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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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4年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

侵略者失敗的征兆

張景惠戎馬一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他出生在滿洲，并脫穎而出。當時的中國人不相信個人野心，并且反對戰爭。不幸的是，張景惠一度背叛了中國。但據上星期來自重慶的消息說，張景惠最終為自己挽回了名譽。他體面地結束了自己的戎馬生涯。

張景惠被錘煉成為一名軍人，多年來他一直跟隨他的親屬、滿洲的最高統治者張作霖。這之后，在中國軍閥混戰的年代里，張景惠信奉“有奶便是娘”，因此在1900年至1928年軍閥混戰時期，他始終履行這一信條。

他背叛了張作霖轉而投靠了張作霖的對手——軍閥吳佩孚；后來，他又重新投奔在北京的張作霖，并擔任陸軍部長。但當權力再分配時，他又回到吳佩孚的身邊，成為其內閣成員之一，工業部長；之后，一年不到，他又再次背叛了吳佩孚，并與張重修舊好，成為哈爾濱地區的行政長官。其間，蔣介石進入南京，并在那里鞏固了自己的政權。此間，大部分軍閥紛紛投靠蔣介石。但是，這次張景惠卻沒有這樣做。他一個人在滿洲賭氣，并打算嘗試一樁新的買賣——與日本人討價還價。這一次他得到了滿洲國總理的要職。

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這次端的是最難吃的一碗飯，在滿洲這塊被日本人占領的土地上，張景惠整整做了10年日本人的傀儡。對他來說，這是一口咽不下去又吐不出來的飯。中國人再也不信任張景惠，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張景惠終于做出了最后的抉擇：成為全中國人的敵人。

在華盛頓，國際社會又輸了一著。這次不是軍事作戰，戰場上一直是捷報頻傳。也不是工業生產，那里的勝利消息一個接著一個。不幸的是美國人不按照自己制定的國際社會的原則行事——結果是作為偉大的盟友的中國對國際社會逐漸失去信心。

蔣介石從重慶傳來命令，要求中國軍事代表團撤回。去年4月，代表團來到美國，謀求制訂在遠東地區抗擊日寇的聯合戰略計劃。蔣介石的命令中沒有說明理由，他沒有必要說明理由。

了解中國代表團到美國后的工作情況的人都知道，代表團遭到冷遇。團長熊式輝將軍直到國際社會的高級戰略經確定之后才有資格出席會議。他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遞交了國書，會見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海軍總司令厄尼斯特·J.金海軍上將。他在使館街的一座磚石建筑里建起代表團辦公室，墻上掛上地圖，做好充分的準備介紹遠東地區戰爭的詳細態勢。

然而，什么也沒有發生。利希海軍上將被任命為總統的私人參謀長時，熊式輝將軍作禮節性拜訪。這是熊將軍與盟軍最高司令部唯一的一次接觸。在中國國內，人們形容熊將軍是“呼風喚雨、叱咤風云的人物”。華盛頓方面的冷淡和不祥的平靜，他已經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當召回熊將軍的消息傳到白宮時，使館街上簡陋的代表團辦公室接到白宮的一個緊急電話——9個月里幾乎第一次響起電話鈴聲。熊將軍終于接到與羅斯福總統會談的邀請。在翻譯M·羅伯特·李上尉的陪同下，他來到白宮。他在那里又等了半小時之后才見到總統。

熊式輝將軍，50歲，長著一副學生的無表情的臉，思考問題頗有哲理。他面帶微笑，與羅斯福總統關于“太平洋局勢”進行了會談。記者問他，這次回國是否因為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合作和租借法案物資數量少表示不滿意？他的回答很巧妙：“除非我們的敵人被完全消滅，我們永遠不會滿意。”

但有一位國人不必隱瞞自己的強烈不滿情緒，他就是著名的哲學家兼作家林語堂先生。他說：“讓我來問美國人一個問題：熊將軍為什么不能回國？既然國際社會的各國領導人認為沒有準備好與中國人商談抗擊日寇的聯合戰略，那么熊將軍繼續留在華盛頓的用意何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友善被過分粗暴地利用了……”

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國大使魏道明在美國廢除在華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的新條約上用毛筆簽字。美國人簽字代表是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他簽字后說：“我們一直都在盼望這一天……”

同一天，在重慶，中國和英國簽署了一個新條約。新條約用紅色蠟和紅白藍三色彩條封好，從各方面來說與在華盛頓簽署條約完全一致。蔣總司令給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打電報說：“對我來說這是個信號，是國際社會各國團結的證明。”

條約的簽字正值中國的知識界擔心中國處在國際社會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里，條約有可能開始中國與西方關系史上的新篇章。它正式宣告，這些西方列強在過去100年中對中國主權的踐踏和對中國人民生活的干涉永遠結束了。

1842年，英國人的軍艦強迫中國清政府簽訂開放5個通商口岸的不平等的《 南京條約 》。從此，西方列強打開中國之門。英國人同時強占了香港島，逐步建成今天現代化的國際都市。1856—1860年的戰爭后，中國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海關關稅管理權也落入外國人手中。在20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之后，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出讓更多的領土主權，強迫中國政府賠款，并對貸款征收高額利息。美國偽善地利用“最惠國”條款獲得英國在中國得到的同樣特權。這些通商口岸城市成為外國人在中國花天酒地的天堂，也是中國人的恥辱。

另一方面，西方列強給中國帶來它的第一艘輪船、第一臺蒸汽機車、現代科技和現代教育。他們在中國建立了郵政系統，清除了航運河道的暗礁，并繪制了沿海地區的海圖。

根據新簽訂的條約，以及將要簽訂的新條約，中國將不再有通商口岸（ 但英國人占領的香港除外 ），不再執行外國的法律制度，不允許英國艦船進入中國的內河和進行沿海地區的商貿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的命運將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

