隱寺里（又是寺廟！當初秀米的“春夢”也是發生在寺廟里）。一年半后是因為在商場巧遇無法逃脫，才不得不與她匆匆結婚，從此結束了自己玩世不恭的青年時代。這時的他，某種程度上與涅赫留朵夫，與俄羅斯文學中眾多的“多余人”已沒有什么不同，他已徹底完成了精神的去勢和靈魂的閹割，變成了一個精神的廢人。在接下來迅速完成了價值轉換的市場年代，他更漸漸流落到了社49會生活的邊緣，在地方政府最無趣的部門史志辦某了個閑職，變成了依靠做律師的妻子“吃軟飯”的人。性格中玩世不恭的成分，也漸漸被渾渾噩噩的游手好閑所替代。盡管沒有像他同母異父的哥哥王元慶那樣，成為一個被人謀奪財富、被關進了由他自己創建的“精神衛生中心”的精神病人，但某種程度上，他并不比自己的這位兄長更有尊嚴和地位，相反與哥哥相比他還顯得更落魄和更軟弱些。換一種說法，這一對精神和骨肉的難兄難弟，不過是將祖母和父親那里遺傳來的稟賦，作了比例不同的傳承而已。詩歌寫作或詩人的身份，既使他們蒙受了時代的貶損和羞辱，也使他們因此而保有了一點未被盡行剝奪的奇怪的體面和尊嚴。

如果拉開一點看，“文化結構意義上的疾病觀療”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還有了更為廣泛的表現。在格非看來，精神狀況的常態與非常態之間的糾結錯位幾乎無處不在，它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存在。而且從個體的精神處境與構造看，普遍的“病態”或“非常態”，正是其真正意義上的“常態”。所有“不切實際”的人，丁樹則、陸侃、張季元、王觀澄，當然還有譚功達和詩人端午，還有那些永遠“魂不守舍”的異類女性，陸秀米、姚佩佩、龐家玉，他們的精神結構與性格無不有著執迷頑固的特點。然而正是這些人支撐起了文化意義上的傳統、民間、民族和國家諸般不同層面的價值，并且構成了與世俗、平庸和實利價值的對抗。而那些懷有不同于實利與俗物的情懷的人，那些投身社會進步與公共利益的人，那些“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類似譚功達和譚端午父子這樣的人，在強大世俗力量的壓制之下，無一例外地會被擠出權力和利益的中心，這大約不是哪個時代、何種文化的特殊產物，而是這個民族永恒的、乃至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普遍的共同規則與悲劇宿命。

然而“時代的精神分裂”是具有特殊的主題意義的。在《春盡江南》中，我們可以看到格非對于當代社會之文化病狀的深入思考和揭示。借助小說中的人物活動，他將各種流行的時代訊息與文化符號，開發區、高檔樓盤、私人會所、夜總會、養生館、露天垃圾場、收治精神病人的“心理危機干預中心”，還有近乎瘋狂的經營者、毫無信義的開發商、自焚的被拆遷者、無望的上訪人，從小學就開始的無理性無意義的學業競爭，以及由諸般壓力與混亂而導致的心理疾病與浮躁抓狂……這些再加上敘事中摻入的來自網絡文化的各種流行符號，來自端午個人精神世界中的“專業得有些偏僻”的歷史、國學、音樂和詩歌符號，來自他身邊的徐吉士、王守仁、馮延鶴、綠珠等各色人物的語言信息，這一切將傳統的、時尚的、商業的、流行的、閨密的、公共的或私己的各種文化符號與話語類型堆砌到一起，植入到以譚端午這樣一個敏感而充滿著猶疑氣質的人物的感官世界中，構成了一個雜語混響五光十色聲色犬馬喧鬧擾攘的世界，生成了一個巨大的寓意豐富輻射廣遠的“時代性的精神分裂的主題”。正如小說中借史志辦的老田之口說出的一段話：

你看哦，資本家在讀馬克思，黑社會老大感慨中國沒有法律，吉士呢，恨不得天下的美女供我片刻賞樂。被酒色淘空的一個人，卻在呼吁重建社會道德，滑稽不滑稽？

這便是關于我們時代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了。個體的人格分裂與時代的精神疾患是互為背景、互為質核與包容關系的。小說在后半部分甚至還借助一場所謂新世紀的“詩歌研討會”，將各種人物與不同話語納入到同一時空來予以集中展示，搭建了一臺話語狂歡的生動戲劇，其中互不搭界又互為顛覆反諷的詩歌問題、文化命題、社會政治議題，以及會上會下悠游穿插著的性娛樂的話題，自由主義的、新左派的、騎墻的和莫名其妙的、西化的或中國傳統的說話立場，所有這些不同空間與屬性的話語，被他強行而又巧妙地拼接于一起，生成了雜語混響的復調效果。正如端午在最后作為一個無足輕重的“鄉下人”發言時所說出的：“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說話，卻并不在乎別人怎么說。結論是早就預備好了的。每個人都從自身的處境說話。悲劇恰恰在于，這些廢話并非全無道理。正因為聲音到處泛濫，所以，你的話還沒有出口，就已經成了令人作嘔的故作姿態和陳詞濫調。”很顯然，在這個民族的精神塔尖之上，也早已顯現出并無出路和救贖可能的精神病狀。從文化寓言的角度來說，一種類似“群體性精神分裂”的文化病癥，正在侵蝕著我們時代的每一個角落和毛孔，變成一種無所不在的情境和氛圍。

假如再將問題細化，還可以舉出《山河入夢》中的例子。在這部小說中，個體的精神暗示活動和恍惚錯亂的傾向，可謂有更加精細和耐心的展現。小說一開始就寫到，正在調研視察途中構想著水電站宏偉藍圖的譚功達，竟在無意識的支配下，在地圖邊緣的空白處寫下了一組神秘的數字：“44-19=25；44-23=21；21-19=2”。或許譚功達是在不由自主地計算著自己的婚戀之事？這組數字在此后反復出現了多次，他是在姚佩佩和白小嫻之間進行猶疑的選擇嗎？從兩個人的年齡上推敲，似乎又很難確認，天知道這位愛做夢的譚功達是出于什么意圖才列出了這些等式，直到最后小說也沒有解開這個謎團。也許它只是一個純粹的魂不守舍的無意識行為，只是表明這是一個經常生活于無人之境的夢游者而已？

這也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的一種，弗洛伊德在《決定論，偶然與迷信之信仰》一文中，曾專門提出和討論了人的無意識中“對于數字的癡迷”。他甚至舉出了自己的例子，他在一次書信中偶然寫下了一個“2476”的無特指含義的數字，但隨后，他對于寫下這個數字背后的含義進行了復雜的心理推敲，最后證明，“即便是這樣隨筆寫出的數字”，“也有著來自無意識的決定因素”。“我可以用一個固定的時間點來證明……我在禁閉中度過了我的24歲生日，所以那應該是在19年前的1880年。2476里的24，就是這樣來的。然后你如果用24再加上我現在的年紀43，你便得到67了”〔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彭麗新譯，第250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或許這個例子可以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位“革命者中的異類”的心理活動，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格非在表現人物的心理和命運的時候，會經常遵循的神秘主義傾向。而這種筆法在此前的《迷舟》《敵人》《大年》《風琴》，以及《人面桃花》等小說中都曾有過很多諸如“算命先生”、“不祥之兆”等等表現。它們在給格非的小說帶來了某種“神秘氣息”，打上了他的個人標簽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某種獨異的“超敘述”的效果，使之經常會獲得不經意的“逸出”或“飛升”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