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shù)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42)

　　三

　　然而，一個致力于提高、改造中國生活的現(xiàn)代化趨勢，已成為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共識，對“生活”概念的正面理解和熱情擁抱，自然成為這個時代燃燒著的行動和激情。“生活”一方面被總體化地加以對象化、加以擁抱和謳歌，具有超越性的某種社會隱喻的神圣魅力；另一方面其語義在具體語境的使用中又被習焉不察地相當程度地簡化著，縮小著，盡力地排除著舊習慣中的語義用法。這是在“五四”后的另一審美路向中，人們開始區(qū)分出一種“大眾生活”、“工農(nóng)生活”乃至“底層生活”。并依此區(qū)隔確認一種貴族生活、上層生活、知識分子生活，進而強調(diào)了一種“革命生活”的出場。在這種走向時代前臺的革命生活中，知識分子、革命者要強調(diào)深入大眾生活，與工農(nóng)生活相結(jié)合，在文藝上則強調(diào)社會現(xiàn)實生活是文藝的源泉。而因為要在革命中改變現(xiàn)實生活，因此又要求文藝成為革命的工具，文藝遂必須具有“高于生活”的意蘊和姿態(tài)。就正常的現(xiàn)代理解而言，正視生活是必然的，生活總是現(xiàn)實存在的人的生存，并不是你說拒絕就能拒絕的。生活概念的崛起，就是因為現(xiàn)代人正視它、重視它，并且要進入它、改變它。正是在這一路向中，艾青寫下了《

　　大堰河：我的保姆 》：

　　大堰河，為了生活/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開始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動了。/……/大堰河，含淚地去了！/同著四十幾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著數(shù)不盡的奴隸的凄苦。

　　這是“五四”后一代走向社會、睜開眼睛看生活的知識分子的對生活的控訴和否定，生活恰成苦難的處所。大堰河的“生活”，就是指很底層的基本生活的“活”，是一種基本的生計意義的困苦的、艱難的、無窮無盡的受凌侮的生活。在這里，生活一詞可以被置換為“活著”，不僅是很“低層”地被理解的，同時也是很“底層”地被認識的。底層生活等于苦難，等于控訴，很自然地要指向一種被改造和革命的對象。比起徐志摩和李金發(fā)來，此處同樣被否定了的生活一詞，一方面有著總體性的超越性的概括力，同時又更具體地指向了底層的工農(nóng)大眾生活。這樣的現(xiàn)實感走向斗爭和革命也是歷史的必然，革命和戰(zhàn)斗也因之構(gòu)成一種新的生活，一種不畏鮮血和死亡的生活。艾青在另一詩篇中寫道：“當你們一天出發(fā)了，走向戰(zhàn)場/你們不是也常常/覺得自己曾是生活著/而現(xiàn)在卻應(yīng)該去死/——這死是為了/那無數(shù)的未來者/能比自己生活得幸福么？”(  《

　　他死在第二次 》  )這種對生活的拒絕和否定出示了一種那個時代的令人敬仰的崇高美學和英雄美學，向死而生，必將由死亡中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生活局面，無論如何，他們都是為了“生活”這個目標并為了在其前面加上“幸福”或者“美好”的修飾語的。

　　當然這種生活理想和幸福追求化為行動，革命、戰(zhàn)斗、建設(shè)，流血犧牲和改天換地就都成為實實在在的集體生活實踐，并終于迎來了“新中國”的來臨。“新中國”是一個新的生活局面，因此在新中國建國后出現(xiàn)大量“擁抱”新生活的詩篇也是理所當然的。生活理想得以昂揚出場，烏托邦之夢也從暗處浮現(xiàn)，使“生活”不免被崇高化、精神化、抽象化，其在精神上是對幸福的許諾，在道德倫理上被判定為高尚，在現(xiàn)實則被歸為革命、斗爭、戰(zhàn)斗和建設(shè)。此時，以“生活”的名義，向困難進軍，延續(xù)戰(zhàn)爭年代的“革命”熱情和理想精神，生活的生產(chǎn)建設(shè)性轉(zhuǎn)型持續(xù)著高歌狂進的態(tài)勢；另一方面，戰(zhàn)爭和革命時代的生活思維也延續(xù)過渡到新的生活格局當中，生活的理想塑型為理想生活，不斷革命、階級斗爭思維下的革命生活、階級生活則人為地愈演愈烈。生活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也就一定程度上壓抑了本該逐步從緊張狀態(tài)舒緩下來的日常生活，只從“革命”的意義而很少從“生活”的意義來理解、闡釋社會主義。這種道義上即便值得肯定的“生活”理想也因?qū)ι�活的過于片面和狹窄的理解，導致讓革命、政治和生產(chǎn)全面覆蓋生活領(lǐng)域，對生活日用的講究則被指為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而遭到批判。誠如郭小川的《

