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東四禮士胡同一二九號 復刊后的《文藝報》在此辦公

沙灘北街2號

1986年，老漫友相聚《文藝報》，葉淺予繪 原發(fā)《文藝報》1984年4月19日第4版

陳丹晨：富于思想性與前瞻性的園地

《文藝報》創(chuàng)刊于1949年5月，最初是以第一次文代會的會刊身份出現(xiàn)的。本意在于搭建文藝工作者“交流經(jīng)驗，交換意見”的平臺，是“報道各種文學藝術(shù)活動情況，反映群眾意見的工具”（《〈文藝報·創(chuàng)刊號〉發(fā)刊詞》），這應該說是幾十年來始終如一的辦刊宗旨和任務。1949年時，我只是一個幼稚的文學愛好者，讀到一些解放區(qū)文學作品，給我一種從未有過的清新明快的藝術(shù)美感，看到了另一個嶄新的社會生活。所以我也很關(guān)注當時舉行的文代會，買了新出版的《文藝報》。它雖然是會刊，但是公開發(fā)售的。這一切對我都是非常新鮮的事。直到《文藝報》正式出版，從此我就成了它的忠實讀者。【詳細】

朱暉：《文藝報》的板房時代

記憶中，為了容納盡可能多的部門和屬員，板樓的開間都不大，惟一的例外是二層西側(cè)的會議室。一臺乒乓球案居中擺放，四圍是密扎扎兩環(huán)折疊椅，勉為其難地擠進報社的四五十號同仁。在這里，最經(jīng)常召開也最讓人著迷的會議，是由專司各種文藝門類、體裁的編輯，受命當眾匯報最新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成果動態(tài)。這樣的例會于匯報者是展示自己對于最新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現(xiàn)象的掌握與梳理，于與會者則是一種殊為可觀與難得的學術(shù)獲得與交流。無拘無束的討論，大大地提升了有價值的思考，進而促成了質(zhì)地堅實的選題……【詳細】

寒小風：《文藝報》辦公地點的變遷

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當時的辦公地點在東四禮士胡同129號。馮牧同志是文化部黨組成員、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時也是《文藝報》的主編。《文藝報》復刊后沒有辦公地點，他就從政研室擠出兩間房作為《文藝報》臨時辦公地。此院是兩個并排四合院，院子之間有走廊相連，后面是個小花園，有水池、亭子、花草。整個院子雕梁畫棟，前廊后廈，精美雅致。《文藝報》辦公室在東院，一間坐北朝南，編輯部謝永旺、召明、黃文珍、陳新民、李燕平和我在這兒辦公；另一間南北走向的大房間，是陳丹晨、閻綱、劉錫誠、吳泰昌、鄭興萬、雷達、高洪波、文椿、楊天喜等編輯的辦公室。【詳細】

賀紹俊：沙灘北街2號

文藝報社當時辦公的地點是沙灘北街2號。沙灘北街2號應該是作家們很熟悉的地方，不僅文藝報社在這里辦公，中國作家協(xié)會也在這里辦公。這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幾幢莊重的磚石大樓，但文藝報社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不是在這些大樓里辦公，而是在院子里搭建了幾排簡易樓房作為辦公的地方。文藝報社是一座單獨的簡易小樓房。上到二層的梯子是懸在一面外墻上的，踏在梯子上咯吱咯吱直響。但那時候并沒覺得它有多簡陋，每天踏著梯子跑上跑下的覺得特別歡實。【詳細】

范詠戈：那些年的《文藝報》

2002年，我從外單位調(diào)入文藝報社工作。其實，我對《文藝報》并不陌生，從中學時代起就一直訂閱。但是2002年真正調(diào)來并受命主持報社工作，情況卻并不樂觀。社會轉(zhuǎn)型給“體制內(nèi)”單位帶來劇烈沖擊，當時文學也已失去轟動效應，直接的結(jié)果就是發(fā)行量下滑、經(jīng)濟拮據(jù)。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任第一周就被債主堵門，因欠印廠印刷費被告上法庭，報社敗訴被強制執(zhí)行，面臨封賬停刊。【詳細】

