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和施蟄存的交往始于1928年，兩位中國現代文學大家有著近六十年的交往史，形成了深厚友誼，彼此相知頗深。2022年7月，北京孔網藝拍聯盟舉辦了現當代文學家沈從文、張中行、孫犁等名家信札拍賣專場，其中有1980年7月19日沈從文致施蟄存毛筆信札一封。該信是一封未收入《沈從文全集·書信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沈從文全集·補遺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的散佚書信。文字雖短，但內容豐富、包羅頗廣，暗含了沈從文當時的個人際遇及頗為復雜的人生感觸。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6期發表的《1980年沈從文致施蟄存的兩封佚信考釋》一文，涉及對該信的分析，然而其中仍有一些內容和相關史實尚未得到深入探究，有待繼續闡釋和挖掘。因此，本文結合《沈從文年譜》、《沈從文全集·附卷》中的《沈從文年表簡編》、《沈從文著作中文總書目》等相關史料，對這封佚信做了進一步的鉤沉。筆者根據拍賣時展示的信札手稿畫面，并參考《1980年沈從文致施蟄存的兩封佚信考釋》，整理照錄如下：

“蟄存兄：今天中午，院中文學所有人詢問兄住處，弟曾告以在師大。（因隨后才從尊信中得知系師大招待所430室。）不知是否系唐弢相詢。此間必俟一星期一始有人來弟處，只能到時再詳告彼等。

離京前，如尚抽得出空過東城，盼尚能一晤，便中再吃一頓稀飯，喝杯苦茶。來信所告，必當深深記住。因近卅年來，即或近于“不預世事”，仍難免一再受“現代中山狼”襲擊，未成大災，即正由不預世事糾紛。惟“人心不古”，終不免有防不勝防感也。好在七月一過，即將與兆和至一外人不易到禁地，約有一月時間，整理舊作，估計當可避去暑假期中“不速之客”猝然來訪，致不易招架也。

邊城附于兄所擬編叢刊中無妨，但不擬另加說明。（事實上只能起點綴作用！）。且專刊本勢不易辦到。因：一、在香港印行之多卷本，已收入付印。二、人民文學出版社數年前即擬印之五卷本選集，已收入此小文。三、湘中新形成之家鄉感悟，亦擬將弟作品中涉及湘西部分印二選集，擬目中亦有此書。

又上次聞兄道及叢刊中已有丁玲大作一種，弟意思凡事讓她一著為合理。既不和她多是非，也不必和她在一種叢刊中同時和讀者相見。（此叢刊）最好是我不參加，希望你能見諒。感甚幸甚。并慶佳好。”

弟從文七月十九日

兆和附筆

據信封上的郵戳可知，這封信的付郵時間為1980年7月20日。從信札內容看，主要包括邀請好友施蟄存來家做客、自己的境遇及處世態度、計劃出版的各種作品集情況、與丁玲的恩怨等。

一、沈從文和施蟄存的最后一次見面

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1981年部分有一條記載：“7月，施蟄存帶研究生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時，到沈從文家拜訪。這是他們1963年見面后十八年來第一次見面。”據學者汪成法考訂，這一條記載依據的應是1988年施蟄存寫的悼念文章《滇云浦雨話從文》中的回憶。汪成法結合《施蟄存日記》（文匯出版社2002年版）、施蟄存1981年2月所寫的《重印〈邊城〉題記》一文的相關信息，認為施蟄存的回憶有誤，這次見面時間應為1980年，而非1981年。汪成法還根據施蟄存拜訪茅盾的時間進行了史料互證，進一步驗證了自己的觀點。

從這封書信可以感受到年近80的沈從文渴盼與老友相見的迫切心情。信中沈從文親切地稱施蟄存為“蟄存兄”，表達了對友人的尊重。“來信所告，必當深深記住”，雖信中未提及所告何事，但結合后文內容，應為謹言慎行之類處事哲學。“必當深深記住”充分展現了殷切的叮嚀囑咐，以及彼此之間真摯的關懷與情誼。

