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4年7月《延河》雜志編輯部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中首倡“新大眾文藝”以來，這一從新時代文學現場誕生的新概念迅速獲得學界和社會的廣泛熱議，該文也被目為“新大眾文藝理論宣言”①。去年底以來圍繞這一概念展開的相關研討無不由此“宣言”出發。其開篇提出“新傳媒時代到來，新大眾文藝興起”②的論斷，則讓現有的討論呈現偏重技術革命論和技術決定論的傾向。不可否認，依托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所帶來的新媒介變革是新大眾文藝興起的重要前提條件，正在催生新的文學生產機制。但是如若把“技術”置于討論的核心，則既可能弱化“大眾”在其中的主體性地位和作用，亦將不可避免地遮蔽新大眾文藝興起的多方面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宣言”在第三部分將“新大眾文藝”具體闡釋為“四場革命”。如果說位于其間的“文體革命”和“語體革命”側重從文本范疇與文本意義方面闡明“新大眾文藝”之“新”，那么首尾兩端的“創作者革命”和“閱讀革命”則通過主體能動性揭示出“大眾寫”與“大眾讀”之于“新大眾文藝”的重要意義。

事實上，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大眾寫”與“大眾讀”一貫都是大眾文藝的論爭、實踐與發展中備受關注的兩大焦點，兩者實際也構成了文學大眾化的主體力量。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全球化、城市化、市場化、媒介革命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并形塑著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空間。此一時期，“大眾寫”與“大眾讀”所關涉的主體及行為也在逐步走向開放性的文學空間中發生質變，隨之驅動改革開放時代文學大眾化范式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關于改革開放時代的“大眾寫”與“大眾讀”的探討或可成為觀察新大眾文藝興起的一個切入點。

一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當代文學沿1942年《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示和制定的文藝標準、秩序與原則，同時借鑒前蘇聯的文學體制，逐漸建立起具有“一體化”特征的文學組織方式與生產方式，具體包括“文學機構、文學報刊、寫作、出版、傳播、閱讀、評價等環節的高度‘一體化’的組織方式，和因此建立的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③。加之世界冷戰格局的形成，文學外部空間（即現實空間、制度空間、思想空間、文化空間）與文學內部空間（即創作空間、評價空間、審美空間、想象空間）均趨向“一體化”。因而，對“大眾”而言，文學閱讀的可及性和文學寫作的可能性都要受到這一文學空間的影響與制約。1978年，思想解放運動興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一體化”文學空間隨即從內外兩個維度發生裂變。

1979年4月，《讀書》雜志創刊號在頭條刊發時任中宣部出版局理論處處長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一文。這篇標志性文章圍繞“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這一原則問題，提出在書的領域“應當打開禁區”的重要命題，其中特別提及1978年春夏之交“不尋常的現象”——之前遭禁的幾十種古今中外文學名著的重印發售引發讀者排隊搶購的熱潮。④這表明思想解放的時代思潮開始催動現實空間和思想空間的同時轉變，它不但從觀念上沖破了人的精神枷鎖，而且實際推動了文學出版這一傳統文學空間的恢復，有效提升了“人民”對文學閱讀資源的可獲取性。與此同時，諸多大型文學期刊集中于1978年至1980年期間復刊或創刊。作為最重要的傳統文學空間之一，文學期刊的集群性涌現一方面為大眾帶來了大量可供閱讀的精神食糧，另一方面也為相當一部分業余作者的自由來稿提供了較為穩定的發表平臺。1979年底，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第四次文代會召開，鄧小平在祝詞中辯證闡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在此基礎上，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正式在社論中提出文藝工作總的口號、根本目的和總任務是“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⑤。新的“二為”方向的確立對當代文學的多元化發展給予了政策性支持，意味著大眾能夠接觸到更為豐富的文學作品。1982年，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一馬列經典文論譯本被重新修訂，標題中“黨的文學”被新譯為“黨的出版物”，這一關鍵性變化對改革開放時代出版秩序的重建和出版體制的規范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并為直接作用于文學生產的出版發行機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時代新風引導文藝政策和出版政策的調適，為拓寬大眾的閱讀選擇和閱讀渠道予以了制度保障。以文學出版和文學期刊為代表的傳統文學空間的修復，率先擴展了大眾的文學閱讀空間。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之后，社會環境變化、時代思潮轉捩和文學觀念革新也在開拓大眾的閱讀審美空間。自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所形成的“新的人民的文藝”⑥，深刻形塑了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的審美旨歸、寫作范式和價值體系。由此生產出的文學文本“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同時，也影響并引導了“人民”的審美趣味與價值取向。因此，這一時期大眾的閱讀審美空間被限定在以意識形態和集體使命感為標準的、有限的美學視域中。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催發了文學創作對禁區的突破，即使是存在一定的圖解政治和概念化傾向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與“改革文學”，其呈現出的人性、人情及人道主義也是此前所未有的。隨著改革開放后整個社會步入正軌，文學對“現實”的直接干預或正面強攻也逐漸轉向對個體生命和人本主義的關注，“個人”與“個體意識”被納入當代文學的表現范圍。1984年末，胡啟立在第四次作代會的祝詞中明確提出“一切直接或間接有利于四化建設，包括有助于勞動者在緊張的工作之余的娛樂和休息的作品都是需要的”觀點，⑦這就正式為文學的娛樂功能和休閑功能賦予合法性。由此，改革開放時代文學的功能發生改變，“文學”逐漸成為一種私人的興趣愛好甚至是滿足消遣娛樂的“調味劑”，而非社會生活的必需品，大眾的閱讀審美空間也隨之得到拓展。相應地，文學閱讀人口進一步擴大。

