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也譯作伍爾芙）在劍橋大學發表了題為《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的演講，其中有如下論斷：“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性格變了。”所謂“變”說的是人和人的關系、人們的地位意識發生了重大變化，“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系——主仆之間、夫婦之間、父子之間——都變了”。伍爾夫以日趨親和、平等的主仆關系為例解釋道：“維多利亞時代的廚子像個住在海底的動物一樣，威嚴、沉默、面目不清楚、不可捉摸。而喬治時代的廚子則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在客廳里進進出出，一會兒來借《每日先驅報》，一會兒跟你商量帽子的樣式。”在1939年的長文《三枚舊金幣》中，她感慨道，在英國，有教養的人“依賴女傭做飯、洗盤子”，但在《國民傳記辭典》中卻“找不到任何女仆的生平，因而無法建立更為全面的檔案材料”，可見“在這個血緣混雜的年代，階層依然存在”。作家在1941年曾計劃寫一篇名為《女洗手間》的故事，安排一位女侍者“觀察并傾聽”上流社會女士在洗手間的言行，公開上層人士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惜未能完稿。

作為女性主義者、現代小說家，伍爾夫頗受后世研究者青睞。從伍爾夫傳記角度看，其生平、交往與遭際已被深入挖掘，但重心往往是她本人及親友圈，很少有傳記作品留意仆人群體。伍爾夫的外甥昆汀·貝爾的《伍爾夫傳》（1972年初版）比較坦率，頗為難得地注意到她與仆人間的復雜關系，并專門提及了索菲、奈莉、洛蒂這三位女仆，稱她們“也是獨立的人，是同樣在感情上需要被尊重的人”，可惜“階級分歧使雙方都搞不懂對方”，伍爾夫既依賴她們，又想擺脫對她們的依賴。遺憾的是，有著得天獨厚條件的貝爾也未能細致介紹這些仆人更具體、更個人化的生活經歷。牛津大學教授林德爾·戈登的《弗吉尼亞·伍爾夫：作家的一生》（1984年初版）屬于典型的作家評傳，主要描繪了伍爾夫作為“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和“反對強權的抗議者”的形象，卻也忽視了仆人的存在。赫米奧妮·李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傳》（1996年初版）則比較翔實全面，這部傳記作品回應了人們對于這位布盧姆斯伯里名人的好奇：伍爾夫童年時是否遭受了性侵犯，她患了什么瘋病及為何自殺，其丈夫是善是惡，她是否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勢利小人等等；但它對索菲、奈莉等仆人也仍是一筆帶過。

在上述背景下，英國左翼傳記家艾莉森·萊特（1955—）于2007年出版的《伍爾夫女士及其仆人》（下文簡稱《仆人》）就顯得很特別。簡言之，這部傳記以伍爾夫家庭中的仆人為核心傳主，特別聚焦主仆、貴賤、靈肉關系。立足底層立場，將慣常被漠視的仆人抬升到主要傳主地位，這恰恰和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文史寫作及人文社科研究領域發生的“傳記轉向”相契合。從社會史、思想史角度看，萊特對主仆權力關系的剖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的體現。而從傳記研究角度看，萊特為仆人立傳的獨特視角、深究仆人文化的歷史視野及尊重卑微者的民主意識，也能啟發我們去發現和探討逐漸形成的“仆人傳記文化群”。

一、誰是立傳者：萊特的左翼立場、底層視角與傳記意識

萊特稱自己“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文學批評家，既不是傳記家也不是文化評論家”，而是“一個雜家”（a mongrel），她熱衷于探究一個主題，即“在面對一個往往充滿冷漠或殘酷的社會時，人類所擁有的那份編織‘卑微夢想與虛構幻象’的能力”。萊特選擇為“卑微者”發聲，與她的家庭身世、學術背景、政治態度相關。

萊特生于樸茨茅斯的工人家庭，本科畢業于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是家族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她雖脫離底層進入了智識階層，卻從未忘記自己的出身。她的外祖母莉莉安·赫弗倫“曾是一位住家女仆”，東家常“待之如塵埃”。萊特第二任丈夫的母親布里奇特·弗蘭納里也是靠做清潔工養活了一家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仆人》可視為萊特獻給祖輩的作品。親族家世影響之外，此書還見證了萊特本人擔負“女仆”職責的經歷。她的首任丈夫、歷史學家拉斐爾·薩繆爾（1934—1996）罹患癌癥后病逝，照顧絕癥病人的經歷影響了萊特對生命的哲思，使她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傳記哲學”：從現代視角看待主仆關系、靈肉糾纏、人的自主性與依賴性，進而反思上層與底層、強與弱的辯證關系，并通過傳記來剖析社會政治性問題。如論者所言，萊特的立場無疑是“具有政治性的”，《仆人》強調了伍爾夫對以仆人為代表的“肉體和物質的蔑視與貶低”，作為反抗，這本傳記試圖將仆人階層移出被歧視和遺忘的陰影，使他們獲得應有的尊嚴。

