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長書 | 《深山》：深山無門，彳亍者誰
2024年，中國作家網特別開設“短長書”專欄，邀請讀者以書信體的方式對話文學新作。“短長書”愿從作品本身出發，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也愿從對話中觸及當下的文學癥候，既可尋美、也可求疵。紙短情長，我們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學現場做出細讀，以具體可感的真誠探討文學的真問題。
在《深山》的創作談里，呂新寫道，“哪里的深山都沒有門，如果在進山的地方有一扇上面生長著草木泥石的渾然一體的山門，關上后，整個山區就是一個寓言的世界，甚至本身就是一個寓言。”這與閱讀作品的感受相合。小說中，眾多人物構成了深山中的群山，他們生活中四處皆是無常、荒涼和荒誕，他們不動聲色地完成自己的墜落和飛升。“短長書”第20期，評論家杜學文、李義利一起談談《深山》，那個晉北之地“清冷又人聲鼎沸的夢”。
——欄目主持人：陳澤宇
本期討論：《深山》
《深山》是一部描繪晉北太行山壑里生命群像的長篇小說。呂新在小說中還原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左右的鄉村日常，物質與精神的貧乏，權力與秩序、鄉村宗法對人的約束，既是封閉的地理空間的深，也是人心恓惶的山。
小說中，豆芽一樣瘦小的男孩“耗子”，對哥哥的死耿耿于懷的少年五燈，遠嫁而來被公婆嚴加看守的“她”，用寫作揭發人間荒唐的文學青年杜林，利用手中權力行使平庸之惡的谷正樓，還有一些突然闖入的人，不明身份的人，一邊抬棺材一邊吃瓜子的人，搶購黃布做衣裳以求神靈庇護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命運，試圖沖破深山的環繞。
作者簡介
呂新，1963年生，山西雁北人，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當代先鋒文學代表作家之一。1986年開始發表小說，主要作品有《撫摸》《草青》《成為往事》《阮郎歸》《白楊木的春天》《掩面》《下弦月》等，有《呂新作品系列》（20卷）出版。中篇小說《白楊木的春天》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下弦月》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第六屆花城文學獎·杰出作家獎。
短長書
杜學文，山西省作家協會原黨組書記、主席，山西省文藝評論家主席。著有《藝術的精神》《中國審美與中國精神》《我們看到了宇宙的秩序與光亮》，文明史研究著作《被遮蔽的文明》《何以直根》《與青少年談中華文明》等。先后獲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電視藝術論文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
義利好！
最近看到你的小說《倒帶》，感覺有一些地方與呂新小說有接近的東西。正好也讀了他最新的長篇小說《深山》，就簡單聊幾句。
關于《深山》，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這是一部有抱負的作品。在小說的《后記》中呂新隱隱約約地談到了他創作這部小說的某種“必然性”。他說，“如果不寫下這些，他們就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盡管大多數人也有嫡傳的后人，后人們也在沿用著某一個姓氏的筆畫和讀音，逢祭日也去上墳”。這里的“他們”指的是那些深山之中最為普通的蕓蕓眾生。呂新是說，這部小說有為這些可能會被歷史遺忘、遮蔽的蕓蕓眾生留下一點痕跡的意思。所以，他“不寫下這些，連山上的楊樹、山下的那些白楊樹也會愧對，以后還有何面目和理由再走到它們的面前”。
