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尤庵先生治古典詩學，于陶詩、清詩用功尤深。學術之余，以性靈之筆作詩歌評論，從《詩經》里的東山說到馬一浮筆下的烏尤山，講漢樂府時引出聶魯達，講陶淵明時想到歌德與羅素，古今中西，奔來筆底，洋洋灑灑，尤見性情。這些文章散見于諸多報刊，不少還被收入年度精選，精彩程度是經過讀者認證了的。片玉碎金，如今集為一編，再加整飭，便是我們眼前的這本《松聲綠：烏尤庵說詩》。

說詩如只知文義，便看不出詩的好處來。像“帶月荷鋤歸”“夕露沾我衣”，是田園耕作歸途之景。但這不過是知道字面意思，不算領會這句詩的好處。要能從月色之美、夜露之苦中，讀出塵俗日遠、苦樂相生的悠長意味，從尋常字面讀出言外之意與背后的人，才算把詩讀懂、讀活，體會到吟詠的滋味。可見意義是復雜的，在“文義”背后，還有“意思”，正如朱熹所說，“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表里二層，交互為用，才能使人感情投注，并發現詩中活動的情志。這活動的情志，是詩人修養的體現，也是讀者欣賞的趣味。然而，從“文義”到“意思”的跨越最為艱難，詩又是最經濟的語言，“曉得文義”已是不易，“識得意思好處”，要再難些。這時候，就需要高明的說詩人，亹亹不厭，層層揭起，為我們講出詩的意思好處。若說詩之人本身就是詩人，能用詩人之眼觀物，將詩中所蘊經驗，還原為我們皆可感知的當下生命情境，那么古典詩歌便不再僅是鑒賞的對象，而更是一種理解世界、安頓自我的鮮活方法,生活也將因詩的組織，與情思的操練，獲得更多美的享受。捧讀《松聲綠》，我們正邂逅這樣一位同路人。

以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來說，人人都知這是一篇好文章，但烏尤庵先生更看重其中呈現出的“生命獲得解悟之后感到大自在”的心靈自由，和一個“擁有清醒而堅定的精神自我”而能“擁抱孤獨的人”。全文遂從淵明一人的歸途指南，成為更多人的人生指南。而且這指南絕無呆板的說教，是詩的語言寫就的，有的只是想象中歸途的風景，和瀟灑出塵的人生志趣。串講全文時，烏尤庵先生也呈現了一種如詩的意譯，如“茅屋之內，稚子的歡笑聲漂浮在杯中酒上，湛湛蕩漾，使人不飲自醉。庭院之中，暮色如潮水，在青松與黃菊之上洶涌”。笑聲漂浮在酒杯，以形寫聲，倒不出奇，“暮色如潮水洶涌”，卻是意領神會后蹈空而來的補筆，原文字面并無，言外不妨有此境界。精妙的想象，源自敏銳的感覺，感覺來自平情的想望，來自與古人處同一境界后的欣賞。當這些錯綜的感覺凝定為形象的語言，詩人的情志，與說詩人的修養，便有了吹噓生命的活力，都呈現在讀者眼前。庭院中洶涌的暮色，為心緒賦予形象，非具詩心者不能為。這讓人想到海涅的《宣告》，暮色朦朧地走近，潮水變得狂暴，岸邊觀看的我，心緒也如大海一樣吞吐不定，這是膨脹的活力，背后也有深沉的憂愁，與淵明此刻復雜的喜悅形異神似，都是以盛大的宇宙生機，承載豐厚的生命情調。淵明與烏尤庵因如潮的暮色而交匯，這潮水又讓我們召喚出海涅，可以說，以詩心映照詩心，進而激起更多人的詩心，感發的波瀾層層蕩開，又如千燈相續，交光錯影，詩意的重重無盡，與生命的生生不息，此刻昭晰。

