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年底到現在，當代文學場域里有兩個特別重要的話題，一個是人工智能，另一個就是正在被廣泛討論的新大眾文藝。當然，我們是站在當代文學的立場和維度上談人工智能，探討它與當代文學之間的關聯，它給文學帶來的沖擊、焦慮、危機感。而新大眾文藝則是一個更為泛化的文化概念，核心屬性是技術、媒介、大眾，大量的討論中真正觸及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的并不多，代表性的、現象級的新大眾文藝樣本，目前看大都不是文學文本。總體上看，人工智能和新大眾文藝這兩個話題很相似：一是都有很強的時代性，有主流文化或者說是文藝體制的政策性塑造和強力的推動；二是都有技術和資本的背景；三是都具有表現形態的多樣性。看起來它們的面孔在我們的討論當中似乎是清晰的，我們會舉出大量例證來討論人工智能和新大眾文藝，但是當我們仔細揣摩這些例證的時候，會發現它們整體上還是很模糊和蕪雜的。相比之下，新大眾文藝比人工智能的涵蓋性、包容性,或者說某種意義上的蕪雜性更強。比如剛才岳雯的發言把人工智能的相關話題也納入了新大眾文藝的討論范疇之中。目前有關新大眾文藝的討論基本上是在一個相同的方向和邏輯上展開的，即新大眾文藝生逢其時，應運而生，是未來文藝發展的大方向和正確的方向，這是目前基本一致的結論。當然，這種邏輯和方向在現有的文藝體制內部沒有任何問題，這也使之在當下產生了很強的話語效能和廣泛的熱度和影響力。就目前來看，新大眾文藝的觀照視野非常龐大，幾乎是把新時代以來乃至新世紀以來重要的文藝文學潮流和現象一網打盡。前面談過的諸如網絡文學、新媒體、新媒介、素人寫作、跨界寫作，還有相對來說更具體的，如跨界性的、進入文學現場的IP、賽博格、二次元，還有破圈、出圈、直播、短視頻、微短劇、動漫、游戲等等，基本上全都納入到了新大眾文藝的討論當中。這種納入在給新大眾文藝這一概念帶來很強的包容性的同時，可能會給它的相關討論帶來諸如話語重疊、重復、纏繞，以及與已經形成共識和定論的某些學術觀點構成矛盾等可能的誤區和問題。因此，我認為對于這種熱度極高同時路徑單一的某種討論，可能需要我們不僅要從正面推動和闡釋它，還要從側面甚至反面來考察這一概念本身可能帶來的問題和誤區；當然考察這一概念的最終目的還是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識新大眾文藝所構成的這種潮流的本質，以便更合理地去使用和推廣它。

第一是關于媒介(技術、傳播)的誤區。新大眾文藝其實就是新媒體、新媒介文藝，或網絡文藝，其“新”主要是依據于媒介技術和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科技加持、平臺托舉等），這就難免帶來一種媒介依賴和技術主義的誤區；我們不能在討論新大眾文藝的時候，預設性地認為新的媒介和技術發展必然帶來文藝創新，而忘了此前的很多研究和討論中對于互聯網、數字時代、新媒體、技術壟斷乃至網絡資本等帶來的諸多問題的反思和提醒。這些反思性的、批評性的意見和研究，對于新媒體包括自媒體時代的亂象，已經有過共識性的意見。我們在討論一個文藝現象基本的媒介和技術核心的時候，要考慮媒介和技術對于文藝和文學會帶來哪些問題，而不僅僅是說它的出現能夠很好地推動文藝發展，后者只是它其中的一個面向。當媒體人驚呼《新媒體就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段彎路》的時候，并非嘩眾取寵的聳人聽聞。這樣的論斷也并非個別現象，信息碎片化、媒介成癮、娛樂至死、技術壟斷、信息繭房、注意力剝奪等對新媒體、自媒體的批評不絕于耳。因此，我們從當代文學專業的角度討論新大眾文藝，不能過度信任媒介和技術。我們對媒介和技術的信賴甚至依賴，也不是從近幾年才開始。媒介發展得越快，給我們帶來的影響也就越大。某種意義上，近些年文學一直在“被動”追趕媒介技術的變革，什么出圈、破圈、跨界，都是這樣一種媒介思維、媒介焦慮的表現；然而事實是，越是追趕它、越是想著怎么樣跟上它，帶來的焦慮就越多，而當代文學除了擁有了一些“虛假”的活力之外，創造性和受眾都在快速萎縮。我們焦慮于我們的文學作品（包括文學批評）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歡，但無論我們怎么樣努力，其實結果都很難改變。包括我們熟悉的最重要的文學期刊，在頂流的新媒體平臺上直播帶貨，看似很熱鬧，賣了很多雜志，其實根本上也還只是一種傳播性焦慮，既不能改變文學期刊的現狀，也無助于真正推動文學健康發展，只是給當代文學帶來了很多無謂的“內卷”，以至于更快地失去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當我們在討論新大眾文藝的時候，必須意識到，我們突然那么信任媒介，在文藝創作當中越來越多地考慮傳播的因素、考慮到算法、考慮到點擊量、考慮到大眾更大程度的接受，這愈發證明我們的文學、文藝創作的活力和創造性在新媒體時代正在遭遇非常嚴峻的挑戰，遇到了非常大的瓶頸，才“病急亂投醫”地轉而去焦慮于傳播，而往往忽視了“內容為王”的基本前提。因此，媒介依賴并不能緩解和解決當前文藝遇到的復雜局面，相反，可能會使問題迅速加劇。

