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作家書寫中繞不開的重要人物，對很多作家而言，或許都存在兩個父親。作品中的父親，或生動可感，或森嚴可畏，都更有可能是某種社會主題的化身，我們藉此得以洞悉人性的幽微和生存的本相。作品外的父親，或者說現(xiàn)實生活中的父親，無論可親、可敬，抑或可恨、可憎，都以其獨特的方式或隱或顯地影響著作家的寫作。薛舒、哲貴和陳集益這三位作家，在他們的文章中，不約而同寫到作品內(nèi)外的父親。他們的書寫，讓我們明白，對父親的理解不只是一個態(tài)度，更不只是一個認知，真正的理解，需要行動。而理解不僅僅是名詞，更應(yīng)該是動詞。

當我們選擇生活，生活卻讓我們愧疚

薛舒

《廣場KTV》是我最近創(chuàng)作的一部中篇小說。故事的開始是這樣的：母親突發(fā)腦卒中癱瘓，三年來，父親承擔起了照顧母親的責任。有一天，父親早上出門買菜后再沒回家，他失聯(lián)了，作為女兒的主人公開啟了尋找父親的旅程。

這部小說的靈感起源，來自我的家庭。2012年，我的父親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直到2020年離世，其間的整整八年，我們?nèi)医?jīng)歷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說“戰(zhàn)斗”并不為過，尤其是我的母親，她從起初的拒絕接受，不愿意放棄退休后返聘的工作，不愿意留在家里照顧她日漸遺忘一切的丈夫，到勉強接受，直到后來，把照顧丈夫作為她全新的工作。她承受了我父親患病之后八年的照護工作，尤其在病初三年間，那時候，我父親的失憶和失智正急劇發(fā)展。

那是阿爾茨海默病病人家庭最為黑暗的階段，病者自是痛苦，而家人，需要陪伴與照顧病人，特別是失智、失能，甚至臥病在床的病人，其艱難程度，并非親歷者也許無法體會。當病人失去智能，他失去的是健康，以及自由，而照顧病人的家人，同時也失去了自由，并且，很有可能，他們會漸漸失去健康。

父親患病的前三年，我的母親幾乎沒有自由自在地逛過一次街，沒有旅游過一次。父親住進老年病房之后的五年內(nèi)，我的母親每天都要去醫(yī)院，倘若哪天有事去不成，她會為此自責與愧疚。在我父親生病的八年中，盡管我也竭盡全力地分擔了許多照顧父親的責任，但我依然時刻處于愧疚中，因為工作而無法全身心投入照顧父親而愧疚，因為讓年紀也已七十多歲的母親承擔過多而愧疚。愧疚的同時，也因為付出太多時間與精力來應(yīng)對父親的疾病，安撫母親的情緒與精神，而嚴重影響創(chuàng)作，于是又感覺愧對自己的工作。

2020年初春，父親去世了，艱難與痛苦的時光戛然而止，我們似乎很難接受那個被我們照顧了八年的人突然離開了我們，在傷心欲絕的同時，我和我的母親驀然發(fā)現(xiàn)，似乎，我們自由了。但是，恐懼也隨之而生，我的母親，我，以及我們每個人，都將遭遇人之將老時所要面臨的一切，那時候，我們該怎樣活得不那么痛苦？抑或，不必因為自己的衰老與疾病而綁架那個我們最愛的人，于是一邊需要他（她）陪伴在身邊，一邊又對他（她）愧疚不已？

我把父親患病八年的經(jīng)歷寫成了長篇非虛構(gòu)“生命兩部曲”，《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和《生活在臨終醫(yī)院：最后的光陰》。書出版后，受到了很多讀者的關(guān)注，也聽到了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在我父親被確診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起初，我的母親作為一名退休人員，正被一家飯店返聘為財務(wù)工作人員。她喜歡她的工作，不僅在于能賺一份小小的薪水，更因為在工作中，她有獲得感和成就感。但是父親生病了，需要有人看護他、照顧他。那時候，我的想法很簡單，在子女都要上班的情況下，已經(jīng)退休的母親是最適合的人選，她只需放棄返聘的工作，就可以回家照顧相伴了50年的伴侶。但是，母親似乎不愿意接受這樣的安排，那段日子，我感覺到了嚴重的身心疲憊。一方面，父親正在飛速地失憶和失智，需要有人看護，但是請來的保姆都被他趕走或嚇跑，他唯獨不排斥他的妻子。另一方面，母親又一時不能接受家庭角色和責任的全方位調(diào)整，于是整日處于抑郁的情緒中。而我，幾乎每天都奔波在自己家與父母家之間，有時候半夜三更飛車趕往父母的住處，最后，干脆住在了父母家……當然，母親還是辭掉了工作，成了父親的全職“保姆”，直到三年后，父親被送進醫(yī)院的老年病房。

