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萬瑩的首部小說集《島嶼的厝》，記錄其家鄉鼓浪嶼。主流媒體多以“強烈地域性”概括龔萬瑩的寫作風格，引發討論。或許標題的“厝”字，及部分閩南方言書寫所造成的煙霧，會使讀者不由自主就把小說思想感情套入“鄉愁”“離散”或“懷舊”這類古老范式中。不過，亦有論者注意到《島》更為微妙的情感層次，如楊慶祥以“溫柔”“呵護”和“夢幻”形容《島》的敘事基調。①所謂“溫柔”與“呵護”的母性氣質，透露出一定程度的文化中心意識。敘事者似懸于海島上空溫情守候，靜靜包容著人事的波動。這即是說，《島》并非來自遠方游子的離鄉情愁，而是自母親視角的關懷：看著一批批孩子們的成長、離去與歸來；注視著外商、旅客熙攘往來、離散相聚；見證島嶼在時間流變中建構、重整、不斷再生。而“夢幻”，則指向虛構與想象的敘事特質：小說寫“厝”的記憶總是似真似假，如夢如幻，又“似乎跟我（敘事者）沒什么關系”——那是大人們的事情；②相反，大量筆墨投注之處，則是島民守望相助的當下與未來。有鑒于此，本文認為小說主題仍有商榷空間。如若這是一部書寫“地域性”的懷鄉之作，為何龔要以如此形式消解家鄉歷史，并與其“保持若即若離的距離”？③而若非懷鄉，那么種種濃厚的文化情感線索，又將通往何處？下文將試圖就此二問題而論，以論述《島》所帶來的文學突破與當代意義。

一、人在厝中居：島嶼敘事的消解與重建

（一）消解文化：歷史主體的“曖昧性”與“多義性”

“厝”為全集核心意象。作為閩南方言的“厝”指涉該地區“房檐翹角、海浪型屋頂、天井紅磚地面”的傳統建筑，在此充當文化符號，既憑其空間屬性構建閩南文化的主體性，也以神秘異質建筑形態承載外來者的文化遐想④。

小說集首篇《大厝雨暝》主要通過老厝四代住民在文化觀念上的爭鋒與交融，映射文外的地域歷史流變。“厝”以其“邊界”屬性將厝內原住民與厝外外來者區隔，正如阿嬤怒斥：“下敗！我們家的厝，永遠沒可能租給那些死外猴啦！”，強烈宣示以“我們”原住民為中心的閩南文化主體性。這種表述有如：“我們島”“我們家”等，該主體性借由多種地域特質顯化：語言方面，阿嬤“下敗”“歹勢”的俗語罵喊，與禾鷺所用之“吃飽閑閑”或“婚飛”等在地普通話生動交織；物象方面，“樂百氏”“鐵盒曲奇餅”“不求人”和“麥芽糖”等地方產品承載原住民集體記憶，以強化閩南文化身份認同；而文中潮濕悶熱的臺風季候，以及“芒果樹”和“黃金榕”等鄉土植物，則鮮明立體地形塑了閩南獨特的地理風貌，使這一文化主體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性和排他性。

然而，該文化主體卻還是被作者塑造得頗為曖昧。且不論方言或文化符號更像點綴，并不具有推動情節的功能；更為詭異的是，比起誓死捍衛邊界，作者更像是在不斷消解閩南文化的神秘性。盡管小說確實滿足了部分讀者的異鄉情懷，令這個島上不多的“閩南老宅”符號被游客“沖進來探頭探腦”窺探一二，但實際情況是阿嬤只在游客來時才故意說閩南話。而且，這個作為文化意象的祖輩老厝，實因失修而嚴重影響原住民日常生活；祖輩所植之土產芒果樹，更招致無數“螞蟻、白蟻、果蠅還有蟑螂”在其遺照旁“興風作浪”，諷刺感不言而喻。于父輩而言，這些所謂的歷史文物“都是垃圾，早該清掉了”；而對孫輩而言只有“實在無聊”時才“去里面翻翻”。因此，老厝倒塌后，眾人竟吊詭地迎來生活和生計的大和諧，敘事者更說：“沒有樹遮擋的天井，每天在陽光里曬著海貨，香滾滾。”

