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40)

　　“歸來的詩人”，通常是指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年代被打成“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在詩壇消失而在新時期復出的詩人。新世紀的“歸來的詩人”指的是80年代開始寫作，90年代下海，而新世紀以來又重新開始寫詩的詩人。9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洪流的沖擊下，詩人不再居于社會的中心，詩歌不再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詩人很難因一首詩而成名，微薄的稿費無法維持詩人的生存，出詩集絕大部分要自費。“餓死詩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對詩人生存焦慮的一種切實的表述。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想追求市場效應的詩人，或直接下海經商，或改操可以帶來經濟效益的文學形式，詩歌創作隊伍流失嚴重。然而到了新世紀，這些人中有一部分又回到了詩歌的隊伍，重新開始寫詩了。應當說，他們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而回到詩歌的，因為他們或者已在下海生涯中獲得了相當的物質利益，或者已明白了詩歌不會帶來什么物質利益，在繞了一個圈子后又重新回到詩歌，這只能植根于一種深刻的心理需要。在他們心底里最鐘情、最熱愛的、最放不下的還是詩歌，他們深切感到在詩歌中才能找到自我，只有寫詩才能給他們帶來真正的快樂。浪子回頭金不換，這些回過頭來的詩壇浪子，不僅對詩的熱情不減當年，更重要的是，通過下海、從政等生涯，他們對人性的復雜、對生活的酸甜苦辣有了更深切的體驗，因而他們的詩歌才能落盡豪華見真淳，別有一番風姿。這種獨特的歸來者現象，在其他文學形式的作者中并不多見，足以說明詩歌的魅力。

　　第三，網絡傳播革命的場效應。

　　如果我們把詩歌創作的物理環境和心理環境看成一個完整的場，那么網絡詩歌的出現則極大地改變了這個場的效應。網絡詩歌不僅是傳播媒體的更新，更帶來了詩歌創作主體的變化。網絡詩歌取消了發表的門檻，模糊了普通詩歌習作者與詩人的界線，使某些青年詩人脫穎而出成為可能，從而徹底改變了專業作家控制詩壇的局面。按照福柯的“話語即權力”的說法，這實際上是對于詩壇固有格局的挑戰和消解，是對詩歌界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使詩歌進一步走上平民化的道路。網絡詩歌寫作給了詩人充分的自由感，他們以“個人”的面目出現于網絡與博客的現場。與公開出版的詩歌刊物相比，網絡詩歌有明顯的非功利色彩，意識形態色彩較為淡薄，作者寫作主要是出于表現的欲望，甚至是一種純粹的宣泄與自娛。這里充盈著一種自由的精神，從而給詩歌帶來了更為獨立的品格。網絡詩歌作者盡管身份各異，卻都在詩之外各有謀生的手段，他們沒有合同制作家發表作品的數量指標，也不怕長期不在刊物上露面而被讀者遺忘。他們的寫作更多的是基于一種生命力的驅使，一種自我實現的渴望，一種不得不然的率性而為。在網上寫詩、談詩，用鼠標和鍵盤尋找自己的知音和同道，尋找自己心靈棲息的場所，這已成為網絡詩人生命的一部分。當然，也要看到，網絡詩歌發表沒有門檻限制，導致信息資源的爆炸與過載，某些網絡詩作者濫用了網絡提供的自由，消解寫作難度，不加節制地放縱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欲，出現了一批濫情、色情、品格低下的“口水”之作，制造了一批文字垃圾。針對網絡詩歌紛繁蕪雜、良莠不齊的狀態，由高品位的詩歌網站對之進行刪汰與梳理是必要的。

　　第四，面對災難或重大社會問題，詩人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從古至今，各種各樣的災難就與人類相伴，因而也必然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一場突發的重大事件或災難，常常會喚醒某些沉睡的思維或精神。人們似乎是隨著美國世貿大廈雙子星座的倒塌而進入21世紀的。十年來，僅就中國大陸而言，從SARS危機，低溫冰雪災害，到汶川大地震、玉樹大地震……在這一系列災難面前，詩人沒有沉默，而是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面對2003年春天的SARS疫情，詩人康橋寫出長詩《 生命的呼吸 》，以史詩般的莊嚴文字記下了這場特殊的戰爭，獻給在非典時期被SARS的風刀霜劍所磨礪的人。而更重要的是，詩人們的探索并未局限于抵御SARS本身，而是由此思考到我們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更根本的問題。詩人劉虹在SARS肆虐期間寫過一首題為《 人物·一座山——致抗“非典”英雄鐘南山 》的詩，她不是一般意義上對英雄唱贊歌，而是從鐘南山的身上悟出了誠信、公開與透明對一個社會、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重要。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不僅震動了中國，震動了世界，也給中國詩壇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波。大地震發生十幾個小時后，網絡上就廣泛流傳《

