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44)

　　黎明 》  )其實她這里的“原諒”正是一種堅強，這堅強中沒有仇恨，有無奈，也顯露了自我舒解的積極生活的智慧。在雷平陽和鄭小瓊的生活之詩中，繼承了過去的啟蒙性傳統的積極精神和批判精神，生活的倫理和正義，生活的信念和希望依然存在，并獲得了新時代的表述。這種新表述就在于，它已沒有了“革命”的激進，而可以由個體性的、積極入世的“生活”之心給予某種軟化，獲得了生活的真正的質感；同時，它依然在新的時代發現了、見證了骨頭和鐵的硬度，從而又避免使“生活”在一片軟綿綿的氣氛中失去方向。三十年來，“生活”的含義在不知不覺中已發生了質變。日常性的俗世生活又回歸到中國新詩之中。這種在古典詩情中曾得到普遍表現的日用性，在20世紀中國新詩中卻明顯地受到了排除，被指斥的低調的生活和被宣揚的高調的生活，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遺產。在這個意義上，雷平陽從積極生活的人文理念層面、鄭小瓊從批判生活的具體生活真相的指認層面，無疑成為當今“生活”崛起的一個歷史的“中間物”，也成為當今大生活中的一種有價值的生動的樣態。

　　五

　　于是，包括雷平陽和鄭小瓊在內，新世紀的“生活”在整體性地崛起。此時的生活，作為一種大生活，不應該是壓抑和拋棄日常性生活的那種被簡化和抽象了的宏大敘事，同時也不應是只用日常性和庸俗細節來全面覆蓋生活，仿佛生活的超越性和理想性也從此可以絕跡了。不是這樣的，因為生活本身不是這樣的。生活是整體性的。新世紀的中國生活和詩歌，正在建立一種整體性的生活語境。面對“生活”的崛起，我們誰也沒有超越生活，你的超越最多也是在生活中的超越。我們知道一個生活中的文學蕪雜得很，怎么辦？我們的理論和批評當然需要啟蒙理性、需要批判生活和建設生活，需要提倡和促進積極的生活，但審美的批評之所以是審美的批評，就是它應該也是“生活”式的，更多智慧和寬容，不忙于宣判和非此即彼，盡可能知人論事，通情達理，向左一些或向右一些，這樣會不會更好一些。在真實生活的理解中，去處理更多的類似生活現象的更復雜更蕪雜的酸甜苦辣多味雜陳的文藝生態，而首要的，則是詩歌的生活認同，以及對整體性的生活的多側面的表現。在對生活的整體性的觀照中，詩人尹麗川的詩作《

　　生活本該如此嚴肅 》和《 另一種生活 》向我們展示了“生活”的日常性體驗。這是她不無反諷的“嚴肅的生活”：

　　我隨便看了他一眼/我順便嫁了/我們順便亂來/總沒有生下孩子/我順便煮些湯水/我們順便活著/有幾個隨便的朋友/時光順便就溜走/我們也順便老去/接下來病入膏肓/順便還成為榜樣/“好一對恩愛夫妻”/……祥和的生活/我們簡單地斷了氣/太陽順便照了一眼/空無一人的陽臺

　　這是她的“另一種生活”，也是“無名”的生活：

　　去南方不知名的小城/氣候溫良的就好/找一份幼教的職業/也可以開一家冰點/嫁一個眉清目秀/干干凈凈的男人/性生活合諧/在月光柔和的晚上/抹凈桌邊/不經意談一些舊事//我完全能夠這樣去生活/只要我不絞盡腦汁/要給這生活取一個名字