更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觸發了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的萌蘗，激活了大眾的文學消費空間。從1980年起，國家逐步放開圖書的發行、流通和銷售。198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改革新華書店的經營管理體制，發展集體和個體的發行網點的決定。受此影響，掌握第一手市場情況，專事圖書與報刊洽購的職業經銷人和個體書店、書攤、報刊亭、租書亭這類更加靈活的銷售空間一起“介入”到出版物的發行、銷售、流通環節，它們視市場行情從出版社和印刷廠直接批進所售出版物，并反向影響了圖書和報刊的出版。換言之，作為閱讀接受主體，大眾的閱讀需求和閱讀趣味開始成為影響出版發行的重要因素。1984年底國務院頒發《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此后，失去定額財政補貼且數量眾多的地市級文學期刊紛紛改制轉型，或加入了保證期刊暢銷的通俗文學作品或直接走類型文學的路子。到了1985年，平均期印數在100萬冊以上的文學期刊全部變為《故事會》《今古傳奇》《中華傳奇》《山海經》等通俗文學刊物。⑧198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新聞出版署宣布對發行體制進行“三放一聯”（即放權給基層店、放開批發渠道、放開購銷形式和發行折扣，發展橫向聯合）改革，進一步將競爭機制引入出版發行領域。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此情況下，文學愈發表現為一種“社會生產”或“經濟方面的實踐”，⑨它的商品化生產和市場性消費之特點愈加明顯。因此，改革開放時代，文學的生產和消費“不再僅僅是純粹的精神行為，而首先是一種價值交換行為，是作家、讀者大眾、出版商緊密結合、共同創造作品的價值、形成文化市場的過程”⑩。簡言之，文藝商品化之下文學的商品屬性被“喚醒”，與之相聯，新中國成立后一度消匿的文學消費空間再度形成并得以發展。此時，“大眾”作為文學消費的主體不再是單向度的“受賜者”，轉而成為有選擇的“主顧”。如此一來，面對不斷增加的閱讀消費群體，如何迎合“讀者”最廣泛的消費需求自然成為“作者”和出版機構必須首要考慮的問題之一，其產生的直接結果便是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的下移。

由是觀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大眾的文學閱讀空間、閱讀審美空間和文學消費空間得以生發和拓展，在此過程中，“大眾”不止獲得了愈發多樣化的文學閱讀資源，而且也通過文學消費實質性地擁有了閱讀選擇的權利，進而構建出一種新的讀寫關系。

二

1978年至1990年代中前期，相較持續推進的“大眾讀”，普遍意義上的“大眾寫”還尚未起步。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全國人口識字率的普遍提高和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長，普通大眾開始具備寫作甚至是文學寫作的能力。然而寫作的意義并不止于創造作品，更在于作品的“被看見”與“被傳播”。囿于“一體化”的文學生產機制仍未完全解體，寫作發表的途徑十分有限。雖然像上文提及的傳統文學空間之一的文學期刊在1980年代比較重視自由來稿，并承擔相關培養經費，為非專業作家開創了一定的文學寫作空間，但是當業余作者的自由來稿被文學期刊選中，接下來很可能會進入“發表—評獎—獲獎—成名”這一系統流程。“成名”的文學新人隨后被“收編”進文學機構，成為作協或文聯的專業作家。這樣一來，普通作者便成功進入“體制”，實現“身份”的轉變，從而獲得固定的作品發表渠道。不過相對數量龐大的潛在寫作者，專業作家只是少數的“幸運兒”，而且從1982年起各級文學機構還在開展專業作家體制改革，限制專業作家人數。另外，對彼時復刊或創刊的大型綜合性文學期刊而言，絕大多數的寫作者還無法達到文學創作的標準。因此，缺少發表渠道是此時阻礙“大眾寫”的一個關鍵因素。

