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黃河水患就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居于黃河兩岸的中華兒女與水患的斗爭，持續了數千年之久。可以說，中華文明始于治水，數千年的黃河文明史，最動人的篇章就是治水史。如今，隨著國家戰略的深入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的重要議題，吸引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積極參與。黃河主題文學創作這一與現實生活、當今時代密切相關的主題，同樣成為新時代文學的重要內容。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也成為新時代文藝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山東作為黃河流經的九省（區）之一，萬里長河在此入海，孕育了中華文明的黃河也在源源不斷地滋養著這片文學沃土。大河巨變背后，有著太多黃河治理與保護的壯舉和治黃人無私奉獻的故事，值得去記錄和書寫。近年來，山東作家創作推出的《雪山大地》《巴彥喀拉山的孩子》《黃河口的莊稼》《家住黃河灘》《大河歸處》《黃河傳》等以黃河為主題的文學作品，通過對黃河流域發展實踐的生動記錄與深刻思考，呈現了各具特色的黃河敘事，講述了豐富多彩的黃河故事，為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貢獻了文學力量。

近期，山東作家創作的“大河三部曲”（《大河赤子》《大河涅槃》《大河安瀾》）以雄渾壯闊的筆觸，再次奏響了新時代黃河文學新樂章。其中，長篇小說《大河赤子》講述了黃河赤子張五魁帶領一班人在渤海萊州灣發現M2無潮點，巧用海動力輸沙入海，成功“鎖定”黃河入海口，確保順利建立新型海濱城市渤海市和利華油田及其與家人共同保護村中“百年大槐樹”，推進家鄉“黃河灘區”槐樹莊整體遷建和共同致富的故事；長篇紀實文學《大河涅槃》通過王化云、錢正英、李國英、李殿魁、戴令德等人物的治黃故事，以及抗擊洪峰、調水調沙、治理斷流、穩固河口等重大事件，呈現了一條奔涌數萬年的東方母親河是如何在新時代煥發出蓬勃生命力的曲折歷程；長篇紀實文學《大河安瀾》以山東黃河流域人物故事為主要線索，書寫山東省內黃河流域各級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黃河水利部門治理洪患、調水調沙、根治斷流、灘區遷建、生態保護、文化開發、高質量發展的壯美畫卷和初步成就。《大河赤子》《大河涅槃》《大河安瀾》這三部作品交織疊奏，共同演繹大河脈搏，繪制出了新時代黃河故事的立體畫卷。

本文以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講好新時代黃河故事為切入點，對長篇紀實文學《大河涅槃》進行文本細讀，并以此為基礎通過作品中抒寫的黃河故事尤其是治水故事，回溯其中蘊涵的民族記憶及由民族記憶衍生出的民族文化，進而對作品所呈現的新時代的民族精神進行解讀。

一、講好新時代黃河故事

面對既有的黃河主題文學作品，如何推陳出新，講好新時代黃河故事，是文學創作者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此外，基于真實人物和事件的紀實文學作品，在創作中還要注重平衡作品的新聞性與文學性，避免將其寫成宣傳真人真事的新聞稿件，用文學的方式塑造人物、書寫事件。毋庸諱言，在如何講好新時代黃河故事這一層面《大河涅槃》這部紀實作品存在不足之處，但瑕不掩瑜，其在內容上呈現的多元主題，治黃人物群像塑造上的文學性追求，文本語言上的詩性抒情以及作品結構上的多線敘事等諸多特質，為講好新時代黃河故事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文學樣本。

在內容上，《大河涅槃》將目光和筆觸對準黃河流域的廣袤大地，把引黃灌溉、灘區遷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文化開發和高質量發展等時代議題納入敘事框架，擺脫了治水敘事的單一維度。作品以“人民治黃”為起點，真實記錄了黃河流域生態治理的艱難歷程，從水土流失的觸目驚心，到生態廊道的逐步建成，彰顯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智慧。在對黃河流域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呈現上，作品沒有流于對國家政策的機械解讀，而是深入挖掘灘區遷建等舉措背后的故事，展現了貧困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風貌，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為黃河流域帶來的勃勃生機。此外，作品還將黃河沿岸的治水英雄傳說、民間信仰等地方民俗文化元素融入敘事，不僅增強了作品的文化底蘊，也使作品呈現出的黃河文化更加立體豐滿。《大河涅槃》多元化的主題擴寬了新時代黃河敘事的表達空間，不僅豐富了黃河敘事的內涵，也為深入挖掘黃河流域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提供了新的范式。

