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陳師曾之間的交往，一直被學界當成文人友誼的佳話傳頌。他們倆早年就是同學，后來一起留學日本。回國后，又同在北京民國政府教育部任職。在北京共事這段時間里，兩人來往十分密切。陳師曾去世后，魯迅持續購藏陳師曾作品相關出版物。然而，令人困惑的 是，從《魯 迅日記》可看出，1919年起，二人之間的交往急劇減少；1923年陳師曾去世，魯迅的反應也比較平靜。在他們交往的后半程到底發生了什么？筆者嘗試綜合相關文獻，對此作一探討。

交往“斷崖式”減少

陳師曾于1923年9月17日在南京去世。當年10月17日，陳師曾追悼會在北京宣武門外江西會館舉行，魯迅 沒有參加。《魯迅日記》載：“（1923年12月）十二日，……，陳師曾赴來，賻二元。”這里的“赴”指訃告。“賻（fù）”即賻金，特指向喪家贈送的慰問金，屬于人情往來的一種。

若說魯迅在12月12日之前完全不知道陳師曾去世的消息，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10月17日舉行的陳師曾追悼會堪稱當時北京城一件大事，梁啟超在《師曾先生追悼會上演說》中說道：“陳師曾在現在美術界，可稱第一人。無論山水花草人物，皆能寫出他的人格。……師曾之死，其影響于中國藝術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日本于1923年9月1日發生7.9級的關東大地震，造成約10萬人傷亡）參加追悼會的北京文藝界著名人士多達300余人，其中不乏教育部同僚，以及其他方面與魯迅有交往者，何況當時報紙對此重大新聞也多有報道。

從《魯迅日記》綜合來看，魯迅向人贈送賻金，最低一元，普遍為二元，也有少數贈送三到五元，個別甚至有十元的。曾任教育部次長（即副部長，系魯迅上司）的董恂士1916年3月去世，《魯迅日記》載：“（1916年3月）二十一日，……下午賻董恂士家十元。……”在陳師曾去世的同一年，“（1923年5月）十九日，……，同僚張紱君病故，賻五元。”“（1923年6月）二十七日，……，上午賻遐卿五元。”相比之下，不論是作為朋友還是作為教育部同僚，陳師曾此時在魯迅心目中的地位都是比較“普通”的。

對于魯迅沒有參加陳師曾追悼會，目前學界一般的推測是，魯迅當時剛與周作人決裂，可能無暇顧及。筆者認為此說難以成立，因為恰好有夏曾佑這個相反的例證。夏曾佑曾是魯迅的頂頭上司，魯迅與夏曾佑也經歷了交往由密轉疏的過程。1924年5月1日，魯迅收到夏曾佑的訃告，也是“賻二元”，但是與缺席陳師曾追悼會不同，5月8日魯迅又親赴靈堂，“下午往吊夏穗卿先生喪”。

《魯迅全集》里亦找不到一篇專門為陳師曾而寫的紀念文章。在初版于1928年8月的《朝花夕拾》這部“回憶的記事”里，魯迅寫了十篇回憶往事、故人的文章，其中甚至為一同留學日本、但關系并不密切的范愛農寫了一篇專文，卻沒有為陳師曾寫一篇。不但《朝花夕拾》中沒有，在陳師曾去世以后的十多年時間里，魯迅寫過不少人，卻始終沒有落筆寫陳師曾。

幾種原因猜想

魯迅與陳師曾的交往為何由密轉疏，目前魯迅研究界比較主流的看法，認為是由于兩人對于傳統中國畫的觀點分歧所致。

五四運動前后，以康有為、陳獨秀、蔡元培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健將，發出了“美術革命”號召。對于美術，他們采取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要求在中國社會革新與文化革新的框架下進行中國畫革新，將“美育”當成移風易俗的社會工程。比如陳獨秀認為“畫家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發揮自己的天才”，“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用洋畫寫實的精神”，同時全面否定自王維、蘇軾而下“倪黃文沈一派中國惡畫”。

針對陳獨秀等人提出的中國文人畫不如西方寫實繪畫的觀點，陳師曾先是發表了《文人畫之價值》一文，指出文人畫的價值所在。緊接著又發表了《中國畫也是進步的》《中國人物畫之變遷》等文章，站在歷史的高度，對中國畫的進步性作出更深層次的闡釋。陳師曾認為，“西洋畫界以法國為中心，東洋畫界以吾國為巨擘。歐亞識者，類有是言。東西畫界遙相對峙，未可軒輊。系統殊異，取法不同。要其喚起美感，涵養高尚之精神則一也。”陳師曾對于美術的一個主導思想就是：“美術者，所以代表各國民之特性”，在這個大前提下，即便采納西法，也不能以喪失本國繪畫的特色為代價，所以“研究之法，宜以本國之畫為主體，舍我之短，采人之長。”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其美育理念的推廣和落實。1917年12月1日，陳師曾應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作了名為《清代山水畫之源流、派別》的講演，反響十分熱烈。蔡元培隨即邀請陳師曾籌建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且委托陳師曾物色合適人選，擔任畫法研究會導師。陳師曾為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盡心盡力將近一年，最終由于他與蔡元培在理念上的沖突加劇，遂于1918年10月辭去了畫法研究會導師之職。

