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俠小說通史》無疑是國內第一部研究從先秦至21世紀中國武俠小說的多卷本通史，系統梳理了中國武俠小說幾千年來的發展歷程，闡述了不同歷史時期武俠小說的發展演變概況，是一項繼往開來、集大成式的集體研究項目，是中國武俠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學術積累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真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撰寫和出版，是在改革開放后才提上議程的。第一部為武俠小說立史的破冰之人是王海林，他的《中國武俠小說史略》于1988年在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率先提出了中國武俠小說發展史上五次浪潮的觀點，填補了武俠小說學術研究的空白，篳路藍縷之作，功不可沒。其以“史略”命名，固有踵效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意，同時也確實限于資料和視野的原因，只能鉤沉大略，堪稱名實相符。

兩年后，羅立群于1990年在遼寧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國武俠小說史》，正式為武俠小說立史，更系統深入、翔實梳理了中國武俠小說的發展歷史。該書在確立了中國武俠小說自古至今發展的歷史脈絡的同時，對于中國武俠小說的源頭、俠的起源和定義、武功的發展史、新舊武俠的區別等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擴充了俠義精神的視野，也運用了許多相關的社會學、心理學等研究方法，從宏觀上確立了武俠小說歷史研究的詳細脈絡和框架，尤其弘揚了俠義精神在不同時代的起伏、發展和昂揚，功莫大焉！ 此后三十余年間，又予以不斷修改，在遼寧人民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修訂本、新修版，擴充完善，此后學界在武俠小說史著方面雖有拾遺補闕、另辟蹊徑之作，但均難以撼動其影響和地位。

中國武俠小說史難寫，固然有其研究者較一般文學史研究者少的原因，更由于其通俗文學的屬性，導致資料的稀缺和作品數量的龐大。而任何文學史的書寫和重寫，新資料的發現、新理論的沖擊、新識見的視野三個要素缺一不可，書寫武俠小說史者若要做到三者兼具，又相對難上加難。

2021年中國武俠文學學會第五屆理事會換屆之后，下決心編撰一部規模宏大的《中國武俠小說通史》為學會的重要學術項目。經過反復研究和探討，確立了五卷本的規模，其特點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規模宏大，努力反映出各個時代的特色。作為一個相對研究較少的重要文學現象，加大對其歷代重要時期作品、作者甚至讀者的研究，擴充其深度和廣度，給歷史保留更多的資料，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派武俠小說的崛起是特殊時代伴隨著報刊的普及產生的特殊傳播現象，雖然時代不遠，但由于其通俗性和以報刊為載體的性質，其輝煌程度和對市民階層深入人心的影響與對其研究的重視程度是相悖的，一直缺少系統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中國臺灣此前地域武俠文學史研究僅有葉洪生、林保淳的《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國香港則雖為新派武俠小說發源之地，甚至由于金庸武俠小說的出現而開辟了當代研究武俠小說先河，但是卻沒有一部有關香港武俠小說史的專著。五卷本通史得以實現這一目標，難能可貴。

其三，這部通史中許多武俠文學作家作品的價值、藝術特色、在武俠小說中的地位被重新發掘和發現，甚至是再認識，具有正本清源的創新價值。武俠小說作為通俗文學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和市場傳播的互動，以及在社會環境中的作用也都有深刻的論述：武俠小說離不開社會生活環境，武俠小說同樣也影響社會潮流的動向。

其四，作者隊伍的強大和專業。作者均為當下武俠文學研究的佼佼者，甚至可以說各卷作者均是不二人選。

其五，盡量地客觀公允，以作品文本為根基展開武俠小說的發展史。錢基博有言：“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極言文學史之職志在于“紀實傳信”。本通史各卷撰寫者雖然風格不同，但都達到了盡量避免主觀之抒情達意，均取法科學態度，堅持學術客觀標準，編委會和出版社審稿過程中也同樣采取這種態度刪繁就簡。多人系列著作，難以在方方面面達到統一，但是在這個根本點上多位作者形成了共同的認知。

