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很多人說的那樣，做評論應該和作家保持距離。對我而言，劉汀的評論不好寫。

2013年我從東北來到北師大讀碩士，我懷著亢奮、渴望，同時又膽怯、焦慮的心情，看著原本只能在書上讀到的人物紛至沓來。

劉汀也是其中之一，當時他還是“青年作家”，這個名號讓我羨慕不已。不夸張地說，那段時光與那時我遇到的作家、作品，直到今天仍在我心中保留著獨特的光暈。

對于文學的讀者來說，這應該是一種很幸運的經歷，但對于研究者來說，這將影響評論的客觀性。為了盡可能挖掘劉汀作品中的意味和價值，發現屬于他也屬于同時代作家的問題與困境，我嘗試以陌生人的視角去看待劉汀的作品。這個視角被一分為二，其一是長期關注當代文學現場的研究者視角，其二則是有豐富的文學閱讀經驗，但不以文學為工作的讀者視角。

接下來就讓這一對研究者和讀者登場，在他們的對話中進入《生活啟蒙》和劉汀的文學世界。

研究者說:

劉汀筆下的“微光與疼痛”

作為研究者，我注意到劉汀2017年出版的《老家》的序言中，批評家張清華用“微光與疼痛”[1]概括了《老家》的主題。從2010年至今，劉汀大量的創作都在挖掘、豐富這一主題。

2010年劉汀的長篇小說《布克村信札》出版，雖然他在此前也已經有《致命水》《啃老族》等一批創作與接近十年的作品發表史，但我還是傾向于將《布克村信札》看作劉汀的“處女作”。小說虛構了一個“布克村”，村子附近的火山即將爆發，所有村民都搬走了，一個少年偏要留下來看守村子。被遺棄的孤獨感與作為少數派、不幸者必須要承擔命運的焦慮感，構成了小說中的“疼痛”，而主人公對于鄉村的記憶和對未來的想象則是“微光”。如今回望這部十多年前的作品，會發現劉汀“輕舟已過萬重山”，《布克村信札》稍顯啰嗦與花哨的敘述口吻看上去就像是另一個作家的手筆，但這種“微光與疼痛”卻延續在了他之后的創作之中，直到今天。

經過2014年的長篇小說《青春簡史》（原名《浮的年華》）、散文集《別人的生活》，2017年的散文集《老家》、小說集《中國奇譚》，2019年的小說集《人生最焦慮的就是吃些什么》，1981年出生的劉汀已經是“80后”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同代作家中幾乎沒人比他更擅長在城市與鄉村、發展與退守的徘徊與糾結中書寫那些弱小的、不受關注的人、事、情；童年鄉村生活的匱乏，青年時期頂著巨大物質與精神壓力多次高考復讀的“忍辱負重”，好不容易得償夙愿考入北京一流高校卻在都市生活中進一步體驗到卑微與不公，這些都成為他創作的動人底色。那些因為階層身份導致的創傷經驗，很能讓與劉汀有近似出身背景的讀者，總能感受到一種切膚之痛。而“微光”就體現在作者對這些人物、故事、境況的關注與書寫中總是懷有一種他們本不該如此的感覺。這倒不是說作者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把討論、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作為寫作的目的。而是說相比同時期的作家創作，劉汀更多地“直視”了生活中那些弱勢者和邊緣人，讓人知道文學雖然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但至少還有人在關注，并且嘗試讓更多人關注這世界的另一個面向。