　　尹麗川與鄭小瓊、雷平陽都同樣表現了生活——個體性的生活狀態，但她的生活觀念采取了一種“向下”的姿態，并由于“向下”的低姿態而獲得了展現蕓蕓眾生狀態的可能性，展現了生活的個性多樣性和生活的日常性。這里的生活天空被壓得很低，低到近乎于無所謂的、一波不興的生活，其靜止的淡味之后，掩藏了多少當代青年生存奔波與奮斗的艱辛，依然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難以平復的遮蓋，這誠如一流行歌所喊：“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趟大河。”這已不是高歌而是詠嘆。但這詠嘆之中仍有對“生活”的超越性把握，因為，“生活”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總體性的超越性概念。在我們不能用革命、戰斗、啟蒙來強制日常生活和個體生命的時候，我們還有“生活”這個概念可以憑依超度；我們似乎早已拋棄了“大我”，而只有“小我”，但“生活”這個概念本身成為了我們的“大我”。這樣的“生活”在主題的意義上真正是富有了，詩人伊沙正是從一個“生活的常識”中學到了“本質的詩”：

　　在夏季

　　熱浪滔天的路上

　　一個少女

　　單腿跳著手捂耳朵

　　這個動作有點奇怪

　　在她身上是一種美

　　奇怪和所謂美

　　人們得到了

　　他們所要的感受

　　但并不關心

　　這一動作的

　　產生與由來

　　而我知道

　　我掌握那樣的常識

　　在我童年從游泳池回家的路上

　　同樣一個動作

　　幫我清除了存留在

　　耳朵眼兒里的殘水

　　熱熱地流出來

　　我又聽到周圍的世界了

　　就像眼前這位少女

　　此刻她的心情

　　一定非常不錯

　　單腿跳著手捂耳朵

　　在夏季熱浪滔天的路上

　　如此生活的常識

　　讓我進入了本質的詩

　　( 《 生活的常識 》 )

　　尹麗川的平靜的庸常生活其實是一個整體性的視角，她總是將“生活”作為一段過程，納入歷史性的視野，盡管這個“歷史”可能也只是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但也可以指稱眾多如此人生的生命過程。而伊沙在生活的日常性之外，拾取一個生活片斷，指認了生活的常識性，這種生活細節因其為“常識”范疇，所以同樣具有生活的共通性質，日常性和常識性合一，通向了“本質的詩”。而張執浩則在多年平庸的“生活”中依然不能忘情于“一棵白菜”，他這是在生活的日常性常識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情感性的體驗與理解維度：

　　我有過每天都去菜場轉悠的經歷/從正門進去，打側門出來，這往往要花去/你們一天中最美好的那段光陰/而我依然會樂此不疲/我是一個那樣的人，這樣生活了許多年/竟然還那樣去夢想和追尋——//一個農民的兒子，把青春賤賣給了城市/現在，他想從另一位農民的手中贖回/我理解衰老在此刻的意義/他老的既快又明智，如同偏西的太陽/灑落在昏聵的夢鄉，而我/一覺醒來，發現更老的父親還在沉睡//……他來的時候這座城市正在薄霧中打滾/馬路邊的大排檔前，吃夜宵的人/歪斜著鼻眼，仿佛偏癱的鬼魂，他停下/板車，俯身在水龍頭下面喝水，撒尿/順手將軟皮管灑向干渴的菜葉/可我知道赤腳的白菜渾身是泥啊//城市歡迎灰塵，并不歡迎灰塵的父親/就像我們歡迎蔬菜，卻一再拒絕/送蔬菜的人——他走完了拖泥帶水的一生/最后與板車一道翻倒/在我們備受譴責的噩夢里/在我們難以下咽的喉管里//在那里，或者在這里/總之，在空氣中/到處都晃動著一棵白菜貧賤的身影/當我往返于體內的四季，看見時光的/糟糠之妻雙手緊拽著沾滿淚水的衣襟/我只能抱歉地說“請給我稱一斤新泥！”( 《

　　一棵白菜 》 )

　　這些情感的表達，是滲透溶解在這個時代的物質生活之中的，因此用詩的方式，詩人們重述了有關這些人物與物質的情感和體驗，如果說這些詩中的物質性是情感的、精神的，如一棵帶泥的白菜，那還不如說它首先是“生活”的。正是這種情感體驗，使我們的生活感具有了現實感的實在性，連接起底層生活而使生活超越著個體的局限而趨于社會性的情感紐帶，從而趨向生活的整體性。以小說《

　　我愛美元 》而聞名的朱文寫了一首名為《

　　小戴 》的詩，小戴不是美元是個美女，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