“離京前，如尚抽得出空過東城，盼尚能一晤，便中再吃一頓稀飯，喝杯苦茶。”沈從文希望在施蟄存離京前能抽空見上一面，請他“吃一頓稀飯、喝杯苦茶”，這種日常化的敘述語言凸顯了兩人之間的親密和隨意關系。信中所說“苦茶”即產于湖南武陵山區的“古丈毛尖”，沈從文一向自奉甚儉，親友送的土特產大都留著待客。寫于4天之前致友人程應镠的信中也提及“苦茶”：“流金兄：你托人送來的奶制品早收到，至今還留著專為款待特別客人，才裝點出來，配上朋友從湘西古丈捎來的苦茶，都覺得很好！”。可見，準備款待施蟄存的苦茶應是該信中所說的朋友從湘西古丈捎來的家鄉特產。兩位老友經年未見，又都在“文革”中命運多舛，相見時自然悲欣交集。沈從文、張兆和熱情接待了施蟄存。施蟄存在散文《滇云浦雨話從文》中曾追憶這次見面的情形：“時已傍晚，……我想走了，從文和他夫人卻堅邀我吃了晚飯走。”這是沈從文和施蟄存的最后一次會晤。

二、談論近期出版計劃

首先談到了“邊城附于兄所擬編叢刊中”，該叢刊指的是1980年初江西人民出版社委托施蟄存組稿編印的《百花洲文庫》叢書，“打算重印一些三十年代文學作品，由于這些書久已絕版，非但愛好文學者無從得讀，就是從事新文學史研究的工作者也不易獲得這些史料，因而這個計劃是極有意義的”。在這些重版的新文學文獻中，施蟄存特意為沈從文的《邊城》、俞平伯的《雜拌兒》、王魯彥的《黃金》寫了“重印題記”。一向自謙的沈從文聲明自己的選文至多在施蟄存編的叢書中起“點綴作用”。

除了《百花洲文庫》叢書擬收錄《邊城》，沈從文在信中還逐一談到了《邊城》的其它收錄情況，兼及自己近期的出版計劃，顯示出他對施蟄存的信任，也為我們了解沈從文作品在當時的出版情況提供了重要線索。沈從文在信中將近期擬出版的各種作品選的情況給老友做了簡要介紹，包括：

（一）“在香港印行之多卷本，已收入付印。”1979年春，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擬出版沈從文的選集。“因自存著作樣書被查抄后大部沒有退還，這年，龍良臣等不相識的朋友從香港先后為他寄來24本舊作集子，表弟黃村生也寄來20種香港翻印的書，供他編選。”香港新亞書店經理蘇賡哲是舊書業資深經營者，也“把自己收藏的1943年桂林開明書店出版的《阿金》和《邊城》兩本作品集寄給沈從文”。1980年12月，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了《從文散文選》。書名為“散文選”，其實內容是散文和小說合集，收入篇目包括：《題記》《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書中在《劫余殘稿》總題下，編入30年前由巴金代為保存、“文革”中被抄去后又發還的一組未寫出后續篇章的小說3篇——《雪晴》《巧秀和冬生》《傳奇不奇》。

（二）“人民文學出版社數年前即擬印之五卷本選集，已收入此小文。”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凌宇編選的《沈從文小說選》及《沈從文散文選》，共三卷，而非信中所說五卷本選集。這套作品選集是對沈從文創作成果的一次重要集結與展示。信中這短短一句話提供了兩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信息：一是選集的出版單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二是“數年前”即有出版計劃這個時間細節。眾所周知，作為一流權威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古今中外經典作品，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時代的閱讀潮流，在廣大讀者中享有良好口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界率先實行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系列舉措，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重現了一批長期被極左思潮遮蔽的現代文學名作的風采。沈從文作品選位列其中，釋放了學術界對沈從文評價問題發生變化的重要信號。

文集的編者凌宇是國內最早對沈從文作品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之一，當時剛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在湖南師范大學任教。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吳正鋒在一次訪談中高度評價了凌宇在沈從文研究領域的重大貢獻，稱其“不僅打破了長期以來將沈從文當作‘反動作家’的歷史偏見，論證其創作的進步性與積極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是從沈從文的作品出發，還原沈從文創作本來的歷史面貌”。在訪談中，凌宇也坦言，“研究沈從文，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風險，……我之所能堅持沈從文研究，主要得益于當時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委任凌宇編選自己的作品集，也體現了沈從文對這位青年學者的高度信任。凌宇不為當時文學史對沈從文的評價所左右，敢于堅持自己的學術追求和閱讀感知，所選作品不僅反映了不同時期沈從文小說創作脈絡，還兼顧了藝術性和思想性。選集有助于讀者和研究者能夠較為系統地了解沈從文的創作歷程和多樣化的風格。這套選集后被列入“大學生必讀書目”。