2021年的中篇小說集《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是劉汀創作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由書寫50歲女性的《人人都愛尹雪梅》、40歲女性的《何秀竹的生活戰斗》、30歲女性的《魏小菊的天空》、20歲女性的《少女蘇慧蘭》組成的作品，不僅意味著劉汀在寫作的技術層面上達到了一種“圓熟”的狀態，他對尹雪梅、何秀竹、魏小菊的塑造都有出人意料的真實感與文學性，之前作品中閃爍的“微光與疼痛”在這些篇章中綻放出奪目的光彩；他對不同年齡代際、社會階層女性的“反串”更意味著他能以全面的、具有超越性的視角來思考時代與社會。從中能看到劉汀也在“成長”，當他不再是一窮二白的學生，當他的生存狀態與何秀竹這樣城市中產接近，他對貧窮、不公的“憤怒”正在轉變成一種更平靜也更深刻的“同情”。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評價體系中，文學性與文學對社會現實的介入性之間總是矛盾的，很多作家為了保證前者的成色，會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后者。劉汀在北京師范大學接受了從本科到博士的系統文學教育，在人民大學出版社與《人民文學》雜志做了多年文學編輯，但是他的文學趣味始終與這套評價體系保持著合適的距離。劉汀的語言有美感，敘事有形式感，但他的作品從來不以狹義的文學性為終點——比如作品是否寫出了此前未有過的語言、是否對讀者感受世界的方式有革新——這個作家寫了那么多的“疼痛”，尋找了那么多次“微光”，總讓人覺得他的作品中有對這個世界，有對文學的應然狀態的想象，而在他看來這個應然狀態與實然之間是有差別的。

順著這個步調，劉汀在2023年出版長篇小說《水落石出》。這部作品找到了相當精妙的敘事契機：一對農民夫妻為了躲避計劃生育限制，在上戶口時對調了兩個兒子的次序，從此哥哥成了弟弟、弟弟成了哥哥，命運的齒輪開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運轉。一對兄弟之間的意外，背后是國家政策與鄉村倫理碰撞之后產生的悲歡。2025年出版的《敘事概要》是一部文體混雜的作品集，《速記概要》《名著概要》等篇目再一次證明劉汀可以寫出可讀性很強的故事；更有意思的則是書中的第一篇作品《AI概要》，借AI的獨白擺脫了傳統的人物塑造、場景描寫、對話動作、心理活動對“講故事”這件事本身的束縛，在我看來這篇作品很有啟示意義。面對碎片化的媒介景觀，小說至少應該分成兩類，一類堅守傳統、不為時代所動，另一類則在形式和內容上作出創新。至于怎么創新？《AI概要》的“有話直說”或許可行。

而在此之后的《生活啟蒙》則是劉汀迄今為止最有“分量”的創作。面對這部超過五百頁的作品，恍惚之間我竟產生了這是劉汀“第一部”長篇小說的錯覺。相比《青春簡史》《水落石出》等書而言，《生活啟蒙》的長度、密度、難度——這是莫言對長篇小說藝術水平的評價標準——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讀者問：文學能否啟蒙生活

作為讀者，我首先關注的是《生活啟蒙》的故事是否精彩，人物行為邏輯是否自洽，以及所謂“啟蒙”指的到底是什么。

《生活啟蒙》用女主人公叢牧之的尋根之旅串起橫跨“60后”與“80后”兩代人的故事。小說有一條主線和若干支線。主線是叢長海、叢牧之父女二人的精神史。這對父女頗為古怪，他們都在本來不錯的物質生活環境中憧憬某種不存在的精神生活狀態，然后在一番“折騰”之后丟失他們本來擁有的東西。比如叢長海在20世紀80年代是內蒙古林東鎮的弄潮兒，他開設的發廊、歌舞廳吸引了一批改革開放之際躁動不安、熱愛文藝的青年，他與小鎮格格不入的浪漫氣質也吸引了肖月和齊齊格兩個女人。無論與哪一個結合，他都能收獲世俗意義上的幸福生活，但是他偏偏與生性浪漫的齊齊格廝混，又讓務實專情的肖月懷孕。他因為一種子虛烏有的“家族詛咒”——叢家人每一代總有癡傻或夭折者——把墮胎藥偷偷下給肖月。好在母女平安，但叢長海因為負罪感開始長達數十年的自我放逐。

