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張楚的創作以縣城為文學敘事母體，在日常軌跡的突轉處嵌入傳奇的微光，借由暗示命運的象征物，形成一種“日常質感+情感轉折+象征物隱喻”的敘事模式。他在對兩性關系的深度思考中，建構了一種非理想化與非規范化的親密倫理，呈現出當代情感倫理最誠實的書寫路徑。這一路徑在長篇小說《云落》中得以延續和發展，以萬櫻這個人物為核心，圍繞著尋找、失落、再連接的邏輯鏈條，搭建了由情感敘事邁向關懷倫理的小說敘事學。

關鍵詞

張楚；日常生活敘事；兩性書寫；關懷倫理

在宏大敘事漸隱的背景下，當代文學愈加關注個體心靈與日常情感的細膩刻畫，試圖在微觀處重新丈量人的現實處境與倫理關系。作為一個以縣城為文學敘事母體的作家，張楚憑借敏銳的感知力與深切的體察力，常常深入生活的縫隙，勾勒出那些潛藏在日常瑣事中的情感裂隙與倫理張力。他筆下的縣城，不是被標簽化的“文學背景”，也不是封閉的敘事原型，而是一片在廚房、病房、婚床與街巷中自然生發、流動不息的情感場域。在這些細碎卻復雜的空間中，張楚與其說是講故事的人，不如說是一位默默傾聽生活的人，一位細察道德氣候的觀察者。他以持續而克制的寫作姿態，回應著一個看似微小卻至今懸而未解的問題：在我們貌似無事的庸常現實中，人如何與他人共處，又如何與自身和解？

一

張楚的小說以日常生活敘事見長，這種特質被學界敏銳地捕捉到，正如張學昕指出：“張楚以他綿密、細膩、深沉的寫作，將自己對人與事物的思考與激情，冷靜而嫻熟地深植于日常生活和蕓蕓眾生之中，既不偽飾，也不矯情，讓情感、情愫在生活的縫隙中穿梭如流，龐大洶涌。”的確，在張楚筆下，日常生活不僅是敘事的背景，更是一種生成意義的方式，一種讓人物命運與時代變遷悄然交匯的媒介，由此，在看似靜止的生活片段中，構建復雜的倫理圖景和情感波動。短篇小說《中年婦女戀愛史》截取了女主人公茉莉人生中的五個關鍵情感節點：1992年的青春萌動、1997年與2003年的兩次婚姻、2008年的離異，以及2013年的情感騙局。每一次婚姻幾乎都與出軌相伴，而情感的更替則在“結婚—離婚—再戀愛”的循環中持續進行，意義與無聊、熱望與倦怠交織其間。更耐人尋味的是，每一段“情史”之后，都附以當年的國內外大事記。私人生活與公共事件平行推進，在兩條時間軸的交錯中，形成一種“私人史”與“公共史”的對照。由此，我們看到，茉莉的情感選擇不再是孤立的個人事件，而社會轉型時代中普遍性困境的具體呈現。同樣，《伊麗莎白的禮帽》也是在瑣碎與細節中揭示生活的暗流與復雜性。小說以64歲的姨媽退休生活為切入點，描繪了一位年邁的女性在平凡生活中重新尋找意義與存在感的過程。姨媽起初迷戀書法，后又因偶然在電視中看到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出訪，被女王帽子所吸引，引發了一種“想象性認同”。她在“閣樓上搗鼓了兩天，終于縫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頂禮帽”，并贏得周圍人的贊賞。由此，她開始售賣自己做的禮帽，并意外地融入秧歌隊，獲得了一份微小但真實的成就感。然而，小說并未停留在溫馨勵志的表層，姨媽兒時發小鐵頭的出現，將故事引向了更為深沉的倫理領域。一段幾乎被忘卻的往事浮出水面，包含著屈辱、原罪和救贖，這一創傷記憶與“禮帽”這一輕盈而美麗的符號產生了強烈的反差，似乎在提醒我們：日常并非純然溫情的庇護所，而常常掩藏著未竟的歷史敘事與未解的情感結，在創傷與修復、欲望與回望、日常與歷史之間展開復雜的交錯。