關于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有這樣一個傳說。脾氣狂暴的帕默斯頓勛爵在100年前對他派到中國的特使說：“永遠記住你是代表尊敬的英國基督教女王陛下，去和異教徒野蠻人打交道。”本星期，只用一句重慶的俏皮話來紀念他：“如果帕默斯頓勛爵聽說這一切，他不光是在墳墓里翻身，不得安寧，簡直要跳得半天高，都能夠駕駛噴氣式戰斗機了。”

勝利曙光下的艱難反擊

日本人了解徐淑希博士。他在日本入侵滿洲之前就一直在刺激日本人。他寫下17卷本關于遠東問題的巨著。書中反駁了從日內瓦到華盛頓日本人所說的假話。1943年2月初，徐再次發言，他的論點如下：

（ 1 ）封鎖曾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使南方各州滅亡，曾在非洲使南非布爾人大敗，曾在一次大戰中使同盟國（ “中歐”國家 ）戰敗，現在日本人的封鎖限制了中國。中國的工廠需要零配件和維修，交通運輸需要汽油，民眾需要食品，國家領導人和失去幻想的知識分子需要得到希望。

（ 2 ）空運到中國的租借法案物資只占從緬甸運到中國的物資的極小部分。而大量的物資則是通過沿海地區走私進入中國的。

（ 3 ）如果中國遭受戰爭僵局和高速通貨膨脹的削弱而成為一個被動的盟國，國際社會在抗擊日本的戰爭中將處于極為不利的局勢。在南太平洋地區實施逐島登島作戰的戰略不能實施，寄希望于在蘇聯的西伯利亞實施反攻也變得不現實。（ 如果蘇聯對日本宣戰，日本可以輕易地切斷其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日本一直在中蘇邊界保持著25%優勢于蘇聯的兵力。 ）如果中國不能成為一個進攻基地，實施國際社會的戰略就需要一支龐大的艦隊和數百萬的軍隊。

（ 4 ）為使中國免遭封鎖的影響，在那里保持能對日本實施有效打擊的基地，國際社會必須做到：重新占領緬甸，打通滇緬公路；給中國更多的戰爭物資援助；在確定大戰略時利用中國軍事家的經驗和才能。

來自中國的報告支持徐博士的論點。卡薩布蘭卡會議決議要求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無條件投降，消除了一些中國人的恐懼，即太平洋戰區可能淪為僵持的和平。中國能及時得知最新的軍事決定說明國際社會沒有忘記中國，但中國未得到邀請參加會議。

中國戰場仍未被攻破。但堅守在前線的士兵已經換人。中國的英雄都病倒了。有1名作戰負傷的士兵，就有10名因病臥床的士兵；有1名因患痢疾、肺炎或瘧疾而住醫院的士兵，就有4名仍留在野外露營或戰壕內無醫無藥等待救援的士兵。所有這一切慘狀的根本原因是大范圍的營養不良，問題如此嚴重，沒人敢嘗試去解決它。中國士兵每天只有24盎司（ 約合680克 ）稻谷作食物，從這里獲得他們的身體所需要的脂肪、維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只有胡宗南將軍有遠見，其部隊戰斗力強。他命令部隊開荒耕種，所收獲的谷物用于補貼軍需供應的不足。

1943年2月，宋慶齡打破沉默，再次談論中國的民主道德。她再一次喚起了人們心中沉睡的孫中山先生的國家的希望，孫中山提出的建立自由民主新國家的計劃在蔣介石統治下和戰爭的壓力下幾乎喪失殆盡。

宋慶齡說中國的未來必須實現三個目標：1.中國必須成為與其他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上平等的國家。2.中國必須拯救在日寇占領區的民眾，必須把日本侵略者從所有的中國領土上趕出去。3.中國必須建立由全民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并賦予它目前正被國民黨竊取的權力，這是孫中山先生關于國家發展三階段的最后一步任務。

蔣介石正肩負著中國治國安邦的艱巨重任，沒有理會宋慶齡關于國內改革的要求。但她的話對西方也是一個提醒，中國的事情不僅僅是軍事斗爭。

在封鎖中面臨滅亡的時刻，中國因環境條件和被忽視得不到有效的軍事援助，中國實際上是在正告美國和英國，采取最后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中國利用她目前極度的困境向華盛頓和倫敦提出以下莊嚴的問題：中國是否制定政策時只遵循莫斯科的意見，還是按照真正的國際社會的意圖？中國人出于自衛，必須奮起抗戰結束戰爭才能不淪為日本人和中國傀儡的統治嗎？或者中國贏得抗日戰爭勝利，在戰后的太平洋地區，成為真正的國際社會的一個強大的成員國，一個和平和經濟發展的堡壘？

宋美齡在美演講請援

1943年2月底，172名新聞界人士，包括女記者，擠進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里（ 比羅斯福總統出席卡薩布蘭卡會議回國之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還多23人 ），正期待著觀看一場精彩的表演，領略蔣介石夫人的機智與才干。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前一天在國會已被蔣介石夫人的口才所傾倒。他們并不知道會上究竟將講些什么。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這會兒帶著一種叔叔溺愛美麗的侄女的神態介紹蔣夫人。他說，蔣介石夫人是“與眾不同的特使”，他還要求記者不要問她“難以回答的問題”。