叢牧之也是如出一轍，在剛涉足紀錄片行業時，她試圖帶著團隊拍出一些有新聞理想、人文關懷的作品，就像父親叢長海開發廊、歌舞廳一樣，對這個世界充滿理想與幻想，希望自己的行為能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但隨著紀錄片行業萎縮，新聞理想漸漸從豐滿變得骨感，她的躁動不安開始攪亂日常生活。丈夫余作真是年輕有為的外科醫生，英俊倜儻、溫柔堅韌，兩個人一度恩愛，但叢牧之總是把丈夫的不善表達當成冷漠無情。當丈夫遇到事業上的重大危機導致精神世界出現問題時，叢牧之卻毫無察覺，輕易因為丈夫嫖娼發起離婚——而這不過是余作真遭遇醫療事故，打算加入非洲醫療隊實現自我放逐前設計的“陷阱”，他也像當年的叢長海一般離開了叢牧之母女。與感情生活一同陷入低谷的是她的紀錄片事業，工作室瀕臨倒閉，叢牧之開始以父親生前的日記為藍本，創作關于父輩們的故事，她借歷史來看清現實，借父輩來看清自己。

小說的支線與配角則有很多，比如肖月用屬于女性的精明與狠勁在小鎮書寫“創業史”，暮年落落寡歡，在老年癡呆癥中離世；比如曾經跳迪斯科、吸大麻的落魄貴族齊齊格，后來為了要一個孩子與丈夫李永龍受盡折磨；比如齊齊格的兒子李俊凱被溺愛成小流氓、敗家子，從傳銷窩點逃跑后成了“假”英雄模范四處講座；比如叢牧之少年時傾慕的男同學是同性戀、結交的筆友身患重病，通過叢牧之寄的照片想象草原；比如叢牧之后來的同事雅男從女人變性成男人，同事春景從滿懷理想的紀錄片拍攝者變成了流量時代專門博眼球的網紅；比如小說中描述了不少超自然現象，比如民間的大仙與輪回轉世的觀念，等等。

從形象的動人程度、故事的曲折程度、呼喚共情的深度、邏輯的自洽程度來看，我總覺得這些支線比叢家兩代的故事更讓人印象深刻。這些配角更像是生活中我們能見到、能想象的人，他們的堅持或執念都容易理解；與之相比，叢牧之、叢長海經常出現的躁動不安、自毀沖動很難理解，這兩個最主要的人物形象顯得極為矛盾和含混。

在閱讀作品時，題目中“生活啟蒙”這四個字一直縈繞不散，作者到底想要啟蒙些什么？又或者說在叢長海、叢牧之兩代人身上到底承載著些什么？

就如上面的研究者說，劉汀大概不是那種寫作到文學性為止的作家，他筆下的東西往往指向現實，但叢家人身上承載的東西，實在令人費解。

研究者答：啟蒙之兩種

我想嘗試站在一個長期關注當代文學的研究者視角，對上述問題進行解釋。

關于小說的主線和支線哪個更精彩，我也有同感。以肖月為例，這個形象被劉汀塑造得極其“高大”。這個女人是“雌雄同體”的，因為父母身居要職，她從小能吃到肉，每次學校運動會上她都能把鐵餅和鉛球擲向無窮的遠方；她也是林東鎮上第一個嘗試燙發的女人，把追求自由和美麗的風吹遍大街小巷。家道中落，面對許以錢財、霸王硬上弓的猥瑣上司肖月敢于痛擊反抗；被丈夫拋棄后，她愣是拿起剔骨刀在市場賣肉、攢下錢開起林東鎮第一家臺球錄像廳，孤身拉扯女兒用精明與狠勁在男人堆里搏出一片天。