進一步來看，張楚并未將小城敘事僅僅安置在庸常的生活肌理中，而是常常在日常軌跡的突轉處嵌入傳奇的微光，借由暗示命運的象征物，實現情節與主題的深度交匯，從而形成一種“日常質感+情感轉折+象征物隱喻”的敘事模式。《金雞》就是這一模式的經典之作。小說以第一人稱講述“我”的室友與小吃店女孩的愛情故事，文本開篇細致描繪了室友對生活的極致審美與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最初，他對女孩頗為挑剔，卻逐漸被女孩的寵物獨腳公雞“堂吉訶德”所吸引。小說的核心張力在于人物關系的情感反轉。室友從對女孩的“挑剔”與“施恩”，到愿意接受她，再到因家道中落而自覺退出，這一轉變呈現出他理想主義崩塌的全過程。他將幸福建立在單向供給之上，難以接受被照顧的角色，也無法面對失序后的自我。小說中最具象征性的意象無疑是那只獨腿公雞“堂吉訶德”。“堂吉訶德”本是西班牙文學中象征理想主義的典型人物，與室友的性格投射形成互文。而公雞的“獨腿”不僅是對理想不完整性的隱喻，也預示了人物命運的傾斜與愛情的缺憾。最為震撼的轉折則發生在結尾：女孩曾經的愛情誓言，“你問我有多愛你，我說，我可以把堂吉訶德燉了給你吃”，竟然最終成為現實！于是，象征理想與情感聯結的生命被親手毀滅，轉化為一次儀式性的“共享”，之后兩人不再相見。“堂吉訶德”的死亡，不只是愛的終結，更是理想幻滅的象征性犧牲。張楚在此構建了一種極具隱喻力量的“食人”敘事，不是吞噬對方，而是吞噬象征，是對象征物功能的終結性否認。在這一象征物的崩解中，日常生活被賦予深沉的反諷力量。

不僅如此，張楚小說所呈現的“日常質感+情感轉折+象征物隱喻”的敘事模式，還通過突變與象征將平凡生活場景轉化為富有張力的“微型斗爭場”。這與意大利哲學家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戰術性行走”觀念高度契合。德·塞托指出，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完全受制于制度性結構或宏觀規訓，而是通過“使用”與“再書寫”等微妙的策略，在社會結構縫隙中完成對空間與權力的細微抵抗。正如城市居民并不總是按城市規劃者設計的路徑行走，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穿越、停留甚至改寫城市空間，從而在“被無形的他者力量所迷惑的世界里劃定自己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看，《大象》的敘事結構在本質上構成了一種日常中的“戰術性行走”圖譜。小說通過孫志剛夫婦進城與少年勞晨、蘇澈尋人的兩條平行線索展開，將罰款抵物、門衛偷食、養老院的污穢、車上的性騷擾等瑣碎片段織入敘事，這些非“事件化”的生活切片，正是德·塞托所謂的“日常使用”，它們非宏大敘事所關注的“事件”，卻共同構建出一種未經權力過濾的生活質地，是底層人物在結構限制中掙扎并重塑意義的痕跡。當兩條敘事線在結尾匯聚時，小說的情感張力也隨之集中爆發。孫志剛夫婦此行是為感恩資助患病的養女孫明凈的人，而勞晨和蘇澈找尋的正是孫明凈的親生父母。兩條殊途同歸的行走路徑讓親情、愧疚、生命的錯位交織在一起：親生父母為了保護家庭中另兩個兒子的未來，拒絕為孫明凈捐獻骨髓，殊不知女孩已亡，骨灰就裝在那只隨行的玩具大象中。“大象”作為文本核心意象，不僅是女孩生前的玩具，也是她死亡的容器，更成為文本中情感、記憶與意義的承載體。它賦予死亡以溫柔，失落以形態，哀悼以形式。它是養父母最后的情感“使用”，也是將邊緣生命重新置于倫理中心的戰術。由此，《大象》以日常敘事與象征意象構筑出一曲微觀的倫理挽歌。

張楚曾說：“小城的日常是基本色調。在小說中如何處理日常和傳奇的關系，以及日常和傳奇的比重，考驗一名小說家把握結構、把握敘事動因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楚的小城敘事無疑是成功的，他通過日常與傳奇的交織，不僅捕捉到普通人微觀生活中的柔軟與韌性，也呈現出這種生活如何被宏觀的時代力量悄然塑形乃至撕裂，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在宏大敘事退潮之后重新激活生活經驗的可能路徑。