（三）“湘中新形成之家鄉感悟，亦擬將弟作品中涉及湘西部分印二選集，擬目中亦有此書。”指的是1981年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散文選》《沈從文小說選》。作品選《后記》中寫到：“當代老作家沈從文先生寫了許多以湘西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和散文。這些作品馳譽中外，放射出不滅的藝術光輝。我們選取了其中重要的部分，分小說、散文兩集出版。”沈從文不但厘定了作品選篇目，還撰寫了內涵豐富的《題記》，談及他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寄來的待出版作品集的草目，有恍如隔世的無限感慨，“實在不知從何說起。因為這些作品，絕大部分產生于四五十年前；而我和文學方面隔絕，也已經三十多年了”。沈從文以一貫的謙遜態度面對讀者和研究者對其作品的再度關注，同時，他將對于創作出更多優秀文學作品的熱切期望，深情地寄托于新時代的青年作家們身上。

在同期給其他友人的信中，沈從文也多次提到了這些出版計劃及進展情況。1979年9月14日致信趙家璧：“文學出版社讓我自己再選編兩冊短文小說和散文，手邊僅有幾本舊書已散失罄盡，卻還得從香港方面想辦法。因此始終無從著手。”10月9日，趙家璧復信，鼓勵沈從文盡快著手，并愿提供《從文小說習作選》《記丁玲》等相關資料，希望他快快把《選集》編出來。1980年1月26日沈從文致信程應镠：“日來正在編選兩套選集，一為由香港付印，一為北京印行。內容或相差不多。各書已燒去及卅年，國內大圖書館亦少有廿本以上的。幸虧香港一親戚，為搜羅十八冊盜印本，九龍一陌生人為寄了廿二本，……選本多依據這四十個本子，擬分別內容，作為三本付印。”1980年2月致信施蟄存：“屬于寫湘西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正擬集印。又京中文學出版社也在選集中，而香港也正式重印一組。”1980年2月28日致信巴金，談到校對擬印選集有幾種書找不到，托巴金代為設法，并傾訴“這次選印一回，我這份工作，大致就算最后一次，告了個結束，不可能再印什么了”。字里行間滿含傷感和酸楚。1980年3月29日致信鐘開萊：“最近正編印了兩份作品，一由香港付印，可能集印四本，如九月里能印出就好；一由北京付印，或可印五集。”1980年4月6日致信王渝：“最近擬印兩份選集，每份約四五冊，一由香港付印，已交出一卷。第一冊內計三種：包括《湘行散記》、《湘西》、《自傳》、及其他一故事。據說是‘至遲兩個月必可印出。’（如能這樣，今年或可望全部印出。）另一份由北京付印，可能會慢一點。”

僅從這些計劃出版選集的種類和數量來說，“沈從文熱”已初顯。1979年受邀參加第四次文代會可以視為沈從文“回歸”文壇的標志。1980年編印出版的沈從文作品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文學史料叢書”《從文自傳》（黃永玉插圖）、香港匯通書店出版的《邊城》、《花城》文藝叢刊第5集編輯的“沈從文專輯”等等。此外，沈從文1980年全年在報刊上發表14篇作品，為改業以來發表作品最多的一年。

三、與丁玲的恩怨糾葛

信末一段文字內容頗為蕪雜，“又上次聞兄道及叢刊中已有丁玲大作一種，弟意思凡事讓她一著為合理。既不和她多是非，也不必和她在一種叢刊中同時和讀者相見”。“聞兄道及叢刊”指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委托施蟄存代為編選的“百花洲文庫”。沈從文以鮮有的堅決態度表達了不愿與丁玲“在一種叢刊中同時和讀者相見”。寥寥數語中夾雜著復雜的情緒。

歸其緣由，1980年發生了一件讓沈從文始料不及的事。是年3月，《詩刊》第3期發表了丁玲的《也頻與革命》一文，該文對沈從文進行了嚴厲指責，稱1934年在上海出版的《記丁玲》“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批評沈從文在書中“信筆編撰”“胡言亂語”。丁玲甚至用了“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等極其傷人的字眼。這篇文章發表后，等于公開宣告了她與沈從文舊日友誼的破裂。 由此觀之，沈從文此番拒絕與丁玲作品同刊的舉動，實則是其在經歷舊誼破裂風波后，內心余波未平、情緒難抑之下，所呈現出的一種本能自我保護與情感回避反應。