有個記者問她：有報道說中國并沒有充分運用中國的人力資源，這種說法是否屬實？蔣夫人臉上立即露出不悅之色。她說：中國在人力上已盡全力，但缺少軍火。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中國需要更多的軍火供應。中國不缺少訓練有素的飛行員，但沒有足夠的飛機和汽油。

一個記者追問：中國如何獲得軍火？蔣夫人很巧妙地把難題推給羅斯福總統。她恭恭敬敬地轉向羅斯福說道，總統解決過許多重要問題，度過許多危機，因此她認為最好由總統來回答這個問題。

記者群微笑著看羅斯福總統如何“接球”。面對多次類似場面的羅斯福馬上接過來回答。他說，要把飛機和軍需物資運到中國去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但美國政府正竭盡全力把這些重要物資運到中國。如果他是中國政府的成員，他也肯定會問：什么時候能把軍需物資運到中國來？為什么不多運一些？作為美國政府一個成員，他將會回答：我們將盡上帝所允許的那么快。羅斯福總統說完后，臉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專欄作家雷蒙德·克萊伯承認這場記者會使他大開眼界。他說：“也許有一天要讓影星海倫·海斯來演蔣介石夫人這個角色，不過，她演得再好也比不上活生生的蔣夫人。”

蔣介石夫人走過參議院會議大廳的過道，參議員們的眼光一直盯著她。她沒有表情的臉上生著一雙大眼睛，她清瘦端正的身材，穿一件黑色旗袍，上面點綴著用作裝飾的小片玉石和圓形閃光金屬片。她走上主席臺，向臺下的參議員們微笑頷首，聽著副總統華萊士介紹她。蔣夫人接著開始演講，她因沒有事先擬好講稿而向大家道歉，然后她發表了一次傾倒參議院全體與會者的即興演講。

蔣夫人說，杜利特爾將軍領導的美國飛行員1942年4月率隊轟炸東京后，一名飛行員返航時被迫降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許多農民一邊歡呼一邊朝他跑過來，嘴里呼喊著他能聽懂的唯一中國話：“美國！美國！”（ 蔣夫人解釋說，“美國”的字面意義是“美麗的國家” ）蔣夫人說：“中國人歡笑著擁抱他，就像久別重逢的親兄弟一樣。”

然后蔣夫人講到一次衡陽之行，那是去參觀“磨鏡臺”。相傳2000多年前，有個年輕的小和尚在那里盤腿打坐一連數日，口中吟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寺院住持拿起一塊磚在附近一塊石頭上磨起來。小和尚不解地問他在做什么。

住持回答：“我要用這塊磚磨成一面鏡子。”

“那不可能。”小和尚說。

“是的，不可能。這就像你天天什么也不做，只在那里吟誦‘阿彌陀佛’不可能成佛一樣……”

蔣夫人說：“因此，朋友們，我認為必要的是，我們不僅要有理想，并聲明我們有理想，還要有實際行動來落實。”

美國參議院從來沒有起立鼓掌的習慣，那次大家起立向她熱烈鼓掌，祝賀她的成功。

數分鐘之后，蔣夫人來到眾議院會議大廳。眾議院主席薩姆·雷伯恩走上前來介紹說：“今天是美國人引以自豪的一天，我們很榮幸地請到世界上杰出的女性代表……”

蔣夫人開始演講。演講所用的紅木矮講臺是專為她從參議院借來的。她一生作過無數次演講，但都沒有這次如此重要。這篇演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它關系到中美關系的現狀和前景。她為這篇演講準備了數星期。演講里含有中國，含有蔣介石；她的一生，她在美國的朋友，她對祖國的忠誠……都傾注在這篇演講中。

她的開場白用了一段巧妙的恭維話，因為她知道國會里缺的就是恭維，她的恭維絕不會令人掃興，“美國人應該為自己在世界各地奮戰的軍人而感到自豪。”

這是一句她可以做些文章的恭維。她十分巧妙地暗示，許多美國軍隊被閑置無用。“你們的一些軍隊駐守在偏僻的地方……他們在那里只是等待，再等待……”

更巧妙的是，她涉及了美國的種族歧視。

但有一件事，蔣夫人堅決不做的就是“乞討”。那還是1938年，在給韋爾斯利學院的同學愛瑪·米爾斯小姐的一封信中，她寫道：“我想去美國，但我絕對不能把我的美國之行變成一次乞討。”所以，她以平等的身份來到美國。

她引用了一句中國的諺語，她說：“站著說話的人不腰疼……”然后，她又話中帶刺地說：“美國的中途島和珊瑚海兩次海戰……僅僅是沿正確方向走的兩步。”說這些話時，會場上都產生了片刻尷尬的寧靜。

她說：“現在盛行的看法是打敗日本人并不那么重要，而消滅希特勒才是頭等重要的。這種看法沒有從事實出發。讓日本人為所欲為……也不符合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

她接著說：“我們不要忘記，日本現在所占領的地區，那里的資源數量大大超過德國占有的資源……”

她提出，制定戰后世界發展規劃時要謹慎。“在國際上獨立并已得到廣泛的承認，我們為什么不能說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應該成為我們這個國際社會的成員？”聽到這里時，眾議院會議大廳里靜悄悄的（ 或許大家以為她的話中有話 ）。

她結束時的一番話博得了滿堂喝彩。她說：“我中國人民根據五年半之經驗，確信光明正大地甘冒失敗風險，比卑鄙可恥地接受失敗，更為明智。”眾議院會議大廳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這許許多多受感動的聽眾或許還來不及考慮是什么打動了他們的心。她說的話普普通通，任何人都可能說得出來。正因為話是蔣介石夫人所說，她演講時揮動手中的手帕，用手砸在桌子上強調說話內容的姿態，她眼神中的閃光，都流露出她人生經歷的深刻內涵。經過她的努力，一些美國人開始了解中國。