同樣精妙的，還有落實在精細的字詞辨析上的詩心與方法論自覺。《歸去來兮辭》中，“孤松”是淵明心靈的象征、自我的化身。百感盈懷時，“撫孤松而盤桓”，便是迷途之人一朝歸來后流連光景、身心合一的寫照。而在《飲酒》其八的東園，也有一株小松，詩意從“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化出，借小松寫自我的秉性不移。其中有一處異文，是“提壺掛寒柯”，還是“提壺撫寒柯”呢？ 烏尤庵先生對此有精彩辨析。從訓詁詞義說，“撫”是用力按壓，而“寒柯”即“寒枝”，是不好用力按壓的。“如作‘撫寒柯’，詩人便成了去公園晨練的老大爺。還是把酒壺掛到寒枝上比較合宜”。從文學表達的效果而言，小松能被野草遮蔽，高度正好可以掛上酒壺，將最愛的酒托付給小松，人和樹便生出互動的親密感，生動活潑之余，“最見詩人細微的樂趣”。雖然這樂趣不免有些孤獨，但這孤獨與之后的“遠望時復為”勾連，自然引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的沉思。而從字句辨析出發，烏尤庵先生指出，“詩歌的校勘不能簡單校對文字，更要求校勘者不忽略訓詁，且具有詩心，否則必然理解不到詩人的深心，而魯莽從事”。這是方法論的啟示，在書中評析杜詩名物，討論杜詩注釋等多篇文章中得到印證，相信也是烏尤庵先生整理清人別集、清代詩話時的甘苦之言。這些思考，共同揭示了一種完整的讀詩之道：在倚重詩人心靈的同時，不忘領會對生活的觀察——既能與古人身世感通共情，也應有映照萬象的廣度，最終折返并照亮自身的體驗。當訓詁、典故與現實及詩心打成一片，詩與人融匯通達，始可言風人之旨，臻契會之妙境。

而在展演這套讀詩之道，帶領我們欣賞詩歌、向內安放自我的同時，烏尤庵先生更示范了如何“把詩歌作為方法”，用詩的情調與智慧來審視我們自己的現代生活，與“附近”建立更有彈性的聯結。“附近”是借自人類學家的意念，意指充滿多樣性與韌性的流動的地方，是能激發創新與思考的生活空間。概念總有些抽象，但在烏尤庵先生這里，“附近”具體地體現為家鄉小小的烏尤山，山上的亭臺，山下的江水，山崖水線邊蜂巢一樣的篙眼，以及家鄉的才子，才子的曲劇，還有門前疏疏繁繁的扁豆花，窗臺上新鮮可愛的馬齒莧。在這里，詩不是逃避現實的空中樓閣，而是組織生活、理解生活的鮮活框架。被杜甫罵作小人的馬齒莧，得到烏尤庵先生的翻案，跳出君子小人截然二分的區判，正視了苦與酸的人生本味。這正是一種在“附近”重建洞察、聯結個體的嘗試。被侮辱與被蔑視的也都有春天，也要活出元氣淋漓的樣子。草猶如此，何況人呢？ 詩的經驗化為具體的洞察，在形象感發中混融古今，我們得以用詩的方式，更從容地接納現實，接納涵括了崇高與平凡、悲喜相雜的現實。最后所附數十則囈語，不衫不履，體近詩話，又如《枕草子》般家常言語，見出學識，也見出風度，更見出切實的生活因詩思的融入而更清雅。若問詩思何在，“詩思在、烏尤山下”，書齋里的玄想，由此得江山之助，浸潤在具體的風土之中。序言尾聲宕開一筆，拈出山下的翻砂紅糖涼糕，名物雖微，眷眷鄉情卻油然紙上。聽起來像“烏有先生”“子虛子”的烏尤庵先生，在古典詩學的精深世界之外，又顯露出扎根于“附近”，鮮活可親的本來面目，而不是“不知何許人”的神秘人了。至于他的性情面貌與詩學宗趣究竟如何，言人人殊，不妨取書一觀，風檐展卷，文字可親，精誠交通，自可尋得我們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