我把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如實地記錄在了《當父親把我忘記》這本書中。在書中，我寫下了那段時間的矛盾與崩潰，對母親的抱怨，對自己的責問，寫下了“荒廢”生命的無助感，以及對母親全身心付出的無盡感激。然而，一些讀者卻對我提出了質(zhì)疑，同時為我的母親感到痛心，他們認為在父親患病的過程中，我讓母親辭去工作，是對她最大的不尊重，我讓母親承擔了體力與精神的雙重壓力，我的母親因此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作為一個現(xiàn)代女性，她有權(quán)利選擇自己的生活，而不該被患病的丈夫捆綁住自己……這些批評的聲音讓我一度疑惑，是否，我是一個接受了太多規(guī)訓的傳統(tǒng)女性？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我應(yīng)該對我的母親感到抱歉，我可能需要為自己感到羞愧。然而，我又想象，當我老了、病了，當我需要我的愛人陪伴在身邊照顧我的時候，我有沒有勇氣對他說：你有權(quán)利選擇你的生活，我不想成為你的羈絆，你不用每天陪在我身邊，你去旅行吧，你去跳廣場舞吧，你去過你的自由生活吧……

倘若我那同樣已入老境的愛人內(nèi)心確有這樣的需求，他的確不想被生病抑或垂老的妻子綁架，那么，他能坦然說出他的想法甚至抽身而出嗎？或者，當他的妻子臥病在床，他還能理所當然地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嗎？

“廣場KTV”是我在一個內(nèi)地縣城見到的場景，早晨的廣場上，老年人聚集在移動“KTV”前，一輛三蹦子，一張投影幕布，一群老年人，花兩三元錢，唱一首20世紀的老歌。他們的腳邊放著菜籃子，或者環(huán)保袋，里面是蔬菜、魚肉。他們多半不會夫妻雙雙出現(xiàn)在廣場上，他們逃離家庭，享受著早晨這一時段有限的自由。那種時候，我會想，有沒有可能，他們的家里，躺著一個臥病的丈夫或妻子？

用《廣場KTV》這個小說中女主人公的丈夫莊勇的話說：難道因為妻子癱瘓了，丈夫就沒有娛樂的權(quán)利了？

是啊！我們有權(quán)利選擇自己的生活，但我們一邊想要抓住這種權(quán)利，一邊卻要承受著也許永遠無法逃避的愧疚，以及痛苦。我們要怎么辦，才能過得心安理得？

小說發(fā)表后，被《小說選刊》轉(zhuǎn)載，我個人比較喜歡編輯安靜老師的推薦語，她是這么寫的：如果說父親的出走是一場近乎悲壯的溫柔反抗，那么女兒的尋找就是一次踏過歲月積塵的跋涉，而母親的癱瘓之軀則成了他們父女無法言說的痛楚。薛舒不動聲色地書寫了家庭內(nèi)部的各種碰撞和摩擦，也寫出了那種愈演愈烈卻又無可奈何的狀態(tài)，在生活的真相面前，唯有沉默和祝福。出走之事，一浪逐一浪，事過不問因由。唯愿踏過千重浪的他們能其樂融融地吃上西瓜，能讓生活中曾經(jīng)的暗影變成滋潤生命的柔和之光。

小說中，父親突如其來的失蹤仿佛是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的一個意外，然而，我只是想在一次“離家出走”事件中尋求某個答案，當一個家庭在面臨變故時，要如何做到自我修復(fù)，而不是走向分崩離析？沒有一個家庭從未經(jīng)歷過曲折和困擾，是什么樣的理由，能讓我們在未必懂得與理解時，依然選擇和解與祝福？是茍且？是無力？還是愛？我并不確知，卻依然抱以希望。

也許，在父親生病長達八年的過程中，我感受過太多的愧疚，以及痛苦，我便不太愿意讓小說傳遞過多的負能量，我讓出走的父親很快回歸了。但我相信，那顆出走的心，還在人的胸腔里跳動著。