身為博士生的萊特與薩繆爾相戀時，后者已年過半百且是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主持“歷史工作坊”且負責同名刊物的編輯工作，其研究聚焦英國大眾歷史、底層文化和共產主義運動，深受英國共產黨員湯普森、霍布斯鮑姆等人影響。作為與薩繆爾志同道合的伴侶，萊特也形成了關注以勞工為主體的普通個體生命的“大眾史觀”，強調研究者的主體性，質疑正統的歷史觀念和社會等級秩序，擅長將傳記寫作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薩繆爾去世后，萊特花了很大精力來整理其遺作，2006年出版的《英國共產主義的失落》便是成果之一，而這段時間恰恰是萊特撰寫《仆人》之時，二書前后面世，形成了內在呼應。萊特在丈夫遺著序言中寫道，薩繆爾反對“絕對權威觀念”，其著作多采用“非官方知識”，如黨內外各類人士的“自傳和回憶錄的片段”，意在“從‘下層’的視角來勾畫英國共產主義的歷史”，為此他常常和曾為共產黨員的“母親與姨媽們展開訪談”，而在萊特的《仆人》中，我們亦不難看到類似的底層立場和反權威意識。

萊特的真正突破在于，相對于湯普森等前輩，她在拓展工人階級主體方面更進了一步。如評述者所言，湯普森固然在敘述工人階級形成問題上有很大貢獻，但他“忽視了家務服務人員的地位”，而她們的勞作“是工人階級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萊特的這部作品被視為“一部精彩的修復歷史之作”，因為它凸顯了家務服務工作的重要，指出服務階層實際上“居于階級類別劃分的中心”。從這一層意義來看，在2003年于《衛報》發表的名為《仆人形象》的文章中，萊特已在回應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的此類缺憾了。她指出，對仆人的忽視歷來是普遍現象，除了上下階級偏見之外，還包含了性別歧視、社會功能輕視等心理，甚至在文化研究界，“因為具有女性化、室內化和私人化特點，家務服務通常被排除在比較英雄化的關于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敘述中”。也就是說，以女性為主、受困于主家室內的仆人，往往被認為并未參與到社會變革與抗爭之中。萊特對仆人大書特書，就是要接續并開拓湯普森的研究，將“非英雄”的仆人納入到工人階級問題中來。

霍布斯鮑姆也受到湯普森影響，萊特在基本理念上雖與之同聲共氣，即特別關注底層人物和勞工，但又呈現出明顯差異。其一，霍布斯鮑姆是歷史學家而非傳記家，他對各類普通人與勞工的研究都是從群體角度出發的，用他的話說，“如果不作為個人，而是從集體上來看，像他們這樣的男男女女正是重要的歷史角色”；萊特雖然也在一部書中描寫了多位仆人，但都有名有姓、個性鮮明，呈現為具體的個人。其二，霍布斯鮑姆研究鞋匠、工人、鄉民，除了為表示“尊重”而稱之為“非凡”之人外，其實真正看重的還是其“不同尋常”乃至“傳奇式”的經歷與歷史作用。例如《激進的鞋匠》一文研究的就是作為“哲學家”和“政治家”的鞋匠們，“記述鞋匠們作為政治激進主義者的不凡的聲譽”，因為“鞋匠作為工人知識分子和思想家，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們中不乏“工人詩人”，乃至成為名人的鞋匠政治家。而《仆人》中沒有任何仆人有傳奇式的經歷，她們的生活再簡單平常不過，難以進入霍布斯鮑姆的“非凡群體”。2014年，萊特出版了敘述自己家族五代人生平的“家族史”《普通人：追溯我的祖先》，這一有意表示謙遜的書名，可以視為在暗中回應霍布斯鮑姆的“非凡”觀念。她還特意警示那些意圖通過撰寫家族傳記、重修家譜以“追溯其家族門第”的人：追溯宗族譜系的人“應當是民主派：他們的祖先更可能是清潔工而非貴族，是勞工而非地主。20世紀初，大約85%的英國人都應當被視為工人階級。”當然，她也再次致敬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認為自己的研究角度與之類似，是從后代角度對祖先生活的“挽救”，而絕非出于所謂“后代的優越感”，從后人記憶、人格平等的角度看，任何人的生平其實都值得被記述，都自有其歷史與人性價值。