伴隨閱讀審美空間的開拓和文學消費空間的逐漸形成，1985年前后出現了一股“通俗文學熱”，波及整個1980年代中后期。作為彼時“大眾讀”的鮮明表征，這股熱潮某種程度上也與“大眾寫”有著密切關聯。以其時發行量最高的文學期刊《故事會》為例，這本通俗文學刊物致力于發表口頭性強、傳播范圍廣的“新故事”，為持續輸出這種“有別于其他文學樣式”的作品，該刊自編函授教材，培養寫作隊伍，形成了一套公式化的寫作技法。?這就在大型綜合性文學期刊和文學機構對新人作者的傳統培養模式之外另辟出一條新路。一方面，“新故事”的寫作門檻遠低于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另一方面，《故事會》以其巨大的發行量為更多未能成為專業作家的寫作者創造了作品發表的機會。同時，“通俗文學熱”中還出現了因購銷靈活的出版發行方式而產生的“地攤文學”，這些流行暢銷的報刊讀物顯然也為相當數量的無名作者提供了寫作的可能性。當然應看到，“通俗文學熱”中的“大眾寫”很多時候是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作品質量良莠不齊，作品內容多流于同質化和低俗化。除此之外，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城市化步入快速發展階段，大量農民通過社會流動涌入城市變為現代產業工人，成為新的社會群體。其中，珠三角地區因擁有中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經濟開放區，在1980年代中前期就出現了外來務工潮。打工者對現實生活的別樣書寫很快引起了《特區文學》《花城》《深圳特區報》等官方報刊的關注，但從整體而言，這類傳統的寫作發表渠道仍相對匱乏。1990年代前半期，以《佛山文藝》及其半月刊《外來工》為代表的地市級文藝期刊開始將外來務工者作為新的讀者群，主要刊登打工青年原創的文學作品，并一度成為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文學期刊之一。上述新嘗試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大眾寫”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紙質媒介時代，“大眾”難以從文學出版和文學期刊這類傳統文學空間中實現作品公開發表的可能。盡管部分非傳統的文學刊物也在市場化浪潮和城市化進程中及時調整辦刊思路，盡量拓寬“大眾”的寫作發表渠道，但是這類探索畢竟有限，加之20世紀末電視、錄像等新電子大眾傳媒的迅速普及，傳統文學空間漸趨萎縮，紙質閱讀走向式微，“大眾寫”往往只能限于自我閱讀與自我欣賞。

1994年互聯網技術進入中國內地后，中文網絡快速發展。及至1990年代中后期，以BBS、網站為載體的網絡文學開始萌芽，華語網絡文學的“主陣地”發生轉移。研究者通常將1997年末全球中文原創作品網站“榕樹下”的開通視作中國網絡文學的真正起點，并以1998年為網絡文學的“元年”。互聯網技術的蓬勃興起和網絡文學時代的到來，為實現普遍意義上的“大眾寫”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與媒介支持。

一般來說，專業人士從技術更新的角度將1993—2003年視為Web1.0時代，這一時期用戶主要通過互聯網瀏覽器瀏覽或搜索純靜態的只讀網頁，單向度獲取信息。?而Web1.0時代也基本覆蓋了中國內地網絡文學的第一階段。在此期間，網絡文學主要發表于“榕樹下”“天涯社區”“金庸客棧”等文學網站或網絡社區上，涌現出李尋歡、邢育森、安妮寶貝、慕容雪村、今何在等一批代表性作家。這些作家基本都接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且不乏名校高學歷者，其文學作品在網絡上獲得聲名后很快被出版為紙質書籍。根據這一情況，邵燕君認為，此時的網絡作家基本都是“不同程度的‘文青’”，“他們雖然未能從文學期刊獲得進身之階，但與‘主流文學’的價值體系還是保有相當程度的‘私淑’關系”，并由此將1998—2002年劃為中國內地網絡文學的“文青時期”。?從這個角度來看，“文青”作家的網絡寫作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還帶有小眾化、精英化的特征。況且Web1.0時代，中國的個人電腦和家用網絡尚未大范圍普及，網民數量有限，網絡文學空間并不是普通大眾進行寫作發表的首選平臺。

