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沙灘北街2號

“文革”后恢復建制的《文藝報》，原本是要入住朝內某處深宅大院的。有水榭，有假山，甚至還有個可以容納百十人的電影放映室。如此豪華的規格，對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即有“文藝界的紅旗雜志”之稱的《文藝報》，應該說還是般配的。

未成想，《文藝報》卻陰錯陽差地與這豪宅失之交臂，最終入駐了沙灘北街2號院。北面是文化部辦公大樓，南面是著名的“五四紅樓”，蝸居期間的一座二層活動板房，不僅成就了《文藝報》由復刊再到改為報紙的七八十年代，也成就了彼時的我們。

《文藝報》在文化部大樓內另有幾間辦公室，條件要好上許多，卻統統分配給了理論、評論、藝術等業務部門。若以職位、聲望、甚或只是依年歲和所謂慣例而論，報社的首腦們本不必如此調度。不過，從我1983年進入報社始直至報社遷離文化部大院，從未見領導們把這當作一種“德政”來宣講，一眾同仁更是不以為意，處之泰然。也許是簡陋的辦公條件從旁推近了報社同仁的間距，當時與我腳前腳后入職的青年人，似乎也從未有機會領悟板樓內的官威、官腔之類。在無拘無束的相處之中，在油然生成的信任與尊敬中，每個人都順暢地融入了這個群體。僅憑這，那一處板樓，即足以勾連出那一時期的諸多難忘。

記憶中，為了容納盡可能多的部門和屬員，板樓的開間都不大，惟一的例外是二層西側的會議室。一臺乒乓球案居中擺放，四圍是密扎扎兩環折疊椅，勉為其難地擠進報社的四五十號同仁。在這里，最經常召開也最讓人著迷的會議，是由專司各種文藝門類、體裁的編輯，受命當眾匯報最新的創作和理論批評成果動態。這樣的例會于匯報者是展示自己對于最新創作和理論批評現象的掌握與梳理，于與會者則是一種殊為可觀與難得的學術獲得與交流。無拘無束的討論，大大地提升了有價值的思考，進而促成了質地堅實的選題。正是這樣的工作制度和學術流程，奠定了《文藝報》的學術性與權威性，也連帶著培養了一支有能力開展獨立的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的編輯隊伍。我一直相信，因為擁有這兩方面的獨門絕技，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所謂文學的井噴期，《文藝報》才能依然保持對文藝界的普遍關注與敬重。而我和我這一輩編輯，從地地道道的門外漢成長為差強人意的《文藝報》編輯，也正是在這樣的潤澤中，漸漸領悟了我們的前輩和兄長輩所鑄就和踐行的這一種學術底色。腳踏實地，扎扎實實，《文藝報》教育我這樣面對編輯業務和學術活動，面對自己的人生。

如今，幾十年過去，我初進《文藝報》時的前輩如馮牧、孔羅蓀、唐因、唐達成諸公，甚至我的兄長輩如雷達、孫武臣，已先后仙逝。他們的音容笑貌，以及我有幸與之相處的種種，連同那一處簡陋至極的所在，依然在我心底凝著濃濃的感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