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批評，不同的文學史觀所持的態(tài)度不同。有觀點認為，文學最該注重的就是“文學性”，所以文學批評所形成的“批評的歷史”，才是文學史選擇最可靠的依據(jù)。也有觀點認為，文學批評完成了審美判斷的任務后，便可以在文學史寫作中體面地離場了，文學歷史化的對象另有其它。那么，文學批評是否參與文學史、以何種形式參與文學史，這個涉及到文學史寫作、文學批評與文學史關系的問題，便隨著僵持的論爭，將焦點集中在如何正確認識文學批評上。對此，提出以“文學史的視野”來考察文學批評，是希望借著不同的文學史觀，考察文學批評的運動軌跡，理解當代文學批評的一般規(guī)律，并大致辨認出當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的輪廓關系。

不同的文學史觀決定了不同的文學史編撰原則，對于文學批評的態(tài)度自然也是不同的。尤其當代文學的“在場性”使其有別于以往任何一個文學發(fā)展時期，也使當代文學史的構成與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歷史中的位置，成為延宕到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史寫作依然要重點討論的話題。在已有的相關討論中，對文學批評的態(tài)度比較鮮明的，一類是承認文學批評的價值，但主張其價值有限，只適合在文學現(xiàn)場中對新人新作進行判斷與辨認，不宜將批評的結論混入文學史的內容，防止文學史出現(xiàn)過于主觀的評價，或只符合審美標準的作家作品。顯然，這與西方的文學史研究邏輯出現(xiàn)了順序上的耦合，都存在一條從馬克思主義式的外部研究到新批評所引導的文學文本研究，又再到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所帶來的文學外部研究的變化。而這種研究的轉型，發(fā)現(xiàn)了文學文本中的政治學或歷史學意義的同時，也借此瓦解了作家作品的榮耀與不朽。相比之下，另一類則肯定了文學批評的價值，認為文學批評以其獨特的美學敏感與文學趣味，為時代篩選出了最優(yōu)秀的作家作品，發(fā)現(xiàn)其進入文學史的路徑，也因此成為文學史可靠的依據(jù)。這是當代文學批評界終于告別了庸俗社會學批評后，重新以文學品質為標準，對文學獨有的語言、節(jié)奏、句法和辭章等，進行獨屬于文學的批評時刻。

兩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對文學批評的信任程度。這也是為什么要從文學史的視野進行討論的原因。公認的說法是，批評的對象首先是作家作品，對作家的文學思想和藝術主張，作品的語言、敘事等美學特色，都應該有全面細致的發(fā)現(xiàn)和準確深入的判斷，這是對文學現(xiàn)場中浩如煙海的作家作品進行甄別的基礎。如果能夠在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搭建出來的文學史坐標系中，找到該作家作品的大致位置，就更難得了，因為這相當于為該作找到了文學史的坐標。當然，真正的文學批評并不止步于評論，還要求結合作家作品相關的生平經歷與所處的時代文化情境，由“知人論世”的權威范式引導，真正獲得對于作家和作品的全面把握。典型的批評實踐很多，比如季紅真在1980年代文學現(xiàn)場中，對當時的新銳作家莫言的判斷，便是憑借文學性的敏感，反駁了當時文學界對莫言一面倒的批評聲音，以《憂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論之一》《現(xiàn)代人的民族民間神話——莫言散論之二》等系列文章，肯定了莫言在語言、修辭和文體方面的創(chuàng)造力，將莫言拉回文學的討論范疇內。而作為批評家的季紅真，她既以評論見長，也能知人論世，她的蕭紅研究便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批評。她在熟讀蕭紅作品的基礎上，通過《蕭紅傳》的撰寫，全面掌握了作家蕭紅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脈絡，為她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提供了材料基礎。她蓋棺定論式的系列批評文章如《潰敗：現(xiàn)代性劫掠中的歷史圖景——論蕭紅敘事的基本視角》《哀祭：悲苦靈魂的莊嚴憑吊——論蕭紅文學的基本文體》《象征：宇宙自然生命系統(tǒng)的互喻——論蕭紅文學基本的修辭手法》等，以其高難度的文學闡釋而不是社會史、抗戰(zhàn)史或性別主義等非文學的批評，發(fā)現(xiàn)并定義了蕭紅的文學思想及其作品的藝術特色，完成了關于蕭紅的文學史評價。