此前，雖建國后兩人交往不多，但沈從文一直將丁玲視為重要的朋友。丁玲的反戈一擊讓沈從文異常震驚。3月末，還未讀到丁玲原文的沈從文致信施蟄存：“近聞丁玲在好幾種刊物上，大罵我四十年前文章對彼與也頻有褻瀆處，尚未得詳內容，據聞重在澄清。似意外，亦意中。廿年委屈，出于何人？明明白白，實在眼前，竟視若無睹。而四十年前為之奔走，不顧危難，知其事如兄等還活著的人并不少”。 不久，沈從文收到翻譯家趙瑞蕻寄來的《詩刊》，“寄信和學報、《詩刊》均收到，十分感謝”。沈從文讀了丁玲原作后，他為曾同過患難的朋友如此攻擊自己感到非常氣憤。

同年在給朋友熟人的信中，沈從文多次談了自己對丁玲文章及丁玲的看法。4月6日致信凌宇：“我不會和她爭是非，只是如何為幫她忙，為她辯護，她自己還不知道，反而責備我，卻在《詩刊》上說這說那。說我是膽小鬼怕死，大致把什么人送她孩子回去事，全忘了。怎么會讓‘市儈’冒這種險？人太聰敏了，引例也令人難解。”4月7日致信徐盈：“我是永遠不會和她爭辯是非的。……說我是‘怕死膽小鬼’‘市儈’，大致把為胡奔走而失業，和送孩子回去冒的是什么險，全忘了。她可以忘掉，別的熟知其事的人，也能忘掉？”認為丁玲將其文章斷章取義。7月16致信程應镠，嘲諷丁玲一文為“驚人之筆，……真如魯迅說的‘不意熟人從背后來一刀’”建議程應镠可將近來從不同角度寫他的幾篇文章（即《花城》第5期刊發的朱光潛的《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黃永玉的《太陽下的風景》、黃苗子的《生命之火長明》三篇，《湘江文藝》刊登的一篇龍海清的訪問記等）一起讀讀，與丁玲的文章做一比較。沈從文認為他們對自己的評價寫得“極有分量、有分寸、有感觸”。這些好友的文章對彼時的沈從文來說是莫大的精神慰藉，讓他在面對外界誤解與紛擾時，仍能感受到來自真摯情誼的溫暖與支持。

此事對已78歲高齡的沈從文的精神打擊極大，令他難以釋懷。沈從文的憤慨不難理解。1931年2月，胡也頻犧牲后，丁玲帶著幼子一度搬到沈從文住處藏身。沈從文在1931年寫的傳記《記胡也頻》中表達了對故人的無限懷念與憐惜。3月21日，沈從文護送丁玲母子離開上海回湖南老家。4月10日才由常德返回上海，他因此錯過武漢大學上課日期，只得放棄武漢大學的教職。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傳聞遇害。沈從文先后發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消息”》，對國民黨逮捕丁玲的行為公開表示抗議，并未顧及個人安危。1933年6月至12月間，為紀念丁玲，沈從文撰寫了長篇傳記文學《記丁玲女士》，分二十一節連載于1933年7月24日-12月18日的《國民周報》第29-50期，連載時文字已被大量刪減。這些刪減原稿舉動無疑凸顯了沈從文筆下對當局的抨擊之尖銳與深刻。

因文章深受讀者歡迎，著名編輯趙家璧表示愿以高價買這部書稿，出版單行本。1934年良友圖書公司將書稿更名為《記丁玲》出版發行。為了便于讀者更好地理解這篇傳記文學作品，沈從文還在1933年9月23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了《記丁玲女士”跋》，他在文中稱贊丁玲是“爽直”“勇敢”“活潑”“熱情”的女作家，能堅毅沉著地直面各種不幸遭遇。繼而提醒讀者思考：一個國內知名的作家可以憑空失蹤，這起悲劇事件誰應負責？人權尊嚴和法律尊嚴何在？沈從文激憤地控訴了國民黨當局對進步作家的殘酷迫害：“讀者們，一個稍有生氣的作家，在商人與政府兩方面的摧殘中，他們不是餓死便是殺死，這些現象在中國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讓讀者認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怎樣的黑暗勢力籠罩的國家，以及看清推諉責任的政府的真面目。繼而號召讀者們不能“震于威勢低首暴力對這件事不聞不問”，“必須像一個人那么活下去，決不像一個不刻記號的奴隸那么活下去”。文末還重抄了一段寫于1931年的傳記《記胡也頻》中的文字：“這個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強處，比目下許多據說活著的人，還更像個活人”，借此表達了對丁玲精神的極高贊譽。沈從文意圖通過在作品中展現對正義與尊嚴的堅守，使革命烈士的精神得以賡續與弘揚，激勵著后人不斷追尋光明與真理。

