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通行的文學史就其外觀形式如章節安排等等而言，是近現代從國外引進的，其實中國古代也自有本土的文學史論著，這里注意的是文學變遷、作家生平著作及其評價等等，一般不十分講究全面系統。從事這方面著述最早的名家，是西晉大學者摯虞（字仲洽，？ ～311）。

劉師培先生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早就指出：“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古代之書，莫備于晉代之摯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可惜這一重要的結論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摯虞是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早年師事著名學者皇甫謐，知識非常淵博，后來擔任過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監、衛尉卿等官職。他也曾寫過若干詩歌賦頌，價值不算很高，他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了《文章志》和《文章流別集》兩大論著，不僅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是最早的文學史著作。

《文章志》原有四卷，主要的內容是記載作家生平。摯虞一向注意記錄歷史人物，撰有《族姓昭穆》十卷進呈，可惜完全亡佚了；《文章志》也基本亡佚，僅存他書引用的一點零星，今有魯迅輯本。

《文章志》記敘作家，很注意記錄各家傳世作品的數量，如《后漢書·桓榮傳》注引的一條云：“桓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與沛國郭府君書一首”，又如《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注引關于周不疑的一條云：“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六篇。”如此等等。由于中古時代的目錄專書均已亡佚，《文章志》的記載便顯得十分可貴。即如曾經被曹植批評過的劉季緒（修），從《文章志》中可以得知他“著詩賦頌六篇”，自己寫得少而不精，卻喜歡批評別人，于是就遭到了曹植的批評。摯虞的工作既是一種創新，也顯得很有力度，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

魯迅輯本《文章志》得遺文十二則，涉及的作家有劉修、王粲、阮瑀、繆襲、崔烈、桓麟、周不疑、應璩、徐幹、繁欽、陳琳以及《出師頌》（其作者為史岑）。他的輯本在一束被稱為《眾家文章記錄》的手稿之中，現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第二函第四冊，又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三卷。（參見顧農《中古文學的兩部重要史料——魯迅輯本〈眾家文章記錄〉與〈文士傳〉》，《上海魯迅研究》第12輯，2001年）

《文章流別集》是按文體分類的作品選，相對于“別集”（單個作家的文集）而言，這是“總集”；又附以評論。此書原有三十卷，后來選文全部亡佚，僅存部分評論，被稱為《文章流別論》。《晉書》本傳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類著錄《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史部簿錄類另有《文章志》四卷。這里《文章流別集》多出十一卷，當是后人有所續補；或又將原先附見于《流別集》中論的部分抽取出來，與《文章志》合編為《文章流別志論》；而《文章志》仍然有單行者。

所謂“總集”就是一種選集，在作家別集的基礎上產生的。編訂別集的風氣起于建安，建安文壇領袖曹丕曾花不少精力物力為“七子”編訂文集（詳見《文選》卷四十二《與吳質書》）；為自己編集的先驅是曹植，其手訂之集稱為《前錄》，收錄了七十八篇辭賦。曹植死后，他的侄兒魏明帝曹睿于景初（237～239）中下詔云：“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外”（《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這里特別提到“前后”，則曹植本人未及編定的后期作品，也已由官方給編定了，但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這里刪掉不少作品（例如《七步詩》等等），一共只有百余篇，顯然少了一點。

要之，無論由人由己，由公由私，編文集的風氣從曹氏弟兄父子叔侄起，已有所開始，這是文學創作繁榮，“文章”觀念形成之后的新氣象。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云：“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自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茍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于其徒，則其說亦遂止于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迄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這一番話極有見識。需要補充的是，從曹植以及“七子”的情形看，這時已經有編成的文集了，有這種機會的人當然是很少數。所以章學誠下面這幾句話就不算很準確了：“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于晉代。”應當說是作家個人的別集先于總集出現，而《文章流別集》的問世，又促進了后來者為前人和自己編訂別集。

建安以來文學作品多了，別集多了，讀起來就有困難，讀者需要收納精華的選本，這樣就必然呼喚總集的出現。《隋書·經籍志》說：“總集者，以建安以后，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以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后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作品日繁，覽者勞倦，于是摯虞編撰的《文章流別集》應運而生。摯虞當過秘書監，他不僅有創新精神，也有條件利用西晉皇家收藏的典藏，又參考了某些私人藏書，成了開風氣的選家。

在中國古代，選家往往也就是批評家。魯迅先生說得好：“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凡是對于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集外集·選本》，《魯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頁）選本能夠比理論批評專著更有讀者，更有影響，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察。孔夫子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選本之厲害，也正是這個道理。從事作品選現在依然仍是文學史家常常要做的工作。

《文章志》以人為綱，《文章流別集》則以作品和文體為綱，二者聚焦的中心皆在“文章”即文學作品。摯虞寫道：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勛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藝文類聚》卷五十六）

他提到的文體，有詩、頌、銘、誄、辭、箴、賦、七、碑、圖讖、哀策、對問等等，魏晉時代“文章”的概念，至少包括這些在內。

摯虞辨析文體往往聯系所選之文來討論問題，并注意從歷史的變遷中分析有關文體的初原狀態、古今之變與假借名義似是而非等等復雜的情形，在這樣的基礎上來講有關文體的規范就顯得有依據有深度，例如：

頌，詩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聲，或以頌形，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于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嘆息之辭。

既注意追溯起源，又重視近人名作，態度相當公允。

《文章流別集》為總集之始，后來蕭統編《文選》就是采用他按文體編選作品的辦法；其中評論的部分即所謂《文章流別志》者則是關于文體研究的重要成果，為后來劉勰的“論文敘筆”（《文心雕龍·序志》）導夫先路。

文學史家摯虞值得引起人們進一步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