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20世紀新文化史上，北平（今北京）圖書館館長、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字守和）與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等職的胡適是兩位繞不開的人物。袁同禮在圖書館學、古籍整理出版等領域銳意進取，成就卓著。胡適更是新文化運動先鋒之一。1916年夏，與傅斯年、沈雁冰同窗的袁同禮從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部（文科）英文甲班畢業，時年21歲。1917年，胡適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隨即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年僅26歲。兩位年輕人很快就有了交集，并且從此在風云激蕩的歲月里攜手并進，留下諸多學林佳話。

一、北平圖書館精誠合作的同事情誼

袁同禮畢業后，受聘為清華學校“英文兼圖書助理”，不久又負責該校圖書室事務。他接待過前來參觀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1919年3月，清華學校籌備成立“白話文學研究會”之際，胡適函復袁同禮，表示自己獲悉這一消息后“非常高興”，“那時我若有工夫，一定來加入討論”。4月26日，胡適又應邀在清華學校發表名為《白話文學何以必須研究》的講演，同時擔任該校國語演說比賽裁判員之一。

受20世紀初留學潮的影響，1920年，袁同禮以本科四年級學生身份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插班學習，由此成為胡適的校友。當年9月11日，他向胡適報告了行程：“今日安抵檀香山，毫無暈船之苦，堪慰遠念。”回國后，袁同禮先后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北京圖書館圖書部主任等職，1929年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下簡稱“中基會”）之聘，擔任北平圖書館副館長（后接替蔡元培出任館長）。

由于胡適長期擔任中基會董事、秘書，他與袁同禮的交往再度密切起來。他們共事于多家機構，同為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北平文化整理委員會委員等。1930年6月7日，北平圖書館協會在故宮博物院舉行本年第三次常會，胡適發表演講稱：“北平近數年來，圖書館事業大有進步，實皆賴諸君提倡之功，與袁守和君之努力。”胡適數次當選為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在《四庫全書》等古籍影印、申請中基會資助方面，他與袁同禮都有默契。

因為有梅貽琦、傅斯年、趙元任等諸多共同的師友，“朋友圈”重疊度高，袁同禮和胡適經常一起出席活動。1933年3月21日，中國營造學社舉行北宋建筑學家李誡逝世823周年紀念會，梁思成、林徽因、袁同禮、胡適、梅貽琦等人參加。1934年2月，袁同禮赴歐美考察。行前，胡適在家中“為袁守和餞行”。1935年5月18日，傅斯年、陳寅恪與北平史學界同仁在歐美同學會設宴歡迎來華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胡適、袁同禮以及陳垣、顧頡剛、羅庸等40人參加。袁同禮得以與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結識，正是源于胡適等人的介紹。抗戰勝利后，袁同禮、胡適、梁思成等人聯名上書國民政府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懇請保護瀛臺、春藕齋、天安門等故都文物建筑，避免被軍政機關占用而遭損毀。胡適、袁同禮、梅貽琦等人還受教育部委派，在北平組建圖書處理委員會，負責沒收和分配日偽各機關、漢奸的藏書，同時搜尋、發還此前被日偽掠走的公私藏書。

二、“善本運美”協力保存中華經典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平津學術團體對日聯合會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推選胡適、袁同禮等人擔任宣傳事務的起稿人員。國難當頭之際，胡適、袁同禮等均以國家利益為重，立場鮮明。日軍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之際，胡適、袁同禮、蔣夢麟、梅貽琦、張奚若等教育界人士聯名發出《北平教育界通電》，對“華北自治”陰謀和故意混淆視聽的虛假報道予以駁斥。

1949年，袁同禮在美國

1933年1月12日，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召開第八次會議。胡適（本次會議主席）、袁同禮、陳垣、傅斯年、劉半農、任鴻雋出席。他們討論的議案之一便是“善本古籍妥善存放”事宜，即“因時局關系，善本書中之罕傳本、唐人寫經、方志稀見本、四庫罕傳本、內閣大庫輿圖應暫寄存于安全地點，并商定裝箱、存放手續各要點”。胡適、任鴻雋、袁同禮被推為存放負責人。這為北平圖書館后續善本南遷行動作了鋪墊。教育部隨后密電蔡元培、袁同禮，指示將善本圖書運往南方寄存，“以防不虞為要”。到1935年11月，善本南遷工程正式啟動，共裝586箱。這些善本隨即被運往上海、南京，分存于中國科學社、上海商業儲備銀行等處。

