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梁莊三部曲”（《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和《梁莊十年》）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將寫作對象投向那些因為情緒問題而失學、休學，甚至在退學邊緣掙扎的孩子，完成了這本《要有光》。

為了深入了解這些孩子的困境，梁鴻三年間走訪了超大城市、中等濱海城市、縣城、農村，走進了家庭、學校、社會教育機構和精神醫療機構，去了解孩子們的生活處境與內心。

她在書中寫道：“這些不被看見的孩子被‘困’在家里，無法出門，無法走進學校。我想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看他們如何思考自己，如何看待父母、學校、社會。”

不能忽視的現代課題

在中國社會的傳統認知里，父母的愛總是無私的，每逢出現代際沖突，“孩子不懂事、不感恩”會成為許多人的固定結論。

但實際上，不少中國父母對“愛”的理解是淺層化的，或者說是“物質化”的。在批評孩子時，他們動輒會搬出那句“我辛辛苦苦工作，給你吃給你穿，你卻如何如何”，這恰恰暴露了“物質化”的思維模式，往往對孩子造成巨大困擾。

書中一位采訪對象雅雅就表示：“父母都是‘70后’，是從經濟落后的時代過來的，能解決生存問題就非常有成就感了。他們的成長一直是這樣，整個時代的需求都注重在物質方面。但是，我們這一代物質生活比較豐富，我們渴望獲得價值，希望自己做些事情，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

《要有光》中還寫道：“父母這一代能掙來錢，能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就非常滿足了。但是，青少年和他們想的完全不一樣，父母要求的是功成名就，孩子想的是‘我為什么活著’‘怎樣活著更有意義’。并且，當孩子這樣想的時候，家長往往會嗤之以鼻，會批評孩子幼稚，完全否定孩子的思想。”

所以，學習壓力并不是青少年心理問題的根源，而是存在的危機與意義的缺乏制造了這樣的局面。在這一點上，教育資源豐沛的北京海淀區和小縣城是一樣的。

書中描述的幾位海淀家長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沈春。她說，在兒子萬小健出生之后，自己就像被什么力量裹挾進去，直到兒子高考成績出來的那一刻，她才像突然被重錘擊中，看到了其中的荒謬之處。

沈春發現自己仿佛一直陷在一個巨大的“騙局”中，出現在她生活中的學校、老師、家長、朋友、視頻、宣傳語構造出一個有魔力的空間，讓她以及無數家長深陷其中。

其實，這個困局并不難被發現，但中國社會長久以來對“適應社會”的過分強調，使得“從眾”成為主流選擇。正如沈春所說：“不知道怎么就編織出一套東西來，邏輯很嚴密，如果你不沿著這個軌道走，你就是失敗了。”

沈春的孩子其實相當優秀，活潑、幽默，作為班長始終熱心服務同學，幾乎全票當選優秀畢業生，只是成績不夠出色——這個“不夠出色”，指的是能夠考上北京最出色的高中之一的實驗班，但不足以像其他同學那樣考上北大、清華。

但可貴的是，沈春的孩子始終有未被過度的應試教育污染的一面，他的作文經常扣分不少，因為孩子想更多地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而不是恪守常規。可是，盡管孩子的文字有靈性、有思想、有邏輯，但在考試中，分數顯然并不理想。

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有基本正常認知的家長，沈春往往會陷入分裂：一方面知道孩子才是對的，一方面又希望孩子能夠符合考試的“規范”。沈春就反省道：“我們這些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明知道我們的孩子很優秀，但是依然要求我們的孩子那樣做去得高分。”

當然，海淀區的孩子會有更多選擇空間。沈春的孩子沒有考上清華、北大，但仍然可以出國留學。國際學校的老師認為沈春兒子的情況非常好，但真正有問題的是沈春，全身傳遞出的信息就是焦慮。

許多中國家長就是這樣，以愛之名，做很多錯誤的事情。

這其實反映出家庭內部交流的無能和匱乏。“有許多父母不知道怎么與孩子對話，一張嘴就是連諷刺帶挖苦，并為此找很多理由。但這些都是借口，耐心的缺失實際投射出一種父母自視為‘權力者’的潛意識，父母其實是以‘上位者’的姿態與孩子相處。”

同時，巨大的代際差異也會帶來認知的差異。“父母的成長環境告訴他們，軟弱和脆弱是不被允許的，扛過去就行了。他們本身就不能面對自己的軟弱和脆弱，一旦碰上孩子產生這樣的情緒，就開始‘無能狂怒’，卻忽視了孩子成長階段必經的痛苦。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現代課題，涉及我們對人之為人議題基礎性的理解，改善它還需要父母誠實地面對自己。”