鄭伯農(nóng)：我和剛剛復刊的《文藝報》

1978年之后，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文藝報》繼續(xù)保持密切聯(lián)系，我為《文藝報》供稿，得到他們的許多幫助。直到1984年中宣部召開京西賓館會議，特別是年底中國作協(xié)召開第四次作代會之后，我給《文藝報》提供的稿件大大減少了，但和報社的許多同志仍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guān)系。真沒有想到，1989年底，我被派往中國作家協(xié)會任職，居然榮幸地成為了《文藝報》的一名正式員工。【詳細】

金堅范：“克隆一個雞蛋？”

1998年4月初，中國作協(xié)時任黨組書記翟泰豐同志找我談話，說鄭伯農(nóng)同志已超過任職年齡，由我接任《文藝報》總編輯一職。隔行如隔山，我是學英語出身，長期從事英語口譯和外事行政組織工作。在文學界“打工”多年，編輯工作一竅不通，寫評論文章做夢都未曾想過，所以我當場予以婉拒。他鍥而不舍又找我談了兩次，我是軟磨硬抗，死活不從。逼到墻角里，我說：“這是要讓鴨子下雞蛋。”他迅即一笑：“現(xiàn)在不是有克隆技術(shù)嗎，你就克隆一個雞蛋吧。”智斗敗下陣來，只能服從組織決定，走馬上任。【詳細】

楊匡滿：我心目中的《文藝報》“三駕馬車”

我走出校門、走向社會的第一站就是《文藝報》，在這里，我有幸接觸了很多品格高尚、學問深廣的前輩，他們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事業(yè)上的引路人，與《文藝報》的這份感情是永遠不可能割舍的。在正式談“三駕馬車”之前，我想先提到一個人，這個人身上體現(xiàn)出文人的修養(yǎng)、寬厚、善良毫不遜于張光年、侯金鏡和馮牧三人，他就是黃秋耘。【詳細】

吳泰昌：“我們環(huán)繞的是群山，面對的是高峰”

1973年，我從五七干校借調(diào)到《河北文藝》雜志社工作。1976年1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復刊時我調(diào)去工作，至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以后，我才又重新調(diào)回。這期間我經(jīng)歷過的領(lǐng)導、接觸過的朋友都很多，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揚、葉圣陶、冰心、沈從文、錢鍾書、曹禺、孫犁、嚴文井等文壇前輩，有張光年、馮牧、孔羅蓀、唐因、唐達成等報社領(lǐng)導，還與楊晦、朱光潛、吳組緗、林庚、王瑤等北京大學的老師不失聯(lián)系。【詳細】

閻綱：二十七年是與非

侯金鏡一有發(fā)現(xiàn)，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聲，《紅巖》就是他首先喊出來的。他說：“現(xiàn)在是困難時期，人們物質(zhì)生活匱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我們需要革命的浪漫主義，但要拿生活的真實作基礎(chǔ)，絕不能拔高人物。當前形勢下，寧肯犧牲浪漫主義，也不能犧牲現(xiàn)實主義！”在侯金鏡的鼓勵下，我寫了《一九六一年中、長篇小說印象記》，重點推出《紅巖》。【詳細】

束沛德：將《文藝報》送回家

我沒想到《文藝報》編輯部竟沒有一套從創(chuàng)刊至今的完整的《文藝報》。這些年來，編輯部曾不止一次地從我處借用某年某月的報紙。在它的70歲生日前夜，我決心把自己保存、收藏的一套完整的《文藝報》（1949—2019）悉數(shù)捐贈給編輯部。當我把分散在房間犄角旮旯的這些報紙集中到一起，面對它們，真還有一縷難舍難分的感情。但我更為它們終于回了家，有了最好的歸宿而欣慰。【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