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一刀:淺嘗《菜肉餛飩》

電影《菜肉餛飩》劇照
一
在沒有速凍食品的年代,我在上海工人新村里度過了童年。有一年初冬,我記得隔壁新搬來一戶人家,沒幾天光景,人和家具還沒安置停當(dāng),一個冒著熱氣的粗瓷大碗就給端了過來。
湯色半清,蔥葉飄綠,粗瓷大碗里臥著一溜小枕頭。透過半黃不白、半厚不薄的黑麥皮,隱約可見鼓鼓囊囊的暗綠。數(shù)量顯然是看著我們家的人口拿捏的,人均分得兩三只。
要的,菜肉餛飩總歸歡喜的,外婆操著寧波腔的上海話說,隆重地接過碗,像執(zhí)行一道儀式。還沒等挨過一周,她便坐不住,關(guān)照外公到菜場買最好的五花肉和剛打上霜的矮腳青,砧板上剁得咣咣響。舅舅翻出家里最大的碗,外婆頗有心機地舀上一勺雪白的豬油,澆半碗滾水下去,香味直沖鼻翼。第一批餛飩在鍋里剛浮上來,她便撈起十幾只裝到碗里。
舅舅小心地端著,我走在前面敲鄰居的門,身后的外婆倚在門框上堆了一臉的得意。她知道,這一個回合,略輸了時間,卻贏了成色,是個皆大歡喜的平局。
如今回想起來,半手工(上海人家里沒有搟面杖,餛飩皮一律買機器軋的那種)的菜肉餛飩,在上海能成為最有代表性的合家歡團建食品,以及左鄰右舍的社交名片,并非偶然——性價比夠高,操作性夠強,食材夠因地制宜,口味也夠老少咸宜。
所以,金瑩的小說《菜肉餛飩》及其同名改編電影,選擇從“菜肉餛飩”切入上海的地域人文與市民社會,確實能讓我這樣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心領(lǐng)神會。不過,讓我略感意外的是,電影(小說)一開場,等著兒子來吃菜肉餛飩的一雙老人,他們的家常聊天里其實藏著小巧而鋒利的刀片。
二
三兩句之后,鏡頭一轉(zhuǎn),老汪(周野芒)身邊的素娟(潘虹)便倏然消失,只有兒子小汪(徐祥)匆匆吃兩口餛飩,心不在焉地搭話。再一轉(zhuǎn),電話來,那頭有人關(guān)照老汪:儂總是會看到素娟,一定要來看病的。
刀片從皮膚上劃過,痛感緩緩釋放。然后觀眾會看到素娟的遺像,以及擱在遺像前的蜂花檀香皂——上海人幾乎能隔著大銀幕聞到幽幽暗香。這樣的人物關(guān)系,讓我想起《困在時間里的父親》。
在那部電影里,安東尼·霍普金斯演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發(fā)現(xiàn)自己被卷入了錯亂的記憶和時間線,眼前的女兒、女婿、保姆,他們的出現(xiàn)與消失毫無現(xiàn)實邏輯可言。他們的臉不斷地變化,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然而,《菜肉餛飩》顯然無意拍成“困在餛飩里的父親”,無意通過主人公的“不可靠”視角為觀眾構(gòu)建幻象,再將幻覺粉碎。老汪的敘事陷阱還沒搭起,就被電話與遺像拆穿。編導(dǎo)將觀眾的心揪起,又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確定的現(xiàn)實中:素娟已經(jīng)因病去世,老汪卻還生活在有她的世界里。
三
老汪的日子也確實遠(yuǎn)比霍普金斯演的那個老頭要滋潤。有房子(南昌路的新式里弄房子),有兒子(IT工作除了忙沒有什么缺點),有閑錢,也有文化(尤擅書法,可以在白色傘面上寫滿兒子的相親條件,拎到人民公園去)。他惟一的困境,是在中老年交界處承受了喪妻之痛,是被命運剝奪了親密關(guān)系,是無從排遣的茫然與孤獨。