《仆人》一書的思想線索和素材早在萊特的學術研究中就有跡可循。萊特與薩繆爾結識、成婚于20世紀80年代，并于1991年出版《永遠的英格蘭》。《永遠的英格蘭》聚焦“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處在保守與反抗糾葛中的英國女性文學，結合社會主義政治思想和階級分析，側重探討層級反抗、女性訴求。與伍爾夫類似，萊特也捕捉到了這一歷史階段英國人觀念的變化，即“強烈的反英雄化情緒”與“反浪漫主義”的興起，因為她發現大量作品不再聚焦外部世界的動蕩征伐，而是轉向描繪女公務員、女教師、女醫生、女打字員等中下階層，且偏重“家庭文化”。由此，主仆關系、家務勞動等現實問題便被凸顯。萊特的感知尤其體現在對艾維·康普頓-伯內特的研究中，因為艾維精于描寫夫妻、男女、主仆、兄妹、父母子女等家庭倫常關系，特別是專制暴君式的“家中惡魔”。一方面，萊特指出，艾維的母親和她本人都變成了孩子或弟妹的“家庭暴君”，喜歡“自導自演”與“情感訛詐”，樂于“品嘗在私人領域的權力感”，作家的生活與作品一起為我們提供了“剖析威權主義家庭的樣本”；另一方面，萊特注意到，在艾維家中，“樓上樓下區隔”分明，“艾維就不記得自己曾到過‘樓下’，‘下等’仆人對她而言都是‘卑劣的’”，女仆們都被以同樣的名字稱呼“以避免麻煩”。出于地位帶來的優越感，艾維對人的身體活動十分鄙夷，認為這都是“羞恥、尷尬”的來源，“而唯有家庭教師、仆人或沒有社會地位的人才會意識到他們的‘肉身功能’”。萊特解析了艾維的《男仆與女仆》這部作品，指出它始終圍繞“家庭和家務生活”展開，這部以主仆關系、控制與反抗為中心的作品顯然影響了作家后來的創作。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開頭引述了伍爾夫在《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對不同時代廚師的對比，這段材料也被《仆人》用來說明主仆、夫妻等關系發生的變化。其實在《永遠的英格蘭》中，萊特就已征引過這段文字，借以闡述“階級關系發生的變化”或“不同階級間的‘親密交往’”。不過萊特還進一步指出，這種變化會令一些思想保守的人“感到困惑和憤怒”，但伍爾夫卻感到釋然，她希望擺脫仆人而獲得自主權，不必再為麻煩不斷的奈莉而鬧心。萊特認為，“二戰”前后，家務勞動已經逐漸落到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及女兒們的身上，主人承擔了一度由仆人完成的工作，以此換取家庭中的隱私權和一定的自由。

萊特著意研究身處下層的仆人，顯然是想修正和補充傳統研究的不足和空白。她意識到，要真正進入復雜多態的歷史，不能僅僅盯著名人，“還需破門踏足最普通的人的家庭，了解最不引人注目者的生平”，或者說，站在普通人一邊去理解名人與普通人的關系。這也折射出20世紀60年代以來文化史研究的“大眾化、傳記化趨向”，以及傳記研究內部的“民主轉向”。法國歷史學家、傳記家多斯認為，二戰時期社會與思想動蕩語境下發生的“現代性斷裂”改變了基于出身、顯赫經歷篩選所謂“不朽者”傳主的傳統規則，在“平等主義的民主制度”下，舊有的秩序被“歸入歷史舊物的儲藏室”。伊文思則指出，當代圖書館和書店的傳記架上，除了傳統的“偉人、好人、壞人”外，還出現了大量“在社會上并不顯要者或無權無勢者”，對普通人的關注表明了“傳記文類的民主化”特征。英國學者克林·馬修主持編纂的《牛津國民傳記辭典》將傳記視為“反英雄的……顛覆性的”文類，這一文類不僅大大拓展了傳主的范圍，也大大強化了傳主的母親、妻子等社會角色，展現了“民主的、性別中立的、種族和文化多樣的特征”。與萊特在思想淵源、研究理路上更為接近的是英國史學家琳達·科利，她的民族傳記式著作《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特別關注婦女問題、黑人問題、廢奴運動，底層色彩和民主意識鮮明，“20世紀60和70年代的一些重要社會史學家，尤其是E.P.湯普森和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強烈影響了這部著作的許多部分”。