父親形象的象征與升華

陳集益

我的父親是個地道的農(nóng)民，是浙中山區(qū)的一個補鞋匠，從成功學考量，他沒有掙下巨額財富，升官加爵的事更沒他的份，但是從人生的寬度、厚度和深度來看，他是一個偉岸的男人，頂天立地的漢子，是我的人生榜樣。我的父親這輩子經(jīng)歷的苦難（家族里發(fā)生過一起悲劇，這里省略不談）是很多人幾輩子、幾十輩子也不可能經(jīng)歷的，他與苦難斗爭的勇氣、堅韌，值得我永遠銘記。盡管如此，父親在我的成長記憶里，并非頂天立地的偉岸樣貌，而是一個經(jīng)常生病的孱弱男人。父親患有嚴重的支氣管炎和哮喘病，事實上他選擇做補鞋匠，就是因為身體的原因。有一門手藝，收入總比在生產(chǎn)隊掙工分強，體力活也可以少干一些。

父親是遠近聞名的能工巧匠，除了補鞋手藝有口皆碑，他還自學過木匠、篾匠，補鞋手藝也是自學的。他后來又學會了焊錫、補鍋、修鎖、修煤氣燈、修雨傘、修行李包等等。他出門時挑的擔子，一頭是補鞋的，一頭是修其他物件的，看起來五花八門，老鄉(xiāng)們都笑話他，說他出門“跟唐僧取經(jīng)似的”。父親性格外向、樂觀，身處苦難中也愛跟人交朋友，在謀生路上他愛講開心的事給別人聽，同時也道聽途說了很多民間故事、奇聞異事、神話傳說。他走村串巷，一去就是大半年。小時候，我總是掐指計算著他的歸期，愛聽他講述在外的見聞，不少見聞后來成了我創(chuàng)作小說的素材。但是到了冬天，父親便會整日咳嗽，再也挑不動擔子外出了。他躺著，卻從沒見他嘆過氣，艱苦的生活沒有讓他消沉，相反，在貧病交加的歲月里，他也有苦中作樂的生存智慧。記得有一次，父親躺在床上捉到了一只跳蚤，他興高采烈地叫起來，要我把它關(guān)在一個玻璃瓶子里，他想要知道跳蚤到底能餓上多少天——我的記憶是餓了半個月也沒有死。還有一次，是夏天，童心未泯的父親捉了“菜花蛇”放養(yǎng)在家里，目的是要讓它們無償?shù)貫槲覀兗也妒蟆Ｎ业母赣H就是這樣的可敬和可愛，在他飽經(jīng)滄桑的臉上，往往洋溢著孩子一般純真的笑。

但是，在我早期的創(chuàng)作中，沒有按照真實的情況寫父親，因為那時我迷戀先鋒文學、現(xiàn)代派之類的，沒有想過要寫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小說，即便小說里涉及父親也不是真的父親。父親形象在早期小說中不是實指，往往是一個象征物，這就好比張楚在歌曲《姐姐》中提到的“爹”并非真實人物。他在采訪中解釋，該歌曲通過藝術(shù)加工將家庭關(guān)系藝術(shù)化、符號化，借“爹”這一形象隱喻傳統(tǒng)觀念對年輕人的束縛。我的創(chuàng)作也是如此，我對父親的形象進行了藝術(shù)化的重構(gòu)，被賦予更深刻的象征意義。我比較擅長將“父親”漫畫式夸張，甚至有一段時間，我筆下的“父親”帶一點兒神經(jīng)質(zhì)，瘋瘋癲癲的。比如《洪水、跳蚤》里的“父親”在被洪水卷走后一生潦倒，為抗議妻子改嫁，最后死于絕食，絕食的方式竟然是與跳蚤比賽誰更能挨餓——與跳蚤比賽“絕食”這個細節(jié)來源于生活，但是用在這篇小說里是一種隱喻性的描述，是為了寫大時代背景下人的生存。《哭泣事件》里的“父親”因喪失給老將軍打麻糍的表現(xiàn)資格而上訪，像一頭撞了南墻也不會回頭的倔驢。《城門洞開》里的“父親”畢其一生都想進城吃“商品糧”，并將三個兒子取名為進城、建城、保城，卻在大兒子要和城里姑娘結(jié)婚之際，因婚禮當天未接到兒子的確認電話而精神崩潰。這一崩潰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時代變革下農(nóng)民進城夢的虛妄與代價。《守墓人》中，一個家族自愿守護古老墓園四百年，到了“父親”這一代，卻發(fā)現(xiàn)自以為守護的戚繼光之子戚印之墓，結(jié)果很可能是吳三桂之墓。這些小說中的“父親”，是現(xiàn)實問題的文學投射，我借由“父親”寫下了自己對這個時代的觀察與感受。我以荒誕與隱喻的方式，將近乎殘酷的現(xiàn)實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試圖寫出一個時代的側(cè)影。