在參議院的演講結束后，韋爾斯利學院最有名的校友宋美齡女士回到母校，這是她緊張美國之行的一個短暫的休息。

蔣夫人的車駛過韋爾斯利學院村，它看上去“依然像過去一樣——只是裝飾畫更多了些” 。在她四年級時曾住過的“塔園”宿舍，為她準備好了一套宿舍。她舉行了有30名1917屆同學參加的非正式招待會。會上，大家像中學生一樣開心地有說有笑。在她身穿一條海軍藍長褲漫步走過校園之后，韋爾斯利學院的校長做出讓步：“她的長褲打扮毀了我們的反對長褲運動，教職工突然都改變了過去的立場……”

蔣夫人對學生作演講。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身體緊靠在講臺上，差點兒暈過去。兩天的學生時代回憶結束后，她又繼續在美國的巡回演講，下一站去芝加哥，再下一站去舊金山。

長江流域對日作戰勝利

《 芝加哥日報 》記者發回來了勝利的消息。日本侵略軍遭受重創。1943年6月，在日軍發起進攻的村莊和城鎮，受中國和美國空軍的轟炸掃射，日軍5個師外加偽軍部隊，撤回長江北岸和江防工事內。

甚至到目前為止，我們尚不清楚日軍此次進攻戰役的作戰目標。或許是因為上次在長江平原低地的進攻中，重慶電臺廣播表示出來的自然悲觀態度，才導致日軍犯下這樣一個過度擴張的錯誤。日軍沒有鞏固好后方，沒有修筑工事，就在匆忙之中進入了華中地區中國軍隊布下的陷阱。

在長江以南約60英里處的凹面防線上，陳誠將軍，中國高級野戰指揮官之一，正面與日軍交戰。在日軍的南面，在其后方，魁梧的孫連仲將軍指揮用于反攻的后續部隊。在重慶，政府方面征用各式公有和私人的機動車輛——從運茶葉的卡車到吉普車，緊急向前線調運政府所儲備的作戰物資。

日本空軍曾經在第一階段進攻中為日軍開辟通道。為對付日本空軍，蔣介石總司令決定啟用一支新組建的中國空軍部隊。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的飛機幾乎一夜之間就從華南的基地調動過來。他們用3天時間建起華中地區的通訊網，把重型和中型轟炸機和驅逐機投入對日軍作戰。

從宜昌沿長江上游10英里處矗立著一塊巨大的石頭，名為石牌。這里是防守華中地區的重要咽喉要地。日軍投入兩個師的兵力。蔣介石親自向石牌守軍下命令，要求他們堅守陣地。他們的確守住了。

中國的驅逐機向日軍陣地俯沖攻擊，一次一次地掃射攻擊，未遭到日軍還擊。中國的驅逐機飛得很低，有時守衛在山頭上的日軍都可能從高處向它們射擊。在日軍后方，中國的轟炸機，蘇聯制造的SB，美國制造的A-29、B-24、B-25等炸毀了岳陽日軍的基地和鐵路貨場，擊毀在宜昌的渡船，擊沉運輸船只，擊毀宜昌的日軍飛機場和火炮陣地。

到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 5月最后一個星期一 ）這天，日軍開始從石牌向宜昌撤退。同時，孫連仲將軍的部隊從常德向北攻擊日軍后方，給予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日軍決定全部從平原地區撤回長江北岸。

但是這個決定來得太遲了。日軍徒步行進中的部隊，其中的騾馬馱載運輸隊拖住了大部隊的行軍速度，遭到美國P-40地面攻擊機的攻擊。P-40共襲擊了6支日軍部隊，將他們徹底擊潰，然后又襲擊在長江邊集結的所有渡船。

孫連仲將軍開始從南方進攻，占領日軍的一處主要前方基地，并收復洞庭湖北岸，正向長江邊進攻。陳誠的部隊已攻至長江南岸，可以遙望宜昌城，并擊毀日軍在宜都的最后一個渡口。

中國軍隊自從1942年緬甸戰役以來，這是第一次打敗日軍的一次大規模進攻。日軍幾乎撤回了原進攻的出發地，損失了大部分糧食產地，喪失了對從宜昌到石首的江面的控制，由中國海軍的布雷艦隊接管。

從世界戰爭的全局來看，這次戰役的勝利算不上什么。日軍只動用了6萬兵力，其中只損失了約1萬人。整個作戰區域也只不過方圓60—70英里的面積。進一步改善作戰布局的可能性很小，因為中國軍隊缺少繼續發動進攻的后勤供應。

但對于亞洲地區作戰來說，這是一次很重要的勝利。它再一次證明了空軍力量在局部地區作戰中的重要作用，同時暴露出日軍在空襲中的弱點，并在美國和中國空軍之間建立起寶貴的協作和理解。它還在中國人民心中建立起更大的必勝信心。從長遠來看，這是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的。

蔣介石總統

疲憊年邁的中華民國總統林森于1943年8月逝世，享年81歲。他的逝世是預料之中的事。5月12日，在去接受加拿大首任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的途中，身體衰弱的林森突然中風。自那以后，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各教派人士都為他祈禱，盼望他能夠快速恢復健康。然而，這位留著花白胡須的老人始終處于半癱瘓狀態。

國民黨常務委員會對林森的逝世是有所準備的。在他逝世4個半小時之后，國民黨確定了總統接班人。蔣介石總司令被委任為國民政府的代理總統。當時，蔣介石不僅是國民黨軍隊的最高統帥，還兼任十幾個職位相當的職務。