對于劉汀來說，肖月這樣的形象在“舒適區”中。哪怕她身上唯一容易讓人詬病的“戀愛腦”，也在對叢長海持續一生的等待中沉淀為令人敬畏的信念感。當艱辛、孤獨了半生，也殺伐果斷、精明算計了半生的肖月染上老年癡呆，我們都懷疑這個女人強大的女人是否要就此陷入委頓的暮年，作者卻讓她在回光返照之際給外孫熊仔包了最后一頓芹菜肉餡餃子，之后果斷服下攢了幾年的安眠藥自盡。到這一刻，肖月這個形象煥發了最后的、也最耀眼的光彩，雖然她沒有做出任何超現實的事，也沒有成就什么宏大的事業，但這個人物身上迸發出了遠超日常的巨大力量。

這種力量中就蘊藏著啟蒙性。肖月并不是“文革文學”中那種“高大全”式角色，與之相反這個形象身上最突出的反而是一種近乎病態的執著，這種執著并不能承載某種正義或道德，它只是寓示著一種貫徹自己人生哲學或信條的可能性。由此觀之，身為警察的李永龍使勁渾身解數也改變不了兒子的品行，面對上門討賭債的人，這位曾經被兒子氣到腦溢血的退休警察把菜刀戳在面前，“你們砍他殺他，是他活該，我去砍你們殺你們，是報仇。兩筆賬，各算各的。”[2]；李俊凱受盡了騙吃盡了虧，仍然去傳銷、去賭石，哪怕腿瘸了也只相信一本萬利從不屑于勤勞致富，那點小聰明僅僅在配合宣傳、欺騙無知群眾時才發揮一點可憐的作用；齊齊格為了兒子的命運，拜完薩滿拜佛祖，拜完佛祖又拜狐仙……這些形象與肖月是同理的，他們因為“執著”而超越人們的世俗偏見，超越人們認為人生有標準答案、活法有對錯之分的幻覺，因而震撼人心。

但《生活啟蒙》的啟蒙不止于此，正如我們還沒有對叢長海、叢牧之的形象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其實我認為這里應該再加上熊仔，也就是說叢家三代人的性格與命運才是小說的完整主線。

該如何理解叢家三代承載的意義？在看到叢長海與林東鎮上的“嬉皮士”們從迪斯科跳到交誼舞，從唱流行歌曲到朗誦朦朧詩，整日醉生夢死時，我不禁產生疑問：我們今天生活得這么辛苦，不就是為了過上自由的日子？而叢長海、齊齊格們那么自由，為什么這種生活不能一直持續下去？

于是我問了人工智能一個問題，假設一個小鎮上只有“嬉皮士”沒有“卷王”，那么相比一般的小鎮，這個小鎮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會出現哪些變化？我可以將人工智能的答案總結修改一下放在這里：“這是一種從‘功績社會’向‘快樂共同體’的轉向，短期內輕資產經濟會迅速崛起，社會從‘科層治理’轉向‘共識民主’；但長期來看存在危險，基建、教育、醫療等需要持續投入的領域都會被邊緣化，民間法律秩序也會出現混亂，經過一段時間，小鎮要么成為外部資本眼中的‘文旅殖民地’，要么淪為‘烏托邦廢墟’。”

雖然感性上我并不排斥“嬉皮士”們的生活，但理性告訴我人工智能說得大抵不錯。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看，叢長海的遠走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是歷史的選擇——林東鎮為了發展，這里的人為了更好的物質生活，必然逐漸將叢長海這樣的人像“毒素”一樣逼擠出去。

到了叢牧之這一代，雖然她仍會像父輩那樣對日常和事業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當時間從20世紀80年代來到新世紀，她也從林東鎮來到首都北京，更好的物質境況、更多元的文化氛圍都更好地包容著她的躁動與不安。因此叢長海的人生以壯烈的死亡收場，叢牧之則可以把問題疊著問題的日子過到老，她與余作真之間的關系也并不像父親與母親那般冷硬，他們未來還會見面，甚至不排除復合的可能性。叢牧之大概率會收獲比她的父親母親更幸福的人生。