那么，作者是怎樣經營閩南歷史的呢？實際上，小說通過多處隱喻呈現歷史敘事的虛無與荒謬。以《菜市鐘聲》為例，“在新中國成立后捐給了國家”的鐘樓，象征宏大而一統的政治時間秩序。定點響起的“報時歌”，不僅規劃全島的運作軌跡，更將原住民生活納入特定歷史意義之中——“一直以來，給島上時間劃范圍的就是這只鐘。”但作者卻安排網狀的敘事結構，對此單一歷史提出質疑，筆下的島嶼故事在九個單篇和十余個人物的視點交鋒之中層層推進，歷史就像“云層與山巒晦暗不明地交纏”，召喚讀者反復推敲以理解多義、流動且充滿裂縫的島嶼全貌。同時，作者也借各人物分歧的敘事內容，揭示歷史潛在的修辭性質。《菜》的鐘樓源起眾說紛紜：添丁聲稱其“本屬于……呂宋富商”；妻霞反駁：“什么富商，那時候還是個在街上給人剃頭的窮小子”。敘事者添丁、阿霞和水螺各執一詞的自我辯護，令歷史變得莫衷一是。添丁苦訴正妻的專制，同情富商和外遇者，合理化自身的出軌行徑。妻霞則譴責富商的忘恩負義，為正妻鳴不平。第三者水螺想象“女人其實就躲在大鐘里，所以富商和時鐘都抓不到她”，透露出其恐懼婚姻、向往自由的性格，也為其拋夫棄子的行為提供某種令人同情的緣由。三人借不同側重點的歷史想象，還原島內某段原住民婚姻軼事的“全貌”，而這段故事繼而在其他島民口中廣泛流傳、不斷變異。⑤如此，人與島的意義似非源自某種既定的歷史真實，而是高度依賴敘事者不斷生成的立場和修辭。然而，這就使得“歷史”具有相當程度的危險性，極易造成意義的扭曲與誤認。《濃霧戲臺》因此誕生一段最終幻滅的暗戀；《夜海皇帝魚》里，玉兔也因相似緣由“突然發現爸爸其實一直都是另外一個人”。故此，《菜》結尾可被視為對既定歷史秩序的消解：“鐘聲啞掉之后，人們才發現根本不需要它”。當孫輩欲破解意義之謎而拆鐘，才驚覺其中空無一物。或許，意義從不由宏大的歷史鐘聲賦予，而是出現在每一個“當下”，由生活于此的人不斷講述、重構，并始終向歧義與詮釋敞開。

（二）重建文化：閩南文化的“當下性”和“成長性”

由上可見，作者似無意設計一則靜止的閩南神話，而更希望呈現一種始終處于生成狀態中的海島文化。正如《島》每篇都跨越時間維度，將敘事重心放在當下持續發生的、動態的重構過程中：孫輩小菲、玉兔等人的成長并不止步于童年創傷，而是持續走向父母離異、再婚，求學與工作之后的人生；祖輩妙香和油蔥越過了年少遺憾，后在晚年得以相伴共死；就連父輩阿霞與添丁后來也打破陳見，達成某程度的妥協。似乎在作者筆下，島嶼猶如仍在成長的幼苗，故事“還沒有完”，也“總是說不完”。

閩南文化的成長性或可歸因于島民對內不畏變革的自我更新意識，以及對外來文化的吸納意識。外力的介入固然改變島嶼的部分形態，其意義卻并非總是負面的，這在小說中成為文化自我更新的契機。開篇《大厝雨暝》，大厝既因臺風損毀倒塌，卻也因此重修、活化，走向新生。末篇《出山》進一步拓展這個觀點，敘事者頻頻提起“島嶼上許多事情都變了”。但也正是拆房遷廠的政策變動，原住民油蔥才可轉行殯儀業務，才有了后續相聚團圓的故事。可見，作者無意于感傷舊日輝煌，始終從實用性和實踐性兩方面，探索閩南文化自我延續的可能性。觀現實鼓浪嶼之厝，便是在舊基上筑起新墻而重獲新生；作者也借契訶夫《舊房》“舊房得拆掉，好在原地造新房”和“樹頭站乎在，不驚樹尾作風臺”的閩南俗語，點出文化傳承的真諦并非固守原貌，而是在變動中存續根基，在更新中延續生命。

