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碑林立的北京石刻藝術(shù)博物館，“積代衣纓——納蘭成德宗族北京碑刻文物史料展”吸引了不少游客。展覽分作三個單元——“云程發(fā)軔，觀家族興起”、“踵事增華，耀家族榮光”、“世有其人，承家族余蔭”。纖塵不染的展廳內(nèi)，納蘭明珠與夫人覺羅氏、納蘭成德與夫人盧氏、納蘭揆敘與夫人耿氏、納蘭揆方與夫人愛新覺羅·淑慎等納蘭家族成員的墓志及拓片，無聲地詮釋著納蘭家族的過往歲月。

而在納蘭家族所有成員中，最為參觀者津津樂道的是納蘭明珠的長子、清代第一詞人納蘭性德。

《納蘭容若像》軸 禹之鼎（清）

墓志底曾做臺階石

納蘭性德，原名納蘭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后因避諱康熙太子保成（胤礽）之名而更名。展廳內(nèi)展出的《納蘭成德墓志底》，記錄了他更名的原因。

作為記錄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墓志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稱作“蓋”，下層稱作“底”，蓋上刻有標題，底部刻有銘文。也就是說，覆蓋在墓志銘石刻上方的蓋板——墓志蓋，與墓志底共同構(gòu)成完整的墓志。《納蘭成德墓志底》于1972年出土于海淀區(qū)上莊鎮(zhèn)皂甲屯的納蘭性德墓。當時，獨特的墓室結(jié)構(gòu)為磚石拱券式，由刻有“玉河窯”字樣的青磚砌筑，占地16平方米，并設有兩扇石門和一張石棺床。當時納蘭性德墓已遭盜掘，僅出土了墓志底與墓志蓋等文物。

遺憾的是，這塊長寬均為76厘米、厚14厘米、刻有38行銘文的墓志底，曾經(jīng)長期被上莊公社二大隊用作臺階石，而且字面朝上，以致字跡損毀嚴重，難以辨認。相對而言，墓志蓋保存較為完好，上面篆刻“皇清通議大夫一等侍衛(wèi)佐領(lǐng)納蘭君墓志銘”。

納蘭性德墓志由徐乾學撰文、陳廷敬篆蓋、高士奇書丹。徐乾學為清代學者、藏書家，曾主持編修《明史》和《大清一統(tǒng)志》等書，官至刑部尚書。陳廷敬為清代朝廷重臣，曾主編《康熙字典》，歷任工、戶、吏、刑部尚書及文淵閣大學士。高士奇為清代詩人和書法家，一度成為納蘭性德切磋書法和詩文的好友。高士奇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受命書寫密諭及編輯講義、詩文，又補任侍讀，擔任日講起居注官，后升至詹事府少詹事。他與徐乾學都曾入值南書房，伴隨皇帝左右。納蘭性德墓志由徐乾學、陳廷敬、高士其共同完成，乃是一種殊榮，由此可見其地位的尊貴。

徐乾學撰寫的墓志銘為清代這一文體的代表性作品，堪稱優(yōu)美的傳記散文。據(jù)說，現(xiàn)存四種版本，分別為《通志堂集》附錄中的文字、徐乾學《憺園集》中的文字、北京圖書館藏手抄本《納蘭明珠家墓志銘》中的文字以及海淀區(qū)上莊鎮(zhèn)皂甲屯納蘭家族墓地發(fā)現(xiàn)的石刻銘文。

墓志銘不僅記錄了納蘭性德更名的原因，還記載了他的生平與為人。比如，康熙十五年進士及第，后任佐領(lǐng)，深受康熙皇帝賞識；孝友忠順，聰明勤奮，學識廣博，才華橫溢；文學、書法、軍事均有建樹，詩詞造詣和成就尤其值得稱道。當時，由于納蘭性德的父親納蘭明珠和二弟揆敘在朝廷政治斗爭中失利，以致有關(guān)納蘭家族的一些記載被刪除。在這種情況下，徐乾學撰寫的這篇墓志銘便顯得彌足珍貴。

清初詞壇首屈一指

豪門望族出身的納蘭性德，成長與學習環(huán)境優(yōu)越。他既習騎射，又工文辭，文學、史學、天文、地理、算術(shù)、音樂、佛學等無不涉獵，可謂學識廣博的文武全才。17歲入國子監(jiān)，得到祭酒徐元文賞識。18歲考中舉人，次年成為貢士。21歲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并留在康熙皇帝身邊擔任侍衛(wèi)。

他隨帝王游歷四方，既是威風凜凜的武官，又是玉樹臨風的才子，詩詞唱和，每每深合圣意。在他現(xiàn)存的362首詩中，古體詩、近體詩、五言詩、七言詩、絕句、律詩等一應俱全，體裁多樣，內(nèi)容豐富。