林森不但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藝術家。對他的國民來說，林森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大智若愚”的化身。他1862年出生在福州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里。美國的傳教士是他的啟蒙老師。接著，他又在一所私立大學讀書，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教育。后來，他還去過夏威夷，然后去了美國。他在舊金山的生活十分貧寒。在那里，他加入了國民黨，當時，國民黨還是一個秘密組織。林森從美國回到中國，并在1912年當選為國民黨國會議員。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工作到1923年。

1924年林森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之后他還歷任其他政府要職。1932年12月，林森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在他11年半的總統生涯中，他甘心當一個有名無實的象征性領袖，從未打算去爭奪總司令的位置。

正是由于林森的生活儉樸、簡單忠厚和他極富幽默感的天性使他在民眾的心目中占據著極其特殊的位置。1932年上海戰役后不久，一些美國記者來到南京參觀。他們驚奇地發現，在中山陵的旁邊有一個特大的花園。一位白胡子老人正在園中散步。他們走上前去請求允許參觀。“請吧！請隨意參觀！”參觀結束之后，其中一位記者拿出1美元放進老人的衣袋。老人說：“先生，不用謝。歡迎你們參觀寒舍。”這位白胡子老人就是林森。

1943年9月的一天，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聆聽著最高統帥蔣介石的講話。面對150位高級官員，他宣布一黨制的政府即將結束。中國現在已處于孫中山革命三階段計劃的第三步：從國民黨執政的政治領導轉變為法制下的民主。所有的政黨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在法律面前國民黨不再享有任何特權。

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都同意蔣總司令的意見。他們決定，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會將在戰爭結束后的一年內召開，并制定憲法，確定憲法生效的日期。

這些清醒的官員都知道這一步是至關重要的。他們當天早上從《 掃蕩報 》（ 國民黨軍報 ）上讀到蔣介石的新書《 中國之命運 》的節選。“在過去，中國的命運受外國政策的支配。但現在，實現國內政治統一、集中國力要靠我們自己的能力。中國已站在自身命運的十字路口上。日前的這場戰爭兩年之內將決定中國的命運。”

官員們認為蔣總司令應成為他們的領袖，并選他接替已逝世的林森就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蔣介石要求他們重點集中在戰后重建上，包括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根據官方通訊社的解釋，這意味著戰爭是人民革命道路上的一步，而人民革命是戰后重建發展的新環境。

中央執行委員會廢止了一項妨礙經濟重建的規定，規定曾要求外國在華企業必須有51%的中國股份，必須任用中國人做總經理。現在官方已正式歡迎外國資本在中國法律管轄下投資。

中央執行委員會然后通過一個含有16項條款的決議。建立起新經濟建設的規劃藍圖，規定了依然實施私有制的工業企業。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地位平等，壟斷性的工業和設施收歸國有，“而那些可以交由個人經營、不適合國家經營的企業將由個人經營。”

中央執行委員會明確指出，蔣介石總司令，在一切懷疑面前堅定不移，認為戰爭的勝利結束已為期不遠。他想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民主的新中國。

10月10日的10點鐘，重慶的老百姓點燃煙花爆竹，一片歡天喜地的景象。這一天是10月10日“雙十節”，辛亥革命32周年紀念日。在中央政府院內，蔣介石總司令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總統。人們在細雨中踏著泥濘，蜂擁而至，他們凝視著飄揚的旗幟、紅色的標語和五光十色的燈光。高低錯落的山城陰冷潮濕，峽谷里的軍艦鳴了21響禮炮。在掛滿旗幟的大廳里肅立著400名高級官員和蔣夫人。蔣總司令吟詠孫中山的遺囑，然后拿起印有總統誓詞的一頁白紙。

蔣總司令一身戎裝，滿臉嚴肅地期待著就職儀式開始。他身著的軍裝上的裝飾物在燈光下閃閃發光，戴著雪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揮動著。國民黨1911年辛亥革命的元老，學者吳稚暉，把那枚用紅色絲綢包裹著的玉璽遞交給新任總統。這時，蔣介石已做好發表“雙十”演說的準備。這時，他既是就職總統，又是本次就職儀式的主持人。

民主是他就職演說的主題。為支持他的這一理論，他引用古人的話：“上天對你是獎賞還是懲罰，取決于人民對你的評判。”

“孫中山革命的最終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參與管理國家事務。但是民主精神應服從于法規和紀律。如果我有超出職權范圍的行為，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對我進行指責和糾正。”

當蔣介石講以上的話的時候，抗日戰爭進行得十分順利，很多人都相信在下一個雙十節之前，這場戰爭將宣告結束；最近也沒有同中國共產黨發生重大沖突；戰爭結束后的一年之內就能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并制定憲法。

1944年。宋慶齡的憤怒。內戰的可能。

1944年2月，宋慶齡言辭尖銳地說：“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奉命在封鎖和‘保衛’游擊區；有些人仍然把個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農民依舊遭到壓迫；還沒有產生真正的勞工運動。這些都是反動派和法西斯勢力猖獗的有力證明。有些中國的反動派正準備發動內戰，摧毀我們斗爭事業中的民主力量。這些民主力量就是陜北和敵后的游擊根據地。”

她的上述言論直接抨擊了蔣介石對共產黨軍隊所采取的政策。她要求美國像對待國民黨軍隊那樣給共產黨軍隊提供援助。

蔣介石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 紐約時報 》記者布魯克斯·亞特金森說：“中國不會爆發內戰……蔣委員長準備通過政治途徑和平解決共產黨問題。這一計劃目前進展順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而在去年，中國河南省的饑荒中有300萬人死亡，2000萬人面臨饑荒。與此同時，重慶記者報道廣東省發生了中國另外一場饑荒。去年6月份以來，那里已有100多萬人命喪黃泉，數百萬人急需救助。