1941年7月15日，袁同禮致函已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的胡適，商量善本運美事宜，特別談及報載汪偽國民政府有收回上海租界的計劃，即使未必能實現，但北平圖書館的古籍善本繼續寄存滬上，“終覺不妥”；“同禮以責任關系，對此異常焦灼”；“美方如能商洽，尚希鼎力贊助，繼續進行，不勝感禱”。同年9月12日，身在香港的袁同禮，又告知胡適前段時間在上海與海關、美國領事館、上海駁運公司方面接洽古籍轉運進展，甚至考慮通過美方軍艦代運事宜：“日前乘荷輪返港，曾攜來四箱，途經廈門，檢查員開箱檢查，幸對于書之內容不甚了然，安然渡過，然已飽受虛驚矣。”

胡適

北平圖書館館藏善本南遷和轉運美國過程中，在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任職的錢存訓通過海關負責檢查的友人協助，以代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購常規圖書托運的名目，將其余善本巧妙過檢，順利出關，作出了重大貢獻。后經由胡適出面接洽，北平圖書館運美的102箱古籍（包括后來補運的2箱）均移交至國會圖書館統一保存。最后一批善本于1941年12月5日被運出，隨即珍珠港事變爆發，日軍進駐上海租界，這批國寶有幸逃過了侵略者的掠奪。經胡適、袁同禮等人促成，這批運美善本連同所攝原始膠片一套，后被運回我國臺灣地區保存。

三、致力于圖書館學發展

1946年7月，胡適回國并以校長身份主持北京大學校務。翌年，北京大學宣布增設圖書館學、博物館學兩項職業專門科目，其中圖書館學請袁同禮設計，并聘請王重民回國任教。袁同禮承擔“圖書館學概論”課程，王重民則開了“中國目錄學”“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圖書參考”課程。胡適、袁同禮都有豐富的高等教育執教和管理經驗。

1949年，袁同禮、胡適分別移居美國。1950年至1952年間，胡適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胡適赴任時，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當時藏有中國古籍10萬余冊，其中有南宋刻本700多種，舊刻佛經數千冊，清武英殿珍本2000多冊，乾隆帝多達4萬多首的詩集，以及胡適看重的趙一清所撰《水經注釋》手抄本等古籍。據散木《胡適在葛斯德東方圖書館》一文記錄，在童世綱（后來接替胡適擔任館長）等人協助下，胡適“流著油汗與館員們清理了全部藏書，并細心研究，寫了許多考證文章”，他把《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私藏的全部偽滿本《清實錄》贈送給了該館。袁同禮主持北平圖書館館務長達20年，到美國后，在國會圖書館擔任中文文獻顧問、編目員10余年。胡適、袁同禮相似的人生起伏以及投身圖書館事業的共同經歷，或許更能讓他們生出一種同在天涯的惺惜之情。

對于袁同禮喜愛和擅長的書目編纂工作，胡適同樣提供了諸多幫扶。20世紀50年代初，袁同禮在美的經濟狀況頗為困窘。1950年2月5日，袁同禮致函胡適，表示“前向羅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會——引者注）申請補助，候兩月之久仍未通過”，“茲奉上簡單編輯計劃三份，未識中基會對于困在美國之學者能否賜予補助（如有三千五百元即可敷用）”，“如承贊助，尤為心感”；“尊處如有《人民日報》，并盼賜寄一閱，至盼”。袁同禮此時擬在法國漢學家亨利·考狄所編《西方漢學書目》基礎上，完成該書目的續編工作，為此尋求編纂經費資助。1951年6月，他又致函胡適告知近況：“一月以來，因患眼疾，未能讀書、寫信，近日已無危險，但下月應付之醫藥費不貲，未識中基會方面對于申請補助一案能否早予決定，執委會會議能否開成，頗以為念。”好在當月中基會執委會在紐約順利開會，并同意資助袁同禮3600美金，可謂雪中送炭。經胡適等人協助，中基會后來多次資助袁同禮編纂《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等書目。