兒子一個禮拜來一次,吃一碗餛飩再捎一盒走,便完成了老汪的親情KPI。他消失的速度比幻影還要快,連“凳子也來不及焐熱”。老汪的屋子里太空了,他需要想象的陪伴,需要幻聽素娟對他的調(diào)侃:
“遠(yuǎn)看董事長,近看老克勒,仔細(xì)一看是退休工人老汪啊。”
觀眾很快發(fā)現(xiàn),老汪的“病”其實并不重。他的理智能意識到這樣的幻覺是某種癥狀,但情感上又依依不舍。在醫(yī)院里,他手里拿著治療精神分裂的藥,懷著無限的悵然,對著空氣說:
“等毛病好了,你就沒了。”
這是全片最有嚼勁的臺詞之一。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美琴(茅善玉)發(fā)現(xiàn)了老汪的秘密之后,給出的充滿共情力的安慰:
“我睡覺不好就去醫(yī)院開藥。拿到藥一看,儂曉得伐,是吃神經(jīng)病的藥呢。這樣一看,馬路上全是神經(jīng)病了。”
輕松跳躍的喜劇基調(diào),縫合了小刀在故事的褶皺之間,輕輕劃開的細(xì)小的傷口。這些傷口觸及大都市人群的隱痛,比如心理疾患的蔓延與被歧視,老齡化社會中生理與心理層面上的照護難題,代際親緣關(guān)系的疏離,年輕一代的恐婚恐育和“愛無能”,以及“小孩卷,老人閑”的尷尬現(xiàn)狀。但是編導(dǎo)下刀懷著深切的悲憫之心,謹(jǐn)慎拿捏力度與尺度,紅藥水和創(chuàng)可貼觸手可及,看到有淡淡的血跡滲出,就飛奔過來療傷止痛。
四
在看電影之前,我先讀過發(fā)表在《上海文學(xué)》上的小說原著。兩相對照的結(jié)論是:電影的后半部,在“療傷止痛”上加的砝碼,遠(yuǎn)比小說更重。
小說的故事主線——在人民公園替子女相親的老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被完整搬上了銀幕。不過,作為老汪與美琴的對照組,老金(陳國慶)與阿芳(王琳)之間的關(guān)系在小說與電影中有迥然相異的處理方式。小說里半真半假的詐騙,到了電影里成了“純誤會”——老金不僅輕松地洗脫了嫌疑,也讓電影的整體色調(diào)比小說提亮了一個級別。毫無疑問,正能量壓倒了負(fù)能量。
順便提一句,由于情節(jié)的這番改動,阿芳這個人物的表演空間有所增加,王琳也完成得相當(dāng)好。她的那些似乎永遠(yuǎn)踩著舞步的形體動作,讓觀眾相信:相親角里并非只有憂心忡忡、滿腦子催婚的老母親,也有阿芳這般醉翁之意不在酒、更追求個人幸福的現(xiàn)代女性。這樣處理,故事的復(fù)雜性與批判力度有所降低,換來的是人物一定程度上的新意、活性與生命力。
更具根本性的改編出現(xiàn)在父子關(guān)系中。小說里的父子之間有更深的、更難跨越的鴻溝。直到結(jié)尾,兒子對婚姻的拒絕都沒有一絲松動的跡象,一旦面對家庭固定禮儀“吃餛飩”被陌生女人(美琴)闖入時,又負(fù)氣出走。在小說里,父與子對彼此的精神世界和感情生活,都沒有嘗試走出理解的第一步。
鑒于此前被老金與阿芳提亮的色調(diào),我知道電影應(yīng)該不會如此收尾。
五
與小說一樣,老汪給美琴擺的這頓餛飩宴,也是全片最重的戲碼。在剁餡兒那場戲里,周野芒完全依靠動作,就將小說中這既悲且喜的一幕,體現(xiàn)得扎實而動人:
“另外一邊,案板上先把里脊肉切成塊,再切絲,再斬丁,兩把片刀刀背左右手輪流敲,翻一翻,再敲。嘀哆嘀哆,嘀哆嘀哆。老汪邊敲邊懊悔,早就不該買現(xiàn)成肉糜包餛飩。每個禮拜斬一次,規(guī)定時間,規(guī)定動作,簡直是釋放信號,讓左右鄰舍都聽聽:我老汪還活著,還斬得動肉糜,還對生活有追求,還有人上門看我,簡直一舉多得!”