對于外來入侵文化，作者與其筆下閩南住民并不執著于捍衛自身文化邊界。當“外地導游……說出各種歷史介紹”的情節，盡管原住民阿嬤“聽得直撇嘴”，但她即令孫女學習并轉述導游臺詞。誠然政策變更或文化涌入難以抵擋，但原住民兼收并蓄的吸納策略，使其能有機融合外來文化，活化自身。《出》中閩南殯儀文化的成長性，便體現在原住民油蔥對外來文化的包容上：紙扎以希臘神話“Hades”命名，造型上結合了西方流行文化；融合基督教習俗，請唱詩班做林校長的安息禮拜；請孫女協助翻譯英文，更不避諱孫女學習海外文化……其他線索如流動、多元的人口結構，對各地飲食文化和建筑風格的融合等，足見閩南文化或本就是由原住民與外來者、域內與域外持續互動、共同建構的后天產物。正如原住民妙香所說：“很多東西燉一燉，混一混，也就咽下去了，還很好吃，發出一種互相配搭的香味”，深植于閩南日常生活中的融合意識，似更聚焦于當下、可持續的文化發展。這不僅拓寬其內涵和邊界，更能在混雜與再生中實現意義的倍增⑥。

二、島是海中厝：未來的文化敘事路徑

（一）時間、生死與海洋：最大公約數情感

2024年，以殯儀文化貫穿始終的《出山》，入圍收獲文學榜，并榮獲第八屆郁達夫文學獎。小說以“出山”（閩南語，意即出殯）命題，顧名思義為擺脫舊狀而邁向新境界。油蔥言“死不言死”，死亡在小說中被賦予超終結、跨時間的意味，如小菲說：“知死，是時間的開始”，“死亡成了爬出子宮、躍出產道的新生契機”。在閩南人看來，死亡是生命的延續，而非是需忌諱的說法。《大厝雨暝》的阿嬤更提前買好墓地，攜孫女來看，說：“在咱閩南，提前買好墓地是好代志”，正是該生命觀的體現。生死無常，但禍福相依。文中生命、死亡、平安、未來等詞緊密交織，相輔相成；文中葬禮是“死的朋友，在他人的回憶中慢慢活過來”，可見死亡實被作者賦予重生甚至永生的意義。

死亡以其普適性和包容性，構成小說集核心的問題意識，成為文化破線、新生的契機。小說的死亡打破年齡、閱歷、財富或地位的懸殊，殊途的人因死而同歸；而葬禮則可凝聚“失散的人”，打破“陌生人、相熟的人、中國人、外國人”之舊日陳見，破除距離、種族、語言、政治或社會體系等后天隔閡，回歸到人的本位。小菲和德國夫婦因死亡的契機相知、共情、互助，達成跨種族的情誼，治喪過程亦涉及文化的交換及吸納。由此我們不難察覺，似乎并非歷史符號或地域元素在推動小說情節發展，小說真正無法刪去、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上述以閩南為中心折射出去的，人類共通的普世處境及情感。小菲“如果各人活的時間都有限，就不要互相限制太多”之語有著母親般的胸懷，成就小說整體的閩南文化氣質，如金理所評：“在特殊與普遍、過往與當下、個我與社群的辯證間，抵達了人類共通的生存境遇”⑦，似透露作者欲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普適性，作串聯海域板塊、吸納對岸文化的契機。