由此可以看到，呂新并不是一個自言自語的作家，而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與文學道義的作家。他的創作，具體來說，是《深山》的創作并不是要簡單地滿足個人的創作欲望，而是要為蕓蕓眾生——那些普普通通的、日見而不察的人們“立傳”。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就有愧于社會，有愧于良知，沒有“面目”見深山之中的草木生命，更何況是人。當然，在他表述中也可以看到，這是一部“不得不”寫的小說。所謂“不得不”，至少有這樣幾個層面。一方面是從作家個人而言，創作是內在情感的必然表達，而不是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功利行為。不寫就會“過不去”——強烈的情感力量將使作家難以回歸寧靜的可能。另一方面，創作有對“他人”——可能并不是作家日常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卻是盤駐在作家內心世界的社會存在——盡責的表現。這種責任是作家應該承擔而不能逃避的。否則就會“無面目”，會難以自立存身。對于作家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
也許我們可以認為呂新描寫的是“深山”之中的人與事。但實際上他在努力使自己的表達超越這種具體的地域、時間與人事，以達至一種盡可能體現出“普遍性”的生存狀態。這種“普遍性”將突破具體性的制約，顯現出某種規律性或哲學品格。很難說作家刻意隱藏或淡化了什么內容，但就小說呈現的樣貌來看，我們對小說具體事物的感知是模糊的，不甚清晰的。以時間而言，小說并沒有明確地告訴讀者這些人事發生在什么時候，但可以從其人物的行為與言語中體悟與之對應的時代。如他們要挖地道以備戰，要到供銷社或代銷店買東西，有政策可以接父輩的班等等。這些現象應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左右存在的。也許作家并不是刻意的。他有一次寫出了“1973年”這一時間概念，我們難以判斷這是有意的透露還是無意的出圈。不過就呂新而言，具體的時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說的看見了“傳統農業歲月的分水嶺上山花爛漫，靠近他左手的是一個草編木旋的社會”，“小農經濟的爐灶灰燼暗淡，火星四濺”。這些句子應該隱含著作者的時間意義。“傳統農業社會”到了一個“分水嶺”上，也就是說，將要發生重要的革命，也就是傳統農業社會就要進入“不傳統的”或者“非農業”的社會，而且有一個“草編木旋”的社會存在。“草”“木”之類的意象應該是與鋼鐵、水泥、機械等對應的，象征著傳統農業；而鋼鐵之類的意象則象征著現代工業。小農經濟的爐灶雖然“火星四濺”，但“灰燼暗淡”，時日不多。這就是說，中國從傳統的農耕時代將要進入一個現代的工業與信息的時代。這是兩種社會形態交接、轉化的時代。如果說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話，也還是比較準確的。從時間的層面來看，小說所表現的正是傳統社會“爐灶”的最后形態。盡管它只是千年之余緒。
《深山》的空間也是模糊的。雖然作家虛構了一系列地名，但小說具體寫的是什么地方卻難以斷定。不過，一些地名并不是虛構的，而是具體的、真實的，頗有深意的。比如“許家窯”，不僅真實而且重要，出現了多次。許家窯是大同市陽高縣的一個小村落，在與河北陽原縣交界的地方，是考古學中著名的“許家窯人”的發現地，實證了中國大約10萬年前就有人類的活動。考古學家在這里發現了近20具人體遺骨化石，被認為是彌補了由北京人向峙峪人演化空白的重要文化現象。如果呂新是有意使用這個地名的話，就可以說他似乎想呈現出一種具有恒遠意味的人類生存形態。這為小說賦予了特別的歷史文化含義。