如果對近些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有持續關注，就會發現把肖月、李永龍這樣的人當成主人公的作品才是主流，能與叢家三代形成對話的大概不是當下“80后”作家的創作，而是“60后”作家在多年前的創作，比如格非“江南三部曲”中陸秀米、譚功達、譚端午這樣的“局外人”[3]形象。某種程度上，劉汀的《生活啟蒙》是在回應“60后”作家未曾回答完的問題——即從譚家三代從叢家三代，這樣的“局外人”形象與身份，何時才能從“局外”回到“局內”。

顯然，叢牧之這個形象還遠不足以終結這個問題，因此叢牧之的兒子熊仔顯得至關重要。當作者以母親的口吻對這個小家伙發出贊嘆時，內里包含的不僅僅是那種由于血緣帶來的狹義母愛，更是作家從更宏觀的角度對熊仔身上承載的生存狀態的肯定。這個“10后”小孩可以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放在20年前，這樣的孩子肯定會如他的祖父叢長海或者是在精神層面與他著親緣關系的譚端午那樣被當成“怪胎”；然而在21世紀20年代，誰都知道一個能整天自弈圍棋、與AI對話、在VR眼鏡中置身星辰大海、在編程中創造世界的小孩正是我們未來需要的人。

熊仔的沉靜、癡迷之中，毫無疑問投射著叢牧之、叢長海的影子，更有譚端午、譚功達、陸秀米們的基因——到了熊仔這一代，先輩們的基因終于從陰暗的角落走向光明，新的現實尤其是科學技術發展對社會形態、文化氛圍的改造，終將讓他們不必再擔心自己生活的環境會變成“文旅殖民地”或“烏托邦廢墟”。他們對權力、名望、金錢以外的世界的關注，與對情感、文化、創造的熱忱，都將有“用武之地”，讓自己與世界變得更好。在這一代，“局外人”終于變成了“局內人”，當代文學的知識分子形象譜系因此變得更加完整，熊仔這個此前文學史中未曾有過的“10后”人物形象，也讓困擾文學史和思想史的一個問題有了雖然不見得正確，但終歸代表著可能性的句點。

什么是啟蒙？說得直白一些，就是文學要告訴讀者過去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是有局限的，并幫讀者建立另一套認知。而上述闡釋的內容，大概也正是劉汀通過五百多頁創作想要尋找的“微光”，是小說題目所謂“啟蒙”的關鍵所在。

讀者說：缺少“觸達率”的啟蒙，

還是啟蒙嗎？

作為一個每天為了生活奔波，為了“不比別人差”的尊嚴而焦慮，因此忘了夢想與初心的人，我承認上述研究者說的未來圖景讓我心動。我也想像熊仔一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且期待這種沉浸能夠帶來個人價值的實現。然而事實是殘酷的，白天的工作與夜里的加班已經榨干我的精力，只給我留下最低限度的自由——擁擠的通勤路上或無人的深夜，在抖音、小紅書、淘寶上滑動手指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大概無法創造什么有人生意義的價值；而那些我們寄希望于改變現實的技術理性，大多正在變成資本的玩具。就21世紀20年代的生活狀況來說，我認為熊仔承載的可能性，大概還是只屬于極少數人的可能性。

我很喜歡劉汀的《別人的生活》，我在這些散文中很清晰地辨認出了自己的日與夜、愿與愁。某種程度上我認為他的散文有比小說更加動人的力量，劉汀大概已經算是很喜歡在小說中發表議論的作家，但他散文中的觀點、判斷更加直接，更加容易理解，我甚至能想象他散文中的一些斷章在豆瓣、微信、小紅書上被廣泛傳播、大量點贊的畫面，而面對《生活啟蒙》這樣的小說，面對需要上面的研究者花那么大篇幅闡釋出來、且不一定準確的深刻內涵，我很難想象它們被廣泛理解接受的狀態。