不得不說，“父親”在我的小說中一直是個標志性的存在。早期的小說中，我將現(xiàn)實父親的形象文學化，伴隨著夸張的藝術(shù)變形，該時期的“父親”較多地被塑造成一個窩囊或者固執(zhí)乃至癲狂的形象。不過后來，我不得不放棄了這類寫法，從而回歸到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自然地，父親的形象也跟著發(fā)生了一次蛻變。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先鋒文學的創(chuàng)作手法在我寫作之初就已經(jīng)過時了，文學界不再歡迎這個風格的作品，我再努力也沒有多少讀者了，甚至發(fā)表都困難。二是隨著寫作經(jīng)驗的積累，我有意放棄了小說形式上的花哨，進而轉(zhuǎn)向最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如此一來，現(xiàn)實中的父親與小說中的父親終于重合了。

這個改變的具體實施，從《金塘河》開始。我最初的想法是有一天將小時候的生活記憶寫成系列散文，但是總感覺以散文的體裁來寫不夠自由，分量也輕。于是我采用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寫法，寫了“金塘河”系列。《金塘河》寫的是20世紀80年代，農(nóng)民們心懷農(nóng)村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喜悅心情，積極脫貧致富的故事。我塑造了一個不服輸?shù)摹⒁恍南霂ьI(lǐng)全家人過上美好生活的父親形象。他在金塘河邊圍欄建壩、抗洪搶險，又在高山上開荒墾地、挑水抗旱，最后與偷吃莊稼的野獸斗智斗勇，基本取材于童年記憶。在《砍樹》中，我根據(jù)真實的砍樹、背樹、賣樹的經(jīng)歷，塑造了一個被疾病拖累、內(nèi)心敏感，但堅韌、隱忍，對家庭責任感強，敢于與疾病、自然環(huán)境、社會壓迫（禁伐令、村干部腐敗）做斗爭的父親形象。小說中的“父親”背樹時咳血仍咬牙堅持，用拐杵支撐百斤樹干，挪也要挪下山，最終在絕境中迸發(fā)出驚人的生命力。這個系列以外，我也不再將父親形象漫畫化、象征化。小說《照亮》中，至少存在三個正能量“父親”。即患者“我”的父親，為救治“我”失明的眼睛，十年間奔走醫(yī)院、監(jiān)獄、刑場尋找角膜，甚至想自捐角膜。角膜捐贈者的養(yǎng)父，重信守諾，為救養(yǎng)子舉債，后以理發(fā)代償，“畫正字記賬”的細節(jié)彰顯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契約精神。而敘述者“我”，眼疾手術(shù)成功且長大成人后，將受贈角膜的恩情轉(zhuǎn)化為生命教育，“我”為報恩鞠躬盡瘁，并教導兒子“受人之恩當回報社會”。小說中的三位“父親”均通過自我犧牲，傳遞正向的價值觀。

總之，在我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塑造過眾多的父親形象，其形象逐漸發(fā)生著蛻變。不變的是，我想通過一個個鮮活而獨特的父親形象，寫出時代的鏡像與縮影——因為父親往往是一個家庭中的頂梁柱，是該家庭中參與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他是一個家庭與社會的紐帶。讓我們珍惜與父親相處的每一刻鐘吧，感恩他們?yōu)槲覀兏冻龅囊磺小?/p>

理解是動詞，我們往往當成了名詞

哲貴

一

先從小說的寫作經(jīng)過講起吧。小說第一稿寫于2019年，原本計劃寫三個小長篇，合成長篇三部曲。第一部寫的是《父親》，約10萬字。父親是模具工人，具備產(chǎn)業(yè)工人所有特點。他熱愛當一個工人，可是時代和家庭（更具體說是母親）逼迫他當上工廠老板。第二部是《伯父》，約16萬字。伯父在工廠的銷售科工作，身份是供銷員。他雖然比父親年長，卻比父親提前進入市場經(jīng)濟。他成了信河街供銷大王，成立了自己的工廠和公司。伯父是經(jīng)濟動物，是個商業(yè)成功人士，功成名就，萬眾矚目，卻在中年遇到了愛情，同時，也遇到了真正的考驗。第三部是《小叔》，計劃20萬字。小叔是為市場經(jīng)濟而生的，也是三兄弟中唯一上過大學的。他有知識，有理想，更有野心，開疆拓土，所向披靡。他成了一個王，同時，他也要為這個王付出應(yīng)付的代價。