還有一個地名也很有意思，叫“焉羅山”，可能是虛構的。呂新說“焉羅山”也被當地人稱為“野驢山”。這應該是一種為方便而出現的俗稱。人們不太了解“焉羅”是什么意思，而“野驢”則容易了解記憶。不過，呂新又說此山應該叫“耶律山”。“耶律”，契丹族群的大姓，遼朝國姓。據說其源為東胡鮮卑之宇文部，是契丹迭失剌部耶律家族的姓。這個家族統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遼王朝，大同就是其西京。歷史上耶律氏的名人很多。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遼太宗耶律德光，還有耶律大石、耶律楚材等。耶律氏的漢姓為劉。如耶律阿保機的漢名就是劉億。呂新使用“耶律山”這樣的地名，應該是強調他所描寫的“深山”是一處民族融合極為典型的地區。而山西晉北就極具代表性。
與耶律有某種相似性的是小說中出現了一個人的名字叫“王保保”。呂新借小說中人物杜林的筆記寫到：“我對王保保說，四百多年前，大致也就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和你同名同姓的人”。四百“多”年前，如果能多二百年的話應該是元末，有一個漢名為王保保的歷史人物。他是蒙古族人，就是著名的擴廓帖木爾，蒙語的意思是“青鐵”，官至蒙元王朝的左丞相，是北元時期蒙元政權反攻中原的主要干將，被明洪武皇帝，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譽為“天下奇男子”。呂新在小說中說，“洪武皇帝臨死前還念叨他”。這種看起來似是而非的寫法，一方面可能是為了更符合杜林這個返鄉知識青年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明顯地看出來呂新設計的人名、地名是有寓意的，是為了說明小說描寫的“深山”并不僅僅是一個承載故事的地方，而是要表現出“深山”這一意象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含義，從而超越具象的局限。
由此，我們大致能夠知道《深山》描寫的應該是山西北部包括今大同市及左云縣一帶的地域。這一帶正是南面的太行山、西北面的陰山、東面的燕山相交之處。三山之間，山勢稍緩，地勢漸矮，是連通中原與草原的咽喉要道。匈奴也好，突厥也好，鮮卑也好，蒙古也好，契丹也好，女真也好，均由此深山之地、交通樞紐南下。所以，有諸如耶律山之類的地名就很平常了。這樣的語言現象也滲入到了深山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王保保所在的村子是一個自然村，叫十二圐圙，其大隊，就是今天的行政村叫伽羅。“圐圙”的意思是由圍欄維護起來的草地，本為蒙古語音詞匯，漢化后被用來形容相近的現象。而“伽羅”則是隋朝開國皇帝楊堅之妻，姓獨孤，為鮮卑獨孤部人，名伽羅。當然“伽羅”是佛教用語，或者指珍貴的香料，或指佛教時間單位中的“世間之時”。獨孤伽羅的名字說明當時佛教在鮮卑族群中有著普遍的影響。很可能這一帶與獨孤伽羅一族有較為密切的關系。
這樣的深山有多深？如果某一座山有山之深遠之地的話，三山交合之處的山應該是既深而遠且偏的。這樣的地理空間，與那些交通發達、地域廣闊，現代商貿繁盛的空間有著極為明顯的區別，很可能是時代的一個逐漸消失的“尾巴”——時代的變遷對其影響是極為緩慢、微弱的。
與王保保這種帶有隱喻性的名字有類似意義，《深山》中的人物大多模糊不清。不僅有諸如“她”這樣的不知姓名、不清楚來自何方的人，也有很多的雖然姓名齊全卻形似符號的人物，還有更多的是有名而不知其姓，或者只有一個“綽號”而沒有真名或官名的形象。這種模糊化的手法可視為呂新企圖使這些人物擁有一種“普遍性”含義。就是說他們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或“一類人”。他們生在深山之中，對社會風云的感受不夠敏銳，對呂新所言之時代“分水嶺”也缺乏體認。但是，他們同樣要生活下去，要思考人生之意義。這種思考并不遵循邏輯學的推理，而是從自己的切身感受而來。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最具生命意義的，是從生命的感受中“悟”出來的，亦往往超越了邏輯的力量而徑至生命意義的核心。