不過,這一段文字在小說里折射著犀利的反諷意味,這一把鋒利好用的切肉刀,也是把老汪推入尷尬結(jié)局的關(guān)鍵道具——在電影里的功能則恰恰相反。編導(dǎo)前腳剛在父子雨中吵翻的情節(jié)里輕輕扎了觀眾“溫柔一刀”,緊接著便迅速回收,尋找治愈的出路。
下一個鏡頭:刀,砧板,餛飩餡兒。銀幕上再度響起“嘀哆嘀哆,嘀哆嘀哆”。再細(xì)看,操刀人從老汪變成了小汪。我恍然大悟,這一刀豈止“溫柔”,簡直飽含著編導(dǎo)深切的、急于“對癥下藥”的慈悲之心。緊接著,我們看到,小汪也煮了一鍋餛飩,父子角色互換,迅速冰釋前嫌。
這一段,對于父子心結(jié)的“治愈”,是否轉(zhuǎn)折過快,節(jié)奏是否有點太“春晚”(從包餃子變成了包餛飩)?坦白說,有。不過,其實,我們在之前的情節(jié)里能看到一點鋪墊:
素娟追悼會結(jié)束,上海人的老規(guī)矩是不能直接回家,要去人多的地方抖掉晦氣。在弄堂口的公共浴室里,小汪幫老汪搓背,老汪背上濺著小汪的汗水或淚水——老汪無法確定究竟是哪種,因為他不敢回頭。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在這長長的沉默里,寄托著和解的可能。只不過,電影以父子共用的那把廚刀,最終實現(xiàn)了這種可能。
以嚴(yán)格的現(xiàn)實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你會覺得這種可能在電影里被鋪得太實太滿:小汪非但包了餛飩,而且餛飩的味道比老汪更勝一籌——因為他的手勢和調(diào)味更得母親的慧根;這還不算完,小汪還在老房子里找出舊鋪蓋,陪著老汪住下來,并且與美琴的女兒一見如故……至此,電影開始鋪陳的種種沖突一一解決,像一則童話,也像一排碼在案板上的菜肉餛飩,井然有序,各安其位。
六
從電影院里出來,10月底的上海仍然沒有一絲寒意。怎么一年到頭都是黃梅天呢——身邊有顯然并非年輕、卻遲遲不肯老去的女人的聲音飄過。是純正的上海話,就像電影里的每一句臺詞那樣純正。有句講句,《菜肉餛飩》里的上海話,比電視劇《繁花》要地道得多。
我突然想,也許,只有對這座城市懷有至深的感情和至強的信念的人,才會把這個故事講得這樣齊,這樣整,這樣滿。你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里看懂這個故事,但它主要是拍給那些人看的:
那些喝過光明牛奶和正廣和汽水,騎過鳳凰自行車的人;那些在光明村排隊買過熟菜,在國際飯店里辦過婚宴,在店外買過蝴蝶酥的人;那些會在孩子的本命年塞給他(她)一套三槍大紅色棉毛衫褲的人;那些在電影院里看到親切的上海面孔(孔祥東、倪夏蓮、黃英、張建亞、曹可凡),就會忍不住一個一個叫出名字來的人;以及,那些年輕的,會在微信頭像擺上《浪浪山小妖怪》劇照的人。
我想,它也是拍給我天上的外婆看的。
外婆喜歡聽故事,她對故事的最強烈也最樸素的要求是:要團圓,大團圓,徹底的大團圓。兩個歷經(jīng)磨難的有情人,到了結(jié)尾終于相逢一笑,外婆便也跟著咧嘴。
笑完,她問我,他們總歸是要結(jié)婚了吧?小囡總要生的吧?生幾個呢?
我確信,外婆會喜歡《菜肉餛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