二

在張楚的小城敘事中，兩性關系是反復出現的主題。在他的筆下，兩性關系既不是都市浪漫的純情敘事，也有別于鄉土小說中被宗族與倫理結構所規訓的宿命格局，而是一種游移于生計、欲望、道德與偶然事件之間的情感生態。愛與不愛、依賴與疏離、信任與背叛相互交織，情感被現實不斷稀釋、試探與壓縮，構成了張楚小說獨特的親密關系景觀。

在《小情事》中，張楚以一個少年敘述者的視角，將兩性關系置于集體生活、社會評價與道德秩序的交織之中。張翠梅熱烈追求愛情，對周文雄一見鐘情，并通過借書、還手帕等主動出擊試圖靠近對方，這明顯僭越了“女性應含蓄被動”的傳統性別規范，由此迅速觸發了鄉村共同體的道德懲戒機制。她先是淪為全村笑柄，隨后又遭到“這輩子最嚴酷的懲罰”，被父親用捆牲口的麻繩綁于槐樹，痛加鞭打。周文雄是打井隊最年輕，也是最周正、漂亮的隊員，他似乎就是城鄉差別的“優質樣本”，因而成為鄉村女性眼中的“稀缺資源”，引發了隱秘的競爭與角力。然而，正是這種被追逐的位置，也助長了他對情感的輕率態度。小說的高潮處，被他玩弄的周香云當眾扇了他兩記響亮的耳光。這一場面既是情感反擊，也是一種公共羞辱儀式，讓我們看到鄉村倫理中集體對男性失信行為的道德審判。可以說，在鄉村社會有限的交往半徑中，兩性關系從未脫離社會關系的嵌套，而始終與輿論、傳統倫理規范密切相關,情與欲、權與責、規范與越界呈現出一種社會性高度濃縮的情感張力。

相比于《小情事》中依靠鄉村共同體的道德凝聚力與直接干預來維系的兩性關系，張楚更關注小城空間中的親密關系是如何在現代性進程中的建構與維系。在這一空間的轉換下，親密關系的運行邏輯也隨之改變，從輿論主導的村莊倫理，轉變為多重因素博弈下的情感結構，游移于曖昧與判斷、道德與隱私、信任與監控之間，呈現出高度的不穩定性。《風中事》中的米露因短時間內頻繁開房而被關鵬視為不可靠的伴侶；段錦則因代孕經歷而在道德意義上被排斥與否定。這些判斷背后，是縣城社會對女性“私密史”的放大化處理，情感經歷、性經驗、身體記錄被置于公共審判的框架中，成為男性決策的依據，折射出明顯的性別倫理非對稱性和婚戀秩序中的道德雙標。與此同時，男性角色也并非情感權力結構中的穩固掌控者，而是游移、焦慮乃至淪陷的主體。關鵬在與王美琳、段錦、米露等女性的關系中反復搖擺。他被王美琳的美貌吸引，卻受不了其“公主病”；對段錦心動，卻在考慮是否要送她一雙昂貴鞋子時揣度計算；他欣賞米露的沉靜與樸素，卻又因其開房記錄而陷入猜忌。關鵬身上體現的是一種對親密關系的渴望與懼怕并存、算計與無能交織的男性焦慮。更極端的是顧長風，這位曾經響當當的男子漢，最終淪為靠出賣身體謀生的邊緣者。他的沉淪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跌落，更是縣城空間中男性崩塌的一種象征，揭示出即便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制度結構中，男性自身也可能在失序的親密關系中失語乃至潰敗。

張楚的兩性書寫并未止步于失敗的愛情或錯位的選擇，而是進一步將筆觸伸向情欲、暴力與精神逃逸的深層區域，揭示出兩性關系在現代性結構的壓迫下演變為交易、操控乃至犯罪的溫床。《直到宇宙盡頭》講述的是一個女人在一家名為“好萊塢”的破敗小旅館中，先后與三個男人發生關系的故事。她的行為既非出于性欲或情感的驅動，也不屬于的性交易。實際上，這是一場冷靜而蓄謀已久的復仇，為了報復她出軌的丈夫，她與丈夫的三個“鐵哥們兒”發生了關系。整個過程中，女人刻意讓自己變得麻木不仁，像一具倉庫角落里廢棄多年的人偶“色澤黯淡，表情麻木，渾身籠罩著陳舊的灰塵”。面對男性充滿挑逗的污言穢語，她突兀地反問一句：“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嗎？”這句話就像一道縫隙，形成一種巨大的視野位移：從被動、低位的肉體位置，直指宏大的宇宙尺度。女人仿佛試圖在這一刻掙脫對方的控制，以意識的游離抵抗身體的侵犯。這不僅是對“當下情境”的否定，而且“宇宙”這個意象，掀開了她復仇背后的虛無感和終極諷刺，在宇宙的尺度下，這些男人、這場復仇乃至她自己的遭遇，都不過是一粒塵埃。她既身處其中，又遠觀其外。文本的情節設置打破了文學中“女性性行為=羞恥或浪漫”的敘事定勢，將性轉化為一種社會語言，作為個體對創傷、虛無與意義坍塌的極端回應。

