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相關調查，1994年前后，中國的初代“數字原住民”開始批量出現，并與帶寬、流量、網速同步恣意生長。30年后，作為賽博世界的締造者和長居客，他們自然而然地把數字生活引入現實世界，尤其體現為當代網絡用語中已經滲入了大量的游戲詞匯，如“破防”“躺贏”“滿血復活”等。原本描繪游戲角色狀態的詞匯被用于解釋現實人生，本身就是數字世界與現實世界重疊的證明。

與“數字原住民”相對，那些缺少數字成長環境的人被命名為“數字移民”甚至“數字難民”。為了能夠適應新的文化環境與科學技術，他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來改變固有的媒介偏好與信息處理方式。然而，由此產生的種種斷裂和迭代卻仍然不可避免。

出生于1989年的大頭馬，其寫作正發生于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之下，如她自己所說，影響她成長的事情“是互聯網進入中國，我成了最早一批接觸互聯網的人之一”。作為第一代數字原住民，大頭馬的文字生涯與數字社會密不可分。正如她在成名作《謀殺電視機》中直陳“我確實不懂，互聯網已經發明幾十年了，什么人還會守在電視機前看一部中途會插播牛奶廣告的恐怖片”。小說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數字原住民的堅固經驗，這一情形延伸和彰顯于她的后續作品之中，展示出數字時代的獨特景觀。

大頭馬寫于2018年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底特律：變人》和《極樂迪斯科》式的視覺小說。故事的空間設置近乎游戲地圖，而主人公“李”通過在地圖上行動而與各式NPC觸發對話，敘事則伴隨著主人公的移動和對話而片段化地呈現，故事的全貌則在這些段落的拼合中逐步展開。這種敘事意圖恰恰類似于典型的游戲開發思路——首先設定各種碎片化信息，然后引導玩家實現信息的搜集和拼合。只是，線性呈現的印刷字符不能實現多支線結局（結局的不確定性是吸引玩家反復進入游戲的基本手段），而小說結局卻只能是一次性的。因此，大頭馬頗具技巧性地使敘述主體發生轉換，機械降神式地讓主人公的亡母出場，來填滿故事碎片之間的所有縫隙，從而實現小說的總體擬合。

大頭馬寫于2020年的《明日方舟》和2021年的《和平精英》更進一步，不僅直接用聯機游戲來為小說命名，還在敘事中不厭其煩地描述游戲的地圖、戰術和規則，羅列游戲道具槍械的名稱、功能和淵源，一如古希臘的英雄們不厭其煩地羅列父系先輩的名字。如果說《明日方舟》還算得上“借殼上市”，存在著利用游戲IP派生同人創作的意味，那么《和平精英》直接就是玩家與非玩家之間的塹壕，游戲經驗的有無將導向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彼時的大頭馬可能自信地認為游戲經驗已經是讀者們的普遍配置。這種自覺是數字原住民寫作的某種身份證明，與之相匹配的新的審美觀念亦在崛起。具體來說，大頭馬嘗試以一種削減欲望書寫、降低虛構權重、隱匿自我的寫作方式進入新一代讀者的心靈世界。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對欲望的正視和書寫開始成為文學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在書寫的過程中，欲望逐漸與宏大敘事脫離，轉而退回到私人情感與日常生活的疆域。數字時代的到來加劇了這一趨勢，“止于點贊”“搭子社交”式的“淺交往”成了人際關系的常態。于是，欲望書寫的發展相應分裂為兩個截然相反的向度，其一體現在大量網文之中，高密度的“甜、爽、虐”和激烈的“打臉、逆襲、黑化”情節持續滿足著讀者對短期快感的需求；其二則以大頭馬為代表，智性化的表達覆蓋于欲望之上，從而與數字時代人際關系的疏離呈現出鏡像關系。不論是《A只是一個代號》所復刻的桌游，還是《白鯨》中精雕細琢的犯罪探案，欲望和情感都遭到強力壓縮，呈現為難以窺探、不可觸及的形態，碳基生命里仿佛有一個硅基的靈魂。大頭馬顯然在著力發掘和塑造“甜、爽、虐”之外的閱讀可能。她的寫作實驗以切近的生活體驗、妥當的心理喚起、嫻熟的敘事技巧，創造出符合數字原住民境遇的文學形態。

當代寫作者所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在于讀者對“虛構”的懷疑、否定甚至不屑一顧。一方面，文藝作品不得不和短視頻、手游、直播同場競技，“沉浸式體驗”達成的成本越來越高，“文字虛構”所需的閉合條件也越來越難；另一方面，對數字原住民而言，他們在獲得文學閱讀經驗之前，很可能已經在大眾文化產品中獲得了充分的“元敘事”體驗，“虛構”的神秘性早已在他們面前昭顯。大頭馬的寫作傾向之一，就是降低虛構在小說中的權重，或者說，使“虛構”與“非虛構”混合同一而不再強調“虛構”本身。正如《九故事》扉頁中所稱“每當我想開口說真話的時候，我總是會以虛構的形式來進行假裝”，她已經不再需要那種“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式的寫法。

社會工程學的興起，使人們的互聯網行為發生了極大變化。對于數字原住民而言，網絡言說是一種前定和必須，那么，關鍵就在于用哪一個注冊賬號發言——“大號”還是“小號”？數字原住民用小號試探暗戀對象和測試戀人，也用小號聯絡房產中介與貸款經理。只有利用多個注冊賬號制造更多的話語，他們才可以保衛好唯一的生活。而大頭馬的作品，就多少有些“小號寫作”的意圖。在大部分作品中，她自己都隱匿極深，甚至還非常樂于變換性別，用男性身份降臨到文本之中。這種隱匿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其出道前期，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大頭馬性別為男。“小號寫作”未必是一種故意，反倒可能是一種天然，在數字原住民的群落里，誰又能僅憑一個ID行走江湖呢？但這又必然對文學發生校正作用，其作為話語的屬性必然進一步加強。作為數字原住民寫作的探索者，大頭馬的寫作可能會在將來愈加清晰地展現這一點。

（作者系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