2003年以后，互聯網技術升級至Web2.0時代。相較前一代技術，Web2.0的“可讀寫”性允許用戶生成內容，這就讓用戶從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變為主動的內容創造者和參與者，同時，用戶還可以與其他用戶進行交流溝通，“交互性”由此被催生。基于Web2.0的技術革新，伴隨互聯網的進一步普及和網民數量的迅猛增長，至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初，中文網絡世界陸續誕生了以博客、豆瓣、微博、微信（包括其所擁有的公眾號、朋友圈平臺）、知乎等為代表的社交網絡平臺、自媒體平臺和知識共享平臺等。這些網絡平臺空間的出現徹底打破了紙媒時代的出版發行機制，隨著2011年之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型移動設備的普及，網民用戶借助不同的移動終端能夠隨時隨地進行寫作與發表。從博客日志、豆瓣書評到微博大綱文、公眾號文章再到知乎鹽選故事，這一過程中，中國當代文學的邊界一再被拓展。2006年，時任“天涯社區”總編輯胡彬談及Web2.0的影響時，特別強調了這一技術革新對于“大眾寫”的重要意義。他指出，“傳統的發表和出版門檻奇高”，但“Web2.0使寫作發表成為許多人可以實現的夢想”，“所謂文學愛好者，在自家的抽屜里有很多稿子，都帶到墳墓里去了，但是互聯網使得寫作、發表的門檻大大降低了。只要會打字，你就能讓全世界看到”?。除上述平臺外，Web1.0時代的產物——文學網站也在Web2.0時代迎來重大轉變。文學網站在這一時期開啟了VIP付費閱讀制度，此后資本市場介入，全面引入商業運營模式。這不僅促使網絡文學往商業化、類型化、娛樂化的方向發展，同時也推進了網絡寫作的職業化，吸引更多的寫手加入網絡文學的創作隊伍。據統計，截至2024年，中國網絡文學作者規模已達3119.8萬人。?這一數據也反映出“大眾”對網絡文學寫作的參與度。

從Web1.0的“單向廣播”到Web2.0的“多維交互”，互聯網技術的更新迭代為新的文學空間的開拓奠定了技術基礎，而網絡與新媒體文學新空間的生成則讓普遍意義上的“大眾寫”成為可能。

三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文互聯技術高速發展，直播、短視頻、流媒體、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先后出現，并開發出諸多代表性的APP軟件。移動互聯網時代，逛B站、刷抖音、登快手、看小紅書、發朋友圈等，已經成為普通大眾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些具有海量性、實時性和交互性特點的新媒體平臺能夠通過大數據和算法推薦技術為用戶隨時推送個性化、定制化的內容。視聽媒體和交互媒體的強勢沖擊之下，純文字性的閱讀和寫作的生存空間一再受到擠壓。更進一步來說，在今天這個人工智能生產內容（AIGC）的時代，大眾進行純粹意義上的文學閱讀和文學寫作是否還有存在的可能。

就“大眾讀”而言，經過Web2.0時代的發展，數字閱讀已然成為最主流的文學閱讀方式之一，而移動閱讀APP的出現，則打破了Web2.0時代網絡文學網站的VIP付費閱讀制度，將數字閱讀和移動閱讀有機結合起來。例如從2018年起陸續上線的“七貓免費小說”“米讀小說”“飛讀小說”“番茄小說”等APP，通過廣告、孵化IP等模式實現盈收，對讀者免費開放所有閱讀資源。再例如“追書神器”“微信讀書”等APP，收入主要來自閱讀付費和會員費，實行部分作品免費閱讀。這其中，“微信讀書”以擁有多種類、高質量的正版書籍資源而有別于其他移動閱讀APP。作為從“微信讀書”公眾號衍化而來的一款APP，“微信讀書”依托中國最大的社交平臺，以“社交+閱讀”作為自身定位。用戶實時使用時，可以分別體驗與讀者、作者及平臺的互動。這種移動閱讀APP所帶有的即時性、交互性和社交性功能正指向了“新大眾文藝理論宣言”中的“閱讀革命”，它的產生極大便利了讀者對優質閱讀資源的獲取，為大眾開拓出又一種新的文學閱讀空間。