相似的創作題材，對其他海域地區的讀者而言似乎并不陌生，如香港電影《破地獄》（2024）、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1983）、臺灣電影《頭七》（2022）、《咒》（2022）等，也都以地域性的殯儀習俗為題材而聞名海外；上世紀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始，臺官方也有意將本土閩南文化輸出海外，如李昂《殺夫》（1983）的拜拜習俗、《迷園》（1990）的家族史記憶書寫、《鴛鴦春膳》（2007）的閩南膳食文化，持續獲得海外學者關注；對于《島》溫潤潮濕的情感表達方式，作者亦坦言吸納南洋作家黃錦樹的風格；⑧同時，《浮夢芒果樹》和《濃霧戲臺》的植物敘事者，更令人聯想到彼岸吳明益的自然書寫。不過，相比起其他海域地區文學的離散與焦慮，作者的寫法顯然流露著立足某種文化中心的從容與親切，像從母親視角投射出的溫情目光，靜靜守候遠方終將歸來的“游子”。

實際上，比起寫實或追憶故鄉，龔萬瑩直言寫作是在“虛構”：《島嶼的厝》是“在腦海中重新創造一座島嶼”，以小說建立“夢”的橋梁，為連系“兩代以上的記憶”和分歧。⑨這個虛構的橋梁，除上文提及的普適性外，還有楊慶祥所述之“海洋性”⑩。小說寫海域“都是相連的”，而“海水……離岸后可以去任何地方”，像默默放置黑塞的腳注：“全世界的水都會重逢，北冰洋與尼羅河會在濕云中交融……即使漫游，每條路也都會帶我們歸家”?，同章關鍵字亦包括本文提及的“南方”和“重生”，?該世界視野或隱含龔對其他海域文化破線的期許。

以短篇《送王船》為例，小說講述兩兄弟誤闖王船幻夢而冰釋前嫌，似映照現實海域間的嫌隙，或可因敘事橋梁而得以消解。此篇命題為“送王船”頗有深意。“送王船”為閩南風俗活動——該地區每三年擇吉日把守護神“王爺”請上自制王船，放其出海巡游，為民驅災祈福。該儀式通常包括造船、游船和燒船三個環節。值得注意的是，王船出海有著跨海域的流動性，如小說寫：“王船都是‘游地河’……許多王船漂到臺灣，那邊人就會在船靠岸處建座廟”。據歷史記載，泉州富美宮所送出的王船中，有十余艘曾漂抵具相同閩南信仰的臺灣沿岸。?當地村民向王船焚香頂禮，迎請王爺牌位入廟，并完成燒王船儀式。我們可以看到，敘事者借“送王船”這一海洋習俗，試圖超越后天形成的意識形態隔閡，重新喚醒對岸閩南同胞的共同血脈記憶，召喚其重返更大的文化根基（歸家）。同時，這也令人聯想到作者不久前的“跨海認親”事件：2024年12月馬來西亞“新南方與新南洋”對話會上，作者以家譜詩句與馬來西亞籍作家龔萬輝（堂哥）相認。至今，兩人仍在社交平臺上推介對方的作品，延續這場因文學與血脈交織而成的跨海對話。對作者來說，其他海域像“一個離去的、遠處的親人”，?因而有意將臺灣和南洋設置為鼓浪嶼的鏡像對照?，如《出山》中臺灣的商人“頭家”身份及“花葉繁復糾纏”的衣著，映射彼時臺灣等地與大陸的差異。但是，臺商趙保羅與原住民慧琴的結合，卻也暗示超地域情感連結的可能；而在《鯨路》里，寶如夫妻更“愛去臺灣，因為說話能通，東西也能吃。所以一年的時間，去了三次”，也進一步以日常經驗呈現出海洋地區在語言、飲食文化上的親緣性。如此一來，龔萬瑩的閩南書寫提供了一種更具開放性、生長性與超地域性的文學表達方式及文化想象可能，使我們得以借其筆下的鼓浪嶼，跨越海岸線，看到更遠的遠方；同時，閩南文化亦能借其敘事，構建起更具包容性的南方想象版圖，而得到文化再生的機遇。