父親是“瘋子”，母親很少與人接觸。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的耗子——一個多么形象的“名字”，無寧說就是一個綽號——性格孤僻，十分社恐，從來都是貼著墻角走路，卻喜歡用泥來“捏人人”。他在這泥塑的人群中幻想著一切，似乎看透了人生。“人其實是很脆弱的，耗子想。人好像總是需要一個暖和一點的地方”。耗子的這種思考無疑超越了許多哲學家的思辨，在生命體驗中直達本真。而憤世嫉俗的杜林則體悟到，最可憐的人是“那種從來沒有愛過更從來沒有被愛過的人，從生到死，一個人悄悄地來，灰溜溜地去。比如李小二”。甚至他們會說，“一幅畫要是不打開，就不是一幅畫，而是一卷布或一卷紙”。《深山》中沒有進入故事而存在于深山之中的杜林，以自己的筆記豐富或填補著深山的意義——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意義。那些在深山之中艱辛且茫然地存活的人們，本質上就具有哲學家的思考與體悟。這應該是人之所以存在希望的原因。很可能呂新在自己活色生香、細致入微、想象奇妙的描寫中使小說不再局限于小說，而是升華為一種人生的哲學。
關于《深山》，可討論的還很多。比如呂新的語言、多重結構，想象力、感受力，文本客觀化的主觀描寫，以及其價值認知等。但似乎已經寫得太多了。今天先這樣打住吧。
杜學文
2025年8月30日于晉陽
李義利，1990年生，現居太原，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作品見《山西文學》《黃河》《星星》《青年作家》《都市》等刊及“ONE·一個”平臺。
杜老師好！
剛拿到《深山》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與往常不同，我先看了《后記》。從大學時代算起，閱讀呂新的作品，已有十多年。每次讀呂新作品，都有“一頭扎進去”的感覺，像是“扎進”一種自帶播放設備的“容器”里，在聽感上，有時候像收音機，有時候像大喇叭，有時候可能是時髦新潮的耳麥；那么，這個“容器”會在閱讀過程中，逐漸變成擺好收音機的某個熟人的客廳，或者立有掛上大喇叭的黑色木質電線桿的打谷場，甚至是戴著耳麥常走的一些街巷。而呂新的作品，除了小說本身，諸如創作談、隨筆、散文、后記，等等，在我的印象中，就好比戴上耳麥，瞬間會有一個聲音向我訴說，講述一件件僅寥寥數語但似乎非說不可的事情。所以一打開書，我就翻到《后記》，想聽聽那個久違的聲音，那個懷揣著古道熱腸的聲音，這回要說什么。
當“聽”到那個聲音說罷“不說別的，只說一點，不寫下這些，連山上的楊樹、山下的那些白楊樹也會愧對，以后還有何面目和理由再走到它們的面前”的時候，我腦海里有個詞匯浮出水面——失去感。
果不其然，回到小說正文的閱讀，我仿佛站在空無一人的打谷場，聽著大喇叭里傳來的一字一句，聽見五燈眼睜睜看著二燈在戲臺上訇然倒下，一直聽到耗子失去父親，又失去母親。不知不覺，已經半夜一點了。沒記錯的話，那是去年六月的一個周末，我有幸得到出版社寄來的《深山》“試讀本”，下午兩點左右收到快遞，便開始閱讀。直到南華門東四條北面巷子里的大排檔即將打烊，于是點了些烤串，權當夜宵。睡到中午將要十二點的時候，自然醒來，又叫了外賣，再“一頭扎進”那個空無一人的打谷場，聚精會神地聽著大喇叭的講述。沒想到，耗子也在相距不遠的章節中意外身亡。至此，按照“上世紀七十年代左右”的時間計算，假如呂新“不寫下這些”，不為他們“立傳”，不光沒人記得他們，我們也將失去對一個時代的了解。
前不久，魯院學習期間，我與幾位同齡學員在小組討論中，交流過一個話題——當我們談論失去的時候，我們失去了什么。我談到了閱讀呂新《深山》過程中所產生的“失去感”，談到了我的一位朋友，他與妻子在校園相識，從畢業到工作，到步入婚姻，身邊好友口中的模范情侶，在四季輪轉間，變成模范夫妻。可誰能想到，二人馬上面臨擋在生育上的“滑鐵盧”和長在腦袋里的“絆腳石”。
即便此時此刻，與您書信相談間，剛剛過去的每一秒，以及再往前的任何時間，都屬于“失去”的范疇了。而我們幾個談到“失去”，在我們這樣的年紀，更多的原因是，還想擔好各自的責任，還想一直保持或者堅持二十來歲時擁有的激情、勇敢、夢想，不愿被成長、處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困難所打敗，甚至消耗意志，失去希望。或許，這也是我們后進晚輩，在而立之年，在三十歲之后，或多或少，都不得不面對的困惑與阻力。這樣的困惑與阻力，好像杜林身上也有，也許更甚。