喬治·亞當斯是國際救援委員會的美國代表。他對廣東省進行了考察，回到重慶后他說：“那里的民房被拆掉，拆下來的木材被當作柴火賣掉，其他材料也零零碎碎地賣掉了。通往市場去的路上布滿尸體。”

由于經濟封鎖、莊稼歉收以及商人、官僚和投機商囤積居奇，致使糧價暴漲。國際救援機構在災區設立了75個救濟站，這些救濟站不得不花天價買下糧食分發給災民。

1943年10月，中國的意志薄弱但英俊瀟灑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實現了自己對遠在美國的中國思想家的控制。教育部頒布的規定中說，將在每個國家建立一個機構，用于指導和控制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的思想和品行。留學生必須服從他們的領導。一旦教育部接到報告，有哪名學生的言論背離了三民主義，他將被遣送回國。2月，教育部為出國的教授和講師也制定了類似的規定。

要不是兩周前這些規定引起了哈佛大學哲學家拉爾·巴頓·佩里的注意，中國教育部的這些規定無疑將有效地發揮作用。作為哈佛美國國防研究會的領導人，佩里要求國務院展開調查，如果發現這些規定真的像看起來那樣險惡，就禁止所有中國學生進入美國。中國教育部的這些規定與日本的思想控制制度具有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令美國學者感到吃驚。對此，佩里謹慎地避而不談。

然而，陳立夫對新聞界發表的聲明就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說：“中國臨時憲法規定，三民主義應是中華民國的基本教育思想，就像民主是美國的基本教育思想一樣。因此它不容違反。任何中國人如果違反了三民主義，就是侵犯了我們抗日戰爭的共同利益，學生也不例外。”

要在中國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民黨就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組。距上次改組20年后，這個黨還是沒有一點“民主精神”。它還在壓制來自內部或外界的批評意見。雖然國民黨只代表了中國4.5億人口中一小部分人（ 不足1% ）的利益，卻認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

“我們應該……改變不容異端的態度。……政治問題必須允許自由討論……各種觀點都應被允許充分表達。”

中國長期的政府專治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業的“障礙”。“普通民眾”和“中上階層”都不熟悉“選舉制度……沒有一位縣議會的官員是由本縣人民自己選舉上任的”。

“有些批評家可能認為我們努力實現政治民主與建立計劃經濟是自相矛盾的做法。這種觀點并非完全沒有根據……但我們的民主不是英國式民主的翻版……同樣，我們會向蘇聯學習那些對我們適用的制度……”

“在中國，國家必須在戰后傾全力發展基礎工業……但必須把輕工業交給私人企業家來經營。”

1944年8月，國共兩黨之間的積怨已久的爭吵終于疾風閃電般地爆發了。中共代表周恩來呼喊道：“內戰一觸即發。”而重慶的宣傳部長梁寒操則反駁說：“內戰的危險根本不存在。”

在經歷了5年停戰、封鎖與反封鎖之后，國民黨與共產黨于去年5月開始就兩黨合作問題討價還價。重慶答應承認共產黨為合法政黨，但要求共產黨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延安則提出要進行全面的國家經濟與政治改革。

談判在繼續。但一位重慶的發言人說：“談判就像西南非洲的游牧部落與愛斯基摩人談話一樣。”

同時，有報道認為重慶的立場在動搖。一場危機或政治改革正在醞釀。蔣委員長將扮演怎樣的角色？中國共產黨將何去何從？

這些問題可能會在接下來的數周或數月內得到回答。現在，觀察家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事實，就是上周重慶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允許發布了這樣一則報道，即中國共產黨力量的成長是迅速的。

孫科呼吁政治民主

中國革命的領袖孫中山的兒子、現任中國立法院院長孫科，為人謙遜，民主思想很強。更引人矚目的是他面對國民黨發表的言論。他要求國民黨政府放棄“右”的立場，采取更“左”的政策。

孫科說：“國際思潮的主流是民主與自由，與其相反的是法西斯主義和獨裁。中國的政治不能脫離國際思潮的主流。反對民主的人就是我們的敵人。西方民主世界正在接受‘左’的立場，我們必須與世界同步。”他說，孫中山一直是革命的左派。

“他的追隨者自然也是左派。自從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妨礙社會進步的是軍閥、清廷官僚和封建社會的殘余勢力。”

“1926年北伐之后，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分裂，導致共產黨從國民黨內部被排擠出去。為了反對共產黨，我們就反對左派，支持右派。這是我們黨犯下的嚴重錯誤。”

“在過去十年里，我們從最初的錯誤發展為反動。在擠走共產黨后，我們排斥‘異己’，扼殺了民主制度。”

“國民黨最重要的任務是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我們必須糾正錯誤的方向，重新回到左派。……我們必須……為做真正的革命者而感到驕傲。”

孫科博士注意到英美評論家對中國的民主提出了質疑。

“這些批評家似乎感覺到了我們的非民主勢力。他們深信，為了世界未來的和平，不能容忍在任何國家實行法西斯主義和專制。民主必須在全世界普及。”

“我們國家如果不實現政治民主，就無法發展理想的工業經濟。為了獲得外國投資，我們必須首先贏得他們的信任。”

但西方國家在扶持日本的過程中遭到了失敗。“有了這一教訓，西方強國在幫助重建中國時，希望能得到保證，中國將來不會成為他們潛在的敵人。他們會想，日本僅有7000萬人口，西方就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價和犧牲來擊敗它。中國有4.5億人口，可能在30年后增長到6億。如果中國將來威脅到西方民主國家，那么他們還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來對付它呢？”