張楚筆下的兩性關系往往籠罩著陰郁冷酷的色調，甚至帶來窒息感；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未曾放棄在這片情感荒原上探尋希望的綠意。他以敏銳的捕捉力將目光投向被主流兩性結構所忽視的邊緣關系，試圖去構建一種新型的親密模式。這種模式不再依附于婚姻或兩性等傳統框架，而是通過病友、陌生人、女性之間的聯結交織出一種去中心化的情感紐帶。在這種探索中，張楚不僅延續了他一貫“于日常中發現傳奇”的寫作路徑，也回應了當代社會在情感結構解體之后對于倫理重建的深層需求。《野象小姐》就是這一探索的經典案例。文本的敘事背景設定于一家醫院病房，這一空間不僅構成了“我”與野象、病友們日常交往的物理場所，也成為象征意義上的社會邊緣區域。在這個身體與身份都被削弱的場域中，傳統的性別秩序、家庭結構與社會評價體系紛紛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建立在脆弱生命感知之上的流動性親密關系。張楚通過“我”與野象之間相互慰藉、守望與援助的情感線索，將情感的正當性歸還給那些“非典型”的聯結方式。這種關系不是出于責任、義務或傳統倫理的規訓，而是源于共享苦難之中的互相認同與理解。野象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種象征：她肥碩粗糲、地位卑微，卻充滿生命力與情感回饋能力。這種不以性或婚姻為前提的“身體觸碰”，在文學上顯現出強烈的反諷與治愈意味，它既是對男性權力體系中身體規訓的顛覆，也是一種女性互為鏡像、彼此托舉的隱性倫理實踐。在張楚的筆下，這種臨時性的聯結不僅出現在“我”與野象之間，也體現在病房中女性群像的互動中——華妃用饅頭假扮乳房的舉動既是自嘲也是對失乳現實的挑戰；翠翠、安姐、野象在迪廳的狂歡，則構成了一種病痛之外的日常反叛。這些行為雖荒誕卻飽含力量，以游戲和反諷的方式回應了病體經驗中的失控與無力，并在弱勢女性的相互撫慰中生發出新的主體尊嚴。

因此，《野象小姐》不僅延續了張楚對社會性壓迫與情感失序的深刻揭示，也在創傷現實的裂縫中，開辟出一條通向“邊緣倫理”的文學路徑，使張楚的小說在殘酷現實主義之外，具備了某種溫情的超越潛能。這一點，在《夏朗的望遠鏡》中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如果說病房中的女性聯結是一種在現實困境中生成的互助倫理，那么《夏朗的望遠鏡》則將視角轉向了男性在情感秩序中的隱秘壓抑與出走沖動。在這部小說中，夏朗深陷婚姻困局，他在方家人強勢控制下逐漸失去主體性，像觀星這樣的精神愛好被持續貶損、壓抑，望遠鏡也從精神投射物淪為“無用”的物件，被迫藏匿。這一設定揭示了家庭結構對男性精神世界的消蝕，以及主流親密關系中權力與服從的潛在機制。唯有在與一個自稱來自“水母星云”的跛腳女性陳桂芬的交往中，他才短暫獲得了一種超越日常倫理與社會秩序的“精神親密”。陳桂芬既是現實中的殘缺女性，也是幻想中的“星際情人”，她的“泛藍身體”與異星身份共同構成了夏朗情感投射的幻想容器。兩人酒店之夜的歡愉未曾改變現實的婚姻結構，卻在象征層面實現了對傳統兩性關系的逆寫，親密關系可以不以家庭建構、性別契約為前提，而成為一種建立在理解、幻想與短暫共振上的非主流聯結。小說結尾，陳桂芬被UFO接走的設定，看似荒誕，卻不失溫柔，給我們留下一個開放、模糊、不可言說的隱喻空間。張楚在此采用“偽科幻”的敘事語法，抒寫現實壓抑，使男性在“無處可去”的情感困局中，得以構建一個不被侵擾、也不被評判的心理庇護所。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張楚對親密關系的持續追問：他并不滿足于揭露現實中的性別暴力與情感失序，更在不斷嘗試以文學之力，構想一種非理想化與非規范化的親密倫理。他筆下的親密關系，不依附于婚姻契約、社會倫理或性別角色，而在邊緣生命的微光中閃現、聚合、松動，又終將消散。這種“暫時的聯結”雖脆弱，卻真實，或許這正是當代情感倫理最誠實的書寫路徑。

