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第二十四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精心打造“藝海秦風”平臺，為陜西人藝的《生命冊》《平凡的世界》《主角》《白鹿原》以及《星空與半棵樹》五部作品提供了集中展示的機會。五部作品均由經典文學作品改編，在體現陜西人藝濃郁地方特色的同時，也為文學名著的舞臺改編提供了鮮活范本。

越是有地方文化特色和審美個性的劇團，越能在話劇百花園里爭奇斗艷、大放異彩。多年來，陜西人藝依托地方獨特文化資源，強化自身鮮明的審美特色，培育劇院獨特的文化品牌，體現出一種藝術遠見。從一定意義上看，地方話劇本就是各地民眾以富于地方特色的語言審美來認識世界的獨特創造，地域特色與審美個性正是地方話劇團的核心競爭力。若能多一些注重發揚自家審美優勢、配置自家文化資源的院團，那么，中國話劇界的百花齊放便指日可待。這對一窩蜂地爭拍某一同類題材，丟掉自己的獨特審美優勢和地域特色，同質化、雷同化的創作傾向，也是一種有力的匡正。

文學名著改編是話劇藝術的重要題材之一，涉及的是從文學思維到話劇思維的轉變。這是兩種不同的審美思維：文學著作通過文學語言作用于讀者的個體閱讀感知，激發每位讀者產生相應的空間聯想，進而完成審美鑒賞；而話劇以有聲音、有畫面的具象化視聽語言，作用于觀眾的視聽感官，激發每位觀眾產生一種對應的時間聯想來完成審美鑒賞。兩者相較，時間聯想更為容易。如看舞臺劇《紅樓夢》，大觀園在舞臺上是被舞美設計師具象化了的；而讀小說《紅樓夢》，大觀園則是曹雪芹用平面的文學語言描繪出來的，為讀者留有較大的想象空間。

對于這兩種思維的轉換，我們的前輩曾做過深入研究。我的老師鐘惦棐先生，就勸勉吾輩研讀匈牙利美學家喬治·布魯斯東的經典著作《從小說到電影》。前輩們打過一個生動的比方：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或者是戲劇，改編者不應是匍匐在小說家膝下的忠實翻譯者，而應成為站在小說家肩上的創造者，要把小說理解透、粉碎掉，留下一堆閃爍著文學精神火花的創作元素，然后再按照話劇思維的藝術規律去重塑一部話劇藝術之“山”。這條探索之路艱難而漫長，十余年來，陜西人藝在這方面辛勤耕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此次展演的五部作品互補共生、得失互鑒，共同啟迪我們如何將文學思維成功轉化為話劇思維。

“藝海秦風”的五部作品中，改編自陳彥長篇小說的《星空與半棵樹》是首次公演。陳彥的長篇小說作品同時蘊含著深刻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他作品中的思想性往往并非公式化、概念化的表達，而是通過審美化、藝術化處理呈現出來；他的每部作品在藝術性上均有新追求，而這種追求又承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絕非“為藝術而藝術”。如《裝臺》喻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舞臺要靠每一位刁順子這樣的普通人以誠實勞動添磚加瓦來共建，《主角》揭示經濟轉型中藝術家的歷史擔當。《星空與半棵樹》的題旨更趨宏闊深邃，主人公懷如星空般宏闊的理想、信仰與執著追求，小人物們亦以堅守“半棵樹”官司的韌性捍衛尊嚴、求索公正，原作中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意識、公平正義的法治意識都在舞臺上得到了藝術化、審美化的表現，這是我們今天應該大力提倡的。不過，該作品仍有值得商榷之處。導演在話劇中設計了“動物世界”以營造意境，這是對小說里“貓頭鷹”角色的沿用，但我認為群體動物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特別是有些臺詞都受到干擾。在這點上，我認為“作為形式的意味”似乎甚于“有意味的形式”。建議把握好群體動物的戲份，使這部戲更精粹、更凝練，在思想與藝術上都更上一層樓。

總的來說，“藝海秦風”為陜西人藝這一中國西部的話劇重鎮提供了一次與國內外同行對話的重要契機，既彰顯了上海國際藝術節的廣闊視野與包容特質，也是推動話劇藝術交流互鑒的開創性實踐。

（作者：仲呈祥，系中央文史館館員、著名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