在我的印象中，啟蒙總是給人以登高而望、振臂一呼的感覺。現在我們做互聯網產品的時候，總會使用“觸達率”這個詞，缺乏觸達率的產品大概率是失敗的產品。套用到文學，我很想知道這種難以被理解、大概也很難被廣泛傳播的理念，能讓一部作品實現啟蒙的效果嗎？而如果啟蒙無法實現，《生活啟蒙》是否就變成了“生活幻想”？叢家三代承載的理念是否就成了一種停留在閱讀與審美層面的“腦洞”，而不是一種意圖對現實負責的“宣言”？

研究者說：“80后”作家的困境

上述讀者的疑問一針見血，這是困擾近二三十年來文學發展的本質問題。而這個問題又確實主要由劉汀身處其中的“80后”作家承擔著。

所謂“80后”作家有兩批，一批指的是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人，他們在世紀之交席卷出版市場與公共輿論，以明星姿態“闖入”文壇。他們不依賴《人民文學》《收獲》等老牌期刊的發表資源，也對學院派的文學批評、主流文學獎項“不屑一顧”，某種程度上他們的創作并不在當代文學史尤其是純文學的歷史譜系之中，他們的風靡證明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純文學“由盛而衰”的轉變。

當時對于郭敬明、韓寒等“80后”作家的非議眾多，聚焦于作品水準、作家品行等方方面面，然而時隔多年，心平氣和地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這些當時的“年輕人”——當然也包括與他們有合作關系、有利益相關的團隊、個人，確實相當精準地捕捉到大眾層面的時代脈搏。比如韓寒和郭敬明在世紀之交的青春小說，以及郭敬明在21世紀10年代上映的《小時代》系列電影，確實抓住了一代年輕人在生活經歷單調化、人生追求物質化的社會中的焦慮與幻覺。韓寒的“大學退學”人設，以及所謂《談革命》《談民主》《要自由》等博客文章，也確實命中了互聯網剛剛興起時體制外網民對于討論、參與政治的渴望。

上文提到有兩批“80后”作家，當韓寒、郭敬明們“迅速”帶著他們從文學當中積累起來的名望與市場潛力，轉戰其他文化、文娛領域，這個時間節點大概是2010年前后，石一楓（1979年出生，算是“泛80后”）、劉汀、孫頻、雙雪濤、魏思孝等人陸續登上文壇（之前那批“80后”作家中，如張悅然等也與后者匯合）。從文學的代際傳承上來看，這一批人才是“真正的”“80后”作家，他們寫出了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比韓寒、郭敬明們更多地承擔著今日人們對于文學新的爭議，以及純文學本身在文化現場愈加邊緣化的命運。

當時純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建立的影響還未完全散去。人們認為文學是一項重要的事業，也是有利可圖的產業，作家應該寫出有趣的作品，更應該時代提出的問題。而實際上文學從宏大敘事到日常敘事的轉向已經接近尾聲。這種轉向是全方位的，既指作家主動回避那些深刻、宏大的時代問題，更喜歡寫日常瑣事、雞毛蒜皮，在“螺螄殼里做道場”，把原來純文學中的傳奇性、批判性弱化掉；也指出版發表的環境不再允許他們向前代作家一般寫作，隨著讀者減少，新的娛樂形式崛起，進入文壇的人越來越不是整個社會上在智識層面占據心理優勢的群體，而更趨近于普通人的狀態。

如此大勢之下，劉汀這一代作家自然難再有上述讀者所說的登高而招，振臂一呼的可能性，也許一些作家心中還藏著難以熄滅的火種，但是他們大多清楚地知道，他們既無法重復20世紀40-70年代的左翼文學作家或80年代新時期文學作家的創作道路，也無法像郭敬明、韓寒那樣從消費和市場的角度掀起波瀾。