“但現代中國是建立在三民主義基礎上的。這個國家的傳統是與鄰邦友好相處，并且一直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英美的這種恐懼當然是沒有理由的。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地表明我們的民主方向，以得到我們的朋友和盟國的信任與支持，并消除他們的疑慮。”

“如果中國不加緊實現民主化，工業化就無法實現。不實現工業化，就無法完成國家重建。不完成國家重建，革命就是失敗的。革命失敗就意味著國民黨的歷史使命沒有完成。”

“完成這一使命的責任必須由我們來承擔。今天，共產黨在與我們對抗。如果我們不前進，他們就會……”

“我再次提醒你們，我們的黨是在革命中誕生的。我們的黨是左派的……在過去10年里我們曾領導國民革命，打擊右派敵人。總而言之，我們要堅持并發展左派的政治思想，這樣才能實現國民革命的目標。”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中美關系”

丘吉爾與羅斯福在魁北克關于下一步如何打擊日軍的討論內容仍是軍事機密。然而，盟軍在廣西省遭受的軍事災難會迫使中國產生某些變化，并由此使形勢好轉。

1944年9月，日軍沒有直接入侵桂林，他們只是從南面包圍了桂林。但這與直接入侵并沒有什么區別，他們距離把美國空軍第14飛行隊從中國東南部趕出去的目標只有一步之遙了。第14飛行隊在粵漢鐵路以東仍有４個簡易機場，不過它們是注定要被摧毀的。不久，將只有陳納德將軍率領的最大型的飛機才能夠飛抵中國南海。在那里，僅他率領的Ｂ-24轟炸機就擊沉了74600噸日軍的運輸物資。由他率領的空軍支援尼米茲上將計劃靠近中國沿海的希望已經十分渺茫。

隨著戰場形勢的惡化，中國軍隊的士氣在低落。日軍今年發動了一系列攻勢：先是在黃河流域，后來從長沙向南打到桂林。中國軍隊的節節敗退是因為：

（ 1 ）給養不足的中國軍隊必須依靠農民，但他們經常進行掠奪，以致失去了本國人民的信任。

（ 2 ）由于薪水不足度日所需，所以軍官的士氣同樣低落。他們經常在申領軍餉的花名冊上登記一些假名字,并出賣多余的軍用物資，以應付日常開支。

（ 3 ）有幾支中國軍隊今年被自己的民眾解除了武裝。還有多起事件，軍官利用中國軍隊僅有的幾輛軍用卡車搶運個人家產，被解除了職務。（ 長沙陷落后，有四名高級軍官因此被槍斃。 ）

但唯一的一線希望是中國人民的凝聚力將使他們重新振作起來。

蔣介石開始實施改革征兵制度。他最能干的將軍之一陳誠正在改組軍隊，撤銷1/3現有的只在理論上存在的師級建制單位。這樣，中國軍隊各部隊就全部實現了滿編。同時，中國的盟國也在采取措施修改一些基本條件，使中國的改革更有必要。

美國陸軍航空運輸司令部通過“駝峰航線”，越過喜馬拉雅山把越來越多的物資運到中國。現在的運量是每月25000噸，而過去通過滇緬公路運輸的時候運量只有現在的一半。美國第14和第20飛行隊所需的大量汽油都是他們自己運輸的。在航空運輸司令部運送的物資中，有25%—40%是在史迪威將軍的親自監督下分配給中國陸軍的，其中包括75-100毫米火炮、卡車、吉普車、輕武器和彈藥。

約瑟夫·史迪威將軍是一位堅忍不拔、飽經風霜的軍人。戰爭實踐讓他認識到，自己40年前在西點軍校教科書上學到的教導是正確的，即戰爭需要的不僅僅是戰場上的廝殺。1944年10月底，史迪威將軍奉命回國。

在史迪威將軍被提升為美國陸軍第6位四星將軍后僅3個月，白宮發表了一份無力而言辭謹慎的聲明。聲明沒有解釋為什么悄悄地解除了史迪威的一系列顯赫的職務——蔣委員長的參謀長、駐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海軍上將的助理、中緬印戰區的美軍司令。

從重慶傳來關于史迪威的一些其他消息。有報道說，他曾為中國軍隊制訂過新的訓練計劃。也有報道說當緬甸—雷多公路修好后，將有更多的物資通過這里運往中國。在這些傳言背后是中國復雜的政治形勢，包括中國與英國在東南亞的利益沖突，以及國內外共產黨勢力形成的壓力。那些了解史迪威的陸軍官兵回憶說：“他所完成的工作需要具有超過艾森豪威爾的外交才能的人方能完成。”

1944年9月，當中國軍事形勢處于5年來最嚴峻的時刻，史迪威回到了重慶，會見他的上司蔣委員長。與他同行的是另外一名美國軍人、白宮高級外交事務代表赫爾利少將。赫爾利此行是要與蔣委員長會晤并為亞洲司令部尋求一套新的解決方案。他對會談充滿了希望。

正處于微妙的外交形勢中，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蔣委員長收到了一份類似于最后通牒的報告，要求他同意授予史迪威將軍全權指揮中國軍隊。對于一個經歷了7年戰火的國家元首，無論有什么樣的正當理由，這樣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

蔣介石與史迪威現在只有分道揚鑣，這個結局是無法避免的。

同樣在中國，還有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深得蔣委員長信賴的陳納德少將。他率領著一支規模小但戰斗力很強的空軍部隊。另外還有數千名的美國技術人員工作在中國。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將繼續下去，但會有所改變。上周，中國的記者沒有對這種改變做出報道。周末，美聯社收到這樣一條消息：