第二是關于大眾的誤區。新大眾文藝的核心概念是大眾，也是我們現在很多作者和研究者在廣泛討論的人民性的問題。當然一開始卓今老師也談了，人民性是我們重要的文學、文藝傳統，其來有自，就不需要贅述了。但是現在的落腳點是新大眾，新大眾到底跟以前的大眾和人民性有什么區別？關于這一點，很多學者和專家的研究已經分析得很透徹了。比如南帆老師的文章《“新大眾文藝”：從命名到命題》，關于新大眾文藝的提出與“新媒體時代”的關系，新大眾文藝對紙媒文化擁有的編輯出版體系發出的挑戰，新大眾文藝如何甩下精英/大眾的文化生產模式、展示理想的文化平等狀態等等，基本上能夠概括目前新大眾文藝中對于“大眾”的預設和想象的基本觀點。問題是，這樣的想象和論斷是不是過于理想化？新媒體的大眾和人民是不是比以前的媒體時代更值得信賴？我們的理由往往是教育普及了，人民素質因此也就提升了，新大眾自然就不一樣了。可是教育的普及早就發生了，并不是新媒體時代才普及，這樣的邏輯并不成立。因此，對于新大眾文藝中大眾之“新”，或者說新的“人民性”，我們目前的闡釋還過于粗疏、武斷，還遠遠不夠。此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新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壟斷、發表和傳播的障礙，帶來了所謂的文藝民主、文學民主、文化平權、文學平權，這樣的論斷同樣很難站住腳，事實上，體制性話語和資本性話語的壟斷并沒有被真正打破，尤其是在所謂純文學、嚴肅文學領域。還有就是大眾與精英或專家之間的關系問題，新大眾文藝真的能打破專業性和非專業性之間的界限嗎？新大眾文藝是不是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去精英化”思潮的延續？媒介重新進行文學的分權、賦權，重新塑造文學主體和文學受眾，這樣的“去精英化”的所有后果我們是否都有了充分的考量？新大眾文藝對于大眾的推崇，會不會強化大眾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消費文化的合法性，使得我們有意無意地忽視文化研究中已經形成的針對大眾的那些批判性、批評性共識？簡而言之，我們必須警惕對于“大眾”的過度推崇潛在的危險性，完全回避一種批判性視野是不合理的。

第三是關于文藝的誤區。新大眾文藝的另一個核心是“文藝”，因此，新大眾文藝不是新大眾文學，它首先強調的就是跨界、跨藝術門類、文類文體融合、視聽技術、新的傳媒技術等等，主要討論的都是那些跟媒介結合得比較好的藝術形式、文藝現象：短視頻平臺上的“打工詩人”、直播間的農民歌手、B站上的“二創”愛好者，短視頻、虛擬現實（VR）到人工智能（AI）生成內容，現象級游戲《黑神話：悟空》，微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所以，我們看在新大眾文藝的討論中，泛文藝、泛文學、類文本大行其道，但傳統嚴肅文學的核心是閱讀，那新大眾文藝給文學閱讀帶來了什么？能留下多少值得認真對待的文本？總之，顯而易見的前車之鑒是，新媒體時代，閱讀內容更豐富，閱讀的技術便利更突出，但嚴肅的、高品質的閱讀并沒有增長，而是在大幅度衰微。當然，我們在討論新大眾文藝的時候也曾經關注過“外賣詩人”王計兵，也討論過東莞的“素人詩人”，但這樣的新大眾文藝的代表，其所涉及的文學現象和詩歌文本其實早在二十年前就出現了（打工詩人、底層寫作等），并作為重要的詩歌潮流被廣泛研究和評判。但如今一旦重新歸入新大眾文藝的范疇，這一類型的寫作在以前形成的很多專業性的定論和共識就失效了，必須重新進行評定，造成這樣的差異的機制本身也構成了新大眾文藝的某種誤區—關于文學史常識的誤區。