憑心而論，萊特寫作《仆人》未嘗沒有借助專業研究為祖先正名的隱秘動機，這也體現了當代傳記有意避免過于“中立、客觀”等姿態的特點。作為出身工人階級的女作家，萊特對階級差異一直非常敏感，多年來聽到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的口音就足以讓她畏縮尷尬”，那都是“女雇主和女老板”的聲音，也是她在劍橋大學遇到的“不能分辨掃帚的上下兩端的女孩的口音”，更令她感到羞恥的是，當那些劍橋人“要搞笑的時候，就會換成工人階級的口音”。因此，即便是有私心，萊特撰寫《仆人》也是為了“歸還仆人的尊嚴以及她們應得的尊重”，借傳記之聲為弱小生命實現一定的正義。

二、以伍爾夫為切口：剖解“主仆辯證法”

伍爾夫之所以被萊特選為分析主仆關系的切口，蓋因其高度的典型性。作為著名女性主義者，伍爾夫不斷為女性權益發聲。但從伍爾夫的生平來看，她與仆人間的關系充滿糾葛。比如，伍爾夫口口聲聲追求婦女解放，主張女性要擁有自己的屋子、工作和工資，然而她對待自己“既依賴又試圖擺脫的”女仆又難免傲慢、冷酷，主仆間經常發生齟齬。萊特因而語帶譏諷地說，伍爾夫和她圈子里的人固然是作家、藝術家，“但如果沒有仆人提供的所有這些家務服務和辛苦工作，就不會有藝術，不會有寫作，也不會有‘布盧姆斯伯里’”。伍爾夫曾在《女性職業》一文中向女性聽眾發問，如果年收入500英鎊且有一間空房，“你們如何裝飾它”“將與誰一起分享它”？萊特則就此指出，伍爾夫未問的關鍵問題應當還有，“誰來打掃它”？萊特清楚，家務作為一種勞動分工不應被漠視、貶低。因此她一方面接續了伍爾夫對女性獨立、家務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又在填充后世伍爾夫研究、特別是傳記書寫中的罅隙，通過將仆人請上“前臺”來凸顯主仆關系中的縱深向度，激勵人們重審“主仆”“靈肉”“貴賤”“上下高低”及“獨立與依賴”等問題。

《仆人》一書扉頁以蒙田《論經驗》中的名言作為題詞：“我們坐上世界最高的王座，也要坐在自己的屁股上。”蒙田意在闡明人的肉身性與死生大限，把世人視為本質平等的有死凡人，警醒世人當有自知自明，嘲諷了以出身、地位衡量世人尊卑高下的虛妄性。萊特引用這句話同時呼應了西方文化有關主仆關系的俗諺：“男仆眼中無英雄”“丫鬟目中無女杰”。借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主奴辯證法”，可以更好地理解主仆間相互依存尤其是主人依賴仆人的現象。黑格爾認為，存在著兩種形態的“正相反對的意識”，“其一是獨立的意識，它的本質是自為存在，另一為依賴的意識，它的本質是為對方而生活或為對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隸”。主人對奴隸的支配表現在“主人通過奴隸間接地與物發生關系”，即由奴隸來處理、馴化物的獨立性一面，從而讓主人享用物的非獨立性，“主人把奴隸放在物與他自己之間，這樣一來，他就只把他自己與物的非獨立性相結合，而予以盡情享受；但是他把對物的獨立性一面讓給奴隸，讓奴隸對物予以加工改造”。不能不承認的是，主人對奴隸的支配背后，同時存在著主人對奴隸的依賴，主人需要承認后者、不能妄加鄙夷，“奴隸的行動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動，因為奴隸所做的事，真正講來，就是主人所做的事”。也就是說，奴隸、仆人不過是主人的工具性延伸和實現方式。就勞動性質而言，奴隸、仆人沒有什么好自慚形穢，他們的勞作是社會的結構性存在，是人類生存的一種必然方式，甚至因此將主人綁縛在他們提供的服務之上。因而在處理主奴、主仆、靈肉、精英與大眾等問題時，要看到他們的相互依存與交融性，“不要造成過分嚴格的二元對立”，而是應將其“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內”，也就是放在復雜的社會關系、具體語境之中，因為他們是相互滲透而“雙棲”的。這也是萊特將“主人伍爾夫及其仆人”并置為共同傳主的原因。