《伯父》寫完后，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疫情發(fā)生了，二是我的工作發(fā)生了變動。“三部曲”只寫了兩部。《小叔》蠢蠢欲動，卻又按兵不動。寫作有時就是這樣，有偶然性，有不確定性。有時候，一耽擱，就停下了，有可能從此再也不能繼續(xù)。前面兩部寫完后，擱在電腦文檔里，再也沒有打開。我希望能將《小叔》寫出來。

時間到了2022年7月，我父親突然離世。父親是一個沉默的人，離去的方式也是。我有很多話想對他說，我想，他應(yīng)該也是。但是，我們都沒有做到。可能，作為父親，他還沒有完全掌握和兒子對話的本領(lǐng)，或者，他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作為兒子，我是失職的，我考慮過這個問題，也應(yīng)該做得更好，但我沒有。所以，父親去世后，我很想用我的方式，跟父親進行一場對話。不行，我做不到。幾次坐在電腦前，腦子里思緒翻滾，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根本不知道如何開頭。到了2024年元旦那天，我坐在電腦前，建立了一個新文檔，名為《微不足道的一切》，將《父親》這篇小說進行重寫。所謂重寫，第一是將原來的第一人稱變?yōu)榈谌朔Q；第二是我將想對父親說的話，融化進小說中；第三是我除了是寫作者的身份，同時也以一個父親的身份來看待父親和他所處的世界。寫得很快，四萬來字的中篇，前后只用了27天。小說完成后，交給《收獲》雜志，很快在2024年第3期刊發(fā)。2025年5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出了單行本。

二

我日常的寫稿速度是每天800字左右，周末加個班，但不會超過1500字。寫作《微不足道的一切》那段時間，每天的進度差不多是1500字，這個速度，對我來講，是個奇跡。如果尋找原因的話，我想，除了原來有小長篇《父親》作為基礎(chǔ)，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很多話想對父親說，而這些話又沒有辦法說出口，只能通過小說的形式表達出來。我迫不及待。我覺得，這部小說，很像我寫給父親的一封長信。

當然只是一個比喻，小說是小說，信是信，不能混為一談。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這部小說里，我有太多的話要說。

這正是我擔心的。小說是感情的產(chǎn)物，沒有感情，就沒有小說。但是，小說不需要作者跳出來大聲說話。一個負責任的寫作者，是將感情投射到小說里的每一個人物，讓他們擁有各自的感情，發(fā)出各自的聲音，讓他們按照自己的命運和性格說出該說的話。不該說的話一句也不能說。我知道這個道理，也一直遵循這個道理。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寫這部小說，對我來說，是個極大的考驗。

有話要說。這是我寫這部小說的沖動，也是起源。我唯一的能力就是寫作，也只有寫作才能建立我和他之間的對話。這是我唯一的途徑。不管采用什么體裁，不管形式如何變化，內(nèi)在的核心是傾訴。

我必須承認，這部小說寫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寫得瞻前顧后。我必須克制住自己說話的欲望。太難了。那些話在我腦子里翻滾，洶涌澎湃，隨時想從我身體里噴薄而出。我知道，只要稍一疏忽，那些話就會找到突破口，就像大壩決堤，一瀉千里，將小說的結(jié)構(gòu)擊潰，將小說里的人物沖散。我不能讓這種災(zāi)難發(fā)生。我必須照顧好小說里的每一個人，我要將自己的理解轉(zhuǎn)化成他們的理解，要將我的話轉(zhuǎn)化成他們的話。我一邊在克制自己，一邊卻在慫恿小說里的人物，讓他們將我想講的話講出來。他們代表我，代表我的理解，更代表我的聲音。同時，我又要確保他們的獨立性，他們各自運行，在運行中發(fā)生關(guān)系，在關(guān)系中推進故事和人物往深處發(fā)展，抵達我朦朧中想去的地方。

我要感謝自己，更要感謝小說中的人物，他們陪我完成了一趟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旅程，翻越了一座幾乎不可能翻越的高山。在完成一封長信的同時，也完成了一部我想寫和應(yīng)該寫的小說。

三

小說里寫到很多疾病，都是老年病。我看過一組數(shù)字，1999年，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人口大約1.3億。到了2024年，老齡人口已經(jīng)達到3.1億。因為中國人口基數(shù)大，在接下來的20年里，老齡人口還會急劇增多，有可能達到甚至超過4億。

