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及大江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影響時，學界一直關注來自拉伯雷及其鴻篇巨制《巨人傳》、但丁及其不朽長詩《神曲》（全三卷）、布萊克及其神秘長詩《四天神》和《彌爾頓》、薩特及其存在主義代表作《自由之路》、巴赫金及其狂歡化和大眾笑文化系統之論著、艾略特及其長詩《荒原》和《四個四重奏》、奧登及其短詩《美術館》、本雅明及其論著《論歷史哲學綱要》等作家、詩人和學者及其作品之影響，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魯迅和他的文藝思想在大江文學生涯中的存在和重要意義。其實，早在少年時期、學生時代乃至成為著名作家之后，大江都一直在閱讀著魯迅、解讀著魯迅，以魯迅的文學之光逆行于精神困境和現實陰霾中。

正如大江健三郎晚年所言：“我的媽媽早年是熱衷于中國文學的文學少女……”大江的母親，彼時的日本女青年小石非常熟悉并熱愛中國現代文學。在1934年的春天里，小石偕同對中國古代文化頗有造詣的丈夫大江好太郎由上海北上，前往位于北京東城沙灘的北京大學，在那里聆聽了胡適用英語發表的演講。在北京小住期間，這對夫婦投宿于王府井一家小旅店，大江的父親大江好太郎與老板娘的丈夫聊起了自己甚為喜愛的《孔乙己》，小石和好太郎由此得知了茴香豆的“茴”字竟然有四種寫法。在人生的最后一天，大江好太郎將這四種寫法連同對“中國大作家魯迅”的敬仰之情，一同播散在自己的三兒子大江健三郎稚嫩和好奇的內心里，使其隨著歲月的流逝在愛子的內心不斷滋養和成長。

根據大江的口述，當年在上海小住期間，大江好太郎和小石夫婦購買了由魯迅等人于1934年9月16日刊發的《譯文》雜志創刊號，那是一本專門翻譯介紹和評論外國優秀文學作品的雜志，由魯迅本人和茅盾等優秀翻譯家承擔翻譯任務。在后來的漫長歲月里，那本雜志就成了母親愛不釋手的書刊之一。再后來，這本創刊號就成了其愛子大江健三郎的珍藏。

在中國旅行期間，這對夫婦正孕育著一個小小的生命，那就是在他們回到日本后不久便呱呱墜地的大江健三郎。誕下健三郎之后，母親小石“一直沒能從產后的疲弱中恢復過來”，于這一年的年底前往東京的醫院住院治療，其間收到正在東京讀大學的同村閨蜜贈送的、同年一月出版的巖波文庫版《魯迅選集》。十二年后的春天，當健三郎由小學升入初中之際，作為賀禮，他從母親那里得到在戰爭期間被作為“敵國文學”而深藏于箱底的這部《魯迅選集》，由此開始了對魯迅文學從不曾間斷的、伴隨自己其后全部生涯的閱讀和再閱讀，并將這種閱讀感悟內化為自己的價值取向，不斷體現于從處女作《奇妙的工作》直至最后一部長篇小說《晚年樣式集》等諸多作品之中。

對于熟悉中國現代文學的讀者而言，在閱讀大江小說或是解讀大江文本之際，經常會隱約感覺到魯迅的在場。關于閱讀過的魯迅作品，大江自己曾說過“有《孔乙己》《藥》《狂人日記》《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故鄉》《阿Q正傳》《白光》《鴨的喜劇》和《社戲》等作品。……當時我很喜歡《孔乙己》，這是因為我認為咸亨酒店那個小伙計和我的個性有很多相似之處。《社戲》中的風俗和那幾個少年也很讓我著迷，幾個孩子看完社戲回來的途中肚子餓了，便停船上岸偷摘蠶豆用河水煮熟后吃了。這里的情節充滿童趣，當時我也處在這個年齡段，就很自然地喜歡上其中的描述。當然，《白光》中的那個老讀書人的命運也讓我難以淡忘……”

少年時期對魯迅的閱讀和理解，使得大江此后在東京大學就讀期間，不自覺地接受了魯迅文學中包括與存在主義同質的一些因素，從而在其接觸薩特學說之后，幾乎立即便自然（很可能也是必然）地接受了來自存在主義的影響。當然，在談到這種融匯時，必須注意到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魯迅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有關探索與薩特的自由選擇，其實都與人道主義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因為這兩者共有一個源頭——丹麥宗教哲學家、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索倫·克爾凱郭爾及其學說：人是哲學研究的對象，不單單是客觀存在，要從個人的“存在”出發，把個人的存在和客觀存在聯系起來。

2009年1月，大江曾回憶說：“作為一名23歲的東京的學生，我卻已經開始寫小說了。我在東京大學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叫作《奇妙的工作》。在這篇小說里，我把自己描寫成一個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輕人——從外地來到東京，學習法語，將來卻沒有一點希望能找到一個固定的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親教我看的小說家魯迅的短篇小說，所以，在魯迅作品的直接影響下，我虛構了這個青年的內心世界。有一個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學問，想要通過國家考試謀個好職位，結果一再落榜，絕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寶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著屋子里地面上發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城外，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塊發光的地方。聽到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講的這個故事了，那就是魯迅短篇集《吶喊》里《白光》中的一段。”

然而，當大江興沖沖地趕回四國那座大森林中，“把登有這篇小說的報紙拿給母親看”時，卻使得母親萬分失望：“我還是希望你能成為像魯迅老師那樣的小說家，能寫出有《故鄉》那樣美麗結尾的文章來。你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連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沒有？”“魯迅老師的小說，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從遠方寫來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復地讀。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頭有篇小說叫《希望》吧。”

當天晚間，無顏繼續留在母親身邊的大江帶著母親交給自己的、收錄了《野草》的書，搭乘開往東京的夜班列車，借著微弱的腳燈開始閱讀《野草》，就像母親所要求的那樣，當作“最重要的朋友從遠方寫來的信”閱讀起來，在感嘆“《野草》中的文章真是精彩極了”的同時，剛剛萌發的自信卻化為了齏粉……

當然，來自母親的影響只能是大江接受魯迅的契機和基礎。對于一個著迷于薩特的法國文學專業的學生來說，魯迅在《野草》等作品中顯現出來的早期存在主義思想，那種“我只覺得‘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的思想，恐怕也是吸引大江的一個重要原因。尤其是《過客》里極具哲理的文字，竟與大江心目中其時的日本社會景象驚人一致，而魯迅思想體系中源自于尼采和克爾凱郭爾這兩位存在主義前驅者的陰郁、悲涼的因素，與薩特的存在主義中有關他人是地獄等思想亦比較相近，這就使得大江必然地將魯迅和薩特作為一對參照系，并進而“對于世界文學中的亞洲文學充滿了信心”。

（作者：許金龍，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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