除了索菲、奈莉、洛蒂三位仆人，萊特在《附錄》中還為另外二十位仆人作了小傳。雖然資料匱乏，很難完整敘述這些仆人的生平，萊特還是盡力搜求，以對待名人的慎重態度對待他們。廚師索菲·法萊爾在伍爾夫家忠心耿耿地服務50年之久，萊特著意提醒說，索菲和大多數仆人一樣“并非生來就是仆人”，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離鄉為仆，而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族人，絕非伍爾夫家的私人財產。女仆洛蒂·霍普則更具個性，她為伍爾夫家服務30載，與農場工人戀愛，經常乘摩托車，喜歡跳舞且衣著鮮亮，“雙唇涂著口紅，有著優雅的雙腿，是個迷人角色”。她因經常發脾氣、與主人不和“而被銘記”，最終因與伍爾夫有肢體沖突而被解雇。萊特站在這位女仆的立場上提出“洛蒂有她的故事要講”，進而追溯了她作為棄兒被收養、在嚴苛冷漠環境中成長的歷程，從而對其個性的形成進行了同情式的合理解釋。廚師奈莉與伍爾夫的關系更為復雜微妙。這對主仆在長期生活中不斷爆發關于控制與理解的“戰爭”：伍爾夫時而稱她是一個“雜種”，時而又稱之為“可憐的、親愛的奈莉”，態度忽冷忽熱；奈莉既依賴女主人，又會在其他仆人面前指控女主人“沒有心肝”，她時而威脅要辭職，接著又會撤銷辭呈，懇請主人收留。但她與伍爾夫其實相互需要，“就像一對應該但沒有離婚的夫妻，被深深地、無望地維系在一起”。

了解英國文化的人都清楚，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追求體面和優越感，中上階層家庭中的仆人數量龐大，且主仆間身份壁壘森嚴，生活被嚴格區隔。仆人要使用專用樓梯，住在地下室或閣樓，過著少為人知的暗影生活，其吃穿用度異于主人，商店里也專門出售小于正常尺寸的“仆人床”。1886年，25歲的索菲開始了在伍爾夫家的女仆生涯，“她的領地就是地下室”。仆人還是小主人逗樂的對象，但等小主人稍長之后，仆人就變成他們眼中的“蠢物”和“被馴服的野獸”。在伍爾夫與友人的言談與書信中，仆人的“忠誠、服從”常與狗的“動物本性”相類比，《仆人》特別附上了索菲等5位女仆與伍爾夫家的灰色梗犬“沙格”的合照。而另一張被有意上下排列的女主人與女仆照片，更顯明了主仆“靈肉式”的差異：上方是伍爾夫母親的側面頭像，氣質高貴優雅，帶著憂郁的藝術氣息，下方則是女仆索菲手持鐵鍋的正面半身像，肥胖臃腫，畫面極富自然主義色彩。在這種講究等級秩序的傳統中，仆人被約束操控，也基本無法反抗。萊特還指出，依照嚴格的仆人制度，仆人們要遵守穿戴制服、對主人鞠躬、“雙手交疊整齊”等規則，這些強制性身體語言意在“縮減其個性”、強化其“自我抹除”，因為“最好的仆人是一種缺席式存在”。因長期在“不可置信地陰暗”的地下室工作，并居住在“夏天令人窒息的”閣樓上，一位女仆曾向伍爾夫的母親抱怨“這就像地獄”，卻因此而受罰。而健壯的索菲“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把纖柔的女主人擊倒”，卻不得不對伍爾夫的母親畢恭畢敬。伍爾夫也曾冷酷地發落同為女性的下層仆人：“我要判處洛蒂和奈莉死刑。”這種主仆關系并非萊特的想象，一份匿名歷史文獻的作者提供了證詞：女仆們出身貧苦，工作繁重而收入微薄，無閑暇學習知識，更不用說“娛樂放松的閑暇了”；她們甚至不能像其他工人那樣隨便穿衣，且很少和外界交流，“女仆很少結婚，而工廠女工則以結婚為常事”。

萊特認為仆人們遠非“沒有心靈的肉身”，她們也有“自己的心靈世界”。主人們看似自由、高貴、悠閑，但對仆人的長久依賴已使他們喪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如同籠中之鳥或溫室花朵。萊特曾譏諷地指出，那些雇主一旦缺少了仆人的照料就無能得可笑，如斯特拉奇的三個姐姐在仆人離開時就不得不“讓年輕的親戚來擰開烤爐”，更可笑的是，“這種依賴性一度被視為驕傲之事”。伍爾夫姐妹在父母死后決心自立，擺脫父輩施加于身心的一切形式的拘役，她們大聲宣告，“如今我們是自由女性了”，萊特卻冷靜地評述，“心靈生活的獨立無疑需要有人去照料其身體”。萊特還指出，在料理主人的日常起居時，仆人也會“偷聽其爭吵與做愛聲”，洞悉主人身體與心靈的秘密，或者說，“不管仆人如何脆弱，他們都掌握著一種危險的力量”，成為如影隨形的“陰影”。她披露了奈莉和洛蒂在1956年接受BBC專訪時吐露的秘密：伍爾夫夫婦會輪流洗澡和用早餐，中間僅隔一道簾子，“這一邊是面包，那一邊在洗浴”。因采訪者是伍爾夫老友，這一頗富喜劇性的生活畫面在播出時被刪除。