四、文獻互通助力《水經注》版本校注等學術科研

在書刊贈閱、文獻查閱等方面，袁同禮和胡適交集更多，他們以書為媒，互動頻繁。袁同禮請人代購過胡適的講義，曾寄贈對方《疑年錄匯編》《漢志講疏》《漢書藝文志講疏》《射陽先生存稿》等古籍。袁同禮還提議可以幫胡適轉贈其父胡傳的日記到胡佛圖書館、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圖書館等機構。胡適則向袁同禮商借過《留美學生季報》，并將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贈送對方。

胡適長期關注《水經注》，完成了系列文稿，包括《趙氏〈水經注釋〉初刻本與〈四庫〉本異同考》《跋章壽康刻本趙一清〈水經注釋〉（葛思德藏書庫藏本）》《孫潛校〈水經注〉本的跋語》等。晚年胡適在寫給長子胡祖望、兒媳曾淑昭的家信中感慨：“我許了幾個大愿，現在應該完了。一個是《中國思想史》；一個是《中國文學史》（最初名《國語文學史》，1928年修改成《白話文學史》，寫到中唐為止了）；一個是我在1943年開始的《水經注》疑案的重審。現在把第二個愿擱起，先把第一、第三兩個愿還清。”在祝賀好友趙元任60歲生日時，胡適又表示：“人老了，許的‘愿’總得還還。現正趕完《水經注》的‘愿’。思想史的‘愿’怕要整一年才還得了。”

國立北平圖書館舊影

對于清代學人趙一清所撰《水經注釋》一書，胡適尤為留意。胡適依據趙一清手寫的《小山堂鈔本》以及厲鶚的《菽乳詩》照片，與天津本全祖望五校的《水經注》底本進行互校，并請袁同禮等人復審。1955年10月16日，胡適又請袁同禮幫忙查看國會圖書館是否藏有《振綺堂書錄》（清朱文藻撰），“如有書錄，乞代檢其中對于趙一清的《水經注釋》三部寫本的記錄，倘蒙抄示，無任感謝！”袁同禮及時著手推進，結果發現國會圖書館并無《振綺堂書錄》，但他從《萬卷精華樓藏書記》（晚清耿文光撰）等古籍中發現兩則趙書提要信息，隨即轉告了胡適。袁同禮還受胡適委托，從《淮安府志》《揚州府志》等清代方志中查閱過有關趙一清之子趙載元的文獻信息。1958年8月，胡適收到了趙元任從大陸購買的《水經注疏》（楊守敬、熊會貞著），想就此作一書評，再度請袁同禮幫忙在國會圖書館影印《中國學報》所刊《補疏水經注疏遺言》一文，以及照印楊守敬、熊會貞傳記資料。

袁同禮對《水經注》相關文獻，一有所見，便與胡適互通有無。1960年9月17日，胡適致函袁同禮，稱代為影照的書目中沒有自己所藏的《水經注》，但有的版本（如傅增湘所藏“殘宋本”）自己曾核校過。“我的三柜《水經注》可能仍在北大圖書館，或仍在有三（即王重民——引者注）家”。對此，袁同禮告知胡適：“尊藏《水經注》多種，既未列入館目，想仍在有三處，前向渠索取《水經注展覽目錄》，迄未寄到。近又托吳世昌君以牛津名義代索一份，不識能如愿否？”《紅樓夢》研究專家吳世昌當時在牛津大學等高校任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對袁同禮所托之事積極辦理。

20世紀50年代，胡適和袁同禮雖然主要身居美國，對祖國的時局和文化動態始終保持著密切關注。胡適曾致函袁同禮，告知他讀了光明日報社當年編印的《思想改造文選》（第四集）寫道：“中有金岳霖一文（即《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引者注），說他經過了兩年多的‘學習’，已認識辯證唯物論‘硬是真理’！”袁同禮則函復胡適，將寄上由鄭天挺、孫鉞等編輯的《明末農民起義史料》以及孫楷第所著《傀儡戲考原》二書。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根據《永樂大典》影印的《水經注》出版后，袁同禮同樣安排給胡適寄了新書。胡適非常感念：“我想留三十元在尊處，請代為訪求大陸上出的刊物，為此等書，不愿老兄自己花錢，此意想能蒙鑒原。”