沈從文在撰文為丁玲鳴不平的同時，也很關心讀者的閱讀情況。1933 年《國聞周報》第32期連載的《記丁玲女士（四）》文后，還緊接著刊發了編者的《關于“記丁玲女士”》一文，文中摘錄了沈從文致函編輯的部分內容：一是指出了《記丁玲女士》的多元文體風格，二是強調了文中人物事件素材的真實性，作家作品與革命的種種因緣關系等。以便于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博取更多人對女作家丁玲的關注和同情。

其實，早在1931年沈從文撰寫連載于上海《時報》的《記胡也頻》時，就展示了這種不畏強權的勇氣和膽識。《記胡也頻》原作及篇末《從文附志》中，有關胡也頻被捕、被殺害的部分，在發表時被當局刪除。沈從文不顧個人安危，為胡也頻、丁玲仗義執言，講述他們的英勇事跡，披露了他們的悲慘境遇，彰顯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敢與擔當。今天重新閱讀這些文字，我們依舊為沈從文當年發表這些文章的勇氣而深深感嘆，令人心生敬意。沈從文絕非丁玲筆下“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

邵燕祥作為《詩刊》主編，曾為發表丁玲這一文章而來信向沈從文致歉。他在沈從文逝世后還寫了《負疚的懷念》一文，回憶了發表丁玲文章的經過，表達了自己的愧疚之情。1980年7月，沈從文在復邵燕祥的信中，再次談到了自己與丁玲的恩怨：“上次你來信，提及丁玲在《詩刊》上胡罵我的文章，感情上總像過意不去。依照近卅年社會習慣，有‘權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認現實，不會和她一般見識，爭什么是非，更不會對你有什么意見的……不必為此放在心上，感覺什么不安！”充分顯示了沈從文的寬厚大度。李輝曾撰文對沈從文和丁玲的交往經歷和產生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認為“他們的恩怨滄桑不可避免地成為他們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和人格的復雜，反映這一代人的心境歷程”。該文的深刻剖析進一步揭示了這段歷史背后所承載的更廣泛的時代印記與知識分子命運的滄桑變遷。

作為摯友，施蟄存尊重沈從文的意見，將沈從文小說《邊城》與丁玲作品在分組和出版時間上都間隔開。《邊城》重校本編入1981年11月出版的“百花洲文庫”第一輯。丁玲的小說《夜會》則編入1983年8月出版的“百花洲文庫”第三輯。充分顯示了施蟄存與沈從文的深厚友情和他對《邊城》的重視程度。

四、對“沈從文熱”的不安及處世態度

雖然寫此信時沈從文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他仍然保持著極其謹慎和低調的態度。在書信第二段沈從文談到自己的處世哲學和原因，用“人心不古”表達了對周圍人事的擔憂和無奈。同時，沈從文提到8月份即將與妻子前往一個“外人不易到禁地，約有一月時間，整理舊作”，以避免暑假期間“不速之客”的打擾。這表明沈從文在晚年更加專注于編寫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系列著作，以及自己的文學舊作的整理工作，希望在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中完成這些工作計劃。《沈從文年譜》中沒有8月份沈從文出京的相關記述。叢新強、韓金男結合沈從文致西南聯大時期的老友鐘開萊、以及馬逢華的兩封書信內容，推測“佚信一中的‘禁地’應該是敦煌”。實際上，無論沈從文在信中所提及的“禁地”具體所指何處，都深刻反映出他內心深處對于遠離世俗紛擾、靜心鉆研學問以及系統整理過往作品的殷切期盼。

對80年代初國內外出現的“沈從文熱”，沈從文是忐忑不安的。雖然對現代文學史上對他的不公允評價頗有不滿，但他不希望青年學者們研讀他的作品。因為他既擔心會影響以自己為研究對象的青年學者的發展，也擔心會無形中樹敵，使自己的境遇更為艱難。因此對要研究他作品的文學工作者大都進行了勸阻。1979年9月致信荒蕪，希望不要在《華僑日報》上發表以《贈沈從文同志》為總題的五首詩，“盛意可感。但弟以為不發表好些。因為事實上我可以說是個相當庸俗的平常人……一切贊許，不免轉成一種不祥的負擔……能不發表，或可免招搖批評”。