顯然，出色的批評考驗批評家的能力，而杰出的批評家又是稀缺的。當代文學批評因為從業(yè)者眾多，無法避免的遺憾之一，便是優(yōu)秀的文學批評門檻太高，而實際的文學批評行業(yè)門檻又太低，導致大量的文學批評，要么沒有做到準確的甄別作品，要么受歷史記憶影響，尚未改掉越過作品進行人身攻擊的積習，要么矯枉過正，導致溢美之詞的泛濫……這樣的批評實踐自然無法承擔其該有的文學（史）功能，也降低了文學批評的被信任度，甚至將批評拖入了倫理思考的尷尬境地，從學術聲譽上影響了自身的意義與價值。這不是國內批評界獨有的問題，西方文學研究界以后結構主義取代新批評，也懷有打破文學內部研究的目的，而后結構主義等理論所揭示出的文學文本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也確實從話語邏輯的層面提醒了批評者關于（話語）霸權的存在。外部研究以其新的、廣闊的社會學、歷史學和人類學等多重視角，增加了文學研究的社會縱深度，也推動了實證主義的相關研究范式。只是隨著從業(yè)者的增加，實證主義研究也出現(xiàn)了與文學批評同樣的困境，即由批評者的能力所導致的實用主義的歷史化問題，“部分批評家為追求批評的科學性與實證性，不僅以史料崇拜遮蔽作品這一批評對象，而且還以樸學情結驅逐個人情感，由是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主觀闡釋的隨意性，但文本缺位與情感退場，卻讓文學批評陷入了偽歷史主義批評的泥淖。”①對于實用主義研究趨勢的擔憂，將目光集中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比如因為擺脫審美闡釋的焦慮而出現(xiàn)的，近似于西方學術界反對新批評范式時期的矯枉過正現(xiàn)象；比如由于缺乏擇選標準，而陷入卷帙浩繁的無關材料之中；又比如過于依賴材料而失去了對文學品質的判斷能力；以及將文學文本作為參考文獻，送入社會學或歷史學的研究領域之中，等等。

當然，梳理文學批評和實證主義研究并非意味著我們要做個猶豫不決的“騎墻派”，借用學者張清華的說法，外部研究的轉向為原有的內部研究基礎提供了有益的補充，“從一般的批評思維——只表達主體的趣味、看法、態(tài)度、判斷——轉換為更具有歷史意識與縱深感的，還有實證主義和‘知識考古學’意味的研究思維。”這個過程提供了新的視野、方法和研究框架，對當代文學研究極為重要，因此，“即使有些問題，比如帶來了泥沙俱下、不計價值的實用主義的學術泡沫，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②也就是說，內部或外部、文學批評或實證研究，不該是擺在文學史面前的、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應該是互相助益、彼此增量的研究組合拳，使“當代文學的研究出現(xiàn)了新局面，有了更廣闊的理論維度、國際視野，與國際同行、海外漢學界、華文文學界也有了更多交集與對話。”而這樣的“研究路徑和資本”，也為“重新尋找一種抵達‘文學性觀照’的途徑提供了信心。”③而張清華的這個觀點之所以獲得了文學批評界的認同，除了可作為參考的批評實踐，更重要的，是這種著眼于文學史視野，將文學的問題歸于文學的批評觀念，更符合文學的學科屬性。