三

《云落》是張楚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讀《云落》，很難不去想張楚的短篇《櫻桃記》（2004年）和中篇《剎那記》（2008年）里的命運多舛的女孩櫻桃。只是櫻桃的故事延伸了，變身為萬櫻，從青春期到成年，從‘清水鎮’和‘桃源鎮’來到了如今的‘云落鎮’，不變的是，她仍是卑微、木訥甚至丑陋的小人物，走在人群里也許瞬間會被淹沒，內心世界卻浪潮奔涌，陽光下閃著粼粼的光芒。”可以說，《云落》是張楚文學創作的一次整體性躍遷。他依然用一貫的冷靜姿態去審視他的文學小鎮，揭示日常生活中潛藏的情感張力與兩性關系的結構性失衡，但是，《云落》所處理的不再是單一關系的悖論與崩塌，而是以萬櫻這個人物為核心，圍繞著尋找、失落、再連接的邏輯鏈條，搭建了由情感敘事邁向關懷倫理的小說敘事學。

“尋找”是《云落》中最具穿透力的敘事母題。文本中幾位主要人物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踏上一場意義的追索之旅。萬櫻在長年照料植物人丈夫華萬春的痛苦中，艱難摸索通向自我與生活出口的路徑；羅小軍執著追尋童年記憶，試圖以此安撫在商場沉浮中日漸疲憊的靈魂；常云澤則在暴力、欲望與錯認中，掙扎著尋找一份遲來的歸屬感。對他們而言，這些尋找并非通向某種確定答案，而更像是對支離破碎生活境況的一種反抗與回應，是一次次努力維系存在感的倫理實踐。而天青的尋找，則賦予這一母題以更為尖銳的質地。他所展開的不是對原生家庭的浪漫追溯，而是一場被創傷、復仇和荒誕推動的悲劇性尋根。文本的開篇，天青抵達云落，他刻意隱瞞了尋父的真實意圖，而是通過暗訪、雇傭偵探、窺探萬櫻等行動試圖去揭開被隱藏了多年的事實真相。他本是“常記驢肉館”老板常獻凱的兒子常云澤，在八歲時因繼母虐待而離家，最終成為養父徐滿天家的“另一個天青”；而那個頂替了他身份的野孩子，則成為如今的常云澤。這段被抹除與被重命名的生命經驗，使得他的身份始終游離、無法確立。他既不是一個真正的兒子，也未曾被真正地愛過，更無法以常態書寫自己的人生履歷。他與年長女性的親密關系頻頻以羞辱與逃離告終，身為美術史碩士卻靠出賣身體為生，正是這種身份認同的缺席、倫理的錯位與內在撕裂，使他成為“尋找”這一母題最極端的體現者。

張楚在天青這一人物的塑造中，巧妙運用了“懸置倫理”的敘事策略。天青既是受害者，也是攪局者。他窺探他人、偽裝身份、操控信息，但同時又處處顯露出深刻的孤獨與自我厭棄。他并未真正走上復仇之路，甚至在被常云澤推入海中時也未還手，而常云澤卻在他有所行動之前意外死于他人之手。這種“反報復—非選擇—意外終結”的敘事結構，取消了倫理秩序中常見的因果邏輯，使小說在倫理判斷上保持高度模糊與曖昧，也正是這一點，使《云落》區別于傳統“尋親復仇”敘事的類型范式。更為關鍵的是，天青的“反尋根”旅程最終走向了一種倫理虛空。在與萬櫻的對話中，他震驚地得知，原來自己也并非常獻凱的親生兒子，這一信息徹底擊碎了他關于血緣與復歸的最后信念，尋找終成虛無，他以一種幽靈般的姿態游走于各類關系之間，不斷構建又瓦解親密的可能性。

