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衍在香港《華商報》工作時，寫出了一部反映日軍入侵前后，廣東社會與政治生活狀況的長篇小說《春寒》。雖說是小說，也是基于真實史事的藝術創作，是一部寫得很真實的作品，可以作為歷史來讀。

《春寒》寫的是一群文化人在廣東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故事。全書以女主角——上海淪陷后從江浙遷徙到廣東的21歲女生吳佩蘭的“札記”“書信”為引子，寫了她在廣州（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粵西（三水、四會，從廣州淪陷至1939年春）和粵北（韶關、翁源，1939年夏至1940年春）三個地方的漂泊、流亡、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橫遭頑固派打壓直至最后被逼秘密出走的坎坷經歷。交叉穿插于全書的，有三條主線：一是國土淪喪的慘象和流亡之路的艱辛；二是烽火歲月中青年男女的愛戀與憂傷；三是書生報國的熱忱和橫遭打壓的悲憤。小說人名雖然出于虛擬，但書中出現的地理環境、自然風貌、部隊番號、團體名稱（如“文抗會”“動委會”“戰工隊”“抗先”等）及許多事件是真實的；書中所寫國破家亡、難民蔽野的種種慘象，更是真實的。

當時的廣州被稱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或曰抗戰文化中心，大批文化名人、知識精英及抗日救亡青年云集。《春寒》的主人公吳佩蘭，就是上海淪陷后絡繹南來的“外江佬”人流當中的一位，其身份是“海關同人戲劇團體”的演員。她是作者塑造的形象，但她的身上有真實人物的影子在焉。吳佩蘭周圍的人物：徐璞，28歲，戰前從日本回國的政經系學生，來粵后參加“國難教育社”，后為戰區政治部秘書；蔡潔，“上海文藝界新進有望的作家”，25歲左右，來粵后任政治部少校科員；蕭琛，40歲上下，戰前“一心研究民俗學”，來粵后任“文抗會”（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常務理事，“動委會”（戰區民眾動員委員會）干部；黃子瑜，著名國立大學教授，拋棄教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是“動委會”的干部。這幾位小說中的人物，也有當時在粵抗日救亡工作者的影子，約莫可以看到尚仲衣、石辟瀾、鐘敬文、孫大光、黃新波、司馬文森等等真實人物的身影。總體來看，《春寒》是一部熔鑄了大時代風云，拾掇、集中了在粵許多抗日文化人士，包括作者本人的親歷、遭際、見聞及思想情感，并將相關素材加以提煉、鋪排而成的長篇小說，是一部有著厚重的歷史感、寫實感的現實主義作品。

《春寒》最具震憾力的筆墨，是關于南國名城——廣州淪陷的敘述，這完全是因為夏衍親身經歷了這一浩劫。

從日軍在大亞灣登陸（1938年10月12日）至廣州陷落（10月21日），前后不足10天。這些日子，夏衍是在廣州度過的，他目睹了廣州淪陷的全過程。10月19日，日軍入城只有兩天時，夏衍在給香港朋友的信中寫道：“對于戰事任何機關都守口如瓶地不發表一點消息，而一切公用機關，郵政、電報、銀行，都已經自動地停止工作了，整個廣州象被拋棄了的嬰孩似的，再也沒有人出來過問。‘保衛大廣州’的口號也悄悄地從那些忙著搬家眷的人們嘴里咽下去了。”這天晚上，廣州“文抗會”還照常開著紀念魯迅逝世兩周年的會議。第二天（20日），增城失守。夏衍在向四戰區“動委會”秘書長鐘天心、省黨部書記長諶小岑求證這一消息時，鐘天心堅決予以否認，他說：“這是不會有的事情。”不少人都把日軍即將入侵的消息當作是“謠言”。然而，21日下午2時，日軍即進入廣州。夏衍說：這是“一個難以忘卻的日子”。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夏衍的這段親歷，為他在《春寒》中寫名城廣州的陷落積累了厚重的素材。《春寒》的第三、第四兩節，用老到、沉郁的文學之筆，將和平、繁榮的南國大都市在戰爭驟然降臨時社會與人心的震蕩，衍繹而成一篇悽愴的故事。10月12日這一天，羊城的大街小巷生意興隆，一派繁華熱鬧的光景，廣州各家報紙對日軍登陸無只字報導，只有很少人從香港方面獲得了這一消息，但是也認為日軍的行動只不過是“騷擾”而已，不必過慮。至13日，東江重鎮惠州陷落，接著就是博羅、增城告急，廣州市民這才開始驚覺，才意識到戰爭這個惡魔已經來到了白云山下、珠水之濱。當局一開始仍然宣稱“至少可以打半年”，跟著就閉口不言了，不說要守，也不說不要守，不說危險，也不說安全。而省、市政府各種機關，則悄悄地、神速到使人感嘆地撤退了。小說以冷峭的筆調寫道：