（二）超越界限：《島嶼的厝》與新南方的對視

由上述文本分析，我們可回到目前對龔萬瑩及其小說的評論中。《島嶼之厝》甫一發表，張清華便以濃厚“地方性”定位小說主旨。其文論中幾個高亮關鍵詞頻現，如“南方腔調”“區域性”“方言”書寫等?。但當我們談到“地方性”“區域”文學等概念，往往一并意味對域外文化的排他心態。譬如近年來，“鐵西三劍客”以東北世紀末的罪案記憶，感傷城市沒落與父輩衰頹；金宇澄索性直接以滬語哀悼上海的舊日繁華。可見，地方文學始終是以抗拒“同一性”為終極目標?，一方面通過彰顯其異殊的文化、經濟、地理及政治空間記憶，滿足游客凝視而大放異彩；另一方面隱晦地為期待讀者設置層層疊疊的文化、歷史，甚至是語言壁壘，使“外來”讀者難以輕易窺見更多觀光景點而心生神秘。基于此，張清華繼而談到龔筆下的“南方之南”乃至整個“新南方寫作”的困境，即在試圖融入公共敘事規范的過程中，“地方性”的特質逐漸自我消解，難逃被主流敘事版圖“歸化”的命運。然正如上文所述，龔萬瑩及其小說是否意在表露該種地域性特質，又是否需要被“歸化”，實待商榷。

圍繞“新南方寫作”的討論早于2021年開啟。楊慶祥率先嗅出“新南方寫作”的“絕對差異性”，言：“如果南方代表了某種包容和多元的結構，那么，它就不應該是作為北方的對照物而存在并產生意義，南方不應該是北方的進化論或者離散論意義上的存在”?。其后，陳培浩補充了“新南方寫作”的“生成性”是“不斷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創生的活力裝置”。“新南方寫作”也是“‘新’南方寫作”！“‘新’作為漢語文學一種永恒的自新實踐，不是靜態的、形容詞性的，而是動詞性的。”?關于新南方的論述大可總結為三點：一，“新南方寫作”具有絕對的文化獨立性，并不適合相對于北方或其他文化而論；二，“新南方”論述所強調的時間性并不在于“過去”，而是在于“現在”到“未來”的“生成”過程；三，“新南方”論述的地理性，或非拘囿于大陸“南方之南”的一個固定方位，而是跨越了海岸線，并關注海域板塊之間動態的摩擦與交融。從上述討論中，不難看出龔萬瑩小說、“新南方寫作”和地方文學本質上的區別。相較于滬語、東北文學對其地域主體性存在的不斷強調，以龔萬瑩為例的“新南方”作者里，更多以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主動去吸納、收編或約化種種外來的差異或變遷，而非固守永恒不變的地方性記憶。

如果活化閩南文化是龔萬瑩的問題意識，那么楊慶祥等學者提出“新南方書寫”概念的問題意識，便是重建某種文化中心，以吸納并收編跨海域的文學脈絡。如王德威上世紀所強調般，鄉土文學應具形式上的包容性，而當文學“終能包容這塊土地上的種種而非一種現象……文學才能成其大統。”?2023年，面對新南方寫作以海洋想象突破家鄉書寫形式的實踐，王進而提出文學和文論應有超地域的包容視野，指出：“盡管這一論述的架構希望放大地理視野，超越家國界限，目前所見文字尚不出閩粵桂瓊作家的點評……或許假以時日，能有更多發現？如張貴興、李永平的南洋風景，吳明益、夏曼·藍波安的地理、海洋書寫，董啟章、黃碧云的維多利亞港風云，極有特色，可作為研究的起點”，?寄愿以新南方為中心的論述或終可跨越邊疆，收納南洋文學、臺灣文學、臺灣原住民文學，或香港文學等。如此一來，“新南方”論述或可視作當代文論者的宏大民族愿景——以一個來自共同文化“根”源中心的深情召喚，尋求跨海域的共融可能。

2024年，《島嶼之厝》繁中版《鯨路回溯》在臺出版，龔萬瑩說：“《島嶼的厝》版權賣到臺灣，我很開心。臺灣本是我們這些閩南小孩記憶中的一道亮影……島嶼與島嶼之間，很近也很遠，連接著也彼此區隔著。所幸，我們的家鄉都浸泡在咸暖的海水中，潮濕是共通的。”?一名臺籍教師讀后回應：“這本書是作者為島嶼、為閩南而寫，而生活在臺灣這座島嶼的我們，應該也能感同身受。”?