五、相知相惜的師友之道

袁同禮與胡適堪稱亦師亦友的同道中人。胡適雖然只比袁同禮大五歲，但袁同禮給胡適寫信，抬頭多用“適之先生尊鑒”“先生道席”，落款常署“后學”“弟”。胡適給袁同禮的信函抬頭常稱“吾兄”。這雖是禮節性往來的慣例，也可見兩人相互敬重。

1930年10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同人合影

1957年2月，胡適因胃潰瘍入住紐約醫院，前后住院長達20多天。袁同禮對此頗為關切。其間，擔任過中基會會計的葉良才向袁同禮詳細報告了胡適住院時的病情。袁同禮隨后給二人共同的好友趙元任寫信：“適之先生近到大西洋城休息，恢復的（得）很快，凡魚類、雞蛋等均能吃了，想不久可返紐約。內人去年亦患此病，幸未開刀，經過一年之調養始行復元，所以多日亦未能通訊，在此得病實不得了。”趙元任復函稱：“適之想已回紐約，我上一次到紐開會，在他家里見了一面，那還是在他到大西洋城以前，看他精神氣色倒還不錯。”待胡適病情穩定后，袁同禮請他“得暇時，至盼寫一小中堂或橫批，以便懸掛并志景仰，有便人來時托其攜下為感”。1960年5月30日，袁同禮致函胡適，告知編纂《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進展并寫道：“上月聞貴體不適，入院檢查，至為企念。在紐拜謁尊夫人，欣悉出院后曾有電來，漸次痊可，并悉大駕將與子水兄等于夏間來美，歡慰無似，惟望特別保重，多加休息，講演等事最好謝絕為宜。同禮近來亦感精力不如以前……”

1961年2月底，胡適（時任臺灣“中研院”院長）因突發心臟病入住臺灣大學醫院休養56天才出院。7月，葉良才告知袁同禮，胡適病已漸好，計劃8月底赴美參加中基會年會。1962年2月24日，胡適因突發心臟病在臺北逝世，享年71歲。得知此噩耗后，袁同禮攜夫人袁慧熙向胡適遺孀江冬秀發了唁電：“驚聞敬愛的胡先生逝世，我們深感悲慟；謹向您表達我們的哀悼與最深切的慰問。”1962年3月5日，袁同禮致函考古學家李濟時，談道：“原本正計劃在美歡迎胡適訪美，不意突然作古，實為國家無法衡量的損失，悲從中來，不能自已。曾函請勞貞一（即勞榦——引者注）兄代擬挽聯，于公祭前送到。”

胡適去世后，袁同禮在華盛頓、紐約分別出席了追悼胡適的大會和活動。臺灣“中研院”函聘袁同禮擔任胡適遺著整理委員會顧問。袁同禮與人合編了《胡適西文著作目錄》。此外，袁同禮聯系熟識的師友為建造胡適紀念碑亭捐款。為了募集“胡適講座基金”，他又擔任美國東部經募主持人。曾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及生物系主任、后來在威斯康星大學工作的汪敬熙，就曾向袁同禮捐款50美元，以為紀念，并表示“不夠再捐”。天普大學生物學系教授牛滿江“隨信寄來支票伍十元，作為胡先生講座及紀念亭事，微微小款，稍表心意”。

擔任過駐美大使等職的胡適，曾婉拒過外交部部長的提名，并向袁同禮表達心聲：“并不是不愿吃苦，實在是因為我自省絕無此能力，不可禍國。”他同袁同禮一樣，更熱心文化、教育事業，而非個人仕途的升遷。如今，袁同禮與胡適都已歸道山60多年了。兩人同仇敵愾、文化抗戰的情懷，以及亦師亦友、相知相惜的風范，長留天地間。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紅色文獻在西南聯大學人中的傳播及影響研究（1937—1946）”（編號：23XXW00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