……軍事當局不發表一行真實的戰事消息。渾沌，驚慌，揣測，一方面是大言壯語的宣傳，他方面是張惶失措的奔告。新聞饑饉就是流言蜚語的溫床，“保衛大廣東”的精神戰線，已經在新聞這一角開始無聲地崩毀了。膽怯的倉皇逃走，膽大的變了顢頇。10月下旬的太陽還像盛夏一般的熱，廣州變成了混亂沸騰的坩堝。

在小說中，徐璞、蕭琛、黃子瑜這幾位身為政治部、“動委會”的干部，都是日軍兵臨城下的不知情者。當善于串門的洪燕卿從小道方面獲知當局已經決定“放棄廣州”的消息時，徐璞等人還不相信這是真的，吳佩蘭則更加是懵然不知情。吳佩蘭南漂廣州已經將近一年，她是一位十分單純的女生，每日的時光不是在排練、演出（她是《血灑晴空》一戲中的主演），就是掂記著困在淪陷區的母親，或是思念著從另一路流亡到江漢之濱的男友T，對東江戰況，她實在知之不多。原來準備10月15日舉行的聯合公演，因惠州失守而宣告延期。這時，傳來了武漢“吃緊”的消息，吳佩蘭因為掛記著T，想趁演出延期之空檔離開廣州，北上到T的身邊去。團體主持人卻不同意她走，要她“國而忘家”留在廣州，參加“保衛大廣東”，吳佩蘭當然只有服從。然而沒隔多少天，“保衛大廣東”的口號一下子變成了“放棄廣州”，此前要她“國而忘家”那個團體，匆匆宣布解散，同事各奔西東。徐璞、蔡潔等幾位朋友也因一時聯系不上她而緊急撤走了。諾大的一座城市，只剩下比她更加年輕、更為幼稚的楊曼珍陪伴。吳佩蘭茫茫無助，只有與小楊相擁而泣。此情此景，是廣州市民在戰爭降臨時悲慘遭遇的寫照。

吳佩蘭對廣州是有感情的。從淪陷的家鄉流亡到廣州時，她的感覺就如作家司馬文森在《尚仲衣教授》一文中所說：來到了“祖國自由土地”上。廣州真的會放棄嗎？幾十萬慓悍的南國健兒呢？號稱經營了兩年的“國防工事”呢？許多人都不相信革命策源地、千百萬華僑牽念著的故鄉——廣州，真的就這樣給拋棄了，吳佩蘭也不相信。又有人傳言，在南潯線打了大勝仗的廣東軍隊，已經星夜南下，趕回來保衛鄉邦。許多人都盼望著，吳佩蘭也這樣盼望著。然而，這一切全都成了空話，曾歷經過流亡之苦的“外江佬”吳佩蘭又要走上流亡之路。

吳佩蘭、楊曼珍的流亡之路走的是西線，從廣州黃沙渡過珠江，徒步經三水、蘆包、蔣岸、貓坑到達四會。這些地名并非出于虛擬。當年廣州市民“走日本”，許多人走的就是西線，如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抗先”）部分隊員，就是一路往西走，輾轉而到達四會的。中山大學遷移時，部分師生走的也是這條路。中大歷史系教師董家遵于途中聽聞廣州淪陷，悲而賦詩：“華南忽報胡茄音，千里河山數日沉。痛惜市廛成火海，那堪旅次聽離琴。官軍未有丈夫勇，客舍空余赤子心。存稿存書同罹難，夜闌秉燭獨狂吟。”難民如蟻，慘象滿目。哭爹喊娘、啼饑號寒的人群擁塞于途。

小說用了許多筆墨書寫吳佩蘭、楊曼珍流亡道上的辛酸遭際。讀這一大段文字，有如讀兩千多年以前屈原的《哀郢》。吳佩蘭、楊曼珍身受的苦楚，她們一路上的所遇、所見、所聞和所感，難道不也是屈子筆下之“民離散而相失”“去故鄉而就遠”“心嬋媛而傷懷”“心絓結而不解”“去終古之所居”“憂與愁其相接”……嗎？《哀郢》，是大詩人屈原哀故都之捐棄、宗社之丘墟、人民之離散，《春寒》這大段描寫，處處有《哀郢》之筆意。這是作家哀廣州之淪陷、感于南國名城丟失而作的悲歌。

小說中關于男女情愛的描寫，是與漫天烽火糾纏、交織在一起的。在“走飛機”“走日本”的艱難時日里，吳佩蘭無時不思念著她的遠在江漢之濱的男友T。愛戀，“春風一般吹軟了他們心靈”；戰火中的愛戀，更多了些焚心煮骨的相思與焦慮。吳佩蘭很珍重她的這一份戀情，越是戰情緊急，她就越加想到T的身邊去，要與T共度艱危。為此，當兄長、導師般的徐璞向她表示愛意時，她婉拒了。然而，戰爭造成的生離死別是損磨男女情愛的一把利器。無論多么情真意切，遭遇了戰火，情愛，往往就如一粒塵埃，隨時就會被毀滅。逃難到四會后，吳佩蘭得知華中重鎮武漢在廣州淪陷后不幾天也淪陷了，T杳無音訊，不知下落。過了很久，好不容易同遷徙至渝的T恢復聯系，而T卻告訴她：他已經與一位在流亡途中長久陪伴著的女生阿芳同居了。戰爭吞噬了廣州和武漢，也吞噬了吳佩蘭的愛情。這一凄美的故事，是以拾掇吳佩蘭的書信、札記的形式表述的，淡淡憂傷，幽腸百結。雖然是作家的虛構之筆，卻寫得很真實，令人倍感凄愴。