與此同時，納蘭性德在詩歌理論方面頗有見地。他的《淥水亭雜識》中就有很多關(guān)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論述，另有詩論《原詩》。在《原詩》中，他將詩歌創(chuàng)作視為“風雅之道”，主張學習《詩經(jīng)》比興寄托的創(chuàng)作手法，并繼承《詩經(jīng)》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在納蘭性德的詩論里，才學、修辭和音律均處于從屬地位，而處于主導地位的是情感。他認為，只有當才學、修辭和音律被情感所調(diào)動時，才能產(chǎn)生神來之筆，進而創(chuàng)作出具有鮮活生命力的作品。他反感步韻詩，認為徒有其表，缺乏真情流露。難能可貴的是，他主張師古不泥，理性地把握古為今用的尺度，正確處理二者的變通關(guān)系。

當然，納蘭性德的文學成就以詞為核心，真摯自然、哀婉凄清的詞風使他成為清初詞壇的代表。他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清詞三大家”，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他的評價是“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晚清詞人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稱其為“國初第一詞手”。納蘭詞的題材多為友情、邊塞、悼亡，語言清新婉約，兼具蒼涼雄渾，對清代詞壇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其代表作《木蘭花·擬古決絕詞柬友》中的“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長相思》中的“山一程，水一程”，均為經(jīng)典名句。

意象的凄清傷感，意境的哀婉悲涼，構(gòu)成了納蘭詞的鮮明特征。據(jù)統(tǒng)計，在納蘭性德現(xiàn)存的300多首詞中，“愁”字出現(xiàn)90次，“淚”字出現(xiàn)65次，“恨”字出現(xiàn)39次，“斷腸”、“傷心”、“惆悵”、“憔悴”、“凄涼”等字眼亦頻繁出現(xiàn)。其實，何止這些字眼，納蘭詞的凄清氛圍彌漫于字里行間。

有人認為，將納蘭性德視為清代第一詞人，主要是基于個人審美偏好，并非客觀標準。意思是，納蘭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主題集中于個人情感，缺乏社會批判。但更多學者認為，納蘭性德在清代詞壇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因為他開創(chuàng)了清新自然的一代詞風。

詞中深意足見性情

展室門廳的墻壁上，有三列醒目的文字，那是納蘭性德的三首詞，分別為《長相思·山一程》、《蝶戀花·辛苦最憐天上月》和《畫堂春·一生一代一雙人》。中間那首《蝶戀花·辛苦最憐天上月》是悼亡詞，為其亡妻盧氏所作。上闋為“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huán)，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下闋為“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

以明月只有一夕圓滿，隱喻與妻子相守的短暫；以愿作冰雪，為妻子而融化，表達為愛情獻身的決絕；以燕子輕踏簾鉤的細節(jié)，反襯物是人非的無奈；以梁祝化蝶的典故，抒發(fā)忠貞不渝之志。何謂夫妻恩愛、伉儷情深？這就是。王國維對這首詞的評價是“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這是就藝術(shù)特色而言。就情感而言，作者內(nèi)心的凄苦又有誰能真切體會呢？

康熙十三年（1674年），20歲的納蘭性德與兩廣總督盧興祖之女成婚。盧氏知書達禮，賢淑體貼，二人婚后感情甚篤。但僅僅相守三年，盧氏便因產(chǎn)后受寒離世，這給納蘭性德帶來巨大的精神打擊，也催生了他的悼亡詞。一首《蝶戀花·辛苦最憐天上月》，令人動容。而他的《青衫濕遍·悼亡》以深情的筆觸抒發(fā)對亡妻的思念——半月前，妻子還帶病勞作，剪刀聲猶在耳畔，如今卻只剩自己獨伴梨花影。既想以淚喚醒妻子，又怕妻子在幽泉為自己黯然神傷。可謂字字血，句句淚，肝腸寸斷。此外，還有《山花子·風絮飄殘已化萍》《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南鄉(xiāng)子·為亡婦題照》《鵲橋仙·七夕》等，無不催人淚下。從納蘭性德的悼亡詞，可見他對妻子的一往情深和刻骨銘心的思念。與此同時，亦可見其重情重義的真性情。

納蘭性德的真性情既體現(xiàn)于愛情，也體現(xiàn)于友情。因為待人真誠，他朋友眾多，顧貞觀、嚴繩孫、朱彝尊、陳維崧、姜宸英等皆為其“俊異”之友，以致他所居住的淥水亭因文人雅聚而名噪一時，成為康乾盛世文化繁榮的一個縮影。他與顧貞觀的友情，尤為世人稱道。兩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他們肝膽相照的情誼，可見納蘭性德的《金縷曲·贈梁汾》（顧貞觀，字遠平、華峰，號梁汾）。在這首詞里，納蘭性德自稱“狂生”，敞開心扉，一吐肺腑之言。他說，我秉性多情，雖然身在豪門，卻仰慕戰(zhàn)國時期的平原君，向往結(jié)交賢人才俊。這種性格誰能理解呢？沒想到你我惺惺相惜。今后不論有多少艱難挫折，此心不移。縱使遭遇千般劫難，友誼長存。來世，我們的緣分依然如故。這首《金縷曲·贈梁汾》，使納蘭性德與顧貞觀的友誼傳為佳話。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納蘭性德抱病與好友一聚，一醉，一詠三嘆。隨后，臥床不起。七日后溘然長逝，年僅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