另一方面，魯迅1919年在《新青年》的《隨感錄》發表多篇文章（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討論美術問題，“進步的美術家，這是我對于中國美術界的要求。……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是能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我于美術雖然全是門外漢，但很望中國有新興美術出現。”后來，在1935年2月4日致李樺的信中，魯迅還表示：“我以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實在沒有什么繪畫，山水畫的發達也到了絕頂，后人無以勝之，……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說是國粹，但這是不必復興，而且即使復興起來，也不會發展的。”一些學者據此認為，魯迅對于傳統中國畫的觀點與陳獨秀、蔡元培等思想健將一致，而這正是1919年以后魯迅與陳師曾交往迅速降溫的原因。這實際上是對魯迅美術思想的曲解。檢閱原文可知，上述《隨感錄》里的觀點，是針對上海《時事新報》增刊《潑克》上刊載的低級趣味圖畫而發的，不能脫離這個具體語境而將其隨意泛化。至于魯迅給李樺信中有關中國畫的表述，其實在那段話之前還有這樣幾句：“我看先生的作品，總覺得《春郊小景集》和《羅浮集》最好，恐怕是為宋元以來的文人的山水畫所涵養的結果罷。”很明顯，魯迅并不否認傳統中國畫的價值，而是對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畫作出不同的評價。

學者孫偉在《如何保存“國粹”——論魯迅對文人畫的攝取》一文中，根據魯迅日記所記購買美術書籍統計，魯迅對文人畫的喜愛不僅貫穿北京和上海兩個不同階段，且涉及的畫家也遍布各個歷史時期。學者鄧鋒在其博士學位論文《“東西畫界”：通變與自覺——陳師曾畫學思想及藝術實踐再研究》中提出，魯迅對于文人畫傳統不僅有所關注，而且有明顯的偏重：一是對高古的白描傳統非常推崇，二是喜歡具有個性和創新的畫家，以陳洪綬和石濤為最。而這兩個審美取向均與陳師曾完全一致。魯迅收藏有多幅陳師曾畫作，在二人關系降溫之后的1921年1月，魯迅日記尚有“午后從陳師曾索得畫一幀”的記錄。陳師曾去世后，魯迅持續購買陳師曾作品集《師曾遺墨》。這都說明魯迅對陳師曾繪畫理念的高度認可。

魯迅夫人許廣平在《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一文中寫道：“所以先生時常說：‘我覺得先同我鬧過，后來再認識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鬧之后，是不大會再好起來的。’這幾句話，拿來考察先生和朋友之際的關系，似頗的確。”

魯迅與陳師曾“先是要好”，后來沒有“再好起來”，是不是也因為“鬧”過呢？目前尚無直接的證據。但是在魯迅日記里，也記錄了他與陳師曾之間似乎并不那么愉快的事件。比如1918年5月有這樣兩則：“十一日 雨。晚以師曾函往朱氏買專拓片，并見泉二，復云拓片未整理，泉收也。”“十三日 晴。上午師曾交朱氏所賣專拓片來，凡六十枚，云皆王樹枬所藏，拓甚惡，無一可取者。……”

由密轉疏非孤例

在魯迅的人際交往中，像他與陳師曾這樣，始于密切、終于疏遠的情況絕非孤例，比如劉半農、錢玄同、孫伏園等等，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文字音韻學家錢玄同（1887-1937），1906年赴日本東京，入早稻田大學讀師范專業，1908年與魯迅等人同在章太炎門下學習文字學。五四運動前后，錢玄同是《新青年》編者之一，積極投身于新文化運動。這個時期魯迅與他交往密切。魯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記》就是在錢玄同的催促下，并經過錢玄同之手發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的。現存的魯迅日記里，從1915年到1925年期間，有關錢玄同的記錄多達140多次（最后一次為1925年7月21日，“夜得玄同信”）。

1925年7月這一個月內，錢玄同的名字還在魯迅日記中出現了6次之多，從那以后，卻再也沒有出現過。正如錢玄同在魯迅去世當月即1936年10月所寫的《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所寫，“十五年秋天，豫才（即魯迅）到廈門去教書，從那時直到現在，這十年之中，與我絕無往來。”

1929年5月26日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我今天的出門……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錢玄同，惡其嚕蘇，給碰了一個釘子，遂逡巡避去……”錢玄同在《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詳細敘及此事，并表達了自己的困惑：

十八年（1929年）五月，他到北平來過一次，因幼漁的介紹，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學校訪隅卿（隅卿那時是孔德的校務主任），要看孔德學校收藏的舊小說。我也在隅卿那邊談天，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意謂其不用“魯迅”也。他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時喜效古法，綴“號”于“名”上，朋友們往往要開玩笑，說我改姓“疑古”，其實我也沒有這四個字的名片。他自從說過這句話之后，就不再與我談話了，我當時覺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來看見他的《兩地書》中說到這事，把“錢玄同”改為“金立因”，說，“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吧。……

錢玄同在《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也對魯迅的長處作出了公允的評價：“他治學最為嚴謹”“他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抉發中國社會的痼疾”，同時表示：“但我認為他的短處也有三點，（一）多疑。他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經意的話，以為是有惡意的，甚而至于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動了不必動的感情。（二）輕信。他又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誠意的好聽話，遂認為同志，后來發覺對方的欺詐，于是由決裂而至大罵。（三）遷怒。譬如說，他本善甲而惡乙，但因甲與乙善，遂遷怒于甲而并惡之。”

百年以后的今天，審視魯迅的人際交往，應該說錢玄同關于魯迅短處的上述觀點也是比較客觀的。反觀魯迅與陳師曾這對曾經的摯友，如果魯迅與陳師曾之間確實是因為“鬧過”而導致了疏遠，則這個“鬧”的起因較大可能也與魯迅的上述性格特點有關。然而，即使魯迅在與陳師曾關系疏遠之后，他仍然對陳師曾的藝術作品贊賞有加——這一方面既折射出魯迅性格的復雜性、獨特人格魅力，同時也凸顯出陳師曾藝術作品所具有的不可磨滅的非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