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725部參評作品中，長篇小說310部，占比近43%，在最終獲獎的18部作品中，小說占7部，比例近39%。因此，閱讀與研究這些參評小說，基本上可以窺見近年來中國兒童小說創作之一斑。

首先，兒童小說主題創作將兒童生命成長與時代命題結合，增強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與時代感；而在藝術表現上，多元的敘事視角與創新的文本形式、鮮活的人物形象塑造，共同提升了主題創作小說的藝術品質。

此次參評的長篇兒童小說，主題創作范圍涉及面非常廣，涵蓋了傳統文化、現實關懷、歷史敘事、鄉土書寫、時代楷模等多個維度。如《敦煌靈犬》《琢玉》《錦裳少年》《書苗》《會飛的板凳龍》寫文化傳承；《蘋果花開》《飛起來的村莊》寫新時代山鄉巨變與鄉村振興；《大河的歌謠》《江水清清到我家》寫環境保護；《秋月高高照長城》《密營》《誰在林中歌唱》紀念抗戰勝利。主題創作因為主題先行，容易讓寫作者處在一種懸浮的狀態，以虛構人物或生造故事來圖解主題。兒童文學的主題創作對作家的藝術智慧是一種嚴苛的考驗。但此次參評的優秀主題創作小說，大都做到了宏大敘事與童年視角之間的平衡關系。作家們不是單純地寫重大歷史題材與時代主題，而是寫歷史變遷中的童年，寫童年在時代大環境中的成長與蛻變，以豐富的童年生活細節塑造人物，以符合人情人性的情節推動故事，主題成了照亮童年的光。比如，《額吉的河》這部作品聚焦20世紀60年代初，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孤兒面臨著營養不良的困境，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部署下，國家決定將三千多名孤兒送往內蒙古大草原，托付給蒙古族同胞撫養這一歷史事件。但作家許廷旺沒有流于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圖解，而是用精心的構思、有血有肉的人物，寫出了上海孤兒從國家的孩子到草原的孩子，再到“我”的孩子的轉變過程，最后，姐姐玉萍從“上海的孤兒”成長為草原上的衛生員的轉變也就水到渠成。劉青鵬的《安吉的夏天》是一部禁毒題材長篇小說，作者運用了偵探小說的創作手法，在巧設懸念與謎題破解中，完成了重大的主題敘事，而又不失兒童文學的可讀性。周敏的《胡同也有小時候》通過一個小學生的視角和四個看似獨立、實則緊密相連的故事，細致展現了北京一條胡同的生活世象，寫出了胡同生活的煙火氣息與時代變遷中的文化傳承。其盎然的童趣、濃郁的京味文化、火熱的時代生活畫卷讓這部作品成為兼具思想深度與藝術純度的“新京味文學”代表作。

其次，童年精神的張揚與兒童主體性建構，帶來成長書寫的新突破。

兒童本位是兒童文學的寫作原點，純正的兒童文學都是兒童本位的文學，即將孩子當作孩子來寫，塑造真實可信的兒童形象。但兒童是成長變化的人，因此，兒童文學離不開成長書寫。成長的過程就是兒童主體性的建構過程。近年來的兒童小說，塑造了許多可以引領兒童成長、具有豐富主體性的兒童形象。如張國龍《瓦屋山桑》中的米鐵橋、米李花等留守兒童，他們面對困境，有自己的選擇與主張，困境沒有困住他們，反而激發起他們“成為什么樣的人”的自主性。在《方一禾，快跑》中，祁智運用“雕刻式寫作”，通過大量的生活細節與密集的動作描寫，刻畫了方一禾這個融合兒童純真與成人擔當的獨特少年形象。陸梅在《萬花筒》中，借助麥小節和白雪兩個女孩的相互照見，展現她們豐富的內心世界與成長敘事。張揚兒童的主體性，既是以兒童為本位，更是對兒童的信任與期許，通過對擁有主體性的兒童形象的塑造，為更多兒童讀者提供榜樣，預見兒童未來的發展之路。正如陸梅所說的，“在學會和自己相處的同時，又照亮對方。也許正是這份差異，給了我最初寫作的動力。當然我更著意的，是想借助兩個女孩的相識相知，寫出一種美好的感情，一種對美的發現和追尋，一種理想和篤信，乃至成長路上每個孩子都需要面對的自己教育自己的能力。”

第三，成功的長者形象塑造，豐富了兒童小說的人物畫廊。

兒童也是社會關系中的人，兒童文學書寫離不開長者形象的塑造。成功的長者形象不是單一的教育工具或背景板，而是有血有肉、有自己生命故事的獨立個體。蔡崇達的《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和王勇英的《狼洞的外婆》，都塑造了真實可信而又令人難忘的老年人形象。“阿太”這一形象，在蔡崇達的《皮囊》中已經出現，而在《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這部兒童小說中更為豐滿。“阿太”既是男孩“黑狗達”的阿太，也是作者意圖“寫作一本能提煉出我們所在文化的精神模型、能陪伴參與生命教育的作品”的載體。正如作者所言：“這個人物身上便是這片土地所積攢的一代代人留存的生命和精神秩序。她調動了整片土地的精神和魂魄撫養我”“肉體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伺候的”的生活觀，揭示了生命輕盈的本質與肉體束縛之間的辯證關系，有著豐富的哲學內涵。如果說，蔡崇達的小說讓孩子們在故事中初步接觸生命與存在的終極命題，那么“阿太”就是智慧的化身，她教會孩子們如何理解與接受人生中的種種“不幸”與“告別”、“無法”與“不能”。《狼洞的外婆》中的外婆是愛與陪伴的化身，作品塑造了一個歷經磨難不改善良之心的外婆形象，通過日常生活的點滴關懷引領孩子走出困境，在兒童小說如何表現苦難中的人性之光，如何塑造成人形象方面做出了可貴的探索。