1980年2月致信施蟄存：“人快八十歲了，過去半世紀即從不與人爭是非得失，遵照老子‘為而不有’的教訓，像是早被少壯有為的大踏步，從我肩上跨過去，甚至對于幾個‘現代中山狼’也毫不存芥蒂。”有意思的是，沈從文在7月份給施蟄存的這封信中又再次重提要提防“現代中山狼”們。謹慎起見，他從未提名道姓。1980年3月致信馬逢華：“虛名過實，易致不祥，不免常懷履冰之戒。年來只希望能達到一個‘合格公民’，少招意外災殃。”1980年4月致信凌宇：“近一期《湘江文藝》載有龍海清同志一文，我們讀來都覺得筆下極有分寸，實事求是。我極擔心處，是過于譽美，易增物忌。虛名過實，必致災星。因此卅年來，從不與人爭名位，凡事‘避賢讓路’，只在博物館打打雜，服服務而已。”多次聲明自己所以及早改業，即為了免做“絆腳石”的意思。遭遇丁玲攻擊后，多年來如履薄冰的沈從文更加謹言慎行，他在各種場合或書信中有意貶低自己的舊作，也對外界重新評價其文學史地位心存惶恐。沈從文這種在盛譽面前所展現出的清醒認知與審慎態度，既彰顯出其謙遜內斂的品格特質，更從側面凸顯出特定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在復雜境遇中所持有的獨特心境與生存策略。

綜上，這封沈從文致施蟄存的書信，為我們提供了兩位文學大師在晚年時期交往的珍貴史料。通過對這封散佚書信的分析解讀，得以一窺沈從文在1980年前后的生活、工作與思想狀態的的真實面貌。深入挖掘這封書信所蘊含的深層內涵，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沈從文的個體生命軌跡，還可以還原當時特定的歷史情境和文化語境，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20世紀文學和文化視野中的沈從文書信研究”（項目批準號：16CZWJ0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叢新強、韓金男：《1980年沈從文致施蟄存的兩封佚信考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6期。

2.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頁。

3.汪成法：《十八年間兩面緣——沈從文與施蟄存最后兩次會見時間考辨》，《一聲短嘆》，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頁。

4.在《1980年沈從文致施蟄存的兩封佚信考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6期）一文中，錄入為“黃茶”，有誤，應為“苦茶”。

5.沈從文：《19800716致程應镠》，《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頁。

6.施蟄存：《滇云浦雨話從文》，《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4期。

7.宮立：《樓適夷書劄釋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8.沈從文：《沈從文年表簡編》，《沈從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頁。

9.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頁。

10.吳正鋒：《學術賡續與文化傳承——凌宇先生訪談錄》，《南方文壇》2018年第5期。

11.吳正鋒：《學術賡續與文化傳承——凌宇先生訪談錄》，《南方文壇》2018年第5期。

12.沈從文：《后記》，《沈從文散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頁。

13.沈從文：《題記》，《沈從文散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14.沈從文：《19790914復趙家璧》，《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88頁。

15.沈從文：《19800126復程應镠》，《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頁。

16.沈從文：《198002中旬復施蟄存》，《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17.沈從文：《19800228（1）致巴金》，《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頁。

18.沈從文：《19800329致鐘開萊》，《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頁。

19.沈從文：《19800406（1）復王渝》，《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頁。

20.丁玲：《也頻與革命》，《詩刊》1980年第3期。

21.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頁。

22.沈從文：《198003月末致施蟄存》，《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頁。

23.沈從文：《19800401（2）復趙瑞蕻》，《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

24.沈從文：《19800406（2）復凌宇》，《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頁。

25.沈從文：《19800407致徐盈》，《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頁。

26.沈從文：《19800716致程應镠》，《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頁。

27.沈從文：《記丁玲女士”跋》，《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頁。

28.沈從文：《記丁玲女士”跋》，《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頁。

29.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頁。

30.沈從文：《198007復邵燕祥》，《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頁。

31.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頁。

32.叢新強、韓金男：《1980年沈從文致施蟄存的兩封佚信考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6期。

33.沈從文：《19790919復荒蕪》，《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頁。

34.沈從文：《198002中旬復施蟄存》，《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頁。

35.沈從文：《19800313復馬逢華》，《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頁。

36.沈從文：《19800406復凌宇》，《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