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三到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老齡人口。

我不喜歡“老齡人口”這個概念，沒有溫度，冷冰冰，像個數(shù)字。其實，這些老齡人跟我們關(guān)系密切，他們是我們的長輩，是我們的師友，是我們的親戚，甚至就是我們自己。三到四個人中，至少會有一個是我們的家庭成員，而且，我們也會逐漸或已經(jīng)成為其中一員。更重要的是，伴隨而來的老年疾病，會一點一點吞噬老年人的身體和精神，同時，被吞噬的還有整個家庭。沒有人能夠避免，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

這大概是我寫《微不足道的一切》的另一個原因。父親去世是我寫這部小說的個人原因，老年社會和老年疾病的普及是我寫這部小說的社會原因。個人原因是寫作的直接因素，也就是所謂的寫作沖動。而社會原因則是隱藏在沖動背后的思考，或者，矯情一點，叫憂慮。

我的思考和憂慮很渺小，是從個人出發(fā)的，是由父親去世引發(fā)的。同時，也是我即將面臨的問題。一個人，在這個塵世生活了50年，經(jīng)歷了得與失，經(jīng)歷了歡笑和哭泣，也經(jīng)歷了健康與病痛。對人與事，有了切膚的認知。我想起《金剛經(jīng)》里有一句話：應(yīng)無所住而生其心。我以前的理解是：放下，不執(zhí)著于某一事一物，才能回歸本真。到了現(xiàn)在這個年齡，特別是經(jīng)歷了身體的病痛和至親的離去，對這句話有了新的理解，放下的不僅僅是執(zhí)著，而是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任何事物。但是，放下不是放棄，而是更寬廣地理解和愛這個世界。

四

人類雖然是群居動物，人卻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物種。理解不是與生俱來的，理解是人有了一定經(jīng)歷之后，慢慢生長出來的技能。

理解是日常，我們往往忽視了這種日常。

我舉一個例子，我一直以為自己是理解父親的。18歲之前，我一直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父親晚年也有十多年跟我住在一起。我也一直以為父親是理解我的，因為我是他的兒子。我們之間無需交流，更無需爭論，只要對面而坐，便可以心領(lǐng)神會。其實不然，父子之間，有些話可以不必說出口，有些動作可以不必做出來，因為身體里流著同一種血脈。但是，當他離去之際，我才猛然發(fā)現(xiàn)，這些年，我根本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包括他對我生活和工作的看法，包括他自己。我以為自己已經(jīng)做得比較好了，因為我試圖去理解父親，然而，并沒有。現(xiàn)在我才明白，理解不只是一個態(tài)度，更不只是一個認知，真正的理解，需要行動，要在日常之中體現(xiàn)出來，要說出來，更要做出來。我沒做好。我想到的只是起點，沒想到的是，起點便成了終點。

我試圖理解父親，跟我的兒子有關(guān)。那年，我兒子在醫(yī)院出生后，我在醫(yī)院的走廊上給父親打了一個電話，只有一句話：爸，小孩生了，是個男孩。父親在電話那頭哦了一聲，我們便將電話默默掛了。也就在掛斷電話的一剎那，我突然意識到，我也是一個父親了，從這一刻開始，我的身份發(fā)生改變了，至少在父親這個身份上，我和父親平起平坐了。也就是從那刻開始，我試著以一個父親的身份、同時也是一個兒子的身份理解父親。這是我理解父親的開始，也幾乎是終點。這么多年，我沒有說過一句對他的愛。我說不出口，也從來沒有擁抱過他。父親也是，我能感覺到他對我的愛，但他從來沒有在語言上表達過。我知道，在這方面，我和他都沒有學會，以前沒有，現(xiàn)在也沒有，我們沒有補上那一課。

我想，不只是我和父親缺失對理解的表達，這可能是絕大多數(shù)父親和兒子的遺憾。我寫《微不足道的一切》，不是想彌補這種遺憾，而是想將這種遺憾呈現(xiàn)出來，講給父親聽，也講給大家聽。

我們正在面對老年人，我們也正在成為老年人。我們理解的不僅僅是他們，也是理解我們自己。同樣的道理，我們在愛他們的同時，也是在愛我們自己。

我不否認，《微不足道的一切》是寫給我的父親的，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如果放大一點，《微不足道的一切》也是寫給所有老年人，寫給未來的我們和比我們年輕的人。

我們不缺理解，缺的是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