第四個誤區是公共性的誤區。新大眾文藝得以被關注和推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借助于媒介、平臺、流量，所形成的巨大的公共屬性（大眾性、人民性、廣泛的參與性和交互性等等），但同時我們又知道當代大眾多數是數字人、原子化的個體，韓炳哲就說數字人的特點是不內聚、無大眾,無法形成群體性的思想。數字人作為公眾形象，主體色彩和形象感其實是比較弱的。新大眾文藝與我們熟悉的傳統的公共概念，其實有明顯的差異和分野。這些傳統概念指新大眾文藝討論之前，我們所熟悉的當代文學和思想史，以及政治、社會學等學科中的概念，比如公共性、公共生活、公共領域（以及最新出現的數字公共領域）、公共意識、公共空間等。我們要考慮新大眾文藝有這么強的公共屬性，最后會培養出怎樣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打開了怎樣的公共性，最后又形成哪些有公共價值的共識性，而不是說在新大眾文藝當中，我們就簡單地迎合公眾的需求和他們的文藝期待，而不考慮傳統政治學和社會學中討論的那些重要問題，比如說私人經驗藝術經驗如何向公共價值轉化。新大眾文藝的文藝形態，最后總是要有一個旨歸，要有價值轉化。以前哈貝馬斯、阿倫特、齊格蒙特·鮑曼都討論過這些問題。新大眾文藝中的個體經驗、私人經驗和藝術經驗到底是什么，最后在我們的時代形成怎樣的公共價值，那些共情、共鳴、迅速呼應的情感與經驗到底值不值得經驗，我覺得這些問題不應該被忽視。

第五個誤區是青年的誤區。岳雯剛才也說了，得青年者得天下。雖然也有人說，“新媒體文藝曾以青年為主要對象，而新大眾文藝則指向全年齡群體”（許苗苗），但毋庸置疑，新大眾文藝中的主要的主體形象，尤其是在生產和傳播階段，更多的是青年。這個問題跟上一個問題是一樣的。新大眾文藝有這么清晰的、重要的青年屬性，但新大眾文藝到底最后能培育出怎樣的青年精神呢？在新大眾文藝的時代，假設青年是一個共同體，會承擔怎樣的期待？在特別強調流量和算法的語境之下，青年會被塑造成怎樣的主體特征,最終能夠塑造和建構怎樣的時代精神，以及這個時代的文化的形象感。最近我們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是哈佛女孩的演講。當演講一開始出現的時候，正面的評價甚至推崇很多，但很快，負面的評價席卷而來。比如六神磊磊就認為，華而不實的排比句大行其道，這是一種網絡時代的病。而且這在中文互聯網上也不是個案。這樣的判斷，看似是對偶發事件中一個青年的言談舉止、話語方式的判斷，其實帶有某種顯見的整體性視野，是對一個時代某一種類型的青年形象的總體判斷。而這種類型的青年形象之所以能成為這樣一個形象，和新媒體時代、新媒介時代、網絡時代無時無刻的塑形有極大的關系。我們在討論新大眾文藝的時候，要不要考慮它最終給我們時代塑造怎樣的青年形象？我們推崇的青年就是那群追求時髦的技術手段，能夠嫻熟地運用媒介優勢進行娛樂消費、文化生產和輸出的人嗎？還有，我們在討論新大眾文藝的同時，仍舊延續性地在討論青年作家、青年寫作，但是我們有沒有發現，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學寫作其實很難進入新大眾文藝的討論節奏里，這里面有什么原因，這一現象也值得我們思考，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辨析新大眾文藝的內涵和外延里那些容易引起誤解的地方。

還有我們要問,新大眾文藝到底“新”在哪里？其實我們看這樣一個聲勢浩大的討論當中，它集結起來的這些文藝形態很多并非剛剛出現，很早就被反復討論和研究過了，也有了相對權威和學術性的評價。現在在新大眾文藝的大纛之下，這些文藝現象和作家作品重新被關注、被再評價，我前面也反復強調，如何處理好新的評價、觀點和立場與以往既定的學術論斷之間的差異性，以避免陷入有違文學藝術本質的悖反（比如輕易推翻或者忽略以往的文藝文學判斷），是我們今后討論需要注意的問題。此外，在討論中我們往往專注的是進入這一新的文藝范疇的相關現象、主體和話語，往往忽視了還有哪些話語、哪些經驗、哪些藝術家個體和作家個體無法參與到新大眾文藝當中來，而這些無法參與的，恰恰容易讓我們在討論中因為忽視而造成很多偏頗和誤區。總之，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新大眾文藝當然很重要，它可能會給我們時代的文藝討論、文藝創新帶來很好的啟發和啟示，但是我們的學術界和文學界在參與這樣的討論的時候，應該意識到它顯而易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背景和文藝政策的驅動機制，切忌一哄而上，隨波逐流、人云亦云。我覺得學術研究包括文學批評對這樣重要的文藝現象進行跟蹤性研究的同時，要考慮到自己的專業屬性。你的專業屬性不是簡單地重復潮流當中的主要觀點，而是對這些觀點進行學術審視。這是站在我的角度的一點粗淺的看法,前提可能也是因為我對新大眾文藝的了解還不夠充分，可能有很多偏頗的地方，因此這個發言充其量算是我的困惑，在這里跟大家分享這些困惑的目的，也是希望從一個學術期刊、文學評論刊物從業者的角度，期待今后參與新大眾文藝研究和討論的的學者朋友們，能夠對這個重要的文藝現象打開更豐富的學術空間，而不是被已經形成的潮流性的、導向性的判斷完全主導，要更有獨立的判斷、更有我們的專業屬性和學術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