由于疾病災難、革命動蕩，中上層家庭也會遭遇“瘋癲、死亡和哀悼”等悲劇事件，“生活變得漫無目的、混亂無形”。主人們看似“掌控”了仆人的生活與思想，但無力掌控更復雜、更強力的生命世界。萊特描述了伍爾夫家經歷的人生悲劇：伍爾夫的母親、姐姐和父親在10年內相繼去世，她本人身體狀況糟糕，飽受“發燒、頭疼、失眠、沒有胃口”的折磨，并試圖自殺。聽聞伍爾夫失蹤后，索菲在給瓦妮薩的安慰信中把伍爾夫比作“失蹤的羔羊”，除宗教意義外，似乎無意識地回應了伍爾夫將仆人稱為“雜種狗”的比擬。伍爾夫在評判一位因遭遇家庭變故而喪失心智的仆人瑪麗時，認為這是“仆人歇斯底里癥的典型案例”，而萊特隨即點明，瑪麗的癥狀與伍爾夫本人的癥狀其實沒有區別，“瘋癲的瑪麗”與“瘋癲的伍爾夫”的區別“僅僅是程度上而非性質上的”。伍爾夫在撮要介紹幾部傳記時亦曾提到，一位19世紀的女仆因看透了公爵夫婦的空虛生活本相，將公爵城堡視為“精神病院”：“使女認為，出身高貴是一種天生的精神病，患者只是繼承了祖先的痼疾，并且大多數時候在那被委婉地稱作英國高貴之家的極為舒適的精神病院里十分淡泊地忍受這些痼疾的折磨。”萊特引用伍爾夫的議論來反觀伍爾夫本人和家族的遭際，可謂尖銳辛辣。

1934年，伍爾夫狠心辭退了不甘離去的奈莉，并稱自己擺脫了一個“家庭暴君”，大有如釋重負之感，此后奈莉完全從伍爾夫筆下消失，“如同被謀殺了一般”。但萊特補充了奈莉此后的經歷：她服務的新主人查爾斯·勞頓與艾爾莎·蘭徹斯特夫婦都是演員，是極具現代意識的先鋒派人物，奈莉在這里的生活反倒更為理想。她有了自己的獨立房間，廚房設施更為現代和便利；她在工作之余甚至與寬容的主人一起談論政治、經濟、藝術和公共事務，并被視為“共產主義者”。正如另一位女仆包維利所述，這家主人并不太講究禮節和規矩，“沒有制服帽，無需圍裙等，也不用稱先生和太太”，仆人相對自由，來客對待她們也如同對待主人一般禮貌。退休之后，奈莉“終于擁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擴建了房子，“增加了浴室和室內衛生間；她還是第一個在20世紀50年代購買了電視的人”，可以說實現了伍爾夫為女性設計的部分理想。

當然，萊特最主要的意圖是揭示歷史本相與復雜性，而非指責伍爾夫。《仆人》擺脫了刻意“造神”或“揭丑”的傳統模式，“這里沒有圣徒或烈士，也沒有絕對的惡棍或女英雄”。由此我們才能懷著同情之心，細細體察仆人與主人的生命世界，深刻理解“主仆辯證法”。

三、進入“樓梯之下”：仆人傳記文化群的生成

萊特有很強的歷史敏感性，在撰寫《仆人》時，她沒有將論題僅局限于伍爾夫與仆人的生活，而是將仆人的遭際置于英國服務業、女性命運的發展語境中，審視其歷史和社會意義。她認為“服務業的歷史便是英國女性的歷史”，不計其數的女性從事的就是家庭服務行業。倫敦一度被稱為“仆人之城”，因為在中世紀，仆人人數高達倫敦人口的60%，至18、19世紀也維持在10%左右，但他們的權利很難得到保障，“仆人沒有引導者或工會，很難作為一個群體為自身利益發言”。但是，在講“道德”的維多利亞上層人士看來，從事家務工作能使仆人“在傾力投入的職責中獲得自足和自尊”，他們雇傭仆人并非壓榨之舉，而是出于道義之助，且具有政治意義：“將骯臟的小女孩變成整潔的女仆，是維多利亞人拯救事業的偉大目標之一”，“通過訓練未來的仆人，女主人們在使整個國家免于‘暴民’的威脅”，功莫大焉。對此，萊特提醒我們警惕上層人士這種“赤裸裸的種姓感”和恩賜心態。事實上，大多數仆人的工作環境沒有那么舒適，主仆關系往往都很緊張，仆人經受責打是家常便飯。在1850年的一篇采訪中，梅休就記錄了一位淪落為乞丐的無名姑娘的故事，她曾經做過兩年半的女仆，其遭遇頗為典型：她工作很努力，女主人對她時好時壞，壞的時候就進行毆打，有一次眼睛被打傷，三周之后才恢復視力。英語的習語也反映了仆人的真實地位——“‘后部’和‘樓梯之下’都與糞便或性相關聯”，而這些貶抑之詞被普遍應用于對仆人的描述中，突出了其動物性、肉體性及隱含的羞辱性。