第四，豐富的物敘事讓作品更貼近兒童的生命本源，彰顯兒童文學“愛的魔法”。

物敘事理論是敘事學在“后人類”時代的一次重要轉向。它打破了人類中心的敘事觀，賦予物質世界以聲音和活力，通過關注物的能動性、生命史以及與人糾纏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極具洞察力和創造力的新視角，讓我們能夠從那些沉默的物件中，聆聽到更為豐富和深刻的故事。

此次獲獎的七部長篇小說，單純從書名看，就有五部是以物命名的：《額吉的河》《大河的歌謠》《萬花筒》《胡同也有小時候》《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狼洞的外婆》雖然敘事的主角是外婆，但“物”在小女孩白果的成長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萬花筒》和《胡同也有小時候》都將居住的城市作為生命體去探究。陸梅表示，上海這座現代化城市“是怎么一呼一吸滲透在普遍的市民日常生活里的？我想走進她的時間和命運。”周敏以少年侯森森為主人公，通過他與表哥、老刀師傅、小葉子等人物之間的關系，輔之以黃鼠狼阿郎和八哥寶玉的故事，讓承載著族群記憶、家國故事的古老胡同充滿童趣。在大秀的《大河的歌謠》中，黃河、候鳥、兒童成長三者交織，黃河不僅是地理背景，更是少年成長的精神母體。而在《額吉的河》中，“河”既是上海的黃浦江，也是科爾沁草原上流經額吉家門前的“小河”，更是愛的象征。作品開始是上海的媽媽帶著玉萍、玉山、玉香三姐弟到黃浦江撒父親的骨灰，媽媽告訴他們“天下的河都是相通的”。“河”的意象貫穿整部小說，也貫穿玉萍三姐弟的成長過程。河水清澈、潔凈、無私，奔流不息，也象征著草原母親給三姐弟的愛永無止息。

《狼洞的外婆》既是鄉土童年的真實記錄，也是兒童心理療愈的文學范本。生活的變故將患有語言障礙與社交恐懼的女孩白果推到了“狼洞的外婆”身邊。“狼洞的外婆”以無私的大愛接納白果，并讓白果通過照料喜鵲而最終逐漸學會表達情感、結交朋友、融入生活。作品中精心設置的老電風扇、喜鵲幼鳥以及它們對白果生命成長的隱喻，既增加了作品的兒童情趣與生活質感，也擴展了作品的審美空間。

如果說兒童小說的主題創作體現出作家們強大的駕馭生活、擴展世界的能力，那么，作家們在對物理空間、世間萬物、自然環境的書寫中所體現的就是強大的愛的能力。因為愛，作家與生活世界建立起詩意的關系，以愛去擁抱生活，在自我與社會、自我與自然萬物的聯結中，也開掘出了小說藝術的新天地，通過富于象征意味的意象、物件、環境和空間，讓小說超越表層的故事情節，深入人類細膩的情感世界與深邃的文化記憶，為讀者提供一種更為含蓄、豐厚且耐人尋味的審美體驗。同時，這種敘事方式又貼近兒童生命本質與兒童心理真實，讓作品更容易為兒童讀者所接受，因為兒童思維是原始思維的復演，兒童相信萬物有靈。

第五，跨界寫作豐富了兒童小說創作的美學意蘊。

成人作家跨界兒童文學寫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當前，兒童小說的文體界限也正在被打破，童話、詩歌、科幻等元素的融入，虛構與非虛構、幻想與現實、圖像與文字之間的切換，豐富了兒童小說的表現形式，讓兒童小說呈現出多媒體的時代特征。

《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是一部帶有個人回憶錄和個人史質地的作品，卻運用了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與故事模式。盡管植根于真實生活，但蔡崇達并沒有采用平鋪直敘的紀實筆法。他運用了小說化的敘事結構、場景營造、人物刻畫和情感渲染，同時，作品還承擔了記錄和展現特定地域文化的功能，對閩南地區的風土人情、民間信仰、生活習俗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繪，使得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一部地方志或民俗志文本，具有文化人類學的價值。王春鳴的《勺子飛來了》也是一部跨文體作品。作品有一個科幻式開頭，以2080年來黃海濕地的一只叫“小勺”的勺嘴鷸，呼應今天正在開展的濕地保護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景。作品采用擬人化的兒童視角，以江蘇鹽城的黃海灘涂“條子泥”這一真實地點為背景，講述主角“鹽小勺”——一只勺嘴鷸的成長與遷徙。作品將勺嘴鷸的生存敘事與特定的地域文化緊密結合，這種結合不僅賦予了故事更強的真實感和獨特的文化底蘊，也使得作品成為倡導濕地保護、傳遞生態文明理念的載體。這部作品還是文學與視覺藝術的聯動，書中不僅包含了清新唯美的手繪插圖，還有眾多鹽城黃海濕地保護區攝影師們的攝影作品。手繪、真實影像和小說敘事結合，既保留了藝術美感，又增強了內容的真實感和視覺沖擊力，為小讀者營造了更為立體的閱讀體驗。

本屆參評的兒童小說作品反映出近年來中國兒童小說創作的新質與特質，這些作品既扎根現實土壤又飽含人文溫度，既張揚童年精神也塑造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讓童年書寫兼具思想深度和藝術質感。作家用愛與智慧搭建起連接兒童與世界的橋梁，彰顯了新時代兒童文學豐饒寬廣的創作氣象。

（作者系湖南省作協主席、兒童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