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如何進入學者和作家筆下，向來受到關注。鐘兆云寫項南，便是如此，我也一直期待有加。他最新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公仆榜樣》，讓我意想不到的是，為寫作此書，鐘兆云用了30多年的時間準備。

1989年國慶前后，我在擔任福建省“青春·校園·社會”征文比賽評委會主任時，從眾多來稿中讀到鐘兆云的《一個業余記者的暑假》，眼睛為之一亮，和幾位評委毫無爭議地將其評為一等獎。我看出這位還沒邁出大學校園的獲獎者是寫作的好苗子，但一個文學愛好者且不說走多遠，能耐得住細水長流、撐多久都是個問題，何況是他這樣一個聽說要被召回山區執教的年輕人。

沒想到，那個年頭讓眾多有志留城學子嘆為“蜀道難”的“定向委培協議”，竟沒有成為鐘兆云頭上的“緊箍咒”，他居然破天荒地留在了省城，還分配到省委某部門。據他后來說，功在文學。他在學生時代就陸續發表了10余萬字習作，還掙著稿費讀完大學，幸得一位愛才的伯樂高看，得以突破種種險阻，開了彼時福建教育界農村定向委培生改派留省城的先例。這個奇跡，在我當時執教的高校后來也難得一見。何況他是個毫無背景的窮小子，因為高考數學成績嚴重拖后腿，在擴招的政策中才得圓大學夢。

此后，兆云一直沒有怠慢寫作，繼續從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而且得到一等獎征文的指引，深扎紀實題材創作，經多方采訪、查閱檔案，26歲就出版了《百戰將星劉亞樓》，得到海內外報刊同時連載，獲得了全國大獎。接著，他又埋頭寫起160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辜鴻銘》。“省直機關的筆桿子”漸漸有了小名后，幾個大部門都向他拋出過橄欖枝，但“虔誠的報恩”想法，讓兆云未改門庭，還讓人詫異地謝絕了有望調入北京的工作，甘之如飴地留在冷門單位，為的是能不負之前伯樂的期待和看重——這位伯樂曾開誠布公，挖空心思把兆云引進來，就是希望他坐得住冷板凳，日后成為有所作為的黨史專家和作家，打開黨史宣傳和教育的一方天地。他在心底牢牢記住了這些話，雖然他在畢業時省城四家單位都有意錄用他，但他一直認為，如果沒有這位恩公堅定的決心，只怕自己知難而退、沒個下文，誰不知道留城“難于上青天”呢。把他領入門的領導離休后，兆云特作《貴人》一文，感嘆并贊美當時的風氣之好。我聽說這事后，對這位時有接觸的后生有點刮目相看，覺得他身上洋溢著客家人的純樸、實誠、有骨氣、重情義等特性；而我的學生中，也有不少與兆云同齡且出色的客家人。

兆云寫項南，我想一大原因也是為了報恩，不僅因為項南是他學生時代的偶像，造福過福建人民；還因為項南在生命最后一天，落實了這位后生的請求——為其所著《農民知己鄧子恢》一書作序，還附了一張紙條，是為項南“絕筆”。兆云后來和我說起這件事，雙眼模糊，流下熱淚，說自己當時向項南遺像鞠躬時，就立下了要為這位“非常之人”立傳之心。兆云之所以和我說這些，是因為他看過我寫項南的紀念文章，而且我從中挖到項南有恩于我的一段珍貴往事，自然而然也把我引為“項粉”。

在寫項南前，兆云已有不少傳記文學、報告文學作品問世，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學術論文等在內，洋洋上千萬字。這個數量有點驚人，印證的也恰是他的勤奮和執著。

傳記文學由于是文學和史學的結合，受限較多，某些情節是“打入冷宮”還是擺上臺面，素難把握，想要寫好委實不易。優秀的傳記作家需要具備歷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的多重視角，所以經典的傳記文學作品如司馬遷的《史記·列傳》、羅曼·羅蘭的《名人傳》以及路德維希、茨威格的傳記作品，均出自偉大的作家之手，經得起歲月的考驗。作為一位在傳記文學領域不輟筆耕30年的作家，兆云的傳記作品并不限于黨史題材，還面向文化、教育和國際商界，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正如他自況的“真實是傳記的生命力”“傳記創作需要真情真意，必須將真進行到底”，其傳記作品追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高度統一。他把最寶貴的年華、火一樣的熱情，都獻給了紀傳體文章的創作。

與兆云相識多年，他直率健談、謙遜溫和，卻也愛憎分明、嫉惡如仇，這從他矢志樹碑的人物也可看出端倪。項南是政績卓著的改革家、造福百姓的實干家，自始至終都有真摯、坦蕩、如榕樹虬根般不屈的精神。兆云這部新作品不啻是致敬這位先賢的一瓣心花，他的創作動機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別有韻致的文本，和項南的背影一樣耐人尋味。

在我看來，兆云與其說是借《公仆榜樣》向項南感恩、致敬，不如說是感恩和致敬那個煉成了項南這樣公仆、造就了光風霽月精神的時代。能堅持為時代書寫，這必然能為讀者所感動、所銘記。這也是我事隔30多年后對兆云的新了解、新認識，并對他寄予新的厚望。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