由上述的跨海對話可見，龔萬瑩在《島》中所呈現的超地域文化對視與融合意識，或正在一定程度上回應著新南方論述所期待的這種包容性，并有望成為未來真正“超越家國界限”的寶貴文學起點。?

注釋：

①③⑨張清華、楊慶祥、陳思、龔萬瑩：《隨身攜帶一座島嶼——張清華、楊慶祥、陳思、龔萬瑩共話〈島嶼的厝〉》，《中信大方》（新媒體平臺）2024年7月15日。

②龔萬瑩：《島嶼的厝》，中信出版社2024年版。本文引文均出自該版本，不再另行標注。

④另一方面，據《說文解字》，“厝”古義與殯葬相關，如“浮厝”一詞便意指海葬容器，與全集貫穿始終的生死意象相呼應。

⑤孫輩如禾鷺便認為“玉兔媽……是島上最厲害的女人”，以至于玉兔一開始也認為“爸爸總是不講話，是被欺負的那個，有時候也幫他爸說兩句”，后來在發現情書、與母親交談后，事情真相才逐漸浮現；事件在惠琴的視角里則是“阿霞跑去那個女的家里……一路追去嘉興”；但交談后才知道，阿霞只因不甘而出門散心。龔萬瑩：《島嶼的厝》，第29、31頁。

⑥此處參考德勒茲的“折曲”學說（folding）。論及主體性的建構過程，德勒茲提出：“思考即是折曲，是將域外倍增為與之共同展延的域內”（“to think is to fold，to double the outside with a coextensive inside”），換言之，不論是島民的文化更新或龔萬瑩的文學寫作，亦可被視為一種“折曲”的實踐：通過將域外政經文元素“折”入域內，主體方可實現域內的增殖與再建構。這一“折曲”過程不僅拓展域內原本的界域之限，更在持續的開放與吸納中，使主體邁向意義的無限倍增。

⑦收獲文學雜志社編：《收獲文學榜2023年中短篇小說》，《出山》獲獎推薦語，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

⑧?此處參考新加坡中國文化中心“新南方與新南洋”馬中作家對話會文稿（訪談成員包括龔萬瑩、黎紫書、龔萬輝等），參見王頔整理：《當“新南方”的書寫者相遇在南洋》，《新華每日電訊》2025年2月14日。

⑩?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第51頁，第50頁。

??龔萬瑩：《出山》，《島嶼的厝》，中信出版社2024年版，第143頁；[德]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克林索爾的最后夏天》，易海舟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頁，第98-99頁。

?相關資料《臺灣嘉義縣東石港先天宮志》有詳細記載。

?龔萬瑩自言：“臺灣林家花園與鼓浪嶼上的菽莊花園，或許也是一座島與另一座島的鏡像。”龔萬瑩：《臺版后記：島與島之間》。

?張清華：《南方寫作或詩意小說的新型構——關于龔萬瑩小說的一點感想》，《南方文壇》2025年第1期，第167-171頁。

?張清華認為新南方寫作的核心意義在于“去中心化”，筆者認為該說法有待商榷，詳見下文。參見張清華：《南方寫作或詩意小說的新型構——關于龔萬瑩小說的一點感想》，《南方文壇》2025年第1期，第171頁。

?陳培浩：《“新南方寫作”與當代漢語書寫的語言危機》，《南方文壇》2023年第2期，第47頁。

?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書寫臺灣：文學史、后殖民與后現代》，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王德威：《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第91頁。

?龔萬瑩：《臺版后記：島與島之間》。

?陳子梅：《老師評語》，國語文學科中心-高中國文學習網，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classic/datapage/184.

?王德威：《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第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