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41)

　　》卷九七：“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此。”但是，在20世紀西方式工具理性思維的主導下，在生活的總體性整體性把握被提出來得到強調的同時，其總體性整體性把握也開始解體，于是“日常生活”總是受到物役的，是庸俗、非人的，需要批判、改造和超越的。這固然是有道理的、有積極性的，然而其局限也是明顯的。假如“人”的生活總是“非人”的、需要超越和解脫的，這樣的邏輯有時就使我們不能很好地理解生活、解釋生活，同情和寬容就時常會被淡漠，真實的生態性或常態性的生活內容或許也被格格不入、被遮蔽掉，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改造和完善生活的實踐有時也會受一定程度的阻礙。由是，20世紀中國“生活”概念的興起及其生活論述，在實際上所引發的乃是諸如啟蒙美學、自由美學、個體美學、批判美學、戰斗美學、革命美學、生產(

　　建設 )美學、頌歌美學、英雄美學、人學美學、悲劇美學、超越美學、無功利純粹美學等等，它們錯綜復雜此起彼伏地構筑了積極前行的20世紀中國現代美學和文藝學的大勢，其歷史地位和價值不能低估，但有時走到極端，也會不同程度地走樣，乃至產生消極的和負面的作用。20世紀的中國文藝學史、美學史都不乏這樣的深刻教訓。現在想來，如果說20世紀中國文藝學、美學有什么普遍的缺失的話，那就是它不缺乏生活的論述，但卻大抵缺乏對“生活”的寬容、智慧的理解，這固然是時代使然，卻也或多或少地壓抑了那個被王國維要極力“解脫”的“生活之欲存”的“生活”。雖然中國古代也有這樣的生活感知：“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于天也？物旁折去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燦然有其文理。”(

　　《 春秋繁露 》卷一三 )這句話中看出，“生活”是被看得很低的，不能“類天”因此也不應是以“燦然有其文理”的人的主要特征。但這樣的表述中我們至多可以看出古人對“生活”的忽視和不自覺的看低，卻沒有20世紀以來我們從西方的認識論思維的強大的邏輯勢力中獲取的壓抑性力量，使“生活”一詞在總體化的強調和崛起的同時，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壓抑和排斥。一方面是有選擇性地大量使用，一方面則是大力地加以鑒別、排斥和壓抑那種“生活性”的古老用法。如此我們來到中國歷史的新時期，來到了新世紀，新一輪的生活轉型使我們大家無論尊貴都一夜之間跌入了“生活”，一種在我們的觀念中，在新的語境中需要重新定義的“生活”，一種似乎是更加回到中國本土意義理解上的“生活”。雖然“生活”一詞依然如舊，但我們和我們的語境、問題已全然改觀了。三十年來我們創造了新的物質基礎形成一種力量又塑造了我們自己，生活的物質性解放了人，解放了人的欲望需求和身體性情，“人”成了“人物”，精神對物質不是更加超拔而是更加難解難分，對此，一個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格局常會捉襟見肘。過去用啟蒙/精神與革命/政治掛帥的時代爭取來并從此轉型而來的這個生活現代性的當代局面，如何繼承啟蒙/精神和革命/政治時代的優良遺產，而又盡可能地舒緩它們與“生活”造成的緊張，回到本真的日常的生活大地，破解科學與發展、欲望與文明的矛盾主題，不唯物質高度，也不唯精神高度，而是在物質與精神的新的均衡局面下走向新的生活文明，這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學和詩歌在“生活轉型”之后興起的新的“生活”主題需要回應的問題。“生活”，這個漢語詞，在古典時期的不自覺的忽略和看低之后，在20世紀的自覺的強化和拔高之后，我們還將如何使用它？讓我打開一部“生活”主題詞的中國詩歌史吧。