因此，倘若讀者去問作家——不止是劉汀，可以是絕大多數的純文學作家——“你寫的作品要啟蒙讀者嗎？要改變現實嗎？”他們大概率會用各種或機智或狡猾的話將問題偏轉回歷史、哲學、文學的范疇，而不會正面回答你是或者否。從這個角度，我不敢說上述關于叢家三代的闡述是否能得到作者本人的認同，事實上作為文學批評這也不必要；但我仍然認為在一個絕大多數作家都已經明里暗里放棄啟蒙立場的時代里，能從《生活啟蒙》這樣一部作品中解讀出類似的啟示性意義，對于一篇評論文章或對于同時代的文學現場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

據我所知，《生活啟蒙》原來另有一個書名叫《逆旅行人》。叢牧之通過父親的日記回到過去是為“逆旅”，小說結尾叢牧之將父親與母親的骨殖合葬后，作者也用了蘇軾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來點題，相比之下《逆旅行人》明顯是一個更貼合故事情節與人物塑造的題名。但是我相信無論是作者自己，還是編輯、期刊亦或出版社將書名改成《生活啟蒙》，這其中一定蘊含著特別的考慮——我很希望是他們相信在2025年這樣一個時間點，會有足夠多的人付出寶貴的時間與精力成本，從這樣一部超過五百頁的作品中感受到文學對于生活的啟蒙力量。而當更多的作家、編輯、期刊、出版社看到這種創作內部蘊含的潛力，可能整個文學的生態都將逐漸有所不同。

我說：劉汀與世界

借由一對研究者與讀者的對話，我基本理清了自己對《生活啟蒙》的一些想法和困惑，也借這部作品與劉汀師兄多年來的文學創作，對當下的文學現場有了更清晰的認知。

上面談到很多《生活啟蒙》的優點，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已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一部適合所有人的作品。我在一遍遍閱讀《生活啟蒙》的時候，叢長海那種在今天看來頗為“炸裂”的三觀，以及看上去并不充分自洽的行動邏輯總是讓我有點如鯁在喉；我也時常感慨作品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歷史化書寫相當精彩，反襯出21世紀20年代部分書寫的松散與漫長（能感覺出作者是在用這種差別來區分不同的時空間）。但這些想法浮現時，我知道自己參照的并不是近些年來文壇上備受關注的那些作品，而是散布在各個歷史時段、各種藝術形式之中我所鐘愛的經典作品。這樣的評價標準對于今天的文學來說并不公平，我也知道現在網上很多普通讀者、文藝青年動輒把當代文學貶得一無是處，正是因為他們如此思考問題。

事實上，就算我們不去考慮《生活啟蒙》中主線人物承載的哲學與社會學內涵，單看支線人物承載的故事與抒情，其精彩程度也足以“秒殺”現在市面上絕大多數的影視、短視頻、微短劇，哪怕文學的市場份額不足它們的千分之一。《生活啟蒙》中提供的可供延展、深入的闡釋空間，更是那些大眾娛樂形式中鮮見的。這么說并不是要在純文學和大眾娛樂形式之間制造對立關系，而是我認為即便今天純文學在日漸變得邊緣化，那也只是因為大多數人對文藝的需求程度與鑒賞水平，仍未能超越媒介發展制造的幻覺。而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終將有超越的一天。

從這個角度看，我不只希望《生活啟蒙》能夠啟蒙生活，更對劉汀未來的創作滿懷期待。我期待像他這樣認真觀察、感受、書寫這個世界，也對這個世界的懷有恰如其分的憤怒、悲傷、同情的作家，能夠用更多像《生活啟蒙》這樣的作品給這個時代的文學藝術帶來啟蒙。

注釋

[1] 張清華:《陰影里的微光》，劉汀著《老家》，百花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8頁。

[2] 劉汀:《生活啟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 年版，第413頁。

[3] 參見南帆:《歷史的主角與局外人——閱讀格非長 篇小說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東吳學術》2012年第5期;張清華: 知識，稀有 知識，知識分子與中國故事——如何看格非》，《當代作家評論》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