在人物方面上，《大河涅槃》通過書寫治黃英雄與基層黃河兒女的故事，塑造治黃人物群像，既保持了紀實文學的真實性，又賦予了作品更強的文學性和藝術感染力。作品從對真人真事的宣傳思維轉換到故事思維，以細膩的筆觸刻畫了從王化云、錢正英、李殿魁等治黃英雄到沿岸百姓的眾生相。此外，作品將不同身份、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治黃人置于同一時空下，通過他們的互動與碰撞，凸顯出各自獨特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風貌。

《大河涅槃》巧妙地將詩性思維融入行文，在語言表達上，詩性貫穿始終，作品充滿抒情色彩，富有詩意的語言將治黃人的故事娓娓道來。作品十三個章節均以詩歌開篇，以詩歌引領敘事。這種文學化的表達方式，既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又深化了人物形象的精神內涵，使治黃人物群像成為新時代奮斗者的生動寫照。

《大河涅槃》的敘事方式，從時間維度上來看，打破了傳統報告文學單一的線性時間線索，將新中國成立以來七十多年的治黃歷程與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治黃史相互映照，將歷史與現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復雜而有序的敘事網絡。從空間維度上來看，作品從黃河的起源——青藏高原寫起，對萬里黃河流經的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黃淮海平原以及黃河入海口一一呈現，展現了黃河流域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大圖景。作者在文本中通過時空的交錯和切換，展現了黃河數千年的變遷，反映了人與自然、歷史與現實間的復雜關系，也賦予了作品時空縱深感。此外，《大河涅槃》在文本結構上還有著人物敘事與事件敘事并行的特點。作品將不同歷史時期治黃人物的黃河故事并行展開，打破了傳統報告文學作品單一視角敘事模式。治黃故事中塑造的科學家、政府官員、基層黃河兒女等多個人物的視角和經歷交織在一起，既獨立成章又相互呼應，不僅使黃河治理、生態保護等宏大主題更加貼近現實，還增強了作品的層次感和立體感。作品在講述治黃故事之余，還對抗擊洪峰、調水調沙、治理斷流、穩固河口等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深入研究與分析，通過文本還原歷史現場，讓讀者在閱讀中了解我們黨領導人民治黃的曲折歷程，感悟治黃事業的偉大、治黃人的可敬，以及大河安瀾的來之不易。簡而言之，《大河涅槃》在敘事上的創新不僅使作品的主題表達更加豐富多元、結構更加靈活，提升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也為報告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黃河故事回溯民族記憶

自古以來，黃河水患就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不計其數的災難。數千年間，黃河泛濫造成的洪水、泥沙災害，黃河的每一次決口、改道，都伴隨著無數家園的毀滅、無數生命的消逝。這些災難不僅造成了物質層面的巨大損失，更是在民族心理層面上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黃河，成了民族苦難的象征，成為中華民族創傷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關黃河的民族創傷記憶如同黃河泥沙般沉淀在民族集體意識的深處，凝結成“黃河寧，天下平”的集體焦慮。

《大河涅槃》基于史料上的記載，對歷史上的黃河水患進行了簡要的梳理——“據記載，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間，黃河下游決口1590余次，重要的改道26次，其中大的遷徙6次，南至江淮，北達天津。每每災害之年，黃河洪水、泥沙災害一直波及淮河流域、海河流域以及長江下游部分地區，威脅整個華北平原。……常常有整村、整個市鎮被泥沙湮沒的慘事發生。”此外，文中還重點書寫了造成329.6萬人受災的1933年黃河大水及1938年導致1250萬人受災、約89萬人死亡的花園口決堤，由此表明“黎民流徙”“浮尸遍野”“赤地千里”“煮人為食”等黃河水患造成的悲慘景象并不僅僅是故紙堆里的久遠往事，而是當下無數國人親歷的慘劇，這兩場大水患影響了黃河兩岸無數家庭祖輩、父輩的生活。