　　二

　　在中國古典時期，精神強大，遠遠超過物質基礎。按照杜維明的說法，古典哲學( 宗教 )思想主要傾向是鼓勵人們超越現世的，鼓勵人們追求更重要的終極關懷，而現代世界應該是主張把人的思想傾注在現世關懷上，尤其到了21世紀這個人類的第二個軸心時代，人的存活問題成為核心問題，而人的存活問題的最重要的參照就是地球，有人說21世紀的先知就是地球，因為地球可以告訴我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①從杜維明的這個說法我們可以看出20世紀中國生活的過渡性。一方面，“生活”概念的崛起實質上是“生活”的重要性的顯現和整體性的崛起，說明人們的關注點開始從古典的超越思維轉移到關注現實生活上，生活的現代化、現代性意義首先是物質生活的進步，文明的物質尺度得到空前的強調，占據了現代性價值最顯著的位置，這和古典精神相比可以看得異常明顯。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興起的首要目標和實踐沖動，是要國富民強，把解決民生問題放在首位。另一方面，由于20世紀中國的特定歷史，使它的“生活”崛起的初衷和生活現代性的既定目標往往被遮蔽，主客二分的西方現代性格局使認識集中到政治、革命、精神、啟蒙的超越目標，從而使生活概念又受到了新的批判，在超越生活這點上，它和古典精神又“同流合污”了，而在否定的意義上甚至比古典時期走得更遠。在百年之前，在20世紀初葉，王國維說：“人心之根柢實為一生活之欲”，“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①

　　梁漱溟也說：“文化是什么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② 由此可見盡管近代以來我們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科學理性燭照下的整體性“生活”概念，依此可以區分“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社會生活”、“個人生活”，等等③，并以此來求得對現代化進程的規劃布局。但同時，王國維、梁漱溟等人還是不自覺地堅持著中國古代對“生活”的仿佛很生物、很低層，也很圓整不分的理解，雖然從這種用法中他們也盡力在與現代化的致力于物質生活建設的基本面達成肯定性的一致，卻又容易導致人們援用西方式的精神/物質二分思維方式去批判、否定作為很低層的“意欲的生活”( 意欲的生活似乎很相似于西人的“日常生活” )。正是在這種糾結著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式的“生活”理解中，“五四”一代詩人發出了更為決絕的對生活的咒詛。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詩人李金發和徐志摩各自寫下了名為《

　　生活 》的詩。

　　李詩為：

　　……/君不見高丘之墳冢的安排？/有無數螻蟻之宮室/在你耳朵之左右/沙石亦遂消磨了//皮膚上老母所愛之油膩/日落時秋蟲之鳴聲/如搖籃里襁褓之母的安慰/吁，這你僅能記憶之可愛//我見慣了無牙之顎，無色之顴/一切生命流里之威嚴/有時為草蟲掩蔽、搗碎/終于眼球不能如意流轉了。

　　徐詩為：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捫索著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除了消滅更有什么愿望？

　　這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人文感傷的個體知識分子的詩化生活觀，滲透骨髓般的死亡意識( 李詩 )和妖魔化的毒蛇感受( 徐詩 )，共同發出了對生活的詛咒。應該說這么決絕的精神令人驚異似乎有難以企及的悲憤高度，但他們在悲憤的同時也就拒絕了生活，而只剩有精神的單一頑強而傷悲脆弱的維度。李金發和徐志摩筆下的生活的丑陋不堪和罪惡，已不存在一絲希望于人間。這種狀況在古典詩歌還從未有過。古代詩歌的確忽略了“生活”，詩人們也不用“生活”這一概念的，但卻很少如此地棄絕生活，相反，更多時候還以“超越”的名義而給“閑適”類詩歌開辟了通道，以儒家倫理哲學和入世情感而寫下了大量日用生活倫理之樂的“生活詩”。自陶淵明的回歸田園和發現自然中的生活之樂后，中國文學中的孤獨意識就大打折扣了。古代詩人更多地從“生”或“人生”的角度來替代表達對“生活”的感受，但其對“生活”的反對、疏離與感傷至多不過是像《

　　古詩十九首 》中寫到的那樣：“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即便是寫到“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也是內心沉靜的，雖然感傷卻沒有偏激。相比之下，作為“五四”一代人的李金發和徐志摩就顯出了與現代生活的格格不入的矛盾狀態了，他們將“生活”作為詩的主題并用以代替了古代詩人對“生”的生命感受，偏執地在悲憤決絕之路上延續古典生命悲情，而在現代的意義上簡化地、片面地理解了作為現代概念的“生活”，將現代的廣闊而實在的總體性的“生活”概念僅僅等同于簡單的“人生”感嘆或一點“生”的感受，偏執于“生”而忽略了“活”。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中國文人傳統的“生活”理解的影子，生活被縮減為“生”，被抽象為普遍性的“生”，同時也看到在現代性的物質文明腳步下都市進程中中國文人對現代性的某種抵觸與感傷，看到真正的物質現代性和所謂的審美現代性的悖論，后者乃是對現代性的拒絕與感傷，這在19世紀的波德萊爾那里就已開始了①，因此也毫不奇怪，在李金發和徐志摩這里，也算現代的中國生活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