　　孩子快抓住媽媽的手 》，與此同時李瑛、屠岸、灰娃、王小妮、王家新等中老年詩人和一線詩人紛紛用詩歌抒寫面對這場巨大的災難詩人悲痛的胸懷。5月12日地震，5月17日中國詩歌學會所編輯的《

　　感天動地的心靈交響 》就已出版，5月19日中央電視臺賑災晚會上就選用了其中的部分詩歌朗誦播出。詩人不僅用詩，而且身體力行參與救災，祁人、洪燭、王明韻等組成“中國詩歌萬里行抗震救災志愿采訪團”，奔赴災區，冒著余震、泥石流、山體滑坡等危險，他們是志愿者，又是詩人。這次地震詩歌，還不只是達到全民的情緒宣泄的作用，它更多地還有反思，特別是體現了人的價值高于一切的理念。5月12日發生大地震，第二天四川詩人梁平就寫了一首《

　　默哀：為汶川大地震罹難的生命 》，在這首詩的最后，詩人寫下了：“我真的希望／我們的共和國／應該為那些罹難的生命／下半旗致哀”。到5月19日，全國正式下半旗悼念遇難者。這就是詩人，面對災難、面對生命被吞噬時作出的回答。他們站在時代的潮頭，說出了當時人們心中所想，卻尚未表達或無從表達的意愿。可見，詩人對災難這一主題的追逐，明顯超出了這一主題本身，災難改變了現實生活，與災難的抗爭則改變了我們的詩人。

　　透過我們對新世紀這輪詩歌熱的粗線條的描述，可以發現在新世紀十年的詩歌豐富、喧鬧、眾聲喧嘩之中，新的詩歌形態，新的詩歌觀念在潛滋暗長，詩歌界的價值取向也在調整之中。越來越多的詩人堅信，來自詩歌本真的、自然的、充滿人性化的聲音，正是一個健康的、向上的社會所需要的。詩人的職責就在于通過富于個性化的、獨創性的寫作發出自己的聲音，引領時代的風尚。這也隨之帶來了詩人姿態的變化，這種姿態沿著兩個方向展開：向上——遙望星空，向下——俯視大地。遙望星空強調對現實的超越，強調在更深廣、更終極意義上對生活的認識；俯視大地強調對現實的關懷，對世俗人生的貼近。二者的方向雖有不同，但都是基于深刻的人性關懷。

　　一個“生活”主題的詩歌簡史

　　張未民

　　一

　　“生活”，是20世紀才得以崛起于中國生活的概念。

　　于是，“生活”成為中國生活的主題，成為詩的主題。

　　中國古代傳統中“生活”一詞的使用頻次較少并且不顯目，大抵指世俗底層的生計、生涯、生存之義①；今天我們所說的生活概念則是指“人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各種活動”②

　　這樣的總體性把握。

　　20世紀崛起的現代性的“生活”概念，連同時代、現實、社會等幾個總體性概念的出場，搭建了中國現代性思維和語言興起的某些方面的基本框架。我們之所以進入一個現代的社會，正是依賴于像“生活”、“社會”、“現實”、“時代”這樣幾個總體性的中性、理性詞匯，才得以描述現代語境，確認我們和事物的內含與邊界。自此以后，“中國人開始把很低層地把握的‘生活’，把自己與之糾纏不清的日常性‘生活’，加以對象化，而置諸主體/客體的認識框架上來把握了。”① 從而將文藝從“生活”中升華出來，成為一種生活的“教科書”、“批判書”，或者審美對象，這也可以稱作20世紀中國文藝的生活論、生活美學，也是20世紀中國相對于傳統中國的一種“生活轉型”的結果。但這樣一種所謂的生活論，由于其主/客二分的思維定勢，其生活概念的闡釋中，在將“生活”整體性地加以對象化的同時，也將生活整體踩在了主體的腳下。因為在現代性工具理性思維影響之下，它試圖區分在我們的生活中本來區分不開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試圖區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區分個體生活和社會生活。而問題是在中國語境中，這個“生活”概念里來自古典用法的基于日用、生計、生命性生存的基因并不能揮之而去，我們總是要在一個總體性的“生活”概念上來談問題，而這個總體性的生活概念，在中國人的觀念和基本理解中，又總是和人的基本生存的欲念和作為一個生物人的“活”分不開，中國人甚至認為這個“活著”的“生活”乃是人之為人更為重要的基本面，是不能輕易加以否定的。②

　　《 詩經·擊鼓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毛傳注云“不與我生活也”。《 朱子語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