一個經驗失效的時代

梁鴻通過調查發現，有些孩子是從小條件優越、個人表現也極其優秀的天之驕子，有些是小鎮做題家的下一代，有些是從小缺乏關愛的留守兒童，但他們無一例外“生病”了，他們的父母也無一例外地很晚才發現孩子病了。

最糟糕的是，時至今日，中國社會還有大量家長認為心理病不是真正的生病，而是孩子“嬌氣”“矯情”“沒事找事”。在網絡上針對孩子心理疾病的話題和報道中，評論區充斥著“打一頓就好了”“就得讓娃去地里干幾天活”等簡單粗暴的言論，梁鴻因此慨嘆：“有時，我們真的太無知、太狂妄了。”

在梁鴻看來，太多的家長依然習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經驗去教育孩子。但時代變化了，這是一個經驗失效的時代。

在這種情況下，尊重常識、事實和科學就變得異常重要。《要有光》中作者探訪了一位名叫張殊的醫生，她發現雖然每個學校都配備了心理老師，但真正能完成心理咨詢的不多，多半只是掛名和接受過幾次培訓，無法真正幫助學生。

但偏偏青春期本就是精神疾病的爆發期，人在這個時候開始自我覺知、覺醒，有個人意識，要求獨立、尊重，追求活著的意義，存在各種內心沖突。所以張殊發現，在中國現行教育機制下，“那些自我發展比較好、自我意識比較強的孩子，發病率往往比較高，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自己要做個什么樣的人、追求什么樣的生活，當現實與之沖突就會感覺非常痛苦”。

張殊在治療中發現，父母的外在要求和孩子的內在要求是斷裂的，彼此連接不上，這導致孩子非常不穩定，情緒要爆發，父母卻覺得他們在無理取鬧，甚至很多父母對此根本沒有任何感知，這是最常見的局面。

許多家長都是從學歷紅利時代走來的，他們往往容易忽視畢業也可能失業的現實。張殊認為：“比學歷更重要的是內在自我的建立。支撐你走完漫長一生的不只是你的知識，還有你的內在自我是不是足夠穩定。但是，從幼兒園開始就被推著拽著一刻都不得閑的中國孩子，很難有自我意識和內驅力。家長總是會拿社會上的成功案例來確定自己所做的事情，并由此要求孩子，他們首先考慮的從來不是孩子的身心健康。”

也就是說，孩子內驅力的失去，是因為父母的內驅力太大，孩子會覺得自己的學習只是為了父母，各種安排（上學、補習等）都沒有自主性，無法感受到“我”的存在，完全被物化。梁鴻認為，中老年人應該重新看待自己的孩子，動輒以“過來人”自居，往往是將已經失效的經驗套用在孩子身上，造成矛盾甚至悲劇。每個人都應該學會用開放的思維去重新看待世界、重新理解子女。

“忙”并非理由

在寫作《要有光》的過程中，梁鴻也意識到父親這個角色在家庭中的缺位。她見到許多在痛苦中無法解脫的孩子，為了孩子焦頭爛額甚至歇斯底里的母親，卻很少感受到父親的存在。甚至在一些案例中，孩子已經瀕臨絕境，父親卻仍然逃避責任，或者武斷粗暴地無視孩子發聲的權利，無視孩子的求救，反而繼續進行傷害。

這當然有傳統的客觀因素，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思維模式里，男性被默認承擔了更多家庭經濟壓力，也習慣從家庭中抽身出來。但事業與孩子并非對立，父親可以有很多種方式不缺位，“忙”并非理由。更何況，在采訪案例乃至整個社會中，母親往往既要在職場拼殺，又要承擔家庭責任，身心俱疲，在“自我犧牲”心態中不敢有任何懈怠，這種“一個人的戰爭”不僅造成了自身的壓力，也讓孩子不堪重負。

事實上，在大多數案例中，孩子對父親的缺位都十分敏感，呼喚著自己忙于工作、忙于應酬甚至僅僅是忙于玩樂的父親。

梁鴻認為：“那些類似于‘我為了你怎么樣’的話，是很多母親無意識地脫口而出。因為伴侶在孩子這個問題上的缺席，她們確實沒有多少選擇的空間，只能把全部精力給到孩子，也很難讓自己有所成長。可只有當一個母親跳出‘一切為了你’的桎梏，不再以孩子為人生唯一的意義，她才能以更平和、充盈的狀態陪伴孩子成長。”

同時，父親也應該正視自身的問題。畢竟，在梁鴻的觀察中，真正因為自愿性的情緒障礙或心理疾病而休學的孩子只占極少數，大多數孩子的創傷都源于家庭，包括持續的暴力、壓力和漠不關心。

《要有光》刺破了育兒困局，以期待青少年更好地成長。