《大河涅槃》還對幾千年來，無數代人治理黃河的理念、方法進行了梳理——從神農時代“僝”和“湮”的防御方法、堯舜時代“疏”和“分”的治水方法，到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筑堤防水患的方法，再到秦漢至明清時期各種治水技術和理念的出現，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修建三門峽大壩、調水調沙實驗、利用海動力穩住黃河口等科學治水歷程及黃河流域灘區遷建、濕地保護與開發等高質量發展舉措。作品對新中國成立后治理黃河的壯闊歷程的再現，展示了數千年來造就了無數災難的黃河轉化成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的過程。當代治黃工程彰顯出中華民族從被動抗爭到主動治理的躍升，黃河濕地、黃河國家文化公園、黃河博物館群成為中華文明的新地標，昭示著中華民族與萬里大河和諧共生的新篇章已經徐徐展開。黃河，這條承載著中華民族創傷記憶的大河，也完成了從“民族之痛”到“民族之脈”的涅槃重生。

《大河涅槃》還對與黃河相關的歌謠、傳說、信仰等文化內容進行了書寫。文本中，古代詩人筆下的黃河既有“黃河九天上，人鬼瞰重關”“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驚心動魄，又有“黃河遠上白云邊，一片孤城萬仞山”“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雄渾壯美，它們共同構成了民族審美中的黃河意象。文本對有著“運河之心”美譽的戴村壩的書寫中，不僅講述了“白英獻策”的故事，還呈現了明清兩朝統治者在此后幾百年間為其建祠、“封神”的史實。明朝汶上縣白家店村的老者白英，因其獻策修筑戴村壩的功勞，被追封、加封為中國民間諸神譜系中的“功漕神”“永濟神”“白大王”，成為庇佑一方百姓的神明，受到人民的敬仰。白英祠及黃河兩岸眾多的龍王廟寄寓著黃河兒女對黃河的敬畏，這也意味著黃河已融入民族文化基因，地理意義上的黃河早已蝶變為文化意義上的黃河。

三、大河奔涌中的民族精神

《大河涅槃》以黃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涅槃重生隱喻民族精神的現代化轉型，將黃河治理史升華為民族精神的詩性寓言。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始終在與黃河的搏斗中尋找生存與發展的道路，我們對這條大河的治理與改造，亦是錘煉民族意志、凝聚民族精神的過程。從大禹治水的遠古傳說開始，中華民族便開啟了與黃河的漫長對話，黃河不僅是治理與改造的對象，更是民族精神的試金石。黃河治理史不僅是一部中華民族與自然搏斗的歷史，更是一部民族精神的成長史，每一次治黃的成功與失敗，都是對民族意志的錘煉，也是對民族精神的升華。

大禹以“疏”和“分”的治水理念代替“僝”和“湮”的防御理念，不僅是對自然規律的深刻洞察，更是中華民族在面對自然挑戰時展現出的智慧與勇氣的象征。這一理念貫穿了此后數千年的治黃史，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王朝的治黃工程，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治水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創新方法的努力。新中國成立后，黃河治理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科技的進步、制度的完善、人民的團結，使昔日洪患頻發的黃河涅槃為造福人民的安瀾巨川。通過對黃河的治理，中華民族不僅改造了自然，也重塑了自身的精神面貌。黃河的涅槃重生，象征著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突破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追求。

這條承載著中華文明基因的大河，如今正以全新的姿態奔涌向海。從三江源到入海口，科技創新與生態文明理念正在重塑治黃理念與方式，《大河涅槃》在“大河新明珠”、“萬類競自由”等篇章中呈現了當下黃河流域生態文明建設與高質量發展的萬千氣象——黃河流域濕地和自然保護區的勃勃生機，萬里黃河第一隧的建成通車，作為國家戰略的濟南新舊動能轉化起步區的逐步成形，以及建設中的黃河口國家公園。這些凝聚著中國智慧的治黃方案，恰如一面鏡子，映照出中華民族從“征服自然”到“尊重自然”的文明躍升，折射出中華民族治水哲學的迭代升華——中華民族終于跳出了數千年來與黃河搏斗抗爭的困局，進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時代。

這條古老的大河正在書寫著新時代的精神寓言，黃河治理的當代實踐，解決了千百年來“黃河寧，天下平”的歷史課題，開創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境界，黃河奔涌的浪花里，激蕩著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精神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