　　向困難進軍 》中的詩句：“真正的生活開始了”。而就實際情況講，這“開始”卻可以溯源至艾青寫“他死在第二次”的那個時代的“革命”。比如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具有左翼傾向的詩人蒲風在一首題為《 生活

　　》的詩中寫道：

　　兩條軌/無窮的展開在前面，/當作轟轟烈烈的列車我前進吧。//讓西北風吹打，/穿過幽暗的隧道，跑上崎嶇的山，/頹喪，悲哀的只是道旁的樹林呵！//什么，黑夜張開她的翅膀？/什么，大地蒙上了薄薄的白紗？/——不要慌，加強馬力前進吧！//讓列車永遠永遠擒住兩條軌/莫怕前面的無窮，難捉摸，/沒煤燃燒時才是最后的終點哩！//——啊！這就是生活！

　　在蒲風這里，“生活”已被觀念化，是一種不停歇地永遠向前進取，具有崇高的悲劇意味的精神姿態(tài)。十年之后，40年代已到延安的何其芳寫下了他那首著名的《 生活是多么廣闊 》則要實在得多，也熱情和浪漫得多：

　　生活是多么廣闊，/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去參加歌詠隊，去演戲/去建設(shè)鐵路，去坐在實驗室里，去寫詩/去高山上滑雪，去駕一只船顛簸在波濤上，/去北極探險，去熱帶搜集植物/去帶一個帳篷在星光下露宿//去過極尋常的日子/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睜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點燃旁人的火/去以心發(fā)現(xiàn)心。//生活是多么廣闊/生活又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

　　比之蒲風，何其芳的“廣闊的生活”，是在“尋常的日子”中的不平凡的生活，是在尋常的大眾群體性的生活中遺忘或超越個人生活的困囿，由打開個人心窗、邁步到社會所獲取的融入集體的社會生活。在這里“生活”一詞的使用當中其實暗含著的是在個人性生活與社會生活、集體性生活之間的辯證與糾結(jié)。

　　何其芳在1942年還創(chuàng)作了一首《 多少次呵我離開了我日常的生活

　　》，明確地區(qū)分出為“爭取自由”而戰(zhàn)的偉大的“生活”和個人性的“狹小的生活”，他寫道：“多少次呵我離開了我日常的生活，/那狹小的生活，那帶著塵土的生活，/那發(fā)著喧囂的聲音的忙碌的生活，/走到遼遠的沒有人跡的地方，/把我自己投到草地上，/我像回到了我最寬大的母親的懷抱里，/她不說一句話，/只是讓我在她的懷抱里靜靜地睡一覺，/然后溫柔地沐浴著我，/用河水的聲音，用天空，用白云，/一直到完全洗凈了我心中一切瑣碎、重壓和苦惱，/我像一個新生出來的人……/但很快我又記起我那日常的生活，/那狹小的生活，那滿帶著塵土的生活，/那發(fā)著喧囂的聲音的忙碌的生活，/我是那樣愛它，/我要急急忙忙地走回去，/我要走在那不潔凈的街道上，/走在那擁擠的人群中，/我要去和那些汗流滿面的人一起勞苦，/一起用自己的手去獲得食物，/我要去睡在那低矮的屋頂下，/和我那兄弟們一起做著夢，/或者一起醒來，唱著各種各樣的歌，/我要去走在那些帶著武器的兵士們的行列里，/和他們一起去戰(zhàn)斗，/我和他們的命運緊緊地聯(lián)結(jié)著，/沒有什么能夠分開，沒有什么能夠破壞，/盡管個人的和平很容易找到，/我是如此不安，如此固執(zhí)，如此暴躁，/我不能接受它的誘惑和擁抱！”在這里，詩人首先將個人超越性的知識分子生活與日常的個人性的生活對立起來，他終于不能割斷自己與日常生活/大眾生活的忙碌庸俗的聯(lián)系，但他又從個人性的忙碌庸俗的日常生活中很快(

　　沒有過渡地 )上升到了為了自由的與廣大勞苦民眾共命運的連結(jié)之中，將日常性個人生活在實在的生活中超越到了一個偉大的意義上。這個生活過程以及對生活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在那一代知識分子雖然不免突兀卻應(yīng)該是真實的和真誠的。1937年，周揚開始著手將俄國思想家、文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名美學觀點翻譯為“美是生活”，這一觀念的流行，使“生活”在美和藝術(shù)的批判、壓抑之上有了一個得以翻轉(zhuǎn)的機會，車氏強調(diào)生活比藝術(shù)更高，“任何東西，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①

　　但很快，生活由于其與日常性的糾纏不清，由于生活這個總體性概念在理想生活的意義上被強化，毛澤東在發(fā)表于1942年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提出了文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簡明而有力的論斷①，從而使生活一方面繼續(xù)在宏大敘事方面充當革命理想的代名詞，受到政治詩情的擁抱，另一方面，在實質(zhì)上，又成為革命及其藝術(shù)必須依賴同時也必須超越之物。這種依賴傾向于“生活”概念的純潔化，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