張楚正是通過這種注定失敗的尋找，對縣城社會的倫理結構進行了“負向驗證”。在這里，愛無所依，親無所認，身份漂浮不定，倫理難以確證，呈現出現代親密關系在底層社會中的懸置狀態與結構性困境。然而，張楚的書寫并不止于呈現尋找的荒誕，更深刻之處在于，他揭示了這種荒誕生成的制度性與空間性土壤——云落。在小說開篇，張楚以反諷筆法用“云落”這一富有詩意的地名，與其所指涉的粗俗、混亂、暴力和污穢現實形成強烈對照。“這云落名字聽著闊達，貌似煙波浩渺無邊無際，實則地域窄仄偏狹，類似一塊生姜，橫豎不過八九條主街，開車半個小時便能將云落穿梭個底掉。” 緊接著，他又通過一幕突兀的街頭暴力將讀者直接拉入縣城的底層肌理。天青“才出了店門，便聽到墻根處傳來罵罵咧咧的聲音，天青并非是個好熱鬧的人，卻也忍不住趨步近前觀瞧，原來是個光膀子的后生正怒沖沖踢打一位中年人。這后生前胸文了猛虎后背文了羅漢，肥肉包腰；中年男人呢，裹著件油黑大衣抱頭蜷縮，蓬頭垢面辨不清眉眼，無疑是個乞丐”。一個紋身橫肉的打手與一個蓬頭垢面的乞丐，構成了縣城混亂秩序的象征。如同中國古典小說中常見的“起調”技法，張楚借助對空間的精準描摹，迅速為整部作品奠定了倫理失序的現實基調。在這片逼仄而污濁的空間中，常云澤和羅小軍如同彼此映照的“陰影雙子”，濃縮了社會結構的斷裂、家庭倫理的崩塌與人際信任的滑落，也折射出張楚筆下“縣城現實主義”對善惡界限的復雜探問與深度懷疑。

常云澤的存在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欺騙與冒名之上，他是一個“頂替者”，偷走了他人的身份與人生。這個事實本身即帶有原罪性質。他吸毒、打架、強暴女性，這些行為更將他推入“惡”的范疇；然而，張楚并沒有將常云澤簡化為一個純粹的惡棍。他對萬櫻的柔情、對她肉體與情感的依戀，每次跑車回來給她帶土特產，都體現出滿滿的真誠。他既在暴力中習得生存之術，也在擁抱萬櫻的黑夜中尋求安慰與庇護。他對天青的真實身份知情后實施推人入海的惡行，卻又隨即將其救起，這種矛盾行動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安、愧疚與求生本能。他既是“云落”系統性倫理坍塌的受益者，也是犧牲者。他是被養父虐待長大的暴力繼承者，又在社會最底層掙扎求生，成為“反社會人格”與“未竟親情”的共生體。

羅小軍同樣出身底層，卻在時代洪流中躋身為一名頗具聲望的企業家。文本在第三章“羅先生的食與色”中，以大量細致的筆墨描繪羅小軍獨特的食色愛好，象征性地勾勒出他的權力氣息與欲望結構，也預示著他在云落的倫理景觀中所處的位置。他的發跡始于房地產市場的狂飆突進，一場裹挾著投機、暴利與權力尋租的現代化浪潮，既成就了他，也注定了他身陷泥淖。他的成功，并非個人奮斗的勝利，而是權力與資本共謀下的副產品。他身處的關系網絡縱橫交錯，袁公子、錢行長、郭平生、袁紹國、王氏兄妹，還有被他視為父親般的引路人萬永勝，這些名字串聯出的是一幅由裙帶資本、政商共生與庸俗功利交織而成的權力圖譜。然而，正如“云落”之名所隱含的落差寓意，羅小軍的榮光亦不過是一場被現代性潮流吞沒的泡影。他終究在各方勢力的傾軋中被拋出局外，不僅被昔日好友出賣，更被他最信賴、最敬重的萬永勝暗中操控、算計，成為政治與商業合謀下的一枚棄子。這種深重的背叛，揭示出云落社會結構中人際關系的徹底物化和工具化。從這個意義上看，羅小軍的興衰史并不僅僅是一個個體沉浮的故事，更是“云落”這座縣城在現代性洪流中結構性變異的縮影。