文學批評及其所引發(fā)的實證主義研究等等，將問題指向了文學史的發(fā)生。從文學批評的運動軌跡，或者文學理解的一般程序看，作家、作品、讀者和世界的文學四要素中，任何一段關系都要通過文學批評展開。對此，張江的文學闡釋學從語言本體的邏輯出發(fā)，為我們提供了可倚重的理論依據(jù)，他的《闡詮辯》和《解釋辯》分別確立了以文本為核心的文學批評闡釋，以及圍繞“理解的現(xiàn)象學”所打開的文學闡釋活動分析。根據(jù)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經驗，注重“分”和“析”為主的闡釋，是庖丁解牛式的批評，通過對語法、句讀、辭章的分析，從局部進入整體，實現(xiàn)對文本的初步把握。這也是無數(shù)文學現(xiàn)場中承擔篩選、甄別功能的文學批評的使命。而被選中的作家作品，在確定其符合基本的美學標準后，隨之被開啟了經典化的通道。這邊開始了文學批評的下個階段，即“闡詮衍”中的第二階段，也是實證主義研究推崇的“詮證”工作，即從現(xiàn)場中被甄別出來的作家作品中物色對象，對其進行相關的輯佚、考據(jù)和辨析等工作。詮證的特點是綜合，通過搜集和整理文學周邊的具體材料，比如生平、經歷、創(chuàng)作史、交游等等，完善對作家的理解，并參與到作家作品的深層次分析中。這是實證主義研究的部分，也是文學已經進入經典化的標志，但凡能夠進入詮證（實證研究）通道的作家作品，就意味著文學批評對其“史學的和美學的”判斷已經實現(xiàn)了，因為所有進入實證研究視野的對象，都是實證研究者根據(jù)文學批評者的判斷獲得的。也就是說，當有人為某個作家搜集資料、撰寫年譜的時刻，就是這個作家進入經典化通道的時刻。而開始了經典化的作家作品，無疑也拉開了文學史的序章，而進入經典化通道之后文學批評，即使是最糟糕的文學批評實踐，也會參與到經典的建構歷史之中。按照孔帕尼翁對于經典化五要素的概括，任何后來者的討論，都會被文學批評納入自己的功能性軌道，增加作品在流水時序中的話題度，在經典化的過程中為經典性的效果歷史增值，即佛克馬所說的，“闡釋是經典形成過程中整合性的一部分。文本能否被保存下來取決于一個不變的文本和不斷變化著的評論之間的結合。”④而整個過程，既由文學批評開始、也由文學批評推動。在文學史的結構中，文學批評布滿了動態(tài)的軌跡。

或許可以由此得出結論，無論怎樣的文學史觀作用下的文學史，都無法忽略文學批評的作用。這里涉及到的兩個問題分別是：其一，存在不同的文學史觀；其二，文學史視野中的文學批評是貫穿始終的。當代的文學史觀大致呈現(xiàn)出兩種類型，一種是注重文學品質的作家作品史，重點在于確定文學性的標準，并據(jù)此精挑細選出歷史上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優(yōu)秀作品，將文學史寫成一系列“天才和杰作的游行表演”。另一種則是在作家作品之外，力圖窮盡文學周邊所有材料的文學史觀，以至于搜集了過去所有和文學相關的內容，被稱為“古董收集式”的文學史。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史觀中，文學批評的重要性自然不同，只是如上文所述，無論重要與否，文學批評都是文學史寫作無法回避的第一道工序。因為不管怎樣壓縮文學審美的“主觀性”判斷，都無法改變文學史要圍繞文學相關的作家作品展開的實際。這也意味著，任何一個版本的文學史寫作，都要先經過文學批評的甄選和反復驗證。只有文學批評開始了審美判斷，后續(xù)的各種文學史范式研究才能據(jù)此展開。

注釋：

①葉立文：《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問題》，《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2期。

②張清華：《為什么要提及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幾個關鍵詞的說明》，《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1期。

③張清華：《為何要重提“文學性”研究》，《當代文壇》2023年第1期。

④[荷蘭]D·佛克馬、E·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