在小說中，徐璞、蔡潔、蕭琛、黃子瑜和吳佩蘭等是一群文化人，亦即所謂書生。國難當頭，他們投身于抗戰洪流，愿以自己的知識作為一技之長報效祖國。從實際情況看，廣州淪陷前，抗日救亡運動開展較為正常；廣州淪陷后的一段時間內，當局為振奮軍心、振作部隊，也對文化人到軍隊中開展政治工作采取開放的態度。但是，1939年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將其政策的重點從對外轉向對內，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掀起了反共高潮。這一股逆流很快波及廣東，抗日政治工作被曲解，救亡工作者遭受迫害。小說第七節，越來越郁悶的氣氛，揭示了國難深重之時文化人遭遇的另一重厄運：他們的報國熱忱受到頑固派打壓，只能再一次走上流亡之路。這是小說的另一條主線。

停留四會期間，吳佩蘭大病了一場，在顛沛流離與失戀痛苦之中掙扎。但她沒有倒下，病愈后參加了“動委會”的工作，到抗日軍隊中從事旨在鼓舞軍心、振作部隊的演出。他們這一群人將家仇國恨化作工作熱情，腳踏實地，埋頭苦干。但是陰風卻不時吹來，暗潮涌動。通常的情況是，誰的工作越努力、作風越深入、成績越明顯，誰就越受到猜忌，越會被看作是另類人物。抗日軍隊需要他們，官兵們歡迎他們，但是越是這樣，他們就越受到懷疑，蔡潔、蕭琛、徐璞、黃子瑜、吳佩蘭等概莫能外，他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隨之，以集訓為由，“動委會”及所屬團隊被調往粵北韶關。韶關，當時是廣東戰時省會。當反共頑固派興風作浪時，韶關這座風光秀美、一時人才匯集的粵北中心城市，卻不是正直文化人有所作為之地，而是讓他們無法立足的傷心之城。小說寫道：擁有數千名“曾經替國家出過力的青年”的團體——“動委會”被宣布解散；青年作家蔡潔因為不愿遵照頑固分子的意旨寫“紀念四一二清黨”文告秘密出逃；民俗學者蕭琛面對種種壓迫，“決定放棄無益的掙扎”，離開韶關到桂林去當學術雜志編輯；老教授黃子瑜是一位極為謹慎、穩妥、經驗老到、倍受青年人愛戴的長者，僅因過去參加的學術團體主要負責人跑到“那邊”（新四軍）去了，他也成了“問題人物”，在韶關快站不住腳了；蔡潔、蕭琛這一群人中的中心人物，本來“抱了在泥沼里打滾”的徐璞，因為在他的住所查出了違禁書籍和油印品，突然遭到了拘捕；小說的主角吳佩蘭因不愿做“政工隊員不能做的事”頂撞了省黨部“高主委”，身陷危境，寢室被查抄，只是因為抗日軍人鐘副旅長的大力營救才逃出虎口，離開了韶關。

以上的情節并不是小說憑空虛構的，在實際生活中，因所謂政治問題而遭受排斥、打壓的情況，可謂屢見不鮮，舉不勝舉。1939年夏，第四戰區政治部第三組組長尚仲衣（中山大學教授）因政治傾向問題突然被宣布免職。遭受同樣待遇的還有石辟瀾、孫大光等，此為粵北政治氣候落葉知秋的先兆。總部設于韶關的廣東“抗先”是廣東著名的青年抗日團體，因懷疑被中共利用，竟屢受頑固派壓制，干部被逮捕，各級隊部被解散。1940年初，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有20多名隊員被逮捕，押解到韶關，關禁于芙蓉山下的監獄之中，如此等等。小說所寫，有許多真人真事的影子。

1940的春天，廣東戰時省會韶關的政治氣候是春寒料峭。小說取名《春寒》，蘊意在此。

《春寒》是一部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作家基于歷史真實從事的創作，包括情節鋪排、形象塑造、遣詞造句等等，是以藝術手段再現歷史。這與史家的追求有相通之處，其共同點就是——追求真實。

清代史家章學誠說：“六經皆史”。近人陳寅恪說“詩詞皆史”。陳先生并創辟以詩證史，以史釋詩之學。我們是否可以推而論之，對小說與歷史的關系作一番探討呢？小說與歷史應當是有關系的，包括那些看似純然出自作家的想象，與歷史似無關連的魔幻、科幻小說，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都可以看作是某種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只不過是間接、曲折、隱晦的反映罷了，其他作品更不必談矣。將小說當作歷史讀，是許多歷史工作者的經驗之談。從小說認識歷史，以歷史解讀小說，或者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個路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