此外，傳統的文學閱讀空間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得到進一步拓展，其最為顯著的表現便是國家層面自上而下推行的全民閱讀活動。2012年，“開展全民閱讀活動”被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2014年，“倡導全民閱讀”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截至2025年3月，“全民閱讀”已經連續11年被納入政府工作報告。為確保這項長期活動的順利落實，2016年，首個國家級全民閱讀規劃《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正式發布，2020年10月，中宣部又印發《關于促進全民閱讀工作的意見》。經過這一系列舉措，目前已形成了與全民閱讀相關的“書香中國”系列活動、全民閱讀大會、主題出版工程、大型書展等定期舉行的項目。“中國全民閱讀網”是這項活動的官方網站，持續記錄活動自開展以來所取得的實績。以“好書推薦”欄目為例，該欄目下設五大專題分類，其中“文學藝術”類的最新推薦中，既有何常在的《向上》、王潔的《過秦嶺》、柳岸的《天下良田》等新時代報告文學，亦有蘇童的《好天氣》、王堯的《桃花塢》、路內的《山水》等名家新作，同時還有徐風的《江南器物志》、阿來的《大河源》、李娟的《記一忘三二》等散文或非虛構作品。總體看來，相較移動閱讀APP提供的海量閱讀資源，此處推薦的文藝書目顯然經過有意識地“篩選”，基本沒有快消式、流量化的作品，而是從質量上和內容上突出紙質閱讀的價值。

去年，《延河》雜志編輯部在宣發“新大眾文藝理論宣言”之前，于當年第5期雜志先行發表了《新大眾文藝的崛起》一文，而《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對這篇文章中的相關表述多有沿用。從這個意義上看，該文可視為“宣言”的“先聲”。值得關注的是，這篇文章中提到：“新大眾文藝，是非職業化的寫作，大眾自己寫自己的經歷、見聞以及所思所想。他們記錄自己，也記錄時代，并為歷史做注。文學不僅有審美價值，還要有歷史認識價值，生活史和社會史的價值。”?較之“宣言”中對“創作者的革命”的具體詮釋，這段表述其實更為集中地總結了何謂新大眾文藝中的“大眾寫”。其要點有三：一是強調“大眾寫”源于個體內在的創作訴求，而非出于謀生或其他功利性的目的；二是說明“大眾”創作出來的這些作品也是“文學”；三是“大眾”有權分享自己的文藝生活。與之對應，該期刊物發表了四篇新大眾文藝作品：ida的《一臺餃子皮機走絲綢之路：從西北經中亞一路駛向都柏林》和鐺鐺的《西安興隆社區：被裹挾在高新區未來中心的魔幻現實》是兩篇“記錄時代”之作；湯加的《半坡天橋下的日結女工》帶有田野調查性質，類似社會紀實；獨化的《甲辰紀事》由多個獨立的短篇文段連綴而成，正是“寫自己的經歷、見聞及所思所想”。從這個意義上說，《延河》作為辦刊歷史悠久的大型綜合性文學期刊，能夠刊發并熱情推薦上述文學作品，深刻表明了在新傳媒時代，傳統文學空間也在走向開放。

2025年7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了《第5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最新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11.23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9.7%，農村網民規模達3.22億人，而中國老年群體的互聯網普及率達52%，60歲及以上銀發網民規模達1.61億人。?以上數據揭示出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年齡結構和城鄉結構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在“全民皆網”的新傳媒時代，面對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地域的大眾，讓他們真正地享有文學閱讀和文學寫作的權利是新大眾文藝興起的一個重要意義。

注釋：

①李遇春：《新大眾文藝的概念、特質與未來》，《社會科學輯刊》2025年第4期。

②《延河》編輯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延河》2024年第7期。

③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88頁。

④李洪林：《讀書無禁區》，《讀書》1979年第1期。

⑤《人民日報》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民日報》1980年7月26日第01版。

⑥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人民文學》1949年第1期。

⑦胡啟立：《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1984年12月29日）》，《文藝報》1985年第2期。

⑧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中國出版年鑒1986》，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52頁。

⑨[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65-66頁。

⑩祁述裕：《市場經濟下的中國文學藝術》，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頁。

?參見何承偉：《〈故事會〉怎樣打造成全國的出版文化品牌？》，《上海出版改革40年（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318頁。

?孫茜：《Web2.0的含義、特征與應用研究》，《現代情報》2006年第2期。

?邵燕君：《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227頁。

?李幸：《Web2.0對新聞、文化傳播與流通產業的影響——與天涯社區總編輯胡彬聊天記》，《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課題組：《2024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

https：//www.cssn.cn/wx/tbch/202505/t20250513_5873701.shtml.

?《延河》編輯部：《新大眾文藝的崛起》，《延河》2024年第5期。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5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