《深山》中的杜林，讓我想到“杜林主義”——“折衷主義”的典型樣本。我還沒請教呂新在給人物起名字時，是否也想到了這個詞語。小說中，杜林筆記的章節，儼然杜林一腔“折衷主義”的翔實心緒躍然紙上。“深山”里上演的“人間恓惶”即便藏于深山，也可從諸多家長里短中窺探，杜林內心的苦悶與彷徨，卻只是一五一十地寫成筆記。按我們討論會上的話說，在呂新描述的“深山”里，杜林這個人，遇事，內心向來是多有糾結的，做事，言行往往是格外擰巴的。他的筆記中的“哲思”之言，在我看來，更像一些極度自我的“冷讀術”，也存在許多容易把他人“帶偏”的世界觀。比如小說第十六章里，杜林寫下的“筆記”，他對自己存在的“折衷主義”有過一次短暫的反思，但又不夠客觀。而“折衷主義”的悖論恰恰在于，當杜林寫下那樣的筆記時，他接受的教育，擁有的學識，心中的理想，依舊是相對運動的，變化的。原地不動的，只有被他日復一日地、接二連三地固定在筆記本上的字。閱讀杜林筆記的章節，就像在某個熟人的客廳，聽著收音機里傳來自述，杜林拿著他的筆記本，把他寫下的字，一個一個念出來。
“聽”完杜林的筆記，或者說“聽”的某個時刻，我就在想，對呂新而言，要說《深山》是“不得不”寫的小說，那么，杜林失去的是什么，杜林筆記又帶來了怎樣的失去感，是我“不得不”思考和面對的問題。顯然，杜林失去了大好青春里一種積極向上的、對未來信心滿滿的勁頭，失去了一副本該洋溢朝氣的面目。杜林筆記帶給我的失去感，就像呂新之前的幾部長篇小說，像《阮郎歸》《掩面》《下弦月》，直接點講，就是一種“覺今是而昨非”的悵然。而內心在想，杜林他本不該如此。這種失去感，對我們青年一代來說，是一次有利的警示，這可能是呂新創作這部小說的另外一種“必然性”。呂新不僅書寫“普普通通的、日見而不察的人們”的生命過程，還在努力洞察他們如此一生的心路歷程，哪怕“時至今日，每一天都沒有剩下，連一根麥秸都沒有留下”。
好在，當我讀出《深山》中一再拋頭露面的“失去感”時，也獲得了不止一次反思自省的機會。一部好看的小說，或者任何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魅力，應該有此一端。
好在，作為后進晚輩，從您的信中，我還看到一種飽含熱情的“按圖索驥”的閱讀方式，從小說情節到人物活動地理，從只言片語的線索到地域人文歷史的推敲。我想起讀《阮郎歸》時，沒能讀懂的“宋朝的幾幅畫”，下次或許就有了把它讀明白的思路。這何嘗不是我們這個年紀該有的生活方式，遇到問題，這樣不行，解決不了，那就換個方式先把它弄清楚，再去解決。
好在，我那位朋友已慢慢康復，更令人欣慰的是，他在朋友圈發了與妻子抱著孩子，一家三口笑臉盈盈的短視頻。我的短篇小說《倒帶》之所以選擇傾訴“失去”，也是想提醒自己，今天該怎樣珍惜“擁有”，哪怕僅僅擁有一段令人稱快的感情，一段多年后聊以樂道的時光。而閱讀《深山》產生“失去感”時，我本身由內而外的“獲得感”，已經在自告奮勇地自如應對了。就像拿呂新截至目前的創作“編年史”來說，盡管我們無法知曉他在這數十年間失去了哪些，又如何體悟那些“失去感”，但從《那是個幽幽的湖》到《深山》，他用一系列作品構筑的“社會責任感與文學道義”，必然是許多青年寫作者向往的，且正在奮力追求的。
感謝您長信短敘，更感謝您閱讀《倒帶》，還交流您的看法，包括寫作上的許多見解，我備受鼓舞。我也想在寫作過程中，記錄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記下一張張逐漸不再參與自己生活的面孔，或者一些樸素的生發于這個時代的心緒。
“深山”諸事，書難盡言，余不一一。
李義利
2025年9月7日于南華門
“短長書”專欄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舊交替中踏浪而行，與時代交匯的心靈景觀
第17期 | 《師范生》：一些枝葉，從大樹上生長、抗爭、搖曳
第19期 | 《深山欲雪》：閱讀自然文學的時候，我們在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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