即使如此，在這片失序的倫理荒原中，張楚并沒有徹底熄滅希望的火光。萬櫻作為《云落》中最具情感厚度的女性角色，承載著小說中關懷倫理的微光實踐。萬櫻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位非常獨特的女性。張楚在談到萬櫻這個人物時曾說：“其實我一直在構思一個長篇。我想寫櫻桃長大后的故事，想以她從青春期到成年之后的成長史為線索，寫一個縣城和一個女孩子心靈的變遷，寫一個笨拙、卑微的生命在歷史長河中如何固守自己的位置。”以張楚的預想來看，這樣一位小說女主一定是要有過人之處的，否則就無法“固守自己的位置”。那么，《云落》中的萬櫻是怎樣的形象呢？“她是那種男性因吸煙過多才會有的公鴨嗓，何況，她又那么胖。用蔣明芳的話講，她是蠢老娘們用沒發酵好的面團隨手捏擠出來的。的確，萬櫻的一只眼睛大點，一只眼睛小點，還是鴨蹼手。”然而，這樣一個丑陋的女子卻非常有“異性緣”，常云澤、羅小軍、天青等與她有著不同程度的情感糾葛。天青在兒時就喜歡在驢肉館的廚房里圍著萬櫻轉；羅小軍在成為成功企業家后依然珍藏著萬櫻少女時期寫給他的信，見到她就“有種想抱攬入懷沖動”，卻“不曉得為何有如此古怪的念頭”。而常云澤呢，“這是一個沒有原則、鐵石心腸的惡棍，沒有什么能真正地撼動他，讓他心臟柔軟片刻，如果有，可能就是萬櫻了吧。”

一個身份卑微、其貌不揚的女子為什么會吸引眾多的男性在她身邊？其根源在于萬櫻所展現的發自內心的自然關懷。當代美國女性主義德性倫理學家內爾·諾丁斯提出“自然關懷”的概念，指的是“或多或少由深情到內心愿望自發產生的那種關懷”，這是一種無需道德努力、先于倫理的“前道德的善”。正因如此，自然關懷比起刻意的道德實踐更為真誠，也更能引發被關懷者的依賴感。萬櫻在小說中始終扮演著“被需要者”與“照料者”的雙重角色，她的價值并不建立在成就或選擇之上，而恰恰是在“被關系需要”的過程中生成。在這個過程當中，萬櫻無不表現出以利他為核心的自然關懷。在她的生活中，自己永遠是最邊緣的那一個，中心的位置總是留給他人。時隔多年，她始終沒有忘記羅小軍喜歡吃蝦皮蘿卜絲蒸餃，這種在任何高檔餐廳都買不來的童年記憶，極大地慰藉了在爾虞我詐的商戰中身心俱疲的羅小軍。她與常云澤的戀情并不純粹，但彼此真誠，她懷孕后即使一度想去自殺，也不愿給常云澤增加負擔，甚至在常云澤的新婚之日，她被來素蕓拉去幫忙，心中縱然百味雜陳，依舊在場內場外忙前忙后。她像女兒般照看客居云落的老太太；在經濟拮據的情況下仍堅持寄錢給蔣明芳的孩子；當蔣明芳的情人去世，最先被求助的也是她；為了營救因“事故”被拘留的蔣明芳，她四處奔走求人，等人被撈出后又幫忙安排接風。正如羅小軍所說：“仿佛在她看來，自己生來就虧欠別人，無論是錢財、物質還是情分，似乎都是她的過錯。”最終，那封寫給羅小軍的信，無責備、無控訴、無情緒，只有撫慰與牽掛，成為整部小說情感與倫理上的高潮。那是一種不求回應的自然關懷，一種柔性修復，也是一種以女性之身對失序世界發出的安靜回應。可以說，萬櫻以忘我的姿態，在關系失衡中努力維持某種仍可通達的通道。她是縣城生活的潤滑劑，是照料者、傾聽者、維系者、縫補者。在她身上呈現出一種女性化的倫理智慧，也是一種以自我壓縮換取他者喘息空間的沉默政治。這也是張楚小說的意義所在，他既不將個體神圣化，也不執意為道德失衡呼號。而是在每一個情感關系即將斷裂的瞬間，讓我們看到還有人愿意停下來，縫補一道裂口，點亮一束光。而這束光，未必能照亮前路，卻足以讓人在黑夜中辨認出彼此。

（作者單位：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