“重慶，10月29日。史迪威將軍已正式離開蔣介石。”

“編輯：美國新聞檢查刪去388字，中國新聞檢查刪去104字，只留下上面一句話。”

史迪威將軍卸任后，中緬印戰區分解了。中國戰區由具有學者風范、現年48歲的魏德邁少將負責。魏德邁自1943年10月以來，一直擔任蒙巴頓海軍上將的副參謀長。他是一名西點軍校畢業生，在德國軍事學院學習兩年（ 1936-1938年 ），擔任過馬歇爾將軍的作戰參謀。他將擔任蔣委員長的新任參謀長。

史迪威的新職務沒有宣布。陸軍部說：“他將擔任一個新的重要職務，但目前保密。”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宣布駐中國的大使克拉倫斯·高斯辭職與召回史迪威沒有任何關系。

在重慶，蔣介石的連襟、外交部長宋子文發表了一份書面聲明：“召回史迪威將軍純系個人性格問題……”

延安整風，重慶重組

《 解放日報 》上的一組題為《 野百合花 》的四篇文章披露了延安的一些新特征。文章作者叫王實味，是一位具有16年黨齡的中共黨員，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學者。最近流傳到國外的這4篇文章是為共產黨的一場自我批評——整風運動而寫的，這場整風運動由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領袖毛澤東發起。

作者在解題時說，寫這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對革命陣營內部種種不良的現象予以批評。

這些文章發表后不久，王實味即被趕出抗日作協，罪名是動搖黨的領導。

在共同抗日的第一年（ 1937-1938年 ），延安與重慶不安地實現了停火和平。但是在過去6年里，華北實際上爆發了一場沒有公開的內戰。在內戰中，共產黨取得了顯著的勝利。這不僅因為共產黨的積極政策，也由于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沒有把全部力量用來對付共產黨。共產黨現在領導著8000萬人口，包括河北、山東、江蘇、安徽和浙江等地。他們趕走日寇和國民黨的軍隊和政府后，進入這些地區。

重慶的軍事情報稱已經獲得了許多中共高層發給其軍事和政治工作人員的指令。其中一條指令是延安準備獲取由重慶政府控制的江蘇北部的政權。

正如史迪威將軍及其他人抱怨的那樣，蔣介石確實調動軍隊對延安實施了封鎖。但實施封鎖總比公開打內戰要好。延安也是作戰前線，如果蔣介石放松封鎖，或許整個中國最終將落入民主力量手中。

蔣委員長開始采取措施加強政府。

軍政部長由年輕（ 44歲 ）且工作一絲不茍的陳誠將軍擔任。他是中國號稱最有才干、最忠誠的軍人之一。就是這位陳將軍，去年擊退了日軍對重慶的第一次進攻。同樣是他，幫助組建了目前正在緬甸北部作戰的中國遠征軍。

陳誠作為蔣委員長的得力干將，多次參加過清剿軍閥和共產黨的戰役。然而，在所有國民黨將領中，人們普遍認為他是對共產黨心存感激的。作為一個對民主政治信念堅信不疑的現實主義者，他與周恩來很投緣。周恩來是延安派出的中共代表，于上周返回重慶。

財政部長由溫和能干的俞鴻鈞擔任。他現年48歲，以前擔任過上海市市長和重慶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他為自己取了個英文名字，以表示對美國的認同。

陳誠將軍接替的是何應欽將軍的職務。何應欽現年55歲，1930年以來一直擔任此職。俞鴻鈞接替的是孔祥熙的職務。孔祥熙現年63歲，是蔣委員長的連襟，目前正在美國。何應欽和孔祥熙曾經支撐著中國度過了最艱難的戰爭歲月。現在，駕駛中國這條船渡過激流險灘的重任就落在了兩位繼任者的身上。但是，孔祥熙仍然擔任行政院的副院長，而何應欽則保留了陸軍參謀長的職位。

蔣委員長對其他6個政府部門也進行了調整：朱家驊接替國民黨要人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陳立夫改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王世杰博士接替梁寒操擔任宣傳部長。梁寒操改任海外部部長。行政院秘書長張厲生接替周鐘岳，擔任內政部長。周鐘岳改任考試院副院長。

只有幻想主義者和政治嬰兒，才會指望蔣委員長的政府改組能夠立刻改變中國人所面對戰爭的進程，并消除重慶政府和蔣介石本人所遭受批評的根源。但就在連他的朋友都對改組的作用發生懷疑的時候，蔣介石表現出了新的決心。

像在八年抗日戰爭中一貫表現的那樣，中國始終在努力自救。但僅憑政府重組是趕不走日寇的。中國最需要的是盟國的援助——槍炮、坦克和飛機。

幾乎與政府改組同時，蔣委員長對中國的戰時生產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新成立了一個由翁文灝領導的中美聯合生產委員會，負責協調所有與戰時生產有關的單位。美國派來了由以前的戰時生產大王唐納德·納爾遜率領的經濟代表團，給翁文灝提供幫助。

美國專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使中國的高爐生產出更多的鋼鐵。中國無法生產的合金鋼材及其他關鍵材料仍然通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 航線空運過來。美國也將增加液體燃料生產，以備美國卡車重新駛上滇緬公路之需。

改革的沖擊波落在了翁文灝的肩上。他面臨著許多困難：1.尋求交通工具，把原材料運往工廠，把成品運往前線；2.防止通貨膨脹對戰時生產的影響。

鏈接：《中國時代》連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