萊特從社會變革、階層流動的角度，提醒讀者留意仆人獨立意識的發展及社會結構發生的變動。比如仆人們想得到主人和其他行業的工人們所擁有的“個人自由”，希望“作為個體的人被對待”，希望能不穿制服、被稱為“太太”或“先生”。當然，仆人權利的實現需要法律與制度變革。隨著“不列顛緩慢的民主化進程”，通過工會運動、女性主義活動等，英國女性在1928年獲得了投票權，“女仆們可以和女主人一道投票了”。次年工黨贏得大選，奈莉對主人伍爾夫說：“我們正在取得勝利。”作為政治力量的“我們”讓伍爾夫甚為震驚，在她看來，“被奈莉和洛蒂統治，將是一大災難”。另一變革發生在1931年，英國的“女工全國大會”提出了關于“家政工人的一項章程”，該章程明確將仆人納入工人群體，并包含如下訴求：家政女工“應接受必要培訓，限定工作時間，明確薪資比率、食宿標準、休假權利等”，而且她們“不是仆人，制服并非必要，確有必要時只能由雇主提供，上面不能有‘屈從的標志’”。1938年，英國“家政工人全國工會”成立，仆人們的訴求得到了一定回應。

二戰后，仆人數量在英國大大下降，一是因為戰爭期間許多仆人改而從事其他工作，如店員、辦公室職員、小學老師、工廠工人等；二是1945年英國義務教育法提高了兒童離開學校的年齡，許多孩子進入學校，而受過更多教育的孩子不再從事仆人工作。中上階層家庭的家政工作依然需要仆傭，這一空缺主要由來自愛爾蘭、菲律賓、西班牙、葡萄牙、加勒比海等地的傭人填補。遺憾的是，關于這些當代仆人的生平傳記，我們所知甚少，限于論題，萊特也并未再深究。從社會結構看，清潔、餐飲、護理等工作總要有人完成，每個人也都會依賴他人，勞動分工、階層差異不可避免，關鍵其實是人們看待服務人群的態度，這也正是《仆人》對當代人的主要啟示：“仆人這類形象將我們帶入到歷史深處，但也存在于我們每個自我之中。”傳統仆人消失后，大量家務勞動便由家庭中的女性來承擔，但即便在當代，家務也未被視為正式工作。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這一群體的權益通常被忽視，固執的人們甚至對她們的訴求充滿偏見，認為“受壓迫的女人，應像奴隸那樣，感到快樂；于是，這種邏輯就宣揚家庭主婦的不滿應歸咎于女性解放”。

萊特在《仆人》中表露的歷史視野、民主立場同樣體現在她為家人寫的傳記中。前述《普通人：追溯我的祖先》一書是她對家族五代人生平的追溯，傳主就是萊特的父母、祖父母等。近年來英國涌現多部以仆人為傳主的傳記或文化研究著作，呈現了英國傳記出版的某種“民主轉向”。

最典型的是辛吉斯2015年編輯出版的《仆人的故事》，此書包括21位仆人的故事，材料源自他們的日記、書信、自傳、回憶錄、口述等。辛吉斯的祖母在20世紀20年代也是一位女仆，此研究亦是作者打撈家族記憶、尋求身份認同之舉。辛吉斯主要關注的是階級沖突、主仆矛盾，他引述1892年的一篇報刊文章說，“女主人痛惜好仆人之難得，而仆人則奮起抗拒女主人的掌控。這兩個階層像對立的軍隊一樣審視著對方”，相互之間敵意橫生。仆人在自述中自然也多有抱怨，據身為女仆和廚師的瑪麗所述，丟失東西后主人會指責仆人偷竊，仆人因此會被扣減工資或解雇，她還曾被指責沒有照顧好主人的動物，導致小狗丟失、金魚出缸等。對女仆而言，還存在“被主人、訪客或其他家庭成員性剝削的風險”。一位頗有思想的男仆泰勒在1837年的日記中則記錄了自己對命運的思考及對自由的向往：“一位紳士的仆人就像被關在籠子里的鳥。這鳥住得好、被喂養得好，但是被剝奪了自由，而自由可是英國人最喜愛的甜美目標啊……我寧愿像麻雀或云雀，缺住少吃但有更多自由。”《仆人的故事》還收錄了一位名叫班克斯的美國記者對仆人職業的親身體驗式調查。1893年左右，班克斯在倫敦體驗女工生活，做過洗衣女工、清道夫、賣花姑娘與家庭女仆，著有《獵奇運動：一位美國女孩在倫敦的新聞報道式冒險》。她的歷險目的明確，“即希望能搞清楚為何家務服務工作‘被如此輕侮地對待’”。根據她的記錄，女仆的工作繁忙無比，早上6點起床后幾乎沒有閑暇。由于早餐過簡且規定太嚴苛，班克斯向女主人提出不滿，結果被解雇，她聯系《霧都孤兒》中的遭遇說，我被解雇是因為也“像奧利弗·退思特一樣，敢斗膽‘要求更多’”。因為運用了仆人自述這類文獻，《仆人的故事》更能原汁原味地呈現仆人的經歷與心理。

更普遍的現象是當代傳記家在傳記中順帶提及仆人。比如，哈佛大學教授達姆羅施在敘述約翰生交友圈時，特意插入了一段評述，指出約翰生的好友斯雷爾夫婦一家“有20名仆人”，但遺憾的是，“雖然仆人的角色至關重要，但我們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他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不過，達姆羅施也提醒說，有英國“繪畫之父”之稱的世情畫家霍加斯“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六仆人畫像，那是霍加斯為自家雇員所描繪的畫作”，此畫“筆法冷靜低調”，甚至“沒有哪位國王能指望他的肖像畫家將這種同情心與真實性結合起來”。從這些細節看，達姆羅施的這部傳記也頗具底層意識，形成了與萊特《仆人》一書的共鳴。總體觀之，這些傳記關于仆人的記述雖簡略，但仆人形象已進入傳記家的意識之中，并彌散于傳作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把萊特等人的顯性、聚焦式仆人傳記與關于仆人的大量零散記述一起稱為“仆人傳記文化群”。在該作品群體中，仆人固然是弱勢群體，但對仆人的規模研究與既往的名人傳記作品形成對話、接力，這類長期被遮蔽的歷史主體便可能從陰影中浮現出來。

結語

英國權貴與中上層人士對待仆人是輕慢、歧視的。據稱笛福曾說：“不守規矩的仆人就像魔法學徒，他不僅會把廚房，而且會把整個社會秩序攪得無法無天。”鑒于仆人的不安分，1842年出版的《英國管家》建議主人“鎖上廚房的鐘且保管好鑰匙，以防廚師用掃帚動手腳以遂其所愿”。詩人丁尼生亦憤然寫道：“我只雇了一個男仆與一個女傭，他們都長于誹謗和偷竊。”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暢銷書《比頓夫人家務管理手冊》開篇，比頓夫人就稱主人們都在感嘆“好仆人這一種族已經消亡”。希伯特在追溯倫敦文化史時也特意指出，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圣詹姆斯宮，仆從舉止甚為放肆，“進入國王的房間前在掛毯上擦拭他們油膩的雙手，并將臟盤子放在已經整理好的床鋪上”。

現代傳記的奠基人約翰生博士雖曾呼吁，出身寒微者未必沒有高貴德性，凡俗個人的生平也值得記述，可惜在他撰寫的52篇《詩人傳》中也沒有將筆墨勻給底層的仆人。紀實記者梅休非常關注底層大眾的生存境況，但在他的系列報道中，仆人主要也只是作為一種職業和統計數據而非傳記對象出現的。比頓夫人雖認為主仆相互依存，特別是應當把仆人“當作理性生物來對待，當諒解她們人性的缺陷”，但其著作主要介紹管家、侍從、門房等仆人的職責與工作方式，只考慮雇主的需求。對此，福爾斯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曾以作者身份插入一番議論：“然而誰愿為仆人立傳？他們結婚，生育，死掉，無非以他們那類人單調乏味的模式。”

由此觀之，萊特為仆人立傳，展現了當代傳記的突破與創新，可以算是對伍爾夫這位現代傳記家的挑戰，這種挑戰彰顯了當代傳記的開放視野或使命意識。如萊特在新著《歷史之內：從流行小說到生命寫作》中所言，人們通常注重傳記的“榜樣”與“典范”功能，但是，“發現我們的偶像有一雙泥足，會使他們更有魅力，而非相反”，因為這會把傳主還原為最本真的人，使人生及社會關系的復雜樣貌，符合人性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