其六，呈現出來的成品每卷篇幅字數、寫作風格、關注重點不完全一致，這是在項目進展過程中編委會和作者達成的逐步共識，沒有完全要求統一。因為在撰寫過程中，我們發現社會歷史原因導致武俠小說創作在不同時間段、不同地域、不同環境下都展示出了通俗文學發展的不同規律和特色，而研究的角度、深度也大有差異，文學史著作本是集大成之著，強行要求一致，嚴格遵循固定的框架反而會削弱這套通史獨特的價值和意義。編委會最終達成統一意見：在爭取堅持信史的原則下呈現出多樣的風格，和文學作品產生的環境相統一，體現出不同環境和地域的獨特面貌，這也許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

中國武俠小說是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通俗文學的一大支派，既有歷史的積淀又有鮮明的時代性，因此各個歷史時期的武俠小說可謂浩如煙海。《中國武俠小說通史》就是在文學通史的框架、格局和眼光下，對中國武俠小說這一文學類型的源流、發展、得失及其與中國社會和民眾文化心理的關系，以及其特殊的文化價值進行描述、分析、探討，其基礎是扎實的文獻史料梳理。各卷作者從種種不同類型的載籍中鉤沉、梳理，并在對這些史料的鑒別、梳理、分析、研究中，建構起自己的文學史體系。

羅立群的古代卷，在原有《中國武俠小說史》的基礎上又增益了諸多新的史料，特別是在劍俠和仙俠等方面，深入剔抉鉤沉，審視觀照，提出了具有創新意義的論述。湯哲聲的現代卷視野宏觀，更關注于武俠小說在通俗文學大背景下的獨特面貌，以及古典武俠小說和當代武俠小說之間的現代武俠小說在承上啟下過程中的特殊價值，挖掘其為新派武俠小說先導的獨特貢獻。陳墨的香港卷改寫了無人敢問津“香港武俠小說史”的歷史，為寫此書，他三年內讀了一千余部香港武俠小說，且都是舊版本，可見難度之大，更可知為此書用力之巨，從而披沙揀金，厚資料、重學理、立宏論，令讀者耳目一新，嘉惠學人！

林保淳以其一生對武俠小說的浸淫之功，在葉洪生和他共同創作《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后，再鼓大勇，條分縷析，根脈分明，將臺灣武俠小說作家作品一網打盡，各安其位，座次分明，識見不凡，已經令讀者嘆為觀止，而其酷愛武俠小說的精神更令人欽佩不已。

大陸當代卷由于特殊原因，由羅立群、鄭保純為主合著，時間截至2010年，且僅以紙質武俠小說為鵠的，偶爾涉及網絡武俠小說后轉為紙質版的作品。本著“厚古薄今”的原則，這一卷字數相對較少，但是既彰顯了改革開放后大陸武俠小說在停止創作出版三十年后的強烈反彈，從模仿、吸收到成熟的歷史發展進程，更書寫出了年輕一代作者的成長使武俠小說新時期創作出現的繁榮局面，彰顯了武俠小說和網絡結合的更加廣闊的前景。前四章實為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當代部分的深化和提升，擴展資料，再上層樓；后四章則為金庸后武俠時代的首次系統文學史的歸納論述，于各風格流派，選優摘精，代表作家、作品一覽無余，同樣具有開創之功。

正是由于這部武俠小說通史的厚重性、學術性、創新性，使其入選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可以說，雖然這部《通史》還有一些遺憾和不足，但是私以為其在短時間內難以超越，這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事情。

在如今這個快節奏的時代，集體項目越發難以完成。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時親身經歷了多作者的《中國古代文學通史》多卷本的漫長出版周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經歷了數以萬計專家學者參與編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的浩瀚工程，能夠撰寫文學史的作者，能夠主編、編纂大百科全書條目的專家，無一不是該領域的執牛耳者，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手頭都有諸多自己的學術研究項目，這種客觀上研究、撰寫時間的沖突，無形中更增加了諸多難度。

當這部厚重的《中國武俠小說通史》即將付梓之時，學會編委會首先要感謝作者們的辛勤付出，他們放棄或者擱置自己手中的項目，全力投入，按時完成，有的人因為大量的閱讀致使眼睛受損，有的人為了項目整體完成，毅然中途承擔更多的重擔，為學會的項目排難解紛。在追求學術研究的同時，其中更凝聚了作者們對武俠文學的熱愛，更體現了他們骨子里深深蘊含的俠義精神，當鄭保純最后交來稿子時說“長長吐出了一口俠氣”，我被深